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不久，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只有170万人。作战方针，也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共产党军队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所占面积为全国的1/4，人口达1/3以上。
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振奋的，是难以用数字表示的人心与士气的对比。
面对日益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敢决断，要求具备了条件的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阐述了从东北开始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全以卫立煌军就地歼灭”。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确是让战斗在黑土地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引为自豪，激动和欣喜。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关——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1948年，东北的敌人在遭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5月开始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三次连续打击之后，已被歼灭30万人。此时，尚有14个军，44个师，加地方武装共55万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人心浮动，供应困难，其中，长春、沈阳两敌与关内交通完全中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都无斗志”，不得不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的一些城市加紧构筑防御工事，继续顽抗。恨不能像冷兵器时代那样，挂出一张“免战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占共产党军队1/3还强的103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占领地区为东北全境的97％，人口为86％。
一方孤城困军，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日才能到来的援军，甚至是至今也未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一方大军踊跃，实力就像大地一样实在而又坚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由衷抒发感慨；东北人民解放军现在壮得厉害哪！
当初，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惧”，不仅是忧惧内战行将爆发，对内战前途也不能说没有忧惧。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从未把自己当成神的。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胜者王侯败者寇。
可现在，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各路大军，都是今非昔比。
但这一切只是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国民党还控制着相当强大的五个战略集团，还有很大的战争能力。真正解决胜负，还得通过最后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天，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大战场，“稻浪”金黄，丰收在望。而丰饶的东北战场，则是块秋色浓，来得早，熟得快，应该开镰收割的第一块“高产田”。
毛泽东天才的预见性，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改变他的战略方针，从内战初起的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变成到台湾后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毛泽东也不得不修改他的战略计划，把原定的五年打倒国民党，轻松愉快地缩短为三年。
战略家高瞻远瞩，洞悉深远的独特视角。
军事家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宏大气魄。
当年那些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员心里再明白不过，辽沈战役的胜利，进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查阅到了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的一份电报：
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地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争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掐指一算，那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在打东北及华北的主意了。
毛泽东的思维在飞转。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联系，大量山野炮弹和黄色炸药，就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南线各解放军。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举兵南下，与华北解放军携手打开华北战局，就会改观整个北线战势，实现北线的统一指挥。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挥戈东北、华北战场，就会很快达成孤立北平、天津、沈阳并最后夺取这几个大城市的目的。
战略构想在演进。
围绕实现战略构想的步伐在悄然加快。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又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一份电报，小楷毛笔字遒劲有力，龙飞凤舞：
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望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关门打狗。毛泽东寥寥数语，道出了一项常人难以料想到的英明决策。
同年9月7日，毛泽东又明确无误地电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
为了歼灭这些敌人(指锦州、榆关、唐山诸点敌人——笔者)，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北宁线——笔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此后的几十封电报中，毛泽东始终注目“锦榆唐”。一再强调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
从以上电报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每一决策的作出，是那样的前后照应，丝丝入扣，环环相联。
诚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活动的天地。军事科学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原因就在这里。
在毛泽东那里，这门科学够精确的了。
