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从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五次大的战役到开城谈判都参加了。在朝鲜这块英雄的国土上，度过了艰苦、自豪与胜利的3年半。目睹了美国侵略军战场上的凶残，领教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狡诈；亲历了中朝两国军队团结战斗的无数次英雄壮举，感受了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由衷感激朝鲜人民、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元帅对志愿军的爱护和支持。今天，重新回忆那场战争，更加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彭德怀司令员指挥的正确，思想政治工作在现代战争中强大生命力，百万志愿军健儿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是志愿军赢得胜利的力量所在。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四十周年之际，从我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摘编记述彭总在总部指挥作战的重要史实，献给广大读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鲜朝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军集中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掩护其步兵和南鲜朝军共7万多人在鲜朝西海岸仁川登陆。
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是早有预料的。7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以第13兵团为基础，成立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安全并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我原任第13兵团政治部主任。该兵团改为东北边防军后，我仍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正在中原地区进行繁忙的和平建设的第13兵团各部队，立即启程北上，转入紧张的临战准备工作。至7月下旬，东北边防军已下辖4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3个炮兵师（炮兵第1、第2、第8师），3个高炮团，3个汽车团，以及战防炮团、战车团、工兵团、骑兵团等，共26万大军，在鸭绿江沿岸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1950年10月8日，军委命令飞向东北边疆待命部队：“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宏大胆魄发布了这一庄严的命令，敲响了侵朝美军的丧钟。
彭总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由衷地高兴。彭总是我的老首长，早在红军时期我就认识他。1936年冬，红军围攻陕西甘泉城时，彭总是我们一方面军的司令员，我是这个方面军无线电队的政治委员兼任方面军直属队总支部书记。1936年红军东征回陕北后，就再没见到他。
这次一见面，彭总就认出了我，说：“杜平，你这个江西老俵，我们又走到一块儿了。”我说：“彭总，没想到是您挂帅。”彭总笑着说：“不但你没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组织志愿军，中央原来考虑让林彪来的，林彪说他有病，于是临时决定让我来。听说这几支部队过去在东北很能打仗，是吧？”我点点头说：“是，这几个军是第4野战军的主力军。”彭总听后高兴地说：“这就好。”
10月9日，在沈阳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彭总和高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决定。彭总说，和大家见个面，不敢说作报告。他讲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美帝侵朝的罪恶目的，以及军事上应注意的一些事项。针对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准备还不够充分的心理，彭总提高嗓门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它的速度很快，我们也必须抢时间，中央要我到这里来，也是3天前才仓促决定的。最后，彭总宣布；各军在10天之内要做好一切出国作战准备。
听到只有10天准备时间，我们很急，连夜赶回安东（今丹东，下同）。一连几天，政治部的同志们忙于把要带出国作战的和留下的东西，分开打包，整装待发。
沈阳会议后，彭总也赶到了安东。他住在我们兵团政治部右边另一条沟口的一幢别墅里，隔一个小山头，约一公里远。白天，我们去向他汇报了部队作战准备的情况。晚饭后，彭总出来散步，向兵团政治部驻地门口走来。我和妻子刘教湛领着我们5岁的男孩子少平和7岁的女儿美平从兵团政治部出来，正巧碰上，我们向彭总敬了一个礼。孩子一见彭总便对妈妈说：“妈妈，大官！大官！”我爱人急忙阻止：“不要胡说，快叫彭爷爷。”两个孩子齐声叫：“彭爷爷好。”彭总微笑着说：“孩子好。”在这以前，就听说彭总喜欢孩子，这次算有了亲身感受。
彭总到安东后，准备11日过江去朝鲜德川，同金日成同志见面，商讨联合作战的问题。10日深夜，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来长途电话，请彭总火速返京。事后，我们才知道，彭总回去是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有关出国作战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2日，我们收到了彭总从北京发来的急电，要部队继续抓紧做好出国准备。
接着，我们又接到通知，赶赴沈阳参加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在10月14日的会议上，彭总进行了出国作战的动员讲话。他说，美帝正以7个师向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疯狂侵略，现已越过“三八线”，正用一切力量，继续向北推进，目前朝鲜战局是很严重的。
