派尔第一次见到凤儿，也是在大陆酒店，也许是他来到西贡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那天傍晚，太阳刚刚落下，空气中带来一丝凉意，小街上的货摊已经点起了蜡烛。
骰子在台面上刷拉拉地响着，法国人正在那儿赌“四一二——”，穿白绸裤子的姑娘们骑着自行车驶过卡蒂纳街，转回家去。凤儿饮着一杯橙汁，我正喝着啤酒，我们默不作声、心满意足地坐在一块儿。这时候，派尔试探地走过来，我替他和凤儿介绍了一下。他总是呆呆地瞪大眼睛看着一个姑娘，就像一辈子没见过一个那样，接着就脸红起来。“我在想着，不知道你和你的女朋友是否乐意过去坐在我那一桌上，”派尔说，“我们的一位专员……”
派尔是说那个经济专员。他从上边的露台上跟我们打招呼，一脸满怀信心、热忱欢迎的笑容，像一个因为除臭剂用得得当而使朋友没有避开他的人那样。我多次听见人家叫他“乔”，可是我还始终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拉椅子，叫侍者，闹个不停，尽管这一切举动在大陆酒店顶多只会引得侍者来问你是要啤酒，白兰地加苏打，还是要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福勒，”他说。“我们正在等那些家伙从河内回来。这场战斗似乎相当大。你没跟他们一块儿去吗？”
“我对于飞四小时去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已经厌烦啦，”我说。
他不以为然地望望我，说道，“这些家伙倒的确很热切。其实，他们不必去冒什么险，做生意或是干广播，大概能够多赚一倍的钱。”
“他们也许不得不做点儿事，”我说。
“他们很像战马，似乎闻到了战斗的气味，”他扬扬得意地说下去，根本不在意他不喜欢听的话。“拿比尔·格兰杰来说吧——你就没法劝阻他，不去参加一场打斗。”
“我想你说的不错。有天晚上，我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间里，就看见他要跟人打架。”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是说打架。”
两辆三轮车从卡蒂纳街那头飞驰而来，在大陆酒店门口一下停住。第一辆车上坐着格兰杰。另一辆车上放着一小堆灰色的、无声无嗅的东西，格兰杰这会儿正动手把它拖到人行道上。“喂，来吧，米克，”他说，“来吧。”接着他开始跟车夫争论起车钱来。“全都在这儿，”他说，“要不要随你。”说完，他把五倍于该付数目的车钱扔到街上，让那个人弯腰去拾。
经济专员神情不安地说，“这些小伙子敢情是该稍许放松一下。”
格兰杰把他拖的东西扔在一张椅子上。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了凤儿。“哟，”他说，“你这老浑蛋，乔。你在哪儿找到她的？我倒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咧。对不住，我得上厕所去。请你们照料一下米克吧。”
“粗鲁的大兵态度，”我说。
派尔脸又红起来，很诚恳地说道，“早知道……我就不会邀请你们两位过来了。”
那一堆灰色的东西在椅子上动了起来，脑袋扑到了桌子上，仿佛脱落下来似的。
它叹息了一声，困倦已极，像吹哨子那样，是一声无限冗长的叹息，接着就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
“你认识他吗？”我问派尔。
“不认识。他是不是一个记者呢？”
“我听见比尔叫他米克，”经济专员说。
“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合众社记者？”
“那不是他。那人我认识。不会是你们经济代表团的人吧？你们有好几百人——你不会全都认识。”
“我不认为他是我们的人，”经济专员说。“我想不起有他这么个人。”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他的身份证，”派尔这么提议。
“看在上帝份上，别弄醒他。一个醉鬼已经够受了。格兰杰好歹会知道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他闷闷不乐地从厕所里走回来。“这姑娘是谁？”他愁眉不展地问。
