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已至此，胡宗铎问夏威打算怎么办。夏威知道自己责任非小，连忙说：“我还是出发到前方去吧。”胡宗铎尚有些犹疑：“你的喉痛怎样，去得吗？”
夏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喉痛：“不要紧，我决定还是去的好。”
去往前线的专车上，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说：“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是胜利的先兆。”
胡宗铎越听越郁闷，已全无平时狠拍胸口的那股牛气；夏威更是一言不发，情绪极度低落。
突如其来的内部兵变动摇了桂军的整个军事计划。胡、夏到达前线后，立即召集陶钧等人开军事会议，众人研究至深夜，最后决定变守势为攻势，冒险向蒋军出击。
不料天亮后，胡宗铎又接到报告，称李明瑞、杨腾辉贴出了“打倒胡、陶”“再不为湖北人打仗”等标语。这种情况下，如果十八军、十九军继续出击，第七军极有可能抄袭他们的后路，到时“桂系鄂军”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为了不白送枪支”，胡宗铎、夏威、陶钧只得率部向鄂西退却。撤退途中，夏威压力很大，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直到他的亲信所带的几个团跑回来，表示愿意继续服从他的指挥，夏威这才吃了一碗饭，并且说：“老子拼到一兵一卒还是要拼的。”
当胡、夏、陶不战而退出武汉时，他们连李宗仁的行李都一道遗失了，其中也包括李宗仁那张跟蒋介石做盟兄弟时的交换帖子。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白崇禧名义下共有两支改编部队，一支属北方部队，驻于北平的西苑和南苑；另一支就是“桂系湘军”，驻于河北唐山，他自己的总指挥部则设在北平城内。
在发现北方部队不可靠，甚至有可能将自己抓了送蒋之后，白崇禧被迫由北平出走，前往唐山开平，住进了廖磊的寓所。
蒋桂开战前后，各方来电都汇集至开平，白崇禧经常通宵不睡，以制定决策和批阅来电。他不睡，译电员自然也无法休息，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
当蒋军向武汉进逼的时候，白崇禧一边抓紧联络冯玉祥，一边准备率李品仙、廖磊两军回救武汉。可是长江战事结束之快出乎预料，冯玉祥在震惊之余，赶紧放下悠悠然垂钓的心情，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个讨桂通电。
世情如纸，只有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冯玉祥的通电一发，便意味着“桂系湘军”回救武汉的路被彻底截断了，与此同时，白崇禧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桂系湘军”所属的两师官兵大部分为湖南人，西征之役中被新桂系收编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内心里都盼着自己的老长官唐生智回归。
为了切实消化这支部队，白崇禧一面撤换湘籍军官，用新桂系成员替代；一面对最上面几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头头加以笼络，尤其待廖磊甚厚，引为心腹。廖磊对白崇禧也知恩图报。蒋桂开战后，白崇禧日理万机，廖磊怕他身体顶不住，每晚都让自己的太太蒸制人参或高丽参，送给白进行滋补。
可是新换上来的军官却不给白崇禧争气，除了死要钱“不关饷”（即不发军饷）外，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惹得官兵恨之入骨，盼唐生智回归之心反而更加迫切。李品仙、廖磊等人虽然和白崇禧的关系很好，可是中下级官兵不听调遣，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