彭总的表情非常严肃：“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支援北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紧接着，他又说：目前有种看法，认为出国作战准备不够。实际上，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准备不够。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短短的三、五年，我陆军和空军的装备不可能特别改善，海军更谈不上。而敌人则可能武装更多的部队。那时打起来就更不容易，困难更大。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为好。
彭总的话，打消了一部分同志头脑中的顾虑。这次会议成了出国作战的誓师会。
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和洪学智等同志送彭总上车，洪学智同志打趣地对彭总说：“彭总，有您挂帅，我们就胜利在握了。”彭总瞪了洪学智一眼：“你别奉承我，我是命中注定要和苦地方打交道。”
听了彭总的话，我们都一愣。
彭总似乎看出这一点，继续说：“我这个人是命苦啊。从参加革命那会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不用说了，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这不是命苦吗？”说完哈哈大笑。
一席话，我们和彭总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禁不住都跟着笑了起来。
彭总挥挥手说：“我说的是实情嘛。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打交道。没有穷、苦，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彭总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简朴的语言道出了深刻的真理。
我原来以为，彭总对受命率军出国作战应早有思想准备。从彭总秘书张养吾同志那里才得知，他的思想准备也只有10天。1950年10月4日上午，北京派飞机去西安接他，他还以为是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讨论制定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是要去朝鲜作战，随即匆匆赶往沈阳。在北京东郊机场临上飞机前，他才想起让秘书给他爱人浦安修发了个电报。
彭总的到来，进一步加快了部队出国作战的准备步伐。
1950年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支援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在此之前，彭总曾在安东巡视鸭绿江大桥。他察觉江桥一旦被炸，志愿军过江速度将受限制，易失却战机，故建议将先过江两个军、两个师的计划，改为全部集结江南待命。这一改变，使志愿军在战争打响后即在兵力上处于优势，为第一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彭总是10月18日黄昏乘一辆吉普车先行过江的。随后跟进的只有一辆电台车。多少年来，在关键时刻他总是这样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这大概是他常胜的重要秘决。
10月24日中午，我们随队伍过江后，在大榆洞见到了彭总。
大榆洞是朝鲜著名的四大金矿之一，位于平安北道朔州郡。在南北两座大山之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沟中有条小路，路两侧有一些简易工棚。沿着小路进去，向左一拐，在南山脚下矿洞的侧上方，有一座长方形的大木板房子，据说是矿山的木工房。这就是彭总亲自选定的志愿军统帅部办公室。
在这座木屋里，彭总主持了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次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和我围着彭总，在一张长方形的木桌四周坐下。彭总首先简要地向我们谈了战场形势，明确指出：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大踏步前进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不行了，必须迅速修改原定的作战方案。
出国前，中央军委指示的作战方案是，我军入朝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较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如敌人不出，我军亦不去攻打。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但是，敌军的进展，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就在我军渡江之夜，敌军已占领平壤，并迅速越过了我们预定的防线。在西线，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已占熙川，其主力继续向温井、桧木洞、楚山方向冒进，已窜至大榆洞左后方；南朝鲜军第8师已占宁远，并继续向熙川、江界方向前进，向我左后方迂回；南朝鲜军第1师及第7师一部，已占宁边及其以西龙山洞地区，从正面压向我军；英军第27旅、美军第24师则分向定州、泰川进犯中，有向我右侧迂回的态势。在东线，南朝鲜军第3师、首都师已占五老里、咸兴地区；美军陆战第1、第3师正在元山港扫除水雷，准备登陆北犯；美军第7师亦正向利原方向海运。而我军除东线1个营抢占了黄草岭外，各军的先头师距预定作战地区，尚有两三天的路程。后续部队距离更远。作为战役预备队的第50、第66军，还未渡江。
为此，中央军委多次来电，指示我们放弃军委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特别指出，此时是歼灭南朝鲜军3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新的作战部署是什么？彭总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已有腹案，并开始按此指挥部队行动。但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没有一下和盘托出，而是反复强调，敌变我变，知变善变，抓住战机，狠揍敌人。要求大家有话就讲，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定对策。
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在第4野战军指挥1个军或1个兵团作战时，都是敢于拍板的人物，但是今天都不急于发言。
“彭总，说说您的计划嘛！”韩先楚同志忍不住了，最先打破了沉默。“是的，请彭总先讲好！”邓华、洪学智和我都表示同意。
