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作战前，总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已十分有利，但要突破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防守的长江天险，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不仅没有现代化的航渡工具，就连木船也极端缺乏，更缺乏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船工和水手；北方籍战士不懂水性，缺少水上作战的经历；领导干部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大规模强渡江河的经验；没有海空军的掩护；部队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顾虑，对渡江作战缺乏足够的决心和信心；长江北岸地区大多是新解放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后方补给线长，船只、船工的征集均有很大困难。这些困难和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无法完成渡江作战的任务。因此，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再要求参战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解决和克服存在的各种困难，消除干部战士的思想顾虑，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参战各部队在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的统一部署下，认真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
1948年初，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关于由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华东野战军派出1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前往皖南，中原局也派出一批干部到安徽的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开展工作。5月，华东野战军又派出由10个营组成的先遣纵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南下，在长江边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详细调查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情况，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还请东北军区代购了一些引擎，将木船改装成机帆船。上述工作，为做好大规模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提供了经验。淮海战役结束后，参战各部队正式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
1949年2月底3月初，第二、第三野战军休整结束，先后由河南的漯河、沈丘，安徽的阜阳和江苏的徐州、海州地区南下。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安徽舒城，尔后又进至桐城；第3兵团进至安庆、望江地区；第4兵团进至太湖、宿松地区；第5兵团进至桐城地区。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第7兵团进至安徽的庐江地区；第9兵团进至无为、含山地区；第8兵团进至江苏扬州、仪征地区；第10兵团进至泰兴、靖江地区。各部队进至长江边后，除以少数兵力监视当面守军外，集中力量从各方面全面地进行渡江作战的直接准备。
经过休整期间的政治整训，广大指战员初步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但是，由于时间短，工作繁多，教育还不够深入，渡江作战任务下达后，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和顾虑。一方面，一部分人只看到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认为“长江很长，敌人兵力分散”，“各路一齐过，敌人防不胜防”，“我们一占领南京，蒋介石就完蛋了”。有的人存在着侥幸心理，说：“人家能过我也能过”，等等。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后，部队中又产生了“和平渡江”，“和平接收江南”的思想，因而产生了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的情绪，缺乏克服困难、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过分强调和估计渡江作战的困难，担心过不了江，对渡江作战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认为：“江南好打，长江难过”，“敌人有飞机、兵舰、水雷封锁”，“江宽不能搭浮桥，乘木船又上有飞机，下有敌人的军舰大炮”。广大北方籍战土对长江和渡江作战存有恐惧心理，怕渡江“途中晕船”，怕“迷失方向”，怕“船到江心被打中漏水沉掉”，“怕水上队伍混乱，掌握困难”，怕“船未靠岸敌人发觉突然开火”，怕“对岸沙滩陷脚”登不上岸，等等。有的甚至传说什么“江猪会吃人，能把船撞翻”，“兵舰能把长江划成一条深沟”。部队由休整地到达长江边后，在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有些家在北方的指战员感到渡江后，越走离家越远，担心回不了家，通信不方面，顾虑到江南后，“饭也吃不惯，话也听不懂”，“江南山多水多打仗不习惯”。有的甚至以讹传讹地渲染江南生活上的困难，如说南方“天气热得喘不过气”，“吃南方大米要拉肚子”，“江南蚊子大得能咬死人”，“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等等。有些人则认为，江南地方好，生活好，大城市多，到江南后可以逛大城市，住洋房。
