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强者才有机会生存(上高会战) 后退决战

由于想法不一致,仗还没打,赣北日军就与他们的总部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状况。冈村在任时,每次开战前夕,他都要乘坐飞机、汽车乃至汽艇,尽可能地遍访各参战师团,在鼓舞军心的同时,顺便掌握前线实情。这次不同,负实际指挥责任的园部自始至终都坐在汉口闭门造车地下命令,赣北参战的师旅团长们也毫不在乎,各自为战,各事战功,这种“轻浮疏忽”的举动,无疑触犯了兵家之大忌。

按照计划,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旅团从北、中、南三路实施分进合击。

1941年3月15日,南北日军率先启动,这两路日军负责对中方第十九集团军侧翼的部队进行攻击,把它们压向中路,最后在被视为赣西北中心的上高完成合围歼灭。

战斗开始不久,北路设防的中方第七十军接到命令,要求其一部留下进行侧击,一部后撤至上高以北加入二线兵团。

虽然看上去只是简单的一道命令,但它反映的却是中方战略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直至南昌会战,中国军队采用的习惯性打法,都是一线展开的传统单线布防。单线布防需要填充大量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就调集多达七十个师,把整个上海防线都全部塞满了。

这是抗战早期的标准战略思想,它的好处之一是开始可以防较长时间。可是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防线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旦一线阵地被突破,往后面去便不堪设想。淞沪会战是一溃千里,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几乎找不到较强的完整部队来继续设防。南昌会战也一样,当日军攻破前沿阵地时,罗卓英手中都没有援军可用以堵塞漏洞,及至日军即将兵临南昌城下,那么重要一座城池,城里居然仅有保安队和少量警察,奉新等要点则干脆只有警察可供维持秩序。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该守的地方没人守,一些对全局不起关键作用的地域,因为兵力正好充足,又往往守住了。一位对正面战场做过认真观察的驻华美国武官分析说,中国军队往往会轻易放弃那些只要几千人就能守住的阵地,反而在一个理论上不能防守的地方会死守好几个星期乃至好几个月。

这位武官对此表示无奈:“他们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打,为这个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中国人一定想这么打,是打着打着就成这样了。

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谋略层穷极思变,开始绞尽脑汁地构思一些新颖的战略方案。一些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换一种打法,不固守一线,而是逐次抵抗,后退至一定距离,待援军到达后再与敌决战,会不会不一样?

在这股大潮作用下,单纯防御的固定模式逐渐被打破,“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一点点浮出水面。事实上,在高安之战中,罗卓英已经有了“后退决战”的意识,他没有将七十四军继续填进高安防线,而是暂时放弃高安,就是有了后退一步制敌的考虑。

赣北和湘北地形都为“后退决战”创造了条件。这里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交通又屡经破坏,决定了它们与平原不同,不是随地皆可运动。运动受限,加之沿途的伤亡疲劳,战斗时间越长,突进的日军越容易成为强弩之末,也越容易被以逸待劳的守军所击退。

罗卓英敢于留置七十军的一部进行侧击,而不怕这股力量被日军趁势歼灭,则是掌握了日军的作战特点和习惯。

抗战前,中国社会的主流倾向是“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军官学校的教程主要翻译自日本,日本教官也有不少。以重点培养军事幕僚人员为目标的陆军大学为例,前九期请的都是日本教官。某种意义上,中国军人其实就是日本军人的学生,对“老师”使用的战术,“学生”并不陌生。

日军的战术原则很多,但核心的只有一条,即“攻击第一,包围第一”,冈村的指挥再精妙,其基本思路也脱离不了这条主线。反映在实战中,就是日军眼中往往只有要攻占或合围的目标地点,而忽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南京是如此,徐州是这样,就连冈村亲自指挥的南昌战役也概莫能外。当时侧翼有许多中国的败退部队落在敌后,如果具备机动优势的日军打定主意要予以歼灭,这些部队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偏偏日军仅以攻城掠地为满足,把它们都轻易给放过了。

正是知道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眼里全是上高,所以罗卓英才会在侧翼放置相当数量的反击部队。反击部队将与日军背道而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三师团展开骚扰和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