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西北问题、发起兰州战役，毛泽东进行了精心的运筹。
早在1949年3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就把西线和西北问题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里所说的西线和西北，指的是山西战场和西北战场。当时，根据全国战区划分的实际，毛泽东是把这两个战场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运筹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震撼中外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西线和西北战场的形势也还不怎么明朗。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是：
——以胡宗南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掌握有13个军，约20余万人；
——以张治中为长官的“西北军政长官署”掌握着18万余人；
——另外，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还以10万大军扼守着孤城太原。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关注着“三大战役”的发展，关注着渡江作战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着西线和西北的战局。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对峙的主要军事力量有：
——彭德怀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约15.5万人；
——徐向前领导和指挥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约9万余人。
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并不占优势。
1949年，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残酷压迫下，特别是在马步芳、马鸿逵之流所推行的封建迷信和宗教家族的统治下，都生活在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盘踞在大西北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的部队是：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以及新疆的陶峙岳等部。胡宗南集团，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一支精锐嫡系主力部队，但在我第一野战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已成惊弓之鸟，战斗力也大大削弱。“青海王”马步芳和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共有9个军，35个师(旅)，18万余人；新疆陶峙岳部约有6万余人。青、宁“二马”和新疆陶峙岳的部队，此时均未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在这些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青海王”马步芳的部队。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仅为会议定了基调，而且也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出了宏伟的蓝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型人民政权的航船，就是从西柏坡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山村开始启航的。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军事上解决几百万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的方式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要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4月28日，即太原解放后的第4天，毛泽东把彭德怀从太原召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同彭德怀就解决西北问题的方针策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解决西北的有关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国内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还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手段，消灭胡、马的军事主力。
毛泽东指出，在西北战场我军兵力与敌军相比，只是相对优势。因此，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还有困难。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还指出，西北战场的指导方针是，必须把胡、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着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共同面临灭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互存戒心。他们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实力，牺牲对方；将来的情况是，他们一方面联合作战，一方面又会各怀鬼胎，相互拆台，各打各的主意。毛泽东认为，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还就利用矛盾、区别对待的问题，同彭德怀慎密而又具体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指出，青、宁“二马”要区别对待，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也要区别对待。他强调，要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表示有向我求和的意思。毛泽东设想，在歼灭马步芳的主力后，对马鸿逵就可在军事威慑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予青马(即马步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较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集中力量打击青马、歼灭青马。
彭德怀在北京领受了解决西北问题的最高指示后，很快就踏上了返回西北战场的征途……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部队，乘胡宗南集团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实施以关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在迫不得已时退踞陕南、川北的战略调整，并开始全线撤退之际，从5月16日起，分别由白水、澄城地区对撤退之敌展开追击作战，以猛虎下山、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县城。
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陕西省省会西安。
5月下旬，虢镇以东，渭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均获解放。此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胡宗南本人带着他的第一军跑到汉中，只留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坐镇宝鸡。
胡宗南在慌慌张张地丢掉西安、咸阳，跑到汉中后，受到了蒋“校长”的严厉谴责。蒋介石在恼怒之余，又严令胡宗南协助“马家军”反扑咸阳，并藉此夺回西安。
当时，由于关中的解放，胡部的西撤，我军进至甘、宁边界，使马步芳、马鸿逵深感处境孤危，均有唇亡齿寒之惧。马步芳因为刚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也眼看要当甘肃省主席，也都主动请缨，积极向蒋介石讨好。
青、宁“二马”也感到，胡宗南的这一撤退，使陇东和西(安)兰(州)公路受到威胁，很想取得胡宗南集团的配合，保住他们甘、青、宁的老窝。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与青、宁“二马”一拍即合，他们经过协商，宁马遂以其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统一指挥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及9个保安团，组成所谓的“援陕兵团”，青马也以马步芳之子、号称“虎将”的马继援指挥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及1个骑兵旅，组成所谓的“陇东兵团”，由马继援统一指挥。“援陕兵团”，“陇东兵团”以及王治歧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1个骑兵旅），联合胡宗南集团的5个军，共计30多个师（旅），20余万大军，分别由永寿、彬县、灵台、长武、千阳和宝鸡地区大举东进，企图夺取咸阳、西安。
西北战场的形势，一时变化得紧张起来。
面对胡、马联合东犯的新形势，第一野战军的各部队指挥员都纷纷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不让其卷土重来。