彭总喜欢吃茶，他嘴里呷着茶叶，津津有味地嚼着。“你们要我先讲我就先讲。我们原定的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计划不行了，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战法也不适用了。我们是战略反击，作战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当前敌人分兵冒进，我们应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西线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3个师。这部分南朝鲜军位于中央，若能将其全歼或歼其大半，东西两线敌人的老虎屁股就露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继续歼敌。”
彭总略一停顿，提高了嗓门说；但是，我们的兵力尚未集中，一口吞他3个师还无把握。只图嘴巴快活，不管胃肠遭罪的事，我们干不得。所以，我们先吃南朝鲜军第6、第8两个师，然后再集中兵力吃他一两个师。第一口怎么吃法？我看把敌人引到于我有利的地形上来打！
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很快形成了具体方案。
这个方案的基本点是：西线以第40军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域，待机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于温井及其以北地区；第39军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域，准备在第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6师，调动南朝鲜军第1师来援对，将其歼灭于云山附近；第38军并配属第125师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明文洞、仓洞地域，准备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东线以第42军的两个师于长津以南的黄草岭、赴战岭地区组织防御，钳制东线之敌，保障西线我军主力侧翼安全。同时，命令第66军自安东过江，向铁山方向前进，准备阻击英军第27旅。战机问题解决了，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分头去做准备工作。
晚饭后，我起草了为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政治动员令。
彭总审定政治动员令时，当即删去了几句日号，并在落款处划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写上“政治部主任杜平”。他搁下毛笔，心平气和地说：“这个政治动员令应该发，我们的口号是打好出国第一仗，目的是夺取序战的胜利。写政治动员令，要注意从敌情、我情等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讲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把我军必胜的条件讲得充分些，不要光写口号式的话……”。
通过彭总对政治动员令的修改和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我觉得已经摸到了彭总抓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实”字！
10月25日，似乎已经解决的战机问题，又冒了出来，而且面临着稍纵即逝的危险。
拂晓，南朝鲜军第1师先头部队，以坦克14辆，自行火炮一部，后随摩托化步兵，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7时许，进入我第40军第120师第360团阻击地域。在我突然打击下，敌军措手不及，几次组织兵力、火力，向我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加强1个炮兵中队。骄狂恃强，毫无侦察搜索，乘车冒进，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我第40军第118师遭遇，被我全部歼灭。
第一次战役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但不是在我们期待的时刻。它是一个遭遇战，彭总称之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这样的开端，过早地暴露了我军，能否实现战役企图，就难以预料了。
这天中午就餐时，彭总一言不发，边吃边沉思。饭后，我们几个跟随彭总身后，走进了山腰上那间木屋。彭总没说话，径直走到挂满墙壁的地图前，用一只长柄放大镜在地图上来回移动着。一会儿，彭总转身对我们说：“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变计划罗！”我们都赞同地点点头。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隆隆声，接着又响起了尖厉的防空号音。彭总的警卫员闯进来说：“首长，敌机来了，快来！”
“慌什么？你自己去！”彭总不高兴地吼了声。
我们相互看了看，都为彭总的安全着急。
“你们怎么不走？都去防空！”彭总向我们挥了一下手臂。
“彭总，你不走，我们都陪着你。”洪学智同志笑着说。
“你们这些人哪，够呛！”彭总无可奈何地对我们笑笑，去防空了。
防空的矿洞里，阴暗潮湿，空气浑浊。彭总嫌闷得慌，站在洞口望天。他对我说：“可能由于我们隐蔽得好，敌机未发现我们志愿军主力入朝，也未摸到我们的总部设在这里。”我说；敌机正在不分昼夜地侦察，部队反映飞得很低，有的说看到敌机驾驶员的小胡子啦，有的说再低就能抓人了！敌人如此猖狂，有必要教训它一下子。彭总沉思着说：“不能打，一打就容易暴露我军，还是让敌人蒙在鼓里好。”
这时，一架轰炸机从矿口上方呼的一声飞了过去，根本没把彭总办公室放在眼里。彭总风趣地说：“它没有下蛋嘛！草木皆兵。”几分钟后，还不见敌机的影子，彭总径直回到他的木屋去了。
刚进门，作战值班参谋报告：由邓岳、张玉华指挥的第118师已全歼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的1个加强营；第120师360团仍在与敌激战，已经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
彭总没有讲话。他担心战斗迟迟得不到解决，会增加暴露我军战略企图的机会。但出乎我们意料，各路敌军仍继续分兵冒进。英军第27旅先头部队已抵南市洞（距新义州30公里），美军第24师已进至大馆洞（距中朝边境35公里），南朝鲜军第6师第7团占领了楚山城（距中朝边境5公里），并炮击我国领土。
面对战斗已打响，敌人以师、团为单位分散冒进的战场新形势，为了适时捕捉战机，彭总又一次临机应变，果断地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头歼敌！当晚，他亲自起草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了新的作战决心：