有些家在江南的战士则认为，渡长江后离家近了，可以回家了，存在着急于渡江，准备还乡的情绪。上述思想问题，虽是一些干部战士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反映，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不了解长江水情和渡江作战存在的困难而引起的。针对上述思想问题，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在具体解决渡江作战的困难的同时，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入手，围绕着增强和坚定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中心，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首先，教育干部战士树立战斗渡江的思想，坚定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针对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和平渡江”、“和平接收”的思想和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缺乏继续进行艰苦作战思想准备的情绪，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方面向部队指战员指明，在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和谈成功，解放军即可实行和平渡江，用“北平方式”接管江南广大地区和南京、上海等城市。要求部队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如果和谈破裂，解放军将实行战斗渡江，用“天津方式”解决江南国民党军。全军指战员的立足点应放在这一点上，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应立足于战斗渡江上。特别是在国共两党和谈开始后，解放军数度推迟发起渡江作战的时间，中央军委于4月11、16日先后指示总前委：“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前委于4月12日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我军推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部署，在此期间内，为了防止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教育，说明下列诸点：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混乱，好战分子将更加孤立，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字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国民党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上。
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相继下发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进行了具体部署。在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上课，开民主讨论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心意图传达到每一个干部战士，明确告诉大家，如果能用和平的方式渡江，解放江南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都是有利的，可以减少牺牲和损失，我们对此应该欢迎，要有必要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任何幻想，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利用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也不会就此承认失败而停止抵抗，必然会作垂死挣扎，解放军还会遇到严重的战斗。全体指战员的立足点应放在这一点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度的战斗意志和充分的战斗准备，反对任何轻敌的侥幸心理，必须作最严重最困难的打算与努力。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围绕“打过去”进行，有了“打过去”的充分准备，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和困难，胜利完成渡江作战的任务。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指战员在渡江作战发起前，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消除和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保证了战役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又为渡江作战发起后，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地完成战役预定的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普遍向指战员介绍长江情况，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以及解放军的部署、作战规模、打法和有关的作战经验，提高干部战士夺取渡江作战的信心。针对部队中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北方人，不懂水情，不习水性，不了解长江，不了解江南，对渡江和到南方作战存有恐惧心理的情况，各部队请多年在长江中航行、捕鱼的老船工、老渔民介绍长江水情，组织干部战士到长江边去“看水”，到人民群众中去“访水”；请江南籍干部战士介绍江南的风土民情，生活习俗，地形地貌等情况，使广大指战员对长江和江南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长江水的流速没有想象的那样急，浪没有想象的那样高，比黄河还要平稳一些，只要掌握了“水性”，就没有什么可怕的。长江中的江猪(江豚)也没有传说中那样厉害，江南的情况也没有传说中那样糟。从而消除了恐惧心理。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通过回忆解放战争发展历史和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力量消长的情况，对比现在两军力量的优劣情况，使大家认识到，解放军过去既然能在劣势条件下打败国民党军，现在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更有把握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联系当面两军情况，计算两军兵力分布情况，使大家明白，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一线虽有70万人，但多数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