“凤小姐是福勒的朋友，”派尔生硬地说，“我们想知道他是谁……”
“他在哪儿找到她的？你在这个城市里，可得小心啊。”他闷闷不乐地补上一句，“谢谢上帝，好在有盘尼西林。”
“比尔，”经济专员说，“我们想知道米克是谁。”
“我怎么知道！”
“是你带他上这儿来的。”
“法国佬经受不住苏格兰威士忌。他醉倒了。”
“他是法国人吗？我听见你先前管他叫米克。”
“总得管他叫个什么，”格兰杰说。他倚身过来对着凤儿，说道，“喂。你，再来一杯橙汁怎么样？今儿晚上有约会吗？”
我说，“她天天晚上有约会。”
经济专员连忙插嘴道，“战况怎么样，比尔？”
“河内西北大捷。法军夺回了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他们从没有告诉我们丢失过。越盟伤亡惨重。法军自己的伤亡还没法清点，不过，一两周内就会告诉我们。”
经济专员说，“有谣言说越盟已经攻入了发艳，放火烧了大教堂，赶走了主教。”
“在河内，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这不是一场胜利。”
“我们的一支医疗队到了南定就无法再往前去了，”派尔说。
“你没有跑到那么远吧，比尔？”经济专员问格兰杰。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记者，有一张通行证，走入禁区就得拿给人家看。我飞到河内机场。他们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记者营去。他们安排了一次飞行，飞过他们刚收复的两个镇市，指给我们看三色旗正在下面飘扬。飞得那么高，说那是随便什么鬼旗子全都可以。然后，我们就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由一位上校出来向我们解释我们刚瞧见的情景。接着，我们就跟新闻检查官一块儿去发电讯。随后，我们就去喝酒。全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间侍者。临了，我们就乘飞机回来啦。”
派尔对着他的啤酒皱起了眉头。
“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比尔，”经济专员说。“哟，那篇关于第六十六号公路的报道——你的题目是什么来着？《通向地狱之路》——那是有资格得普利策奖金的。你知道我是指哪一篇报道——一个人脑袋炸掉了还跪在沟里，还有另一个你看见的像在梦游的人……”
“你以为我当真走近那条臭气熏天的公路了吗？斯蒂芬·克莱恩没有见过战争也可以描写战争。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好歹，这不过是一场倒媚的殖民地战争。再给我来一杯酒。然后咱们就去找一个姑娘。你已经找到一个烟花女啦。我也要去找一个。”
我对派尔说道，“关于发艳的谣言，你认为可靠吗？”
“我不知道。那地方很重要吗？我倒想去看看，”他说，“假如很重要的话。”
“你是说对经济代表团很重要吗？”
“哦，哦，”他说，“你不能划分得很清楚。医药也是一种武器，是吗？那些天主教徒，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吗？”
“他们跟共产党人做生意。主教养的母牛，他修房子用的竹子全都是从共产党手上弄来的。我可不愿意说他们正是约克·哈定所谓的第三势力，”我有意逗引他。
“散了吧，”格兰杰大声嚷着。“不能在这儿白白浪费掉一整个晚上。我要到五百美女妓院去啦。”
“你和风小姐乐意不乐意和我一块儿吃晚饭……”派尔说。
“你们可以去乡村酒家吃饭，”格兰杰打断他的话说，“让我去敲隔壁那些姑娘们的房门。走吧，乔。你终究是一个男子汉。”
我想，就在那时，我默想着一个男人究竟该是什么样子，这才第一次觉得有点儿喜欢派尔。他坐在那儿，身体微微转向一边，避开格兰杰，一面转动着手里的啤酒杯，脸上带着一种坚决、冷漠的神情。他向风儿说道，“我猜你对这家铺子已经厌烦了——我是说你对你的国家。”
“loinment？”
“你拿米克怎么办呢？”经济专员问。
“就让他待在这儿，”格兰杰说。
“你不可以这样。你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