5月25日，彭德怀从北平回到乾县秦家庄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
彭德怀根据当时的西北战场的形势，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对于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当前不必乘胜去迎击敌人，等华北第十八、十九两兵团到来后，再和敌人实施决战。如果敌人在我华北部队到来之前反扑西安，我现有部队就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并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宗南集团和马继援集团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迷惑和欺骗敌人，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命令在西安的第六军采取各种办法大造华北兵团入陕作战的舆论。于是，第六军就打着华北兵团的番号，在西安等地到处号房子，贴标语，大造声势。当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带着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到第一野战军的7个团到达西安时，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第十八兵团的先遣师6月7日到达时，西安又举行了热烈的欢迎。西安的这一系列活动，很快就通过国民党特务和敌机的侦察传给了胡宗南，使其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一时不敢贸然行动。
但是，年轻气盛好大喜功的马继援，却求战心切，率部孤军深入，向我咸阳一线蜂涌而来。此时，老奸巨滑的马鸿逵为了保存实力，却密令卢忠良率其宁夏援陕兵团“釜底抽薪”，悄悄地撤出战斗，致使马继援部在咸阳一线狂妄地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6月13日，我第十八兵团最先到达咸阳一线的第六十一军一部，向敌发起勇猛反击，一场激战，使其扔下2000多具尸体后，狼狈地后撤至醴泉一线，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反扑西安的阴谋遂告失败。
此后，胡宗南将其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的主力则集结于乾县、礼泉地区，西北战场一时显得沉寂起来。
6月初，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经过一个多月休整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的3个军和隶属十八兵团，在山西作战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十九兵团，近20万大军，先后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沿同蒲铁路和汾河谷地南下，开始了向大西北的进军。
开始几天，部队都是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的，每周行军5天，日行程50里。但是，部队刚刚出动，就接到彭德怀从西安发来的急电。电报说，西北地区即将开始麦收，而8月又将进入雨季，如果我军在6月底7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不仅会陷于雨季，对我军作战十分不利；而且陇东、陇南的夏麦将被敌人抢走，增加我军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彭德怀在电报中要求部队，每天行程要不少于70里。于是，部队遂根据彭德怀的指示，日夜兼程，以日行程70里的速度向西北挺进。
部队渡过黄河后，彭德怀对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已经作好部署，要求华北两兵团，于6月底以前，一定要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并准备迅速投入战斗。于是，我西进大军就越走速度越快，到后期就变成了日夜兼程的强行军了。华北两个兵团克服重重困难，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按照彭德怀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了指定的西安、三原和富平地区，并迅速集结完毕，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了适应西北战场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同意，第一野战军成立了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这样，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的部队的总兵力已达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迅速实行了战略展开，从而揭开了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
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咸阳的阴谋失败后，长期在国民党和“马家军”压迫下挣扎的西北各族人民，开始从解放军的捷报声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与解放的曙光。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还必须在进行一些重大的战略决战，给当时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由于华北的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使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多人。这与胡、马匪帮的27个军，74个师，共约38万余人相比，数量略有超出。但是，因为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能够集中于我军正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的7万余人以及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前委扩大会议。
杨得志、李志民、周士第、王新亭等将军，奉命从驻地出发到古城咸阳参加了第一野战军召开的这次前委扩大会议。这是华北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入陕以来，野战军召开的首次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前，彭德怀在和杨、李、周，王诸将军握手、寒喧之后。说：
“你们这次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的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我们的主攻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要讲的是，你们对‘二马’切不可盲目地轻视，决不可有半点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
彭德怀讲完。就顺手递给杨得志一份电报。这是毛泽东于6月26日从北京直发他的。
杨得志打开电报，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杨得志读完电报，顺手又递给了兵团政委李志民。
此时此刻，杨得志将军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他想的是：毛主席想得实在太周到了。“知彼知己”，在毛主席那里，绝不是讲讲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敌情我情的了解和把握，没有半点的疏忽和马虎。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野战军和各兵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
在会议召开前，彭德怀就多次同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就西北战场我军的战略决战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问题反复地交换意见。
这是实施战略决战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战略决战能否顺利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因此，彭德怀曾多次把当面之敌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提出自己认为较为稳妥的作战方案。毛泽东也多次给予指示，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
根据对当时西北战场实际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认为，胡宗南集团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但在连续遭我军的沉重打击后，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的部队，在当时西北战区的敌军中，则是最有战斗力的。因此，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关键是消灭青、宁“二马”的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的主力，就可以基本解决西北问题。他们认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的主力，远离他们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不远，在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在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我华北两兵团经过千里进军，部队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十九兵团刚刚到达指定位置，要对敌发起攻击，其准备时间显得过于仓促。