况且这些部队要防守千余公里正面的长江，兵力显然明显不足，不可能处处都以重兵把守、毫无间隙，而是到处都有漏洞。解放军渡江作战，不是在某个或少数部队在一个或几个点上实施突破，而是百万大军在上千公里的地段上同时实施突破，国民党军将防不胜防。因此，解放军渡江一定能成功。
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害怕军舰、飞机的情况，则对大家说明国民党军的军舰、飞机数量不多，军舰在长江中航行有一定的航线，机动、发射炮火都会受到许多限制。解放军有强大的炮火压制其火力；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在夜间，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易发挥作用。因此，国民党军的军舰、飞机并不可怕。有的部队还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第27军侦察营夜渡长江进入江南等事例教育大家，说明长江并不可怕，只要准备充分，解放军一定能胜利渡过长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增强了干部战士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信心。许多战士豪情满怀地说：“长江不可怕，水高浪急，高不过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就是要用木船打败敌人的兵舰！”
第三，加强宣传鼓动，开展立功创模运动，进一步激发干部战土的革命意志。为了激励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把大家的思想集中到打好渡江之战，争取为人民立大功上来，中央军委于1949年4月颁发了32条渡江作战鼓动口号。其中供部队渡江前使用的有15条，主要有：
“空前伟大的大进军开始了，无敌的英雄们，面向江南！”
“坚决勇猛沉着向江南大进军！”
“打过长江去，巩固江北解放区！”
“打过长江去，解放京沪杭！”
“打过长江去，解放大东南！”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听指挥就能胜利，有决心就能过江！英雄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前进就是胜利，后退自找死亡，我们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积极对空，积极拦海，粉碎敌人海陆空联合体系！”
“主动配合，互相支援，团结一致战胜敌人！”
“争取渡江英雄光荣称号！”
“争取进军江南首先胜利！”等。
供渡江开始后使用的有17条，主要有：
“渡江战役我们胜利了！无敌的英雄们向前再向前！”
“扩张战果，迎接友邻部队过江！”
“扩张战果，追歼败退敌人！”
“扩张战果，恢复一切城镇，占领有利阵地！”
“扩张战果，减少人民灾害！”
“扩张战果，多缴物资枪炮！”
“扩张战果，争取更伟大、更圆满的胜利！”
“坚决打败敌人反击，站稳脚跟！”
“严格军政纪律，做到秋毫无犯！”
“军事上胜利，政治上还要胜利！”
“胜利不骄傲，不轻敌，不松懈，不软劲，再接再励，连续战斗！”等。
总前委也颁布了渡江作战动员口号17条，其中主要有：
“坚决勇猛打过长江去，实行光荣大进军！”
“打过长江去，彻底干脆歼灭蒋匪军！”
“打过长江去，解放江南人民！”
“不骄傲、不轻敌、不松懈、切实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严守渡江秩序，严密渡江组织！”
“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勇猛、顽强、沉着，彻底粉碎敌人的抵抗！”
“全军动员起来，争取渡江歼敌的完满胜利！”
“创造渡江英雄，创造渡江英雄部队！”
上述口号下发部队后，各级领导机关都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对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及时传达到每个指战员，并召开各种会议，联系部队实际进行阐述，组织大家逐条进行讨论，每次部队集会，都要呼喊这些口号。同时把它写成标语张贴在驻地街头、门口、宿舍的墙壁和连队的板报上，使人人熟知不忘，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些部队还根据自己的任务提出适宜完成任务的口号，如第三野战军后勤政治部提出了“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前线供应！”“全力为京沪杭战役服务，为人民立功！”“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保护人民利益！”“爱护伤员，爱护粮弹，爱护工具，爱护一切公物！”等口号，激励指战员完成战役的后勤保障任务。
根据总前委提出的“创造渡江英雄部队”的号召，各部队普遍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向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学习，提出“争取渡江英雄的光荣称号，争取进军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创造渡江英雄班、英雄排、英雄连”，“打过长江去，渡江立大功”，“英雄比英雄，江南立大功”，“争取立下渡江第一功”等。同时，各部队还组织和发动群众，制定立功计划和争取当英雄和英雄单位的计划，开展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立功竞赛和挑战活动，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士气。
