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