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与会者中，蒋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听说一帮北洋遗老正在天津大连活动，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间，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段祺瑞下达了一纸通缉令。
李宗仁向来认为有枪杆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问蒋介石，段祺瑞虽为前北洋巨头，可如今两手空空，在天津都隐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缉如此老朽？
这样的问题就显示出了蒋与李的差距。蒋介石告诉他，通缉段祺瑞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来，为的只是打击段祺瑞的威信——说白了，吓吓这老头子，同时杀鸡儆猴，免得给咱们捣乱。
过了没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蒋介石，否认参与了活动，遗老们的背后串联也逐渐销声匿迹。
打击别人的同时，最好还能抬高自己。
蒋介石到日本留学，本是奔着士官学校去的，但当时规定，中国学生先要在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在日本的基层部队见习，最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蒋介石已经进入了见习期，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放下学业回国，所以最高学历也就止步于振武学堂。
现在蒋介石出了名，士官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便主动上门化缘。蒋介石也乐得给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向同学会捐款五万元。
一些货真价实，但在国内混得较一般的士官生对此不满，跑来质问同学会负责人：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
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人家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
当然，发生在蒋介石身上的事尚算不上可乐，要说滑稽，再滑稽都滑稽不过冯玉祥。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癫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这回是老冯做东宴请大家，包括蒋、阎、李、白在内，赴宴的有百余名中央要员。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又有百余名大小职员和工友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全都排着队走进了餐厅前的天井。
与宴者不知道这些人究竟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等不速之客们在天井里站定，老冯起立讲话，他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
接着他大声向天井内喊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照直说，宣统（指溥仪）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站在天井中的人一齐回答：“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老冯的声音越发洪亮，他又大声问道：“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证人”们再次回答：“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老冯于是转身向各位宾官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众人哄堂大笑，感觉比看一场喜剧段子还过瘾。
老冯演完捧腹的喜剧，就轮到老蒋来演严肃的正剧了。在善后会议的最后两天，蒋介石突然提出“军事整理案”和“军事意见书”，会场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这次蒋介石用“编遣”代替了大家都不愿听的“裁兵”。“裁兵”听上去是一刀切，所有人都得平均割肉，“编遣”则不同，它是有选择性地进行改编，其中有亏有赚。蒋介石说，他计划将各个集团军质量较好的部队挑出来，分别编成五十个师（东北除外），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其余老弱则予以淘汰遣散，以节省国库开支。
冯、阎、李、白防来防去的是“裁兵”，未料到平地里又冒出“编遣”，缺乏心理准备，自然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加以反对，因此最初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陆陆续续发言，其中白崇禧提出了“裁兵”“编遣”之外的另一个主张。
白崇禧在北方的部队系以李品仙、廖磊的湘军为主力，再配以少数桂军编成。他本欲同阎锡山争夺平、津，但阎锡山先到先得，把平、津的大大小小机关都占据了，行政、财政、税收、交通一把抓，凡是白崇禧推荐的人，阎锡山一个不用，使他根本无法染指华北事务。
白崇禧也一度想过率部回师武汉。回师武汉无论走平汉路，或津浦路转陇海路再转平汉路，都得经过河南、山东，这两省都是冯玉祥的地盘，要经过就得冯玉祥同意。白曾派代表见冯，请求让路，可是冯玉祥的态度模棱两可，始终不做肯定答复。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花样最多。在既不能夺取平津，对回师武汉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决定另辟蹊径。
这时新疆正好发生内乱，省长被刺身亡，白崇禧便在会上引述了这一事件，认为新疆鞭长莫及，较难治理，而他是一个穆斯林，自愿率部移戍西北，塞边垦荒，为推行兵工政策做示范。
小诸葛固然聪明绝顶，座中诸人也绝非笨蛋，都知道白崇禧戍边新疆是假，以此躲避“编遣”，顺便再捞一块固定地盘是真。先前对分到手的地盘，李宗仁嫌小，冯玉祥嫌穷，都不满意，也都想借机调整。现在一看白崇禧带了头，他们二位不管有口才还是没口才，都哗啦啦地说一大堆，反正都是要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便从“五十个师”的大蛋糕上切出最多的份额。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都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这个人是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