渡江前，各部队还以师、团为单位，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各级首长亲自作战斗动员报告，带领战士们举行庄严的宣誓：我们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士，在党和各级首长的领导下，我们坚决打过长江去，进军江南，消灭一切敌军，解放京沪杭，解放全国人民。接着，举行为突击队献枪授旗的仪式，给突击队员披红戴花，颁发突击队员证书；宣读兄弟部队的祝贺信和挑战书；宣传队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还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带着各种慰问品向誓师大会祝贺献礼，使广大指战员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纷纷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坚决打过长江去。第一梯队登船出发时，各部队还组织盛大的欢送，在江岸上搭起“英雄门”、“凯旋门”，布置醒目的大标语；军乐队、宣传队在江岸上鸣鼓奏乐，说快板、唱歌、呼口号。在这种热烈的战斗气氛中，战士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
对长江及江南地形、社会情况和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正确、全面了解，是定下渡江作战决心，进行正确部署的前提。为此，参加渡江作战的各部队，十分重视战前的侦察工作，把它作为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48年，华东野战军即派出部队和人员到长江北岸，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侦察。淮海战役一结束，总前委即指示各部队，为了实施渡江作战，必须加强侦察工作，要求各级指挥员除组织部队实施侦察外，必须亲自参加这项工作，以求熟悉应用，并依侦察勘查结果，修正地图。1月21日，第三野战军在徐州召开了为期8天，有军侦察科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全军侦察工作会议，研究渡江作战的侦察工作。2月4日，下发了渡江侦察工作指示，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地段和侦察内容，要求以兵团为单位统一指挥各军侦察营遂行这项任务，各军侦察营应由副军长或参谋长带领，于2月10日前由现地出发，开赴长江北岸实施侦察。
随后，野战军司令部制定下发了具体的侦察工作计划。计划指出，为保证渡江作战之顺利完成，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侦察活动，确实查明国民党军的江防设施、长江及其两岸之地形、社会情况及渡江器材之调查征集等情况，以作为渡江作战决策的基础。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地域和侦察内容、侦察手段。侦察地域划分：第10兵团负责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第8兵团负责扬州至慈湖镇地段；第9兵团负责采石矶至刘家渡地段；第7兵团负责刘家渡至枞阳镇段。侦察内容：
(1)国民党军情况。主要是其布防情形，江防体系，兵力部署，纵深配备，预备队控制位置，火力配置，炮兵阵地，火力封锁地带，部署的结合部、薄弱点，作战序列，指挥系统及指挥位置；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数量、名称、吨位、武器装备及分布情况；空军活动区域及规律；南北岸桥头堡的位置，坚固程度，要塞位置及设备，江心洲的设防及控制情形，以及其他工事设备构筑情形。
(2)地形情况。主要是，两岸地形特点，对部队登陆作战及运动的影响；河床河幅宽度，水的流速、季候风向，船只往返速度及所需时间，岸边水的深度、土质情形；潮水涨落时间、大小；两岸上下船只的码头及位置、容量；强渡点的选择，何处过江比较有利，何处可实施佯渡；部队集结地，运动道路和船只器材隐蔽地的选择；通江内河、港口的情况；江心洲的大小及地形特点，村落道路等情况。
(3)军用器材及船只的情况。主要是，可用于渡江的船只的分布区域、数量、容载量，集中及开进所需的时间，开进路线；其他渡江器材，如竹、木的分布地点，能征集数及征集所需时间；船工情况等。侦察手段，派侦察人员到侦察地段进行实地勘察，或用望远镜进行了望观察；捕捉俘虏，派遣干部或小部队利用有利天候或夜暗秘密偷渡到江南进行侦察；化装成渔民、商船收集情报；访问居民、渔民、水手及江面来往船只。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侦察工作顺利开展，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要求各兵团要组织渡江侦察委员会，吸收敌工、俘管、通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由兵团参谋长亲自领导，根据野司指示及兵团任务，全盘组织，检查督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各军要集中军、师、团三级的侦察分队及侦察干部组成侦察支队，由军侦察科长任支队长，具体执行各项侦察任务。同时，应从部队及机关中选调一部分对长江情况比较熟悉及住沿江地区的干部战士来进行这项工作。
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3月24日下发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中，要求各兵团、各军到达江边后，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之基础”。
根据总前委和野战军的指示和统一部署，各兵团、各军也相继召开了渡江侦察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各自的侦察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同时调整健全了各级侦察机构。2月中旬，各侦察支队相继到达长江北岸，他们在沿江地方党和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采用各种方式，展开了全面的侦察活动。大部队到达江边后，又组织广大指战员多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查研究。第三野战军第27军组织了10次偷渡，到江心洲和深入江南侦察，捕捉了30多名俘虏，了解到不少重要的情报，特别是派出了由300多人组成的先遣侦察大队，于4月6日由芜湖以西荻港至三山街段隐蔽渡过长江，深入到铜陵、繁昌、南陵三县交界的山区，实施敌后侦察，他们在皖南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查明了第9兵团预定渡江地段的国民党军情况及地形状况。第二野战军第16军1个侦察班乘夜暗偷渡至江心洲，一举捕获国民党军官兵8人，其中还有一个作战参谋，经审问，查清了当面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火器配备。中共江南地下党组织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千方百计收集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等重要情报，并及时派人送到江北。
