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早在“马廷福事件”发生时，他就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
到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关外的张作相怕张学良拿不定主意，曾致张学良一电，大意是说应该坚守原来的中立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其实张学良完全不需要别人这样叮嘱，他心里自有一杆秤，在给张作相的复电中，他说：“名分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很清楚对方的要价，他或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或通过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等人，对“马廷福事件”再三进行解释，说明自己虽希望张学良出兵助己之心甚切，但绝不会背着张学良策动其部下，那都是陶敦礼这种“极愚妄者”才会做出来的事。
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为此，蒋介石亲飞济南，召集将领们开会，下令各军不过黄河，以便把北岸军事留给张学良去处置。
张学良时年刚刚三十岁，在这样的年纪就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第二把手，本来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如今又能扩大东北地盘，将势力扩展至华北，无论是为个人计还是为东北计，都不能不令其怦然心动。
蒋、张尽释前嫌。不过张学良这个“白相人”的胃口，早已经被关内那三个认真得像头牛的家伙给宠坏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还要继续观望，直到瓜熟蒂落，直到蒋、阎、冯被迫向他割出更多的肉来。
蒋军奉令不过黄河南岸，北岸的晋军则因为损失惨重，也无力发动反攻，两军隔河形成对峙。
津浦线、胶济线战事结束时，蒋介石虽将所有山东军政事务都交由韩复榘全权处理，在政治报告中也称“韩总指挥复榘深明大义”，但对是否要实现当初的诺言，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仍有些踌躇不决。
蒋介石是怕韩复榘仍与冯玉祥、石友三藕断丝连。最后曹浩森竭力为韩陈情，认为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应反悔，韩复榘这才如愿以偿地得以主鲁。
中央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胜利，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八月攻势”却以失败告终，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上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
平汉线原由何成浚第三军团负责，该军团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部包括上官云相师和郝梦龄师，自第三军团撤退至漯河后，王金钰本人就托病请辞，到莫干山休养去了，他的职位由上官云相升任，所属的两个师也都增援了陇海线战场。
除去王金钰，平汉线的主力就只剩下了徐源泉和杨虎城。杨虎城部驻于南阳，在前线打仗的实际只有徐源泉一家。蒋介石于是决定将第三军团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另由蒋军接管正面作战任务。
在津浦线获得的成功，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使他在战略上决定将大战之初的“先难后易”改为“先易后难”，即先解决平汉线，再考虑陇海线。
蒋军的进攻重点随之被移到了平汉线。这回蒋介石不再用菜刀，他要用斧头来砍翻平汉线上的南路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陇海线反蒋联军的后方形成威胁，进而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到时陇海线亦能不攻自破。
两把“斧头”，分别是蒋鼎文师和赵观涛师。蒋军共分为甲、乙、丙三种师，三个师的兵员依次递增，其中丙种师两个团，乙种师四个团，甲种师最多，按一师三旅、一旅三团进行编制，有九个团。蒋、赵部均为甲种师，不仅兵员充足，而且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比西北军要好。两师一到平汉线，即对许昌展开进攻。
张维玺的南路军在西北军中虽不是最精锐的部队，但一样具备着西北军能打和敢打硬仗的特点，先前因为碍着一个樊钟秀，部队束手束脚，以致进展不大。现在见中央军威逼过来，身上所潜藏的凶猛之气得到激发，反而能够屡挫强敌。
交战过程中，张维玺打电话给绰号“王虎”的旅长王赞亭，下令他率部偷袭蒋鼎文师驻地。出发前，王旅官兵一律脱下白衬衣，并将之扎在脖子上，以识别敌我。深夜十二点，当他们摸到距蒋师阵地二十多米处时，每人向阵地投出两枚手榴弹，将对方炸得乱成一团，随后便趁机用大刀砍杀。
夜袭战歼灭了蒋师一旅主力。张维玺得知后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又通报全军嘉奖，后来天津的《大公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