“咱们可以带着他一块儿，让那些姑娘去照护他。”
经济专员代表大伙儿哈哈大笑。他看起来就像电视机上的一张脸孔。他说，“你们年轻人尽可以去随便玩，但是我老了，玩不动了。我来带他回家去。你说他是法国人吗？”
“他先前说法语。”
“只要你能把他弄进我的汽车……”
等他开车走了以后，派尔和格兰杰才坐上一辆三轮车，凤儿和我坐上另一辆，跟着他们一块儿上堤岸去。格兰杰本来想和凤儿坐一块儿，派尔把他拉开了。三轮车载着我们驶下那条郊区大路到中国城去。在路上，我们碰见了一长串法国装甲车驶过，每辆车子都把炮筒向前伸着，还有一名默不作声的军官在星星和漆黑、平静、穹隆的天空下像个傀儡似的一动也不动——也许又跟一支私家军队，平川派，起了冲突，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赌场都是平川派开设的。这是一个各自为王的国家，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可是美国人在这儿干什么呢？哥伦布在中世纪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我对风儿说道，“我喜欢派尔这家伙。”
“他很文静，”她说。她是第一个说他文静的人。这个形容词，像一个小学生的名字那样，就此保留下来。后来，维戈特戴着绿色遮光罩坐在那儿，告诉我派尔遇害的时候，我听见就连他也用了这个词儿。
我叫我们的三轮车在乡村酒家门外停下，对凤儿说道，“你进去先占一张桌子。我最好还是去照料一下派尔。”那是我的第一个直觉——保护他。我决没有想到事实上我更需要保护我自己。天真总是默默地要求保护，其实保护我们自己，以防吃天真的苦，那么我们就更聪明了：天真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哑巴麻风病人那样，他在世界上流浪，并没有意思想要害人。
等我走到五百美女妓院时，派尔跟格兰杰已经先进去了。我问门道里站岗的宪兵，“deuxamerlcalns？”
站岗的是一个年轻的外籍兵团下士。他正在擦左轮手枪，停下来用大拇指指一指门道里边，用德语说了一句玩笑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个宽敞的露天大院子里，这当儿是休息时间。上百名姑娘躺在草地上，或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跟同伴们聊天。方院子四周那些小房间的门帘全都挂了起来——有一个困倦的姑娘，两腿交叉独个儿躺在床上。堤岸发生了冲突，军队都留在兵营里，因此这儿的姑娘全都闲着没事干：肉体的星期日。只有那一小群正在扭打、摸索、吵闹的姑娘使我看到了老习惯、老样子还没有变。我想起了西贡人爱说的那篇老故事，说有位贵宾一来到这儿，就给困在脂粉阵中，等到他突围而出，安然无恙地跑到派出所时，他的裤子早已不知去向了。这儿对平民是不保险的。要是他想偷偷进入这片军事地区来猎艳，那么他就得自己照料自己，找路脱身出去。
我早已学会了一种技巧——先分化，再征服。我从围着自己的那群姑娘中挑选上一个，推着她慢慢朝派尔和格兰杰正在挣扎着、无法脱身的地点走去。
“jesulsunvleux.”我说。
“tronfatiguj”她吃吃的笑着，身子紧靠着我。
“monami，”我说，“11estiresrlche，iresvlgourellx.”
“tuessale.”她说。
这时，我瞥见格兰杰满脸通红，扬扬得意，仿佛这样才好显示一下他的男子气概似的。有个姑娘用胳膊挽着派尔，正想轻轻地把他从人丛中拉出去。我把我的姑娘推进那一堆人丛里，对他叫唤道，“派尔，上这边来。”
他从那丛姑娘头上望着我，说道，“真吓人，吓坏人啦。”也许是灯光造成的错觉，他的脸这时候显得有点儿憔悴。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还是一个处男。
“过来吧，派尔，”我说。“把她们全留给格兰杰去应付。”我看见他伸手要去摸裤子后面的口袋。我真的认为他打算把他口袋里的皮阿斯特和美钞全取出来分给她们。“别做傻瓜，派尔，”我急剧地喊着。“你会使她们打斗起来。”我先前选定的那姑娘转身回到我身边来，我又推了她一下，把她推到格兰杰身边的那群女人中去。“non，non.”我说，“jesu lsunang lals，pauvre，irespauvre.”然后，我就抓住派尔的衣袖，把他拖了出来，他的另一只胳膊上吊着一个姑娘，像钓上了一条鱼那样。我们向下士站岗的门道里走去，路上又有两、三个姑娘想拦截住我们，不过她们是半心半意的。