经过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和调查研究，基本查清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体系，兵力部署，指挥系统，指挥位置，火力配置，工事构筑，海军舰艇活动规律；沿江两岸地形，长江水情，潮汐规律，天气变化以及比较理想的起渡点和登陆场。为部队拟定具体的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克服长江天险障碍，是夺取渡江作战的关键。针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北方籍多，不习水性，缺乏水上作战的本领和经验等情况，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在总前委和野战军的统一部署下，利用驻地附近的湖泊、河流和控制的江面北侧，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前练兵。第一步，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指战员们在“看水”、请老船工“谈水”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熟悉水性，在“学本领，逞英豪，长江边上立功劳”、“练好本领过大江，彻底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冒着早春的寒冷，赤着胳膊，穿着短裤，在冰冷刺骨的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熟悉水情，练习游泳。特别是来自北方的“旱鸭子”，一下水就被呛得翻白眼，但毫不退缩，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中扑腾；有的抱着一根毛竹，在水里扎猛子。经过百次千次的练习，指战员终于学会了游泳，由“黑旋风”变成“浪里白条”。接着，进行船上训练，大家克服了晕船、呕吐、船只颠簸等困难，日夜苦练上船、下船、乘船、划船、船只操纵、堵漏、水上射击、救护等基本动作，直到掌握规律，行动自如，学会船上生活和一切操作及战斗技能为止。炮兵、通信兵、工程兵等专业技术分队，也根据各自的任务和渡江作战的特点，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
在训练中，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各级党委的号召，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明了用竹子、木板、葫芦、稻草、芦苇等制造的“三角救生架”、“竹竿盆”、“担架船”、“稻草圈”、“芦苇圈”等救生器材，解决了水上救护的难题。为了加快船速，缩短船只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各部队还掀起了改造船只和改进航行方法的热潮。第二野战军有个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在大家的帮助下，研究制造出一种木制推进机，这种推进机安装到木船上后，成了既能隐蔽身体，又能增加航速的土轮船，不到20分钟即能渡过长江。这种土轮船经推广后，对渡江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基础上，第二步进行战术演练。主要是按照船只的大小、性能，进行编队，保持航渡队形，航渡中的指挥、通讯联络、步炮协同及抢滩登陆等训练，并在与预定登陆地段相似的地形上，进行各分队、各兵种之间的综合模拟演练。第一线部队还利用已控制的江面，利用夜暗隐蔽地在长江中组织夜航。各级司令部组织干部进行沙盘作业，不断修改作战方案，统一战术思想，并设置各种复杂情况，拟制处置措施。各专业技术分队，根据各自的任务，拟制协同计划。炮兵部队根据火炮的不同种类、性能进行统一编组，明确各自的任务、射击目标、射击方法、与步兵协同的信号及弹药的消耗量、炮火准备时间等，反复演练远距离支援射击、对国民党军军舰射击及船上射击等动作。各级通信部门多次召开通信会议，讨论研究渡江作战通信保障工作的任务、特点，制定组织通信联络的原则、方法及各种规定；补充、扩建了通信分队；配发了一些新的通信装备，整修了原有的通信器材；购置和研制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简易信号通信器材；明确了渡江时南北两岸之间、船与船之间、排连营之间、步炮之间的通信联络方法；集训了司号员、信号观察员、手旗旗手，使之熟识和熟练使用各种通信信号和通信器材。
渡江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必须确立新的战术思想。为此，第二、第三野战军相继下发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等指示，并组织各部队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使指战员牢固地树立新的战术思想：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以强渡为主，船趴成一字队形前进，实施宽正面有重点的多点突破；独立自主，有进无退、不怕打乱队形、不怕打乱建制，勇往直前；途中遇国民党军军舰阻拦，由火力船与之进行近战，掩护主力船队航行；不等不靠，先靠岸先登陆，登陆后主动协同友邻迅速巩固和扩大突破地段，建立滩头阵地，接应后续部队登陆；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反击，放胆向指定地点挺进，不为途中小股守军所抑留，贯穿守军纵深，截断其退路而兜歼之；边打边集结整理部队，如一时找不到直接上级，主动服从友邻上级的指挥等。
经过勤学苦练，广大指战员学会了水上作战本领，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技术、战术问题，消除了对渡江作战的恐惧心理，增强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