“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像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
彭总的战役指导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按照新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在西线战场处处主动。26日凌晨，第40军攻占了温井，歼灭南朝鲜第6师一部；29日拂晓，他们又在龟头洞、立石洞将南朝鲜第6师、第8师各两个营大部歼灭。当晚，又将从楚山回窜的南朝鲜军第7团大部，歼灭于古场洞、柳良洞、龙谷洞地区。与此同时，第38军已进占熙川，守敌南朝鲜军第8师仓皇南逃；第39军也已对云山之敌构成三面包围。
吃了败仗的美军并未因此而接受教训。当年太平洋战场的五星上将、如今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面调整部署，以美军代替溃退的南朝鲜军，一面继续分兵冒进，做起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
此时，彭总敏锐地发现，敌人虽然调整了部署，但仍处于分散状态，利于我军各个击破。他召集我们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决心从敌右翼实行战役迂回，割断南北联系，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
志愿军总部于11月1日9时下达了作战命令。3日夜，我军将云山守敌美军、南朝鲜军各一个团围歼。这是我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之大部及南朝鲜军第1师第12团一部，共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40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敌机1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76辆，各种炮190门及大批枪支弹药、器材和物资。
当云山战斗打响之后，彭总密切注视着第38军的行动。在战役发起后，彭总曾命令该军歼灭熙川之敌，但先头部队赶到熙川后，把熙川的南朝鲜军误认为美军，未及时展开攻击，以致敌乘机南逃。10月30日晚，彭总又命令该军主力向球场攻击前进，务于31日或11月1日拂晓前进占球场以南院里、军隅里，截断进占云山，泰川之敌的退路，这是歼灭美军第2师的关键。毛主席曾两次电示彭德怀等同志注意此役。
但是第38军接到总部命令后的第2天才出动，这已晚了一步。在迂回途中，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歼灭或摆脱当面之敌，而是求胜心切，恋战不舍，又耽误一天时间。当他们11月2日赶到院里地区时，敌人已感到翼侧受到严重威胁，开始全线撤退，并以一部军队在宁边东北地区、军隅里，价川地区掩护，迟滞我军突击，使围歼战役打成了一面平推。
当解方参谋长向彭总报告第38军未能按时到位时，彭总勃然大怒。这是我入朝后第一次看到彭总发那么大的脾气。他厉声说：那里敌人空虚，为什么慢慢腾腾？为什么因小失大，贻误战机？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违犯军令的人！我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大家面面相觑，都为第38军的失误而痛心。彭总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气恼，走出了办公室。过了不久，他问我，第38军在东北时究竟打得怎么样？为什么这次打得不好？我如实地说：“第38军是红军第3军团1个师的老底子发展起来的，在东北一直打得很好。”“这次可能是对新的敌人不摸底，指挥上有些犹豫。”
敌军开始全线撤退后，我军不顾敌机轰炸，日夜不停地追击南逃之敌。战至11月4日，歼灭英军第27旅1个榴弹炮营、美军第24师1个加强连和大部分南朝鲜军，占领了博川、大杨洞、寺洞、飞虎山、深井站、德川一线，并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占领了沿江有利阵地。志愿军总部乃命令各军于11月5日停止追击，序战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第一次战役共毙伤敌1.5万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稳定了战局，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志愿军在朝北站稳了脚，初步摸到了敌人的长处和弱点，增强了胜利信心，意义是很大的。
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发起的时候，彭总办公室和志愿军总部机关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当时，为了尽量不暴露志愿军主力入朝的目标，志愿军司令部曾一度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美军飞机。因此美军飞机横行无忌，猖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麦克阿瑟和他的后任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每次较大的进攻前总要派出大批飞机进行侦察和轰炸。就在麦克阿瑟发起“圣诞节前返乡”攻势时，夜慕还未降临，哨兵看到几架美军侦察机突然在志愿军总部驻地上空盘旋了几次，有时飞得很低，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机可能翌日来轰炸。当晚，解方参谋长召开了有关防空准备的紧急会议，作了几条明确规定，要求总部机关在第2天4点钟以前一律开饭完毕，按时进入指定的防空地区。
第2天拂晓，在涵洞后面的一个石洞子里，把机关的同志人挤人地安排下来后，还没见彭总进来，总部几位领导同志很焦急，要我去请彭总。我说我去可以，请洪副司令员去更好些，他在彭总面前比我的办法多。
洪学智摸准了彭总的脾气，知道他难请，路上就动开丁心思。到彭总办公室后，见彭总正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就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几个人在洞里研究第二次战役怎么打，请你参加。”果然，彭总二话没说，跟随洪学智同志来到了防空洞。
彭总进洞不久，几架美军轰炸机掠过总部上空，投下许多凝固汽油弹，其中几发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顿时木屋浓烟升腾，化作一片火海。“好险！”我心中暗想。要不是洪副司令员把彭总“骗”进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次轰炸中，毛泽东主席年仅28岁的长子毛岸英壮烈牺牲。