其实，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态势时，毛泽东就从东北战场最早开始的反攻中，预见到战略决战的讯号。当蒋介石被战争的迷彩眩惑得六神无主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经着手描绘攻占蒋介石战略要地的蓝图了。而当这一切成为可能时，他就在早已看准的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迅雷不及掩耳地投注最强大的力量。
当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站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里的毛泽东，神了！
莎士比亚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有的人的伟大是硬捧出来的。”
生来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是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坎坷，而成为令人倾倒的伟大领袖的。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什么，怨恨什么，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具有杰出的天赋。
1947年8月，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已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军被歼30万人，占领区在逐渐缩小，蒋介石又把参谋总长陈诚派到东北，他认为陈诚有办法，能改变东北战场的局面。陈诚到东北说了不少的大话，可打起仗来连连失败，丢掉了7个军。特别是1948年1月初，东北解放军在沈阳附近的公主屯将国民党新五军全歼，使蒋介石很伤心，亲自到沈阳追查责任，陈诚与廖耀湘互相推诿。
此时，陈诚已预感到自己不是东北解放军的对手，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辞职，蒋介石又亲自到沈阳视察，看到东北的局面，也感到陈诚的确没有办法了，而东北又很重要，只好同意陈诚下台。这时，蒋介石选中了卫立煌，抗日战争中，卫立煌为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了忻口等战役，给日军以重创，以后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是一个能打仗的干将，卫立煌资历和声望都很高，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都是他的部下，特别是在远征军中的战绩，曾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
开始，卫立煌不同意到东北来，蒋介石派张群(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顾祝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劝说，陈诚的老婆也苦苦求情，“辞修(陈诚字)病得没办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卫立煌的老部下听说此事，也都不同意。这时蒋介石又找卫立煌谈话，给卫立煌戴“高帽”，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挽回不利形势。”
为说服卫立煌，蒋介石还答应，把东北的军政大权全交给他，并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当场表示，先派5个军去东北，后勤补给优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动心了，他表示先去看看再说。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任东北“剿总”司令，22日，卫立煌到东北沈阳，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东北“剿总”，驻今沈阳铁路局办公大楼)，同时，掌任东北行辕主任职权，临行前，蒋介石一再嘱咐，到东北后最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线，确保沈阳至锦州间的交通干线畅通。蒋介石对卫立煌，历来采用利用的手段，把卫立煌看成嫡系中的杂牌，所以，卫立煌虽然多次担任很高官职，但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只给卫立煌指挥权，根本不像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人那样，掌握军权，卫立煌到东北后，很快又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
4月1日，卫立煌到南京汇报东北情况，蒋介石第二次提出了撤兵到锦州的意向。蒋介石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把东北的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下少数部队防守。卫立煌仍以部队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为由，回绝了蒋介石，并表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问题，我自己负责，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见说服不了卫立煌，表示只要有办法保障补给，可暂不撤向锦州，但整训完成后，仍要打通沈阳、锦州之间交通。卫立煌暂时说服了蒋介石，又松了一口气，他便请求美国顾问团给予支持，使兵员、装备、给养得到了保证，从而也增大了守卫沈阳的信心，并不断到各地视察，检查据点、工事修筑情况，还计划扩充沈阳、锦州飞机场，加修锦西机场。
5月初，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将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仍不同意，又派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去南京陈述。蒋介石的想法是，除留少数部队守沈阳外，其余主力包括特种兵部队，编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随时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分散卫立煌的实力，甩开卫立煌，以便执行南撤的方针。廖耀湘正想扩充个人的实力，由于受卫立煌的制约，做不了主，又不敢直接表露。
于是，蒋介石又找卫立煌及各军的司令官谈话，结果都不同意这个意见。蒋介石见指挥不动沈阳的部队，便把范汉杰推出来，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范汉杰原在山东，后来任陆军副总司令，他对东北的复杂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对能否指挥得了云南的部队九十三军和陈诚的嫡系五十四军心里没底，因蒋介石亲自点了他的名，也就没有推诿的余地，1948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开始他把指挥部设在秦皇岛，由华北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鉴于沈阳的驻军不听指挥，蒋介石决定将范汉杰的指挥部移到锦州，命其打通锦沈之间的交通，以便使沈阳的部队顺利南撤。
同时，又从关内调来两个师，归范汉杰指挥。7月20日，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蒋介石又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范汉杰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开始卫立煌打算将指挥所移至葫芦岛，但蒋介石坚持要设在锦州，范汉杰听了蒋介石的话，将指挥所最后定在了锦州，并亲自驻守锦州，因而使卫立煌同范汉杰之间出现了矛盾。六七月间，蒋介石又作出了固守之战略意图，给范汉杰的手令中说：“东北的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能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官邸会上，正式决定：东北作战“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