当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在为从何处向敌人开刀的问题而反复思考的时候，敌人因获悉我华北两兵团先后入陕的消息。青、宁“二马”的主力从乾县、礼泉地区迅速撤退到了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在我发起突然进攻时遭到聚歼。此时，胡宗南的主力则猬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作集团配置，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
胡、马的这种兵力部署，是一个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但是，青、宁“二马”的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一时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一带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便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从而为我造成了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面对这一情况，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心以第十九兵团钳制青、宁“二马”，集中第一、第二和第十八共三个兵团的兵力，发起旨在歼灭胡宗南主力的扶眉战役。
在第一野战军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主席在6月27日，就曾电示彭德怀：
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在这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对贯彻执行毛泽东这一电报指示精神的问题，彭德怀也将和与会的将领们进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
7月6日，第一野战军的前委会在古城咸阳开始举行。
时值炎夏，热气袭人，参加会议者如同钻进了蒸笼，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军衣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
在当时没有任何现代降温设备的会场里，确实热得使人有点难受。但是，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与会将领们的心情都不免有些兴奋和激动。大家不住地摇动着手中的扇子，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凉意，使自己的头脑冷静起来，以便能够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记下来，认真地传达到部队中去，在西北战场上打一个大胜仗。
会议开始后，彭德怀司令员首先讲话。
他站在挂满军事地图的一面墙壁下，两道浓黑的眉毛高高地挑起，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来自各兵团的这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借助有力的手势，用洪亮浑厚的嗓音，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有关情况：
“……目前全国的形势很好，那是明摆着的。在各个战场上，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和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于盘踞在西北和西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白崇禧等人的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这两块地区，作为他们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讲到这里，彭德怀稍稍停顿了一下，用右手抓起放在桌面上的军帽，又重重地甩了一下，接着用一种毫不含糊的、坚定的语调说：
“这，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的痴心妄想！”
屋子里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鼓掌声。
彭德怀在大家的掌声停息下来后，双手插腰，提高嗓音，接着说：
“同志们！目前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确实是一片大好。特别是渡江战役的胜利，我军已经转入了战略性大追击，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和西南的军队还有80多万，这个数目不小啊！因此，我们还得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再打几个大仗，硬仗！尽早地彻底解决西北问题，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献上一份厚礼。”
他讲到这里，停下来，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说：
“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装备精良的一支嫡系主力部队，在我西北战场上多次遭我军的打击，虽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也大大削弱，但仍有17个军41个师，20余万人马。青、宁“二马”所拥有的9个军33个师(旅)，约18万人马，则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有利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讲到这里，不久前胡、马联合反扑咸阳的战争阴云又浮现在他的面前，使他久久难以平静。他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接着说：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虽然长期以来就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很难联到一起，但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大西北这块地盘，也还是极力想把这些家伙尽量拉到一起。为此目的，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就以‘青海王’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的主席，千方百计地想拉拢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集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马步芳这个家伙受宠若惊，利令智昏，野心也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不久前竟伙同马鸿逵组织了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统一指挥，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敌人的企图，不过是一枕黄梁。我军严阵以待，在适当诱敌深入之后，予以坚决的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两个兵团入陕的安全集结……”
听到这里，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低声交谈了几句后，便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紧张而严峻的脸上，静听他继续讲下去。
彭德怀用一只大手按住桌角，另一只手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望了一眼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用一种兴奋和激动的口气说：
“华北两兵团来到西北后，我们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就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41万人。这个数字与胡、马三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当。然而，我军的这些兵力可以集中使用，可以从容裕如地分散和集中，敌人的兵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能够集中于我军当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部的7万余人，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共计15万人。因此，西北战场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讲到这里，把他的右手向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下，然后又迅速把五指握起来，狠狠地砸在讲桌上。
会场顿时一片宁静。
西北军区的贺龙司令员，手握大烟斗，笑眯眯地津津有味的抽着烟。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等人，都连连点头。表示了对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的完全赞同。