彭总在岸英和与他同时遇难的参谋高瑞欣同志灵柩前脱帽伫立，默哀良久。他沉痛地说：“毛岸英同志是我们志愿军第一个志愿兵。党中央、毛主席刚任命我当志愿军司令员，他就找我报名了！”同志们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将两位烈士安葬在大榆洞山上。
志愿军总部被炸的消息，引起了北京中央领导同志很大的不安。周恩来副主席以军委名义发来电报，要求彭总注意安全。军委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傅钟和肖华两位副主任，还有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联名给我发来电报，指示我直接负责彭总的安全，切实注意他的防空、防特工作，保证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故。
那时，我感到责任重大，又感到力不从心。在北朝鲜，在我们后方，除了有战前潜伏的南朝鲜特务外，还有战时从海上、空中、陆上派遣来的大批特务。他们在我军后方窃取情报，破坏交通，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活动不可谓不猖獗。但是，我们对付特务还是有办法的。最使我担心的是防空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总部的防空设备很差，更因为彭总对革命战争极端负责，常常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工作起来连吃饭都要靠身边工作人员提醒。在他看来，防空是对他的干扰，不到万不得已，总不愿意进防空洞。
记得序战期间的一天，防空警报突然尖厉地响起来了。当时总部的几位领导正好都在彭总办公室内，就一个接一个地动员彭总去防空。可是彭总只是说：“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先走了他就会不走，便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要走就一起走，要见马克思就一起去！”彭总微笑着说：“我这个人虽然命苦，但是大难不死呀！入朝后胃病、关节炎、痔疮一齐来攻，可又奈我何？你们呀，又天天要我防空，还能爬到牛肚子里去！我真叫你们逼得没办法，走就走吧，到防空洞去！”
还有一次，我们听到防空警报以后，各自从几个不同的地方来到彭总办公室附近的山洞，进洞一看，发现彭总没有来。我急忙叫张养吾同志去请彭总。张养吾接连去了两趟，不但没把彭总请进防空洞，还被彭总“训”了一顿。我和洪学智同志商量后，对张养吾说：“你再跑一趟，去了就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这一招果然很灵。张养吾同志回来对我说。彭总听后把电报装在皮包里往腋下一夹，瞪了我一眼说：“恐怕是杜平捣的鬼吧？”正说着，彭总来了，我们止不住望着彭总笑，彭总摇着头说：“真拿你们没办法。”
要防空，就得在靠近彭总办公的地方挖洞、炸山。这对彭总考虑问题难免有干扰，他曾不高兴地对洪副司令员说：“你什么都不管，光管这个吗？”洪学智同志理解他的心意，召集挖洞的同志说：你们挖好炮眼一齐放，不要零星放炮，影响彭总工作。他处处为彭总安全着想，彭总自然很明白、很领情。这次总部被炸，彭总幸免于难后，曾幽默地对洪副司令员说：“老洪，你是个大好人呀！”
“我本来就是好人嘛！”
“这次美机来下蛋，不是你老兄，老夫今天休矣！”
总部被炸后，我们就搬到一个作为防空洞用的涵洞里办公。彭总和我们就在这个阴凉、黑暗、潮湿、嘈杂的涵洞里用布帘子隔成一间一间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完全靠用烛光照明指挥了第二次战役的反击阶段，并一直住到战役取得最后胜利。
第一次战役之后，志愿军于1950年11月13日在大榆洞召开了入朝后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会议确定，在我军尚未得到空军、炮兵、装甲兵适当加强之前，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下一步准备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
为什么我军不乘胜追击，反而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呢？彭总在志愿军总部机关和总结序战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曾作过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敌人虽然吃了个败仗，但主力还未被我击破，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未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很可能重新组织反攻。这就为我诱敌深入造成可能。另一方面，我军虽然旗开得胜，士气高昂，但困难也不少。如部队很疲劳，道路狭窄不易错车，白日不便行动，夜间不能开灯，粮弹运输困难，且冬寒将至，房屋既小又少，部队长期露营，难于保存实力。根据上述情况，拟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在内线要点上，构筑必要工事，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击之，较为有利。为此，他主张我军后撤30至50公里，让敌更放胆深入，使敌战线拉得更长，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彭总指出，力争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同时，又不要放弃有利条件下的阵地战与必要的游击战。他说，阵地战包括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防御方面是为了节约兵力用于进攻方面，以劣势兵力钳制敌人优势兵力，采取列国时代孙膑赛马的方法：即以我1个团钳制敌3个团，集中我3个团歼灭敌1个团，在相等兵力下造成歼敌的优势。游击战是当前我军作战不可少的部分。敌人有飞机，飞到我军后方，侦察我军情况，破坏交通，炸我物资，使我吃不上饭，得不到弹药补充，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没有飞机去侦察和破坏敌人后方的交通运输，因此必须有积极的游击战，袭击和破坏敌后运输交通，分散敌人兵力，侦察敌情，直接配合作战。现我125师即有两个营组织了两个支队，深入敌后活动，直接配合本战役作战。各军可派侦察部队插至敌后，进行游击活动。以后我们还要讨论到南朝鲜去开辟敌后战场游击战争问题，那可以替将来战略反攻准备战场。
志愿军司令部向参加序战总结会议的同志提供了当前敌人的态势：目前美伪军总兵力共26.7万人，包括17个师、3个旅、7个团，另1个营。其大部兵力集中在第一线。
