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战略决战开始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辽沈战役结束后，美国驻华使馆召开联合军事顾问团和各兵种武官会议，讨论中国内战的军事形势。
1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称：“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12月3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说：“南京的军事力量竟崩溃得这样快，以至于许多权威方面现在相信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是一件已经失败了的事情。”美军《关于1948年军事发展的情报总结》中称：
“过去一年中特别是最近四个半月的事态发展结果，国民党军队遭到损失之惨重，使其军事地位已下降到没有可能独立恢复的地步。另一方面，同样的事态发展使共产党的地位大大上升，能力大大加强，现已有能力对国民党军队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根据中国内战情况，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其对华政策，开始考虑改变政策。194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了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资源、社会矛盾，以及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后认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中国目前的局势发展对我们不利，因此我们需要自由改变航向，或者哪怕是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为止。”同时，文件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因素等原因，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他们麻烦的结束，即使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内战可能继续。”并将会遇到诸如管理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工业化，民族问题等等的麻烦和困难。而前苏联则不大可能给予很多的帮助。这样，当中国共产党遇到上述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时，特别是与前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到来。
基于上述认识，文件认为，美国的“传统目标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项实际政策，在可见的将来指导我们渡过中国的迷津。”据此，文件提出了“在可见的将来的对华政策”，即：
1.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
2.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亡之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
3.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前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当辽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于1949年1月11日提出了对华政策建议书，指出：
“1.美国的对华目标是，让中国人自己最终发展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以防止由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中国而造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2.美国应当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看得见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集团都不大可能建立一个美国能接受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
3.因此，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前苏联力量的附庸。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当：
(a)制定相应计划并适时作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
(b)在先后次序上，把中国排在另外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
1949年2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了上述两份建议书，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具体措施。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称：美国“目前应该：
(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
(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
(3)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
(4)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磨擦。”
根据上述政策，1948年11月12日，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于11月9日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援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等三条要求。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27日又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出的，并得到50余名参议员支持的关于以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提议。
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美国给予再多的援助也将无济于事，因而准备放弃援蒋。在政策上由“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
但是，美国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决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中国革命，只是在反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上有些变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后，魏德迈曾要民社党的负责人之一的蒋匀田带口信给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政府在徐州失守后，退保中国东南及台、澎地区，守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同时尽可能试守四川。魏德迈并告之，美国海军将固守青岛基地，以支持平津地区的傅作义守军，使之牵制中共军队，延缓其南下，以便国民党政府有时间部署东南地区的防务。
为此，美国政府于10月间增调第36特种舰队至青岛，使美国驻青岛的海军实力达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人数增至9700人。11月，美国又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中国。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11月17日说：“美国加派一千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赴华后，将使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总数达到四千八百五十人。此乃美国海军陆战队现时在外国土地上最大的一个集中力量”。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美国政府还打算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
1948年12月10日，美国西太平洋海军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上海正式宣布，即将以运输舰载送海军陆战队至沪，声言：“在沪市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借口“美侨生命财产受威胁”而随时“登陆”上海。1948年12月，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来华访问前夕，美国政府曾举行对华政策的会商，决定“在华南华中扶植军阀制度”。霍夫曼来华后，也就此事多次与司徒雷登和蒋介石进行密谈。
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虽然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和麦卡伦等人继续增加对华援助的要求和提案，但并未完全停止运送“1948年援华法案”剩下的6000万美元的“特别赠款”(即军火)。
1948年11月至12月间，美国运交国民党政府的军火，每周达到400万美元。1949年1月底，巴大维、魏德迈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停止向国民党政府运送武器。2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通过一项提案，请总统向国会建议暂停对国民党援助项下的一切军火供应，但杜鲁门总统否决了上述建议和提案，决定“为了不给反共的中国人泄气，不停运军火，但也不采取催运措施”。
3月1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杜鲁门的支持下，给康纳利送去一份备忘录，在拒绝麦卡伦关于增加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建议的同时，指出“美国对于它继续承认的中国政府管辖区域，不应突然停止援助。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政治协商的结果在内，却还不能确定。所以，我们现在考虑请求国会将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予以一定期限的延长。”
1949年4月3日，“援华法案”到期，但尚有5400万美元的款项尚未支付。1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务院要求延长该“法案”的议案，明确表示“国会的新法案授权总统按照他所决定的方式与条件，运用这项经费，对于中国的没有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予以援助。此外，并且使运用这款项的期限延至1950年2月15日以前”。
美国政府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同时，加紧进行“换马”活动。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已不是理想的工具，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于美国在华利益来说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为了尽可能地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政府准备中途“换马”，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11月15日，美国驻沪总领事致函马歇尔说：“对目前这种绝望的形势，蒋介石要承担责任。他必须走开。”美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透露，美国政府中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士认为，蒋介石应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位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还有人向顾维钧透露，美国政府意属李宗仁，正在让人写李宗仁的履历。美国国务院也一再传出消息，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政府增加援助。