彭德怀停了一阵，擦了一下满头的汗，伸手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继续说：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联合反扑咸阳、西安失败后，胡宗南集团理应退出关中，退守秦岭，避免被我聚歼；青、宁‘二马’也应退回平凉。现在，胡、马却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了一个‘口袋阵’：青、宁‘二马’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在彬县、永寿以东；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驻永寿、麟游以北地区；胡宗南集团的主力集结于武功以西渭河两岸地区守备。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他们做出这样的部署，是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只有联合，才能苟延残喘。他们这种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又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的态势，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接着，彭德怀又以提问的口气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首先从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就成为西北战场实施战略决战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关于这个“关键性”问题，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做过多种方案，也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后，才果断地下了最后的决心。此刻，他打了个手势，接着说：
“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案也要变。起初我们决定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大家清楚，胡宗南部遭我多次打击后，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则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斗争是歼灭青、宁‘二马’的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的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的问题。”
他望着大家，稍微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的主力远离他们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要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彭德怀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接着就用一种深思熟虑的语调大声地说：
“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我们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毛主席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讲到这里，他的右手渐渐地捏成一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来，端起茶缸喝了一口凉开水，继续说：
“敌人总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的。正当我们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因为我华北两兵团入陕的强大威慑，青、宁‘二马’的主力就从乾(县)、礼(泉)地区慌忙撤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支援胡部进出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我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而胡宗南主力则猥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置，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兵力的这种部署，可以说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彭德怀讲到这里，又伸手端起茶杯，又“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看了看他的同志、战友、部属们，最后下结论地说道：
“从当前敌军的部署情况来看，青、宁‘二马’的兵力分散，正面也太宽，确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就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讲到这里，把他的右手向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下，然后又迅速将五指握起来，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会场里顿时活跃起来。
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有意地收住了话头，给大家留了片刻交头接耳和相互议论的时间。
有的说，胡、马之间矛盾很深，从他们的部署来看，都希望对方首先遭到我军的攻击。
有的说，他们的部署既可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害怕被歼而兵力分散……
听了大家的一阵议论后，彭德怀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又和身旁的贺龙司令员交换了一下意见，便高声讲道：
“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会场里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
大家用掌声对彭德怀的决心表示完全的赞同。
彭德怀高举双手，又同时往下压了压，意思是让大家安静下来。
接着，彭德怀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对部队作了以下部署：
——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于7月10日进至乾县、醴泉以北一带高地，构筑工事，钳制青、宁“二马”，确保主攻部队左侧的安全；
——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卫戍西安，并向西安南山子午镇地区敌人进攻；
——第二兵团于7月11日，隐蔽集结于武功以北的临平镇以东地区，12日向扶风和扶风以西的益镇方向攻击前进，并迅速占领扶风西南的罗局镇，以协同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一军）将渭河北岸的敌第一一九军、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压缩包围聚歼；
——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在7月12日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协同第二兵团聚歼敌人；
——第一兵团沿渭河南岸、秦岭北麓向西攻击前进，在7月12日开始各个歼灭周至、眉县地区的敌第九十军、第三十六军，然后向宝鸡以南发展进攻，切断敌人南退的通路，策应渭河北岸的作战。
彭德怀最后用锵镪有力、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我命令，全军将士高举毛泽东的胜利旗帜，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密切协同，不怕牺牲，奋勇作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胆略，聚歼胡宗南集团主力于扶眉地区！”
彭德怀讲完，高举拳头，又狠狠地砸到了讲桌上。
会场上再次爆发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前委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军的主要将领们，都满怀着必胜的信心，迅速地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彭德怀在散会时，走到杨得志和李志民面前，拉住他们的手，亲切地说：
“得志、志民同志，我祝你们在西北战场上旗开得胜，打一个漂亮仗。你们那里是保证战役顺利进行的关键，一定要把青、宁‘二马’盯得死死的。请你们代我向第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问个好！我彭德怀感谢同志们，大西北的各族人民也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功绩的……”
杨得志和李志民激动地向彭老总表示：
“请彭总放心。我们第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教育，在彭总的直接指挥下，我们一定要打好到西北战区来的第一仗！”
会后，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并准时占领了出击地域。
一场大战，很快就要在三秦大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