坚持南撤的计划，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计，这里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蒋介石开始认为，对抢占东北有一定把握，所以，把5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都用在了东北方向，并派来7个军争夺东北，有志在必夺之势。结果仅两年的时间，东北国民党军落了个被分割包围的下场，脸面上很不好看。如果收缩成功，守住锦州，从名誉上讲，还算没有丢掉东北。
4月，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说，今天的东北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主要据点，如长春、沈阳、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二是从战略上考虑，长期守住东北是不可能的，必要时撤向华北，锦州是南撤的必经之地，守住锦州，也就守住了退向关内的通道。三是蒋介石已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保全锦州，美国就会大量施援，守住了锦州，也就是抓住了军援的来路。
为此，对于守沈阳与南撤锦州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全局的关键问题，蒋介石与卫立煌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各持己见，打乱了东北的作战计划，以致使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不断加深，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美国答应为东北再增加10个师的装备和补给，卫立煌和美国关系很好，5月，专门请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东北视察，卫立煌与巴大维商定，物资、装备直接运到东北营口港，不要经过南京，但这事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了，横加干涉，最后把此事给搅散了，一直到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国民党军的防御仍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总是统一不起来，处在一个麻痹和盲目状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视点，锁定在锦州后，毛泽东在看林彪的反应，林彪在揣摸毛泽东的心思。
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挥部的驻地——双城，林彪在一间陈设简朴、洁净的平房里用四方步来来回回丈量着脚下的青砖地，此时，他的那颗心就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长春，一会儿摆向锦州。
1948年9月7日，林彪(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实际上还在于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7月，程子华同志(注：当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后高岗同志(注：当时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黄克诚同志(注：当时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于今年东北是50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的见解是一致的。
凭林彪的才智，当时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林彪举棋不定呢？
原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后期，东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卫立煌虽然在沈阳集结了20万重兵，却宁愿眼睁睁看着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
不是卫立煌真心实意把这些战略要地拱手交给东北人民解放军，而是他后怕自己手中仅有的部队被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坨一坨地歼灭。
形势在东北战场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坨敌人，无仗可打。要打，就是攻坚，就是大仗，就是恶仗。
沈阳是重兵据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下手，只能在长春和锦州进行选择。
林彪先要打长春没咬定牙，后来南下也没横下心。
原因很简单，虽然林彪带着他的部队在东北横冲直撞了两年，在顺利攻取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大城市这门课题上，他还是个初学乍练的新兵。而且这个新兵在打四平第一仗就碰了个硬钉子。这一仗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又要打锦州，锦州未必比四平好打到哪里去。应该说，打四平，林彪是费了脑筋的。战前，他大讲攻坚战，打大据点，“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攻城军”，“爆炸军”。但仗打起来后，四平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打，更不是一攻就下，一推就塌的那么一座“纸城”。部队付出的代价，指战员捐献的血肉之躯，足可以说明四平是一座铁城、钢城，唯一的那次实践就像盏红灯，在他脑子里不停地闪着不祥的警号。
毛泽东批评林彪从双城动身晚了。大军作战，确实有个“四快一慢”中的“慢”的需要。但这次不是唯一的理由，最重要、最要害的是，林彪想打长春，而不想打锦州。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将军。但叫起真章来，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要做到“有把握”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南下北宁线，一举包围拿下锦州，不论是从当时或现在来看，都是向敌人意想不到的要害部位发起突然袭击的绝妙之举。面对一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面对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大决战，作为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林彪，他显得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当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凶狠和强大，还是个人的荣辱和名声？现在和将来想探寻个究竟，那只能是猜测。
据说，林彪非常喜爱女儿林豆豆。平生唯一一次打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把年仅四岁的女儿踢了一脚。
接着传出林彪“不打锦州打豆豆”这一敏感性的话题。
林彪为难下决心而痛苦，毛泽东为林彪举棋不定而焦灼。
那段时间，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回忆文章说是“90份”，有的说是“70多封”，有人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数字也大体相当。
焦点在于战役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
毛泽东瞩目北宁线。
林彪既有意攻锦州又想打长春。
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根据地支援。敌人增援和突围，在漫长的6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运动中歼敌。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撤退东北，10万大军被围困长春是个原因。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当时，林彪没有看到这个或没有完全看清这个全局。