与此同时，美国直接与李宗仁接触，1948年11月下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作了一次长谈。李宗仁表示，蒋介石“继续在位与国家利益是极不利的，也不符合人民的愿望；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他影响极大。应该告诉他，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为政府和国家的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开辟一条途径，那么他就为他的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这个新的领导需要美国毫不含糊的支持。这样，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李宗仁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目前的形势任其发展下去，他将失去任何政治影响”。到时，“除了回广西老家，他将无所作为”。随后，司徒雷登向马歇尔建议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澄清对华政策的声明”，表示应毫不含糊地支持新的、但非共产党的政权，这样就能在“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时，还能拯救中国的西南地区，至少使之暂时不滑入铁幕之后，或无论如何也要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和共产党的未来谈判中加强他们的地位”。
12月13日，司徒雷登会见张群时明确表示：“曾和我交谈的多数美国人的印象确实是认为：广大中国民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蒋委员长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12月17日，司徒雷登在与孙科谈话时说：美国处于两难的困境，“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并急于在中国帮助制止此种蔓延；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这样做”，“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是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最少是表达人民的意旨的一小群人。这并不必牵涉到总统辞职的问题，不过权力的委托应该是完全的与真正的。”
12月中旬，霍夫曼来华，除了扶植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外，还策动国民党“向人民解放军提出停战议和，因而从胜利者的人民解放军手中夺取主动权，给受创伤的国民党以喘息的机会”。
12月26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公报》杂志也说：“南京可能组成比较自由主义的政权，从而和共产党谈判和平成立联合政府，这种发展可能平衡共产党的力量，借以防止极端主义的政策，并且保护对我们友好的中国人。”
12月30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致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蒋介石“非走开不可”，然后组成一个“体面的、得人心的和生机勃勃的政权”，使其“处于更好的讲和的地位”，以“实现某种较好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的“新年文告”后，司徒雷登对中央社记者说：这是他本人“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
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舆论界，还准备实行“内部破坏”的阴谋，他们设法拉拢一部分与中外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指示他们钻入革命阵营，组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有效的反对派”。1948年12月13日，霍夫曼在上海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11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由于某种新的反蒋联合政府不久即将在中国形成，国务院刻正寻求与任何蒋被迫下野后可能出现的新政权交朋友的方法。这种希望更多地集中于那些似乎一定会在任何新政府中显赫起来的军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身上”。被公认为时常反映美国国务院政策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更露骨地说：“中共统治中国，反对派必甚多，反共力量可以东山再起”。
12月17日，该报在题为“中国紧张局势的高潮”的评论中说：“美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资选择，只有让事情自然地发展，直到以形式合宜的政府去换掉共产党政府的机会出现为止。……美国应当寻找共产党政权中弱点的迹象，准备帮助中国共产主义的敌人。”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无可挽救，其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已无能为力，遂准备放弃援助蒋介石政府。其政策由阻止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调整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希望通过“有限的援助”，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尽量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以保持其侵华利益。同时，准备在国民党政府失败后，实施从内部破坏的阴谋，支持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反对中国革命。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
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曾两次找李宗仁，表示准备“即时引退”，希望李宗仁“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在遭李宗仁拒绝后，蒋介石又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人前去劝说。经再三会谈，李宗仁与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人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这项非正式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介石，同时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告知桂系另一首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当即表示：“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并说，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子并进一步逼蒋下台，白崇禧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说：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也先后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平谈判。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李宗仁家，再次要求李宗仁出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
蒋直言不讳地对李说：“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这样，“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1月8日，蒋介石又派张群约黄绍蛇自南京飞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蒋引退之事。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也做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姿态，电邀邵力子由上海到南京商谈。1月4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向文化新闻界谈了和谈的有关问题。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1949年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相继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以及《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上述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
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随后，蒋介石由南京回到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正式“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于22日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商谈。同时，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全国政治犯；废止特刑庭；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启封停刊报纸。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
与此同时，李宗仁积极筹划和谈事宜。1月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9日，黄启汉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等人谈话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了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谈，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
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要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
22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谈了对和谈的态度。
27日，颜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再次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蛇、章士钊、李蒸为代表团成员。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并非真的愿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蒋介石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以借此机会取得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征集新兵，编组第二线兵团，伺机反扑。
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说，他的父亲当年所以决定引退，是因为考虑到下面3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引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1949年新年文告中提出和谈的条件是：“神圣”的宪法不受侵犯，“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蒋介石在引退前，曾召集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等10余人会商，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50万军队。并决定由蒋介石保持对“和平”运动的统一领导，受领导者概予保护，不受领导者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予以“制裁”。
3月初，张治中、吴忠信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问题时提出：“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