据此，大家一致同意彭总“诱敌深入”的打法，这样，运输线短，地形熟悉，敌情明了，敌兵相对分散，敌交通线易受我袭击，利于我各个歼灭。彭总灰谐地说：让它进来，反动舆论会有几天嚣张的。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打胜仗，即可一扫而光。如敌不进来，我们就只有打出去。打出去的办法有二：一是围点打援；二是派两个军从德川打出去。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上述作战方针。志愿军总部迅速展开了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前线各部队采取了一系列诱敌深入的措施；开始逐步减少节节抗击的时间，使敌军误认为我军军力不支；在撤退的道路上丢弃一些缴获的破旧器材和枪支，使敌人错认为我已溃不成军；我转入敌侧翼和进入山区的部队，则严密伪装，保持行动肃静，隐蔽在敌进军路线两侧崇山峻岭之间，心领神会地谈笑彭总“清川江畔钓大鱼”的好主意。
我军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敌人的错觉。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错误地认为，我志愿军是“象征性进攻”，“装备低劣，怯战败走”。11月24日，他发动了“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进攻。
11月25日黄昏，敌军按彭总“规定”的路线，进入了毁灭的巨网。在彭总的统一号令下，志愿军于西线和东线，在苍茫的夜色中破冰涉水，飞越高山深沟，先后向冒进之敌展开了猛烈冲击。抗美援朝的第二次反突击战役打响了。
战役开始前，彭总很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11月17日，我向彭总汇报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着重向他讲了战俘问题和对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些想法。彭总问我：
“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
“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
“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彭总果断地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
彭总略一沉思，指示说：“你再考虑细一点，写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这件事，你负责把它办好！”
我当天就草拟了电报，经彭总审阅后上报军委。第二天上午，我们收到了毛主席同意此事的复电。彭总看完电报后对我说：“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就放，越快就好！”
“今天就放？”
“对！现在是争取时间。”彭总肯定地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23日入朝时，军委和毛主席来电说：“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
我一下子明白了彭总的意思，这次释放战俘，也是对敌人的一次迷惑。
彭总很风趣地说：“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入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他们的空军很厉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瘫痪起来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的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
第一批释放的美俘回去后，我军的宽俘政策不胫而走，在美军中迅速传播开了，以致在第二次战役中，处于军事压力下的美军，出现了百人以上集体投降的情况。
反击阶段开始后，彭总手拿放大镜，在潮湿滴水的涵洞里坐镇指挥。对第38军和第42军的进展情况尤为关注。
在第二次战役中，这两个军担负着打开战役缺口、迂回敌后的艰巨任务。按照预定作战方案，这两个军首先歼灭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第2军主力，尔后向价川、三所里、顺川、肃川方面迂回，断敌退路，配合正面的第50、第66、第39、第40军从运动中歼灭向北进攻的美军2至3个师。
驻德川和宁远的南朝鲜军，担负着掩护美军右翼侧后的任务。美第8集团军主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地区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南朝鲜军第7、第8师好象两只断了线的风筝，远远地孤悬在大同江两岸。攻取德川、宁远，既可切断美军东西两线的联系，又可在其最薄弱的侧后打进一个强有力的楔子。这的确是一步好棋！
11月24日深夜，月明星稀，前沿阵地上渐趋恬静。第38军侦察科长张魁印和第113师侦察科长周文礼，带领一支近600人的先遣支队，冒风雪严寒，偷涉大同江，查明了敌纵深的兵力部署，并秘密潜入德川南边的武陵里，炸毁了德川通往顺川、平壤的公路大桥。次日夜，第38军分3路攻占了沙坪里、左上里、遮日峰、济南里、云松山、钱山里等地，消除了敌对我正面攻击部队的炮火威胁，截断了南朝鲜军第7师退逃的道路。战至26日下午全歼南朝鲜军第7师师部及其所属5、8联队.驻南朝鲜军第7师以根波为首的美军顾问团共10人全部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第42军也歼灭了宁远守敌南朝鲜军第8师的两个团另两个连。
战役缺口打开了。26日，彭总果断下令：第38、第42军迅速向敌后迂回，其他各军勇猛突击，分割围歼已被打乱之敌。
德川、宁远被我攻取后，西线美军一片沮丧。第8集团军司令瓦克将军，急令美骑1师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土耳其旅向德川方向调动，企图堵住缺口，阻止我迂回部队西进。
针对这个新情况，彭总于27日上午命令第38军：今夜进到德川西嘎日岭、兴德里一带，准备消灭东援南逃之敌，尔后以1个师逼近价川牵制该敌外，军主力应于28日晚，向院里、龙潭里攻击。如球场、院里敌南逃，该军应迅速向价川南之三所里及平院里迂回攻击军隅里、价川之敌。
当夜，第38军第114师抢占了嘎日岭垭口。正在向三所里迂回的第113师，越来越成为总部注目的焦点。
彭总和总部的同志已经3天3夜未睡觉了。喜讯终于传来了！28日晨8时，刘海清副师长用无线电报话机报告：“我前卫团已抢占三所里……”。解方同志向彭总报告后，彭总说：“好！要他们象钢钉一样钉在那里。”此刻，我为38军的行动迅速和胜利而高兴、叫好。仅14个小时，他们就在荒山僻野的山路上前进145华里，终于跑在敌人汽车轮子的前面，提前几分钟占领三所里。
这天下午，彭总、邓华、洪学智又致电西线各军：我军应根据毛主席的电令，截断敌退路，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美4个师及英27旅之任务，此役子朝鲜战局关系甚大，望克服一切困难，以巨大代价换取之。
