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某人的邯郸梦就这样破灭了。
一位国军将领的心里话：“败在刘伯承手下，值！我算服了。”
有人将战争时期的生活，比喻成一首变奏曲：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如狂风骤雨，时而转日丽风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中有停，停中有打。不论是停是打，始终也没有平静过。
这不，刘伯承正在总结平汉战役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接到谈判的任务。出面调停的是美国人，跟蒋某人配合着演“双簧”。中国的事就这样，太急了不行，还得坐下来谈，没脾气。
这天一早，刘伯承司令员带着谈判小组风尘仆仆来到河南安阳，准备前往新乡参加谈判。他们在招待所刚刚安置停当，门外就有人来通报：“美方交通小组组长考尔上校求见！”
交际处长李新农得到消息后，马上进屋向司令员报告。刘伯承放下手中的书本，从容地说：“哦，来得好快啊。”转身问交际处长：“新农同志，你看考尔先生来意如何？”
“对方说是礼节性拜访”，李处长一边思忖，一边回答道：“我看是来者不善，夜猫子进宅——没好事。美国人给老蒋撑腰，发动内战，在上党、邯郸吃了败仗，这回肯定是为平汉路交通而来。”
“嗯，”刘伯承点点头，表示赞同地说：“日本人投降以后，美国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跟共产党来硬的行不通，又想来软的一套。考尔先生肯定是为交通问题来的，他们比蒋介石还着急哩。”
李处长接茬说：“司令员说得很对。最近军调处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移到新乡谈判，主要也是交通问题；现在考尔忽然来访，也是打铁路的主意。”
刘伯承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颇有感慨地说：“现代战争，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抗战中，我军扼住各路交通，日本人就寸步难行。现在，从辉县到邢台以北的大段铁路，已被我军切割、分裂，铁轨被扒掉，火车头被卸开，成了一堆废铁。平汉线交通一断，就好比断了老蒋的血管、气管，美国老板当然着急啦。”
“我们要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决不恢复交通。”李处长干脆地说，“是不是回绝考尔？”
刘伯承摆摆手说：“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但在策略上要讲究斗争艺术。如今，蒋介石在高唱和平，美国人又装出调解的模样，所以我们在态度上要加以区别，言辞上加以注意。总之，不能让他们捞到什么油水。”讲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说道：“你告诉考尔先生，一小时以后，我可以见见他。”
考尔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颇善言辞的军人。在美军服役期间，他靠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被擢升为上校并被派到中国。名义上是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实际他肩负军事、外交双重使命，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此时，他得知刘伯承路过安阳前往新乡的消息，便急忙抓住这一机会，施展先发制人的外交手腕，企图率先敲开交通问题谈判的僵局。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先碰了个软钉子：等候一个小时。但考尔是个有耐性的使节，在六十分钟的冷板凳上，早就背熟了该用的外交辞令……
刚一会面，风度翩翩的考尔就堆着满脸笑容，对刘伯承发出问候：“Howareyou？EsteemedGemeral！（尊敬的将军阁下，您好！）”
刘伯承以礼还礼，温和地笑了笑，一面伸过手，一面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考尔，高个子，约莫40岁左右，淡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狡黠。
“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当然也是贵军的朋友。”考尔彬彬有礼地献殷勤道：“久闻刘将军威名，今天特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
“欢迎。我们中国人是极重交情的，对真正的朋友都是以礼相待。”刘伯承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说。
考尔目睹刘伯承的大将风采，联想起上党、平汉两役国民党军被歼5万余人的战绩，和眼前这不冷不热的答问，心中不由得一阵发怵。因为，在华盛顿军方看来，曾经使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刘伯承，自上党、平汉交手之后，已被美蒋中人视为难以制服的“中原之虎”。然而，考尔毕竟是考尔。他一面打着手势，一面夸夸其谈，颂扬刘伯承是“抗日名将”、“闻名的军事家”等等。
可惜，刘伯承对此反应冷淡，毫无兴趣。考尔一看自己的独角戏唱不起来，自知没趣，便狡猾地转换话题：“听说刘将军一路骑马到了安阳，旅途十分辛苦啊。”
“嘿嘿，”刘伯承风趣地说：“骑半天马就到安阳，算啥子辛苦？我这二十多年差不多都是在马背上过日子。”
考尔斜瞟了对方一眼，借题发挥道：“要是改坐火车，到安阳就方便多了”。说时，自信地掸了掸手中的烟灰，道：“现代文明与古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交通。在我们美国，铁路是极普通的交通工具。如今，飞机和小汽车对我们更为方便。”
刘伯承微笑着说：“考尔先生的话不无道理。现代交通确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惜，近百年来，我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交通十分落后。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当然当然，”考尔应诺道：“贵国与我们美国不同，贵国刚刚经历战争嘛。我衷心希望贵国交通发达，这样各地的物资可以交流，民众也便于往来呀。”
“谢谢考尔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要请先生注意一个现实：中国面临着战争！”刘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镜，加重语气道。
考尔自以为对方已为其花言巧语所打动，便继续说道：“对！对！中国需要和平。我就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朋友实现和平，恢复交通。想必刘将军会赞同我们的建议。”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正是为了和平，我们才同国民党谈判的。当然，恢复交通与实现和平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极了！对极了！应该尽快恢复交通，修复平汉路。”考尔自以为得计地附和着。
“可惜，考尔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刘伯承莞尔一笑，认真地指出：“目前，恢复交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现在恢复交通，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考尔先生想必明白，铁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输送旅客、物资，但也可以用来运兵，运枪、炮、子弹！”
“当然！当然！……”
刘伯承逼视对方，一板一眼地说：“暂时截断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如果现在恢复交通，有人就会加快运兵，运枪炮弹药，就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考尔慌忙插嘴道：“不会，不会……”