要取得渡江作战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渡过长江，在无现代化航渡器材的条件下，收集足够的木船和动员地方船工参战，就成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国民党军在退守江南之前，对北岸船只进行了破坏，有的被沉入江底、湖底，有的被强行拉到江南；沿江的群众和渔民、船工，因遭受国民党军的压迫，也大多逃往外地。这就给人民解放军征集船只和船工造成了很大困难，而百万大军渡江，所需船只、船工的数量又很大。为此，全军各部队都把筹集船只，动员船工参战作为准备工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早在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即派出干部去苏北等地筹划征集船只。淮海战役期间，开始在苏中、皖北动员与制造船只。1949年1月初，各部队就派出了由政治部主任或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带队的先遣分队，奔赴长江北岸，在地方党的帮助下，负责筹集船只。各参战部队到达江边后，团以上的战斗单位都专门成立船舶筹集、管理机构，负责船只的收集、分配、管理和对船工的教育。这些机构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四处走访人民群众，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政策，使他们了解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伟大意义，和大军渡江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江北大部分地区，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所了解。当他们得知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表示要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许多地方提出了“要船有船，要人有人”的口号，不少船主自动把隐藏起来的木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人民解放军；有的帮解放军提供线索，将沉在江底、湖底的船只打捞起来，并修理好；有的为解放军制造新船。许多渔民、船工积极报名参战，出现了许多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报名的热烈场面。有的年轻小伙、姑娘，主动推迟婚期，报名参加水手队，连60岁的老船工，50多岁的老大娘都不甘落后，积极报名当船工、水手。有的甚至全家带着船一起参加突击队。
有的部队还深入到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筹集船只。老解放区的人民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和积极性，他们将所有的海船、河船全部献了出来，用火车运往长江边的湖泊和内河中。全军各部队还选调了一大批识水性、会驾船的指战员充当水手。
经过努力，至4月初，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筹集运送部队渡江的船只9400余只，第一梯队军平均达500～600只。第二野战军第一梯队4个军从群众中动员的船工和从部队选调的水手共达4400余名，第三野战军仅第7、第9兵团就达7000余人，基本上满足了航渡的需要。船只和水手集中后，依船只的大小、性能，分别编组为突击、火力(护航)、运输三种船队，分配了水手，配备了军政干部，调整了火器，使每一条船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
人民解放军筹集的船只大多分散隐蔽在内湖、内河，距离长江北岸起渡点一般都在5公里左右，为了能在战役发起的前夕把大批船只十分隐蔽地运到起渡点，各级领导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挥群众智慧，创造出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在不暴露战役意图和不淹溢农田的原则下，在内湖、内河与长江间开凿引河。广大指战员在地方民工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天寒、阴雨、泥泞、工具缺乏等困难，日夜施工，挖掘了数千条引河。如第二野战军工兵部队在1．5万名民工的配合下，疏通干涸及浅水河道150公里；开挖障碍内河入江的大堤数条；堵筑大小坝15道。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开挖河道85公里，筑坝37座，开坝8座。船只运抵江边后，为避免船只被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破坏，各部队还构筑了许多隐蔽船坞。仅据第三野战军工兵部队的不完全统计，构筑较大型船坞码头29座；第二野战军第16军第47师构筑小型船坞220个。使得船只在渡江前全部隐蔽在江堤后面，做到一声令下，随时即能起渡。
参加渡江作战的地方船工，大部分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但由于渡江作战存在一定的危险，加之他们缺乏军事常识，因而对参战存在不少的思想顾虑，有的担心船只被损坏，有的担心伤亡后家庭生活没有着落，还有的对渡江作战缺乏决心和信心。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决心和信心，保证渡江作战的胜利，各部队对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入手，以各种生动活泼，船工乐于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使他们了解革命将在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懂得渡江作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意义和同船工本身的切身利益的关系。并通过对比、诉苦、开展立功运动，向他们颁发“渡江船工光荣证”，“船工立功证”等，给船工献旗献花，请会餐，部队首长亲自敬酒，表扬先进事例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荣誉感。广大指战员则以兄弟感情，热情照顾、爱护和团结他们，诚心诚意地拜船工为师，遵守船工的规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他们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加深军队与船工的阶级感情，建立同舟共济、胜利渡江的思想基础。以上课、谈心等方式，对船工进行基本军事常识教育，和战士们共同进行实际演练，解决乘船部队与船工的协同配合问题，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研究制定支前参战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船只损坏赔偿规定，使广大船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和财产有保障。通过这些工作，调动了船工们的参战积极性，他们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争取渡江第一船”的光荣称号。