林彪的脑子仍在围绕怎样拿下长春在转。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在谈了攻长春打援兵的决心和部署后，说：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兵力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团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
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军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身在河北小山村西柏坡的毛泽东，手里拿着这封从东北发来的电报，面对站在自己对面的周恩来说：瞧，一个“均”字，把我的意见否了。
见林彪的决心已定，4月22日，毛泽东作了以下复电：
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东北野战军主力由北宁线（今京沈铁路）南下，向锦州前进电文的字里行间，鲜明透出毛泽东对打锦州设想的坚持。
毛泽东知道，硬拧的瓜不甜，而且也没到需要硬拧的时候。
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
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毛泽东显然在给林彪时间。
毛泽东显然在等待林彪的回心转意。
坚持己见的林彪没太在意毛泽东的提醒、暗示和希望，一门心思在东北战场忙活着。
秋季攻势刚刚结束，他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会议上，提出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军事指导思想。
各部队驻地，墙上刷着“练好兵，打长春”。会上讲着“练好兵，打长春”。官兵们的请战书和决心书上写着的还是“练好兵，打长春”。
基层连队主练爆破，土工作业，攻城和巷战。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到处挖的是掩体、交通壕，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破土地庙、烂房子、坡坎什么的，都成了敌人的“地堡”，爆炸声白天晚上响。怎样穿墙打洞，土墙怎么炸，石墙怎么炸，反复研究、演练。怎样过外壕，壕那边有地堡，壕下有地雷，怎样把炸药包扔过去炸，绑在竿子上伸过去炸。
兵练得挺苦，兵也练得确实很有成效。
5月中旬，正当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发起长春战役时，长春守军以“搜购粮食”和保护大房身机场不受解放军炮火威胁为目的，出动两个半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出击，并占领小合隆地区。林彪抓住长春守军脱离坚固阵地的时机，命令三个纵队的部分部队和五个独立师，采取奔袭手段，硬碰硬地与前出长春的敌人干了一家伙。这一仗，解放军虽歼敌60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和长春外围一些据点，但自身伤亡2100余人。试打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作战中也暴露了部队在战术、技术上存在的不少问题。这是林彪事先没想到的。
6月1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并转去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的电报。
“林罗刘”的电报说：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8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得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
署名“李(天佑)梁(必业)曹(里怀)杨(尚儒)”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力情况后，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使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削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力较强的不很多。但若有较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永胜)赖(传珠)黄(一平)”的电报：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11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7万人。今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后详报。
从以上电报中不难看出，试打长春一下，林彪和李天佑都有点怯手。倒是黄永胜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当然，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毛泽东一封电报，林彪电报一封，敌我双方未交战，毛泽东与林彪的“电报大战”却达到了高潮。
各持己见，各抒己见。毛泽东旗帜鲜明，几乎每封电报都不离“南下”这个主题。林彪苦思冥想，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怎么想就怎么讲，谁也不迎合谁。
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林彪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明知不对毛泽东心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也有妥协，毛泽东同意打长春，是火候未到前的一种妥协。林彪的第二个“均”字，也不无妥协的成分。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口述或起草这些电报时，脑幕上是否闪现过当初的“最后一战”和“保卫马德里”。谁也不知道林彪敢于违背毛泽东意志，执意坚持打长春时，是否想过那几封得意之笔的4A电报。但从“电报大战”中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实在在的民主作风。
正是这样的“电报大战”，孕育着认识上的逐步统一，孕育着即将爆发的流血战争的胜利。
试打长春的结果似一副清醒剂，林彪此时开始认真琢磨，毛泽东“基本同意”打长春的“基本”二字的含义，他懊悔自己当时为什么对毛泽东“在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理解得那样肤浅。
6月中旬，“东总”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
7月20日，“林罗刘”致电军委说：
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
面对林彪态度上的转变，毛泽东挺高兴，一面将电报给周恩来，一面用右手戳着电报纸，瞧，又一个“均”字。
周恩来一字一句轻声念完电文，如释重负地面向毛泽东：主席，这份电报说明，林司令员他们与中央终于想到一块了。
毛泽东微微点着头，表示赞同。
1948年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根据毛主席制定的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了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初步部署：以第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和炮兵纵队及第二兵团指挥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炮兵旅、骑兵师，分别围歼义县和北宁线锦州至唐山段各孤立之据点，相机夺占锦州、锦西、山海关各点。以第一、二、十纵队位于新民附近，随时协同歼灭长春突围之国民党军，或歼灭由沈阳北上策应之国民党军，掩护北宁线作战，并随时增强北宁线作战力量。位于长春附近的第六、十二纵队及开原附近的第五纵队及6个独立师，歼灭长春突围之国民党军，阻止沈阳国民党军出援或长春国民党军突围，如长春守军无突围迹象，可南下锦州附近准备打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