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战需在和谈开始前实现；国体不容变更；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等5条和谈的基本原则。4月2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谈判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他上台后要急待处理的要务是，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李宗仁还对刘斐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李宗仁在同唐生智谈话时也说：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白崇禧也多次对黄启汉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1月14日，白崇禧在武汉招待国民党政府立法、监察委员和地方绅士时说：“我们必须认清时局的严重性，更须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仍应各守岗位，各尽其责，提高警觉，不稍懈怠”。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疆而治；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
总之，蒋介石、李宗仁所发动的“和平”攻势，都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希望在划江而治后，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新积蓄力量，伺机向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扑，在全中国恢复其反动统治。而李宗仁等人则希冀于在划江而治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巩固桂系的地位，完全取代蒋介石，在江南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继续加紧进行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1948年12月25日，刚刚当选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吴铁城在招待美国合众社记者时称：新政府唯一目标为继续对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文告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并声称：“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称“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国共两党决定进行和平谈判后，国民党宣传机构仍继续进行战争叫嚣。3月3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发出宣传指示，声称：“吾人不能承认今日之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之最后失败，”必须继续奋斗。
蒋介石在下台前夕，为继续进行战争作了部署，指派其亲信嫡系担任各地的军政要职。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18日至21日，蒋介石先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为主任，并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命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请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指定胡宗南负责筹划陕南及川北地区的军事作战，以此加强对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控制，阻止人民解放军向上述地区的进军。同时，蒋介石还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到上海间的长江防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
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党政军大权，使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一项也实行不了。1月21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给各军军长的命令中称：“总统离京赴杭，事先有计划步骤，政治方面交由李副总统及孙院长负责，军事方面由总长负责，经济军事均有充分准备。共党如无和平诚意，决与作战到底，以求最后胜利。”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特别紧急宣传通报》中也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继续领导本党致力革命。本党同志更须共同精诚接受总统之指示。”关于和平问题必须“研究总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为言论之基准”。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指示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会后，蒋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
26日，蒋介石自奉化致函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29日，顾祝同给各部队下达了应付时局的密令：应下最大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自救、自卫之战争；军队最近作战重点，在于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要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的战术；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争取在短期内变成劲旅；加紧维护后方治安秩序，肃清地方散匪，取缔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特别注意激励部队士气。
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即召集国防部有关人员召开江防紧急会议，讨论江防计划。3月31日，即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宋希濂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剿总”各部队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并决定了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同时，考虑到长江以南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会议同意国防部的建议，将驻新疆近10万军队东调。会后，国防部多次电催新疆驻军加速东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从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3月，李宗仁还多次到汤恩伯在上海举办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上讲话，他说，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则没有，共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长久作战，因此，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又说，国际局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白崇禧也曾对黄绍说：共产党如果逼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
1月间，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所谓“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实施构筑上海地区的现代化防御设施。3月间在上海举办“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在重庆召开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及重庆市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
为加紧编练部队，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组训新兵，企图将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国民党政府不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且还继续进行战争活动。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轰炸解放区城镇，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上旬至2月中旬，国民党空军飞机连续轰炸了济南、徐州、濉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阳门、天津唐官屯、湖北随县等地。炸毁房屋300余间，伤亡和平居民200余人。国民党特务也继续进行恐怖活动，镇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4月1日，南京军警特务向真正要求和平，欢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11所专科以上院校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当场死2人、重伤11人、轻伤80余人，失踪几十人的惨案。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继续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也意识到依靠其现有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其在大陆的失败已无法挽救，遂作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的准备。企图以台湾为基地，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反攻大陆，重新夺取政权。为此，蒋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元运往台湾，并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
1948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加紧撤退的紧急讨论会”，命令京沪、浙赣、粤汉各铁路车辆及招商局轮船加紧撤运人员、物资和文物挡案至台湾、广州及华南其他地区。至1949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90％的机关及80％的人员已经撤离南京；国民党的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总部的若干部门和大批参谋人员已撤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台湾建立了总部；汉阳兵工厂和南京4个工厂的设备，亦由专轮运往台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国、交通两银行总行，亦在香港、台湾等寻找房屋，准备撤离上海。
就连蒋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杂物、文件及3辆“白卡尔”汽车也已运到台湾；何应钦、桂永清、周至柔、陈立夫、徐永昌、汤恩伯、胡宗南、顾祝同等人的眷属也已逃到台湾。位于西安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将其主要物资、文件、军火、军官眷属和后勤机关、医院、兵工厂撤至汉中、成都、贵阳等地，部队也由关中地区逐步向陕中、汉中撤退，并准备退入四川。总之，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面前，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一次玩弄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企图以此达到“划江而治”。但是，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