百万大军较长时间集结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和渡江作战过程中，需要有数量很大的物资供应作保障，渡江作战中估计将有大量的伤员需要治疗。为此，淮海战役结束后，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相继发出了关于渡江战役后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后勤部门要认真做好部队集结期间和渡江作战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调整和健全各级后勤工作机构；完成物资补给及粮食筹集供应的准备；做好武器装备的调整配备和弹药的补充、储备；加强运输机构和运输部队的建设，充实运输工具，提高运输能力；调整充实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保证战时能及时收治伤病员；协助地方支前机构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前；有计划地建立和经营军队前进的补给基地。中原局和华东局也相继向地方各级党政系统和支前机构下发了有关指示，对地方支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根据总前委和野战军的统一部署，参加渡江作战的各部队及时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统一全体后勤人员的思想，研究和部署各项后勤工作；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后勤组织机构；组建和充实了辎重部队、担架队、医院。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军区后勤部由新安镇移驻徐州，并以徐州为中心建立运输线，设置后勤仓库，建立了军区的后方基地，负责对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第二野战军以舒城为中心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并在合肥、舒城、桐城、太湖地区设置弹药仓库，在安庆以北地区设立给养仓库。同时，在蚌埠至舒城沿线开设了5个中站、11个分站，负责组织铁路、公路的运输。开设了移动的军需物资供应站，保证军需物资随领随发。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负责全军后勤系统的组织指挥，并在安徽合肥和江苏泰州建立了2个后勤基地，分别负责中集团和东集团的后勤保障。同时，组成了中线和东线2个后勤前进指挥所，中线指挥所在合肥、庐江、巢县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负责对中集团的物资补给和伤员救治。东线指挥所在泰州、扬州、高邮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负责对东集团的物资补给与伤员救治。为保证作战物资的顺利前运，2个后勤前进指挥所还分别建立了由合肥、滁县经蚌埠、固镇至徐州及由高邮经淮安、淮阴、新安镇至临沂的2条运输干线。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实施，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补充和储备了大量的物资。为每个指战员配发了1套夏装、2双鞋，补发配齐了米袋、子弹袋、被子、饭碗、炊具、蚊帐、雨衣、雨布等各种装具。储备了每人1套夏装。伤员所需用品，按伤员预计数的50％下发部队医院，其余作为储备，随时下发。武器弹药，第二野战军对各部队补足轻重武器弹药各4个基数；第三野战军规定各级携带的弹药基数为：军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兵团轻武器0．25个、重武器2个基数，野战军后勤部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另外，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在仙女庙、滁县、合肥等仓库储存5～6个基数，华东军区后勤部储存重武器6个、轻武器2个基数，随时准备供应部队。
华东支前司令部及苏北、江淮和皖西地区的政府筹措了能满足全军(包括民工)近5个月生活需要的粮食2．22亿公斤，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52个粮站，5条运粮干线，保证粮食等物资随时供应部队；同时，还储备了大量的油、盐、肉等副食品，仅在徐州、蚌埠两地即储存食油75万公斤，食盐285万公斤。部队自身也筹措了一定数量的副食品，如第10兵团携带猪肉5万余公斤，第23军携带食油1.25万公斤，食盐1.55万公斤，猪肉1.25万公斤。
为了及时将各种物资运往前线，动用于各种运输工具。仅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后勤司令部直属第1、第2中站即动用了火车车厢8．15万余节，汽车5074台，马车4949辆，船2371只，手推车2051辆，全战役共运送物资7.6万余吨。
为了使伤员能及时得到治疗，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调整了医院的设置。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按照预计收治1．2万名伤员的计划，将原来的1个总医院和7个分医院编为10个分医院。其中第3、第4、第5兵团各配给2个分院，归兵团后勤部指挥，负责收治本兵团的轻伤员；野战军后勤部直接掌握4个分院，负责收治各兵团分院转来的重伤员。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按照预计收治10万名伤员的计划，设立了12个野战医院，其中野战军后勤部所属的8个野战医院负责收治东集团的伤员；华东军区后勤部所属的4个医院负责收治中集团的伤员。