在我军的有力打击下，麦克阿瑟于11月29日下令全线撤退，以摆脱危局。但为时已晚，第38军第113师不仅钉在三所里，而且分兵守住了三所里以西的龙源里、葛岘地区，封住了敌人另外的退路。同日，龙源里、葛岘地区战尘滚滚，战斗十分激烈。
下午1时，彭总走到投话机前：“给我要第113师指挥所！”
“你是哪一个？你们在哪个地点？”彭总大声问道。
“我是师政委于敬山，我们在龙源里！”
“我是彭德怀！告诉我，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敌人全退下来了，拥向你们那地方去。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
“报告彭总：敌人正向我们进攻，战斗很激烈；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敌人卡死在这里，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很好罗！告诉同志们，你们打得蛮好，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向你们靠拢，你们要加把劲，继续把敌人卡住！”
彭总的亲切关怀和勉励，传到各级指挥所，传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同志们奔走相告，斗志倍增。
29日夜、30日一整天，“联合国军”集中了几百架飞机和各种大炮，对我各路战斗部队狂轰滥炸，并且命令美骑1师、英第29旅各一部，由南向北增援；南逃之敌则以坦克为前导，采取“波涛式”的集团冲锋，实施突围。
残酷的血战，集中在龙源里、松骨峰两个要点上。在龙源里，第38军第337团的郭忠田连长，率领一个排粉碎敌人成营兵力的3次进攻，歼敌200多名，堵死了大批溃逃敌人的退路，成为全军闻名的一级战斗英雄。在松骨峰下的一个很小的无名高地，我军扼制着军隅里至顺川的公路。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的一个连，同敌人进行着实力悬殊的恶战。战至29日上午10时，阵地上只剩下副连长杨文海、一个卫生员和身上多次负伤的几位战士。敌人又发起了冲击，杨文海怒视着蜂拥而来的美国强盗，操起已折断了刺刀的三八枪，呼喊着：“为了朝鲜，为了祖国，为了烈士，同志们，冲啊！”首先纵身跃进了敌群。几个负伤的战士和卫生员也都随着副连长冲了上去。这个连的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战后，人们看到，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砸烂了，烈士们的遗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战斗姿势。
彭总从报话机中听到第38军的这些英雄事迹时，深受感动，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杜平，你说得对噢！第38军的确是一支好部队！”
“是不是用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个电报表扬第38军一下？”我向彭总建议。彭总同意后，我们立即起草了一个嘉奖电，全文是。
三十八军并转各军：
此次战役，我三十八军发挥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虽在百余架飞机与百余辆坦克终日轰炸掩护下，反复突围均未得逞，致战果辉煌。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彭总审阅此电时，我一直站在他的身边等候，亲眼看见他在电文的结尾处添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我当时觉得，说志愿军万岁可以，叫某个军万岁，似乎没有先例。彭总看我站着不走，便问：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大概这个电报没有全部表达出彭总的意思，紧接着彭总又以志愿军首长的名义，亲笔写了嘉奖38军的命令，并通报全军和上报中央军委。全文是：
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三十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彭总书写的嘉奖令传到38军军部，军的领导立即分头到各师去传达，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他们说：“现在我们是万岁军了，我们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扞卫这个光荣称号，不打败美国侵略者，决不回国！”
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敌军主要集团，歼灭敌有生力量3.6万多人（其中美军24269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东海岸襄阳一隅）广大地区，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半岛，追敌退到“三八线”以南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志愿军出国前，毛主席曾经设想在平壤至元山的公路以北构筑阵地坚守，半年以后再谈攻击问题。现在，志愿军出国两个多月就打到了“三八线”，毛主席是很高兴的。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在我志愿军6个军的沉重打击下，西线美军和南朝鲜军损失惨重，于12月1日向“三八线”实行总退却。
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大，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12月4日深夜，冬雨潇潇，朝鲜战地一片沉寂。面对着敌人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的新形势，彭总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沉思着。
“报告！”机要员打断了他的思绪，但却为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带来了正确的答案。毛泽东主席电报指示：应派1个师相机占领平壤。
彭总看完电报当即决定：先以3个师向南推进，威胁平壤，试探敌之企图，并指定第39军第116师向平壤北之舍人场方向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彭总对我说：“你们政治部对部队进占平壤前的政治工作，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遵照彭总的指示，志愿军政治部立即对部队入城的准备工作做了安排，主要是：确定了对敌警戒、清查看管物资和宣传群众、维护治安三项任务；规定了纪律；强调做好群众工作。部队进城后，秩序井然，秋毫无犯，赢得朝鲜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称赞。