“挽着我的这一个我怎么办呢？”派尔说。
“她不会有大麻烦，”我话刚说完，她就放开了他的胳膊，转头钻进格兰杰身边推操扭打的那群姑娘中去了。
“他不会有问题吗？”派尔焦急地问。
“他如愿以偿啦——他不是要找个烟花女吗？”
大门外，夜晚似乎很安静，只有另二队装甲车像抱有某种意图的人那样驶了过去。他说，“真吓人。我本来真不会相信……”他伤感而畏惧地说。“她们都长得那么美。”这时候，他并不在羡慕格兰杰，他是在埋怨美好的东西——俏丽和风姿当然也是美好的形式——竟然会受到摧残或是虐待。当痛苦就在派尔眼前时，他也看得见痛苦。（我写这句话并不是讥笑他。说到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即便面对着痛苦，也看不见。）
我说，“咱们回到乡村酒家去吧。凤儿在那儿等着。”
“很对不住，”他说。“我完全忘了。你不该撇下她一个人待在那儿。”
“她并没有危险。”
“我只是想着，帮格兰杰安全地……”他说到这儿又深思起来，但是等我们进了乡村酒家，他才含糊而忧伤地说道，“我早忘了有多少男人……”
凤儿已经在舞池边替我们占了一张桌子，乐队正演奏着五年前巴黎很流行的一支曲子。两对越南人正在跳舞。他们身材瘦小、服装整洁、超脱大方，那种文明气派我们无法比得上（我认识他们中的一对，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会计师和他太太）。
你感到，他们从来不随便穿衣服，从来不乱说话，也从来不任性放纵。如果这场战争看来像是中世纪的，那么他们就像是代表十八世纪的未来。你会指望范文杜先生在公余之暇也许要写写旧体诗，我却碰巧知道他对华兹华斯的诗歌很有研究，自己也写些歌颂大自然的诗篇。他的假日都是到大功去度过的。那是他能欣赏到英国湖泊地区气氛的最近的地方。他跳到我们附近时，微微向我点点头，我心里想着，不知道格兰杰在路前面五十码外是如何光景。
派尔正在用拙劣的法语向凤儿道歉，说让她久等了。“cestlmpardnable，”他说。
“你们上哪儿去了？”她问他。
他说，“我送格兰杰回家去啦。”
“回家？”我跟着说了一句，哈哈大笑起来。派尔望着我，仿佛我成了另一个格兰杰似的。突然，我看到自己像他看到我那样：一个中年男子，两眼有点儿充血，身体正在发胖，在爱情方面很不文雅，也许没有格兰杰那么爱吵爱闹，可是却比他更喜欢冷嘲热讽，也更世故老练。有一会儿，我看见凤儿又仿佛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在大世界里翩翩舞过我的桌边，身穿一套白色的舞衣，只有十八岁，由她姐姐在一旁看着。她那姐姐一心想要她好好跟一个欧洲人结婚。那会儿，一个美国人买了一张舞票，请凤儿跳一场舞：他有点儿喝醉了——不过还没有到胡作非为的地步。
我猜他是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以为大世界的舞女也是妓女。他们绕着舞池转了一圈，他把她搂得太紧，以致她忽然一下走开，回过去跟姐姐坐在一块儿。他给撇下在那儿，落在跳着舞的男男女女之间，不知所措，自己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或是为了什么。而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这个姑娘却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偶尔呷上一口橙汁，若无其事。
“pent-onavolrhonneur？”派尔正在用他那走了音的法语说。一会儿工夫后，我看见他们默默地在舞池那一边跳起舞来，派尔搂着她，让她离开自己身子很远，以致你料想他随时随刻都会跟她分开。他舞跳得很差，而她在大世界的那些日子里，是我见到过的舞跳得最优美的人儿。