刘伯承用质问的语气问道：“考尔先生和美国政府能保证国民党不运兵进攻解放区吗？！要是这样，我肯定华北人民是会同意恢复交通的。考尔先生，你说呢？”
“NO！NO！（不！不！）”考尔一面掏出手绢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职责是调解交通问题，停战问题由新乡谈判小组负责……”
刘伯承站起来，客气地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到新乡再会吧。”
的确，谈交通斗争，考尔先生还嫩了点。早在抗日时期刘伯承就对中国的交通斗争，有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交通战是中日双方相持阶段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自侵华以后，日军就把“宝”押在交通线上，狂妄地宣称：“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日军以平汉、正太等铁路作为大运兵线，以公路作为小运兵线，沿途修筑据点作为兵站，一步步“蚕食’华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寇的“扫荡”基地。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对于交通的依赖性是极大的。日寇的现代化大军就是靠着铁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据地。展开扫荡，屠杀抗日军民的。到1940年9月，日军已侵占中国领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在纵的方面，从大青山到广西就有3000公里，在横的方面，从山海关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维持和巩固它的占领区，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一刻也离不开现代化交通条件。单就华北来说，日寇除了采用挖封锁墙、封锁沟等办法，还专门组织了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确实费尽了心机。刘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和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个侵华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它的生死攸关所在。
刘伯承说话向来一针见血：“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是它扫荡的基地”，“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没有铁路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
根据刘伯承的主张，抗日军民必须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真正做到战斗力与劳动力很好地结合，不断与敌寇进行长期艰苦的交通斗争。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一面摧毁敌之交通，一面畅通我之交通，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迫使日寇处于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断绝的被动地位。
从文化思想方面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清除日寇的奴化教育。随着军事侵略的深入，必然是更为疯狂的文化侵略。当日寇侵入华北以后，便在占领区大肆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什么“王道”、“共荣圈”、“共存共荣”等货色，强制灌输日本军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文化毒品，这都是通过交通线贩运来的。刘伯承比喻说：“铁路好比大毒水管，公路好比小毒水管，据点好比放水口，各种毒水都从那里放出。倘使我们斩断了敌人的交通，便是斩断了它的放毒器。这样，便可以根本断绝一切妖氛毒气的来路，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中华民族抗日民主的文化教育，这又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时，日寇极力维护交通、强化交通，而我军则大力破坏敌方铁路、公路。敌人修得快，我们破得更快。例如正太路，当初修的时候，费了5年时间，但在1940年的正太战役中，只消半个月功夫便被八路军一二九师摧毁大半。整个正太路全长249公里，被八路军彻底破坏者，占三分之二以上。在长期的交通斗争中，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破击战法把主动、积极和经常的实施与隐蔽、周密地组织和准备相结合；把游击队进行的局部破击与全区域性的全民破击相结合；把破坏敌人原有交通与破坏敌人新建交通计划相结合；把破坏交通与阻止敌人修复交通和改造地形相结合；把经常研究敌人强化交通措施和我之对策与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政治、专业教育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读者只要概略了解一下刘伯承的交通斗争见解，就会明白美国人和蒋某人搞的那点“交通把戏”，是不够刘伯承“玩”的。
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决不会沉湎在对既往战史的回味上。因为，勋章和战功只能记录将军的过去，而不能保证未来。
兵法云“攻心为上”。“敲山震虎”战术的基本涵义是“军事仗和政治仗放在一起打”，通过军事行动来配合政治心理攻势，以打促降攻心制敌，最终谋求“小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效益。之所以通过“敲山”来“震虎”，而不是上山打虎和调虎离山，是出于以下战术考虑：一是虎踞深山，占地势之利，上山打虎则代价沉重且后果难料，很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二是不宜调虎离山，因为虎在逃离的过程中会继续伤人，不利于战略全局利益；三是虎成困兽，存在着被降伏和生擒的可能。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我军成功运用“敲山震虎”战术的较早战例。1945年10月，高树勋新8军和马法五两个军沿平汉路北进，夹击华北重镇邯郸。由于事关战略全局，中央军委电令刘邓亲临前线指挥。刘邓分析形势后认为，敌人内部存在矛盾，最高明的战术是进行政治攻势，促成高树勋部起义，从而达到瓦解敌军的目的。于是刘邓运筹帷幄，一边派人攻心，一边以迅猛的军事行动歼灭高部友邻，震慑高部心理，终于在决战前夜促成了高树勋率部起义。毛泽东同志闻讯后大悦，号召在全军掀起一场“树勋运动”。邓小平同志回顾平汉战役时指出：“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运用“敲山震虎”战术，要诀有：一是找准目标，即攻心对象既要存在着放弃抵抗的可能，又要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否则会白费心机或大计小用。二是军事行动要狠，确实对“虎”起到震慑作用。三是软硬兼施，进行积极的游说，以打促降。
战争是最不拒绝创新的领域。每一次军事技术的变革都冲破思维的桎梏，把原有的战术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当资讯技术驱动战争形态的车轮由机械化时代驶向资讯化纪元时，“敲山震虎”战术的思想内涵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