在总前委、中原局、华东局的统一部署下，在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和支前机构的领导下，中原、华东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各地政府除动员了大批船只外，还集中了大量的粮食、柴草和各种副食品；编组了大量的车船运输队和随军担架队、挑运队；参加修复铁路、公路、桥梁等工程，并在军队的统一部署下，协助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疏河、开坝等工程保障工作。据第三野战军不完全统计，全战役共动员民工223 8万人，有山东、苏北的21个民工团随军服务，随军担架3万余副，随军手推车2 12万余辆，随军挑子3 95万余副，民船2 5万余只。山东妇女赶做的布鞋达200万双。完全实现了“要人有人，要船给船，要粮给粮”，“部队进到哪里，人民支援到哪里”的口号。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强大的运输力，不仅满足了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需要，而且也为渡江后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作好了物质准备。
国民党军在组织长江防线时，以正规军约7个师和部分保安团队，分别据守安庆、枞阳、裕溪口、浦镇、浦口、仪征、三江营、口岸等江北沿岸30处要点，组成江北岸防御警戒阵地，企图控制江北内河出口，阻止人民解放军船只入江，破坏解放军渡江准备，并保障其海军巡弋长江的安全，为进一步巩固江南防御阵地争取时间。人民解放军为配合和平谈判，并控制渡口，开展渡江准备工作；封锁江面，限制国民党海军活动，开辟渡江攻击道路，保证部队顺利渡江，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拔除国民党军江北据点。
3月14日，第三野战军发出关于肃清江北国民党军桥头堡作战的指示，决定：第7兵团攻歼枞阳至刘家渡的守军；第9兵团攻歼刘家渡至裕溪口段守军；第8兵团攻歼浦口地区守军；第10兵团并指挥苏北军区部队攻歼八圩港、龙稍港、口岸、三江营地段守军。指示要求各兵团在进行上述作战时，一般应使用渡江作战的第二梯队，以保持第一梯队在渡江作战时的突击力。对各据点守军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位于解放军主渡地点的国民党军，应采取断其退路，速战速决的手段，坚决将其全歼；对兵力较大，又非解放军主渡地点，对渡江准备工作妨碍不大的据点，则可采取分割围困逐次各个歼灭的方法歼灭之，如不好打，则可改为以小部兵力监视、围困，待主力渡江时再加以歼灭。
遵照野战军的指示，各兵团从3月下旬开始，发起肃清江北国民党军桥头堡的作战。29日，第7兵团第22军首先以5个营的兵力向枞阳镇守军发起攻击，当日下午肃清外围据点，接着攻击守军核心阵地，激战至30日黄昏，全歼守军第55军第29师5个连，计毙伤130余人，俘虏759人，并迫使桐城保安第2团7个连投诚。第24军奉命攻歼安徽无为县土桥镇、刘家渡守军，该地位于第24军渡江地段的两翼，均紧靠长江，有内河出口，并建有小型码头，是解放军的重要起渡场所。土桥镇驻有国民党军第55军第74师1个半营约700人，刘家渡驻有第88军第149师1个加强连。3月31日，第24军第72师第215、第216团各一部采取迂回包围，首先断其退路，尔后实施全面攻击的战术，向土桥镇发起攻击。守军在海军“安东”、“英豪”舰炮火的支援下，拼死抵抗。攻击部队经激烈战斗，至4月2日黄昏，攻占土桥镇，全歼守军，并击伤其海军“英豪”舰。与此同时，第71师一部于4月1日攻克刘家渡，歼守军1个连。至此，第7兵团渡江地段内北岸已无国民党军。4月12日，第24军又趁守军换防之际，以奇袭手段攻占太阳洲，歼守军第88军第149师2个营大部。
第9兵团第25军第75师一部于4月8日晚向无为县雍家镇地区发起攻击，守军第20军第134师1个营于9日拂晓逃跑，攻击部队发起追击，俘其120余人，占领雍家镇、中路码头等地。接着，又于10日攻克二坝、杨家坝据点，歼守军1个连。4月8日晚，第27军以2个营的兵力向无为县马头口发起攻击，经1小时战斗，全歼守军第88军第149师1个连。与此同时，第30军第90、第89师各2个团，于7日和8日分别向位于裕溪口、西梁山的守军第20军第134师2个团发起攻击。经4昼夜战斗，攻占上述两地外围阵地。随后，为迷惑国民党军，使其无法判明解放军的主渡点，第30军奉令于11日停止攻击。
第8兵团第26军第78师一部在苏北军区警备第7旅的配合下，于4月7日晚向仪征守军发起攻击，经8小时激战，攻占该城，歼守军第4军第59师一部。8日夜，第20军第60师1个团，在6倍于守军炮兵火力支援下，向京杭大运河入江口要地三江营发起进攻，于9日晨攻占该地，歼守军第51军第41师1个营，并击沉炮艇1艘、击伤2艘。与此同时，第20军侦察营、警卫营、第60师1个团攻取了扬中县西部的新老洲，歼守军江苏保安第4团1个营。由于新老洲位于长江之中，对掩护江面航道和南岸阵地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国民党军于13日趁解放军第20军与第26军交接防务之际，以第54军第198师在3艘军舰、4架飞机的支援配合下，向新老洲反扑。由于解放军对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准备不周，加之交接部署尚未完成，在匆促应战后撤出新老洲。16日，第26军以1个团的兵力，再次向新老洲发起攻击，经2个多小时的战斗，攻克新老洲，歼守军1个保安团。4月17日中午，第20军2个团在警备第6旅的配合下，向永安洲发起攻击，战至18日拂晓，攻占该洲，歼守军第51军第41师1个团，俘900余人。
至此，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据点已大部被肃清，尚存的安庆、裕溪口、浦口、浦镇等据点，对人民解放军渡江已构不成大的威胁，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不再攻占上述各据点。
人民解放军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至4月中旬，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只待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即可渡江南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依据总前委的预定部署及战役实施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南京；第二阶段，在安徽郎溪、广德地区合围歼灭南逃的国民党军，占领杭州及浙赣铁路；第三阶段，攻占上海，解放南昌、武汉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