我对凤儿的追求是长时期、多磨难的。假如我能提出跟凤儿结婚，定居下来，那么一切全都好办。她的姐姐看见我们在一块儿时，也会知趣地悄悄走开。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才能和她在美琪大饭店的阳台上单独会见一会儿，而她姐姐待在隔壁房间里，还不住催问我们打算多会儿回进屋里去。那时，一艘货船从法国开来，正在西贡河上闪亮的灯光下卸货，三轮车的铃声像电话那样响着。我当时对风儿说了一些年轻、冒失的傻话，随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卡蒂纳街住处，倒头就睡，做梦也没有想到四个月后她竟然会躺在我的身旁，呼吸有点儿急促，一面仿佛惊讶似的吃吃笑着，因为事情完全不像她料想的那样。
“福勒先生。”我一直在看着他们跳舞，没有看见凤儿的姐姐从另一张桌子旁跟我打招呼。这时候，她走过来了。我勉强请她坐下。自从那天晚上她在大世界生了病，我送凤儿回家去以来，我们就一直不很友好。
“我有整整一年没看见你啦，”她说。
“我常常出差到河内去。”
“你这位朋友是谁？”她问。
“这人叫派尔。”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美国经济代表团的成员。你知道经济代表团是个什么组织——把电动缝纫机分发给挨饿的缝衣女工。”
“有捱饿的缝衣女工吗？”
“我不知道。”
“不过她们不用缝纫机。她们住的地方，不会有电的。”她是个很死板的女人。
“那你得去问派尔，”我说。
“他结婚了吗？”
我望着舞池。“我得说这是他跟女人最接近的一次。”
“他舞跳得很糟糕，”她说。
“是的。”
“不过他看上去倒是个老成可靠的人。”
“是的。”
“我可以跟你们坐上一会儿吗？我那些朋友全都很呆板。”
音乐停了。派尔僵硬地向风儿一鞠躬，然后陪她回到桌旁来，拉出椅子让她坐下。我看得出，他的拘谨有礼很叫她欢喜。我想到，跟我待在一块儿，她失去了多少乐趣啊。
“这是凤儿的姐姐，”我对派尔说。“徐小姐。”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脸顿时红了起来。
“你是从纽约来的吗？”她问。
“不。从波士顿。”
“那也在美国吧？”
“哦，是的。是的。”
“你父亲是商人吗？”
“说真的，不是。他是位教授。”
“一个教书的？”她带着一丝失望的口气问。
“哦，他可以说是一位权威，你知道。人家都向他请教。”
“请他看病吗？他是位大夫吗？”
“不是大夫。他是工程学博士。他对于水下侵蚀学十分精通。你知道那是什么学问吗？”
“不知道。”
派尔想稍许幽默一下，于是这么说道：“哦，我还是让爹爹来告诉你吧。”
“他在这儿吗？”
“不在。”
“那么他这就要来吗？”
“不。这不过是说着玩的，”派尔抱歉地说。
“你还有一个妹妹吗？”我问徐小姐。
“没有。干吗？”
“听起来你好像是在盘问派尔先生，想给他做媒。”
“我只有一个妹妹，”徐小姐说，一面用手掌使劲儿拍了一下凤儿的膝部，就像一个会议主席用小木槌敲一下，要求大伙儿遵守会场秩序那样。
“她有一位标致的妹妹，”派尔说。
“她是全西贡最美的女人啦，”徐小姐说，仿佛在纠正派尔的话似的。
“这话我相信。”
我说，“是叫晚饭的时候了。就连全西贡最美的女人也得吃晚饭。”
“我不饿，”凤儿说。
“她很秀气，”徐小姐坚决地说下去。她的嗓音里有点儿威胁的口气。“她需要人照料爱护。她也值得人家爱护。她非常、非常死心眼儿。”
“我的朋友真幸运，”派尔一本正经地说。
“她很爱孩子，”徐小姐说。
我哈哈笑了，接下去才瞥见派尔的目光：他有点儿震惊而诧异地望着我，我突然想到，他对徐小姐说的那些话还真的很感兴趣。我一边点菜（虽然凤儿告诉我她不饿，我知道她还是吃得下一大块蛋黄沙司牛排，外加两个生鸡蛋等等），一边听着他一本正经地谈论孩子的问题。“我一向认为我会喜欢有许多孩子，”他说。
“一个大家庭是非常有趣的。它可以使婚姻稳定，对孩子们也好。我是独子。做独子，大为不利。”我以前可从没有听见他说过这么许多话。
“你父亲年纪多大啦？”徐小姐喜欢打听地问。
“六十九啦。”
“老年人就爱孙儿孙女。很可惜，我妹妹没有公公婆婆来心疼她的儿女。往后哪一天，”她恶意地看了我一眼，又补上这么一句。
“你也没有吗？”派尔说。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没有必要。
“我们的父亲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从前在顺化府做官。”
我说，“我给你们把饭都叫好了。”
“别给我叫，”徐小姐说。“我得回到我的朋友们那边去。我倒很乐意再见到派尔先生。这件事也许你可以安排。”
“等我从北方回来以后再说吧，”我说。
“你这就要到北方去吗？”
“我想这是我该去看看战事的时候了。”
“可是新闻记者全都回来啦，”派尔说。
“对我说来，这是最好的时候。我可以不必碰上格兰杰了。”
“那么，福勒先生走后，你一定要来跟我和我妹妹一块儿吃一顿饭。”她有脾气而又殷勤地加上一句，“好使她高兴。”
她走开后，派尔说道，“多么友好而有教养的一个女人。而且她的英语讲得这么好。”
“告诉他，我姐姐以前在新加坡做过生意，”凤儿很得意地说。
“真的吗？做什么生意？”
我替她翻译道，“进出口买卖。她还会速记。”
“但愿我们经济代表团里多些像她这样的人。”
“我来跟她说，”凤儿说。“她会很乐意替美国人做事的。”
吃完晚饭，他们又跳起舞来。我的舞跳得也不好，而且我又不像派尔那样满不在乎——再不然我最初爱上凤儿的时候，也像他这样满不在乎吗？我默想着。在徐小姐生病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以前，我在大世界跟凤儿跳舞，一定有好多次都只是为了找一个机会跟她说话。他们这一晚再下舞池时，派尔可不是在利用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不像先前那么紧张，搂得她也不像先前那么松弛了，但是他和凤儿都不作声。
我看到她的脚那么轻盈，步子踩得那么精确，支配着他的拖拖沓沓的步伐，突然一下子又在恋爱了。我很难相信，在一小时、两小时后，她会又回到我身边那个肮脏的旧房间去。那个房间和人家公用一个厕所，还有许多老婆子坐在楼梯口。
但愿我根本没有听到关于发艳的传说，再不然但愿这个传说是关于任何其他城市的，不是发艳。我在发艳那个北方城市跟一个法国海军军官的友谊，会让我溜进去，不受到新闻检查，不受到管束。是想抢先发布一条特快新闻吗？不是，在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想要读到的只是朝鲜新闻。想有一个死的机会吗？有凤儿每天晚上睡在我身旁，我干吗还想死呢？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可知道。我从小就不相信永久性，然而我又渴望永久。我总怕失去幸福。明年这个月，凤儿会离开我。就算不是明年，那么在三年之内，她会离开我。在我的世界里，死是唯一绝对有价值的。
失去了生命，一个人从此就不会再失去什么了。我羡慕那些能信仰一位上帝的人，可是我又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靠一个万事不变和永久存在的寓言来壮胆子。
死亡远比上帝确切，有了死就不必天天再担心爱情可能会消失了。未来的厌烦与冷漠，那种噩梦也会消失。我决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杀死一个人，确实是赐给他无法估量的幸福。是啊，到处的人都爱他们的敌人。他们却保全他们的朋友，听任他们受尽痛苦与空虚。
“对不住，我把风儿小姐抢走了，”派尔的声音在这么说。
“哦，我不会跳舞，但是我喜欢看她跳舞。”我们谈到她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仿佛她不在场似的。有时候，她像和平一样无形无影。
那天晚上的第一套卡巴莱歌舞表演开始了：一个唱歌的，一个玩杂耍的，一个丑角——这家伙说话很下流，但是我看看派尔，他显然听不懂那些龌龊话。凤儿微笑笑，他也微笑笑，我哈哈大笑起来时，他也勉强哈哈一笑。“我可不知道格兰杰这会儿在哪儿，”我说。派尔嗔怪地望望我。
随后，这天晚上的节目变换了：出现了一大群女演员。她们中有许多人我白天全看见过。她们在卡蒂纳街上穿着旧长裤和运动衫，下巴四周有点儿发青，不停地扭动着屁股走来走去。这时候，她们穿上露胸的晚装，戴着假珠宝和假乳房，声音沙哑，显得至少跟西贡的大多数欧洲女人同样讨人欢喜。一群年轻的空军军官向她们吹口哨，她们富有魅力地微笑着。派尔忽然极为不满。他的剧烈反对使我大吃一惊。“福勒，”他说，“咱们走吧。咱们已经看够了，是吗？这对她一点儿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