12月6日，我军收复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重新高高飘扬在牡丹蜂上。
攻占平壤后，我6个主力军即停止进攻，集结于安州、价川、凤鸣里、鲜仓里、北仓里地区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安排好部队休整后，彭总就和我们一道，分析当前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发展前途，研究下一仗如何打。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12月4日曾两次来电，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毛主席说：朝鲜战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南朝鲜军，这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国主义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彭总和我们一起研究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表示受到了启发，完全同意。大家认为，我军虽然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敌人主力并未被我歼灭。要是后打败敌人，还须作艰苦的努力。
下一步怎么打？何时发动第三次战役？根据战争是长期的，敌人在“三八线”预有准备，我军连续作战，急需休整补充等实际情况，大家的想法是第三次战役可放在1951年春季。
彭总仔细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有时站起来走几步，很少插话。最后他表示，根据敌情我情，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1951年二、三月间。他说：敌人部署在第一线的兵力有13个师（旅），共20多万人。我第一线兵力加上人民军，也只不过30万人，又连续作战，相当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他对后勤供应很关心，也很担心，讲的也很具体。他说，西线兵站掌握之能用汽车不过300辆，运输线较第一、二两次战役时延长将近两倍，各军大衣多数未运来，42军棉鞋亦未运到，甚至有部分同志打赤脚，棉衣、棉被被敌机投燃烧物烧掉不少，油、盐、粮、菜运不到或供应不及时，部队病员增加。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中共中央第二份来电是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推荐彭总任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问题。根据中央指示，彭总于12月7日和金日成首相进行了亲切会谈。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彭总为联司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金雄在前线作战。朴一禹住在联司。他的中国话讲得好，待人和气，在入朝后的第一个春节到来时，他请彭总和总部几位领导吃狗肉，彭总高兴地连喝3杯酒。
出乎我们意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我们把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1月上半月。毛主席给彭总的电报中说：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各国过多揣测，民主战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电示，志愿军司令部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限各休整部队于12月12日开始向“三八线”开进。彭总在批发这个决定对，特地用红墨水写上“柴军武转金日成同志”。
12月中旬，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疾进，步兵、炮兵、运输队、担架队……滚滚人流，挤满了大路小道，拥向无数个江河的渡口，南下路上得到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
随着部队向南开进到“三八线”附近，志愿军总部于12月中旬迁往君子里。它位于平壤东北的江东与成川之间，是一座四通八达的矿山洞。这个矿洞就象个深宅大院，比较隐蔽，也比较安全，再也不要整天为彭总的防空问题而提心吊胆了。
这次搬家过程中，当总部夜行军快到玉泉洞时，碰上了我军的骡马炮兵，把总部的车队压在后面，怎么也过不去。我担心被敌机发现，立即下车察看，发现是路太窄，炮车堵住了道路。我动员部队让总部的车先过去。彭总当即表示：“要保障指挥顺畅和及时供应部队所需，必须拓宽旧路，加修新公路。”
到君子里后，彭总继续与总部的同志一起，分析敌情我情，部署第三次战役。
彭总在同意提前发动第三次战役后，考虑到运输困难，气候严寒，部队相当疲劳，指出不宜南进过远。又考虑到敌人已在“三八线”修筑深沟高垒，我军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也没来得及很好的普遍训练，故决定这次战役以不过“三八线”为宜。12月8日，彭总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明了理由和两种设想。没有想到，中央没有同意。原因是敌人正在玩弄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他们利用人们对“三八线”的旧印象，放出立即停火的烟幕，企图骗我不过“三八线”，以便喘息，卷土重来。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必须越过“三八线”，不使敌人阴谋得逞。
12月13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发动新攻势的电示：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况，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游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南朝鲜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
在学习毛主席来电时，彭总首先明确表示；“主席指示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我同意。你们有什么意见？”
“过就过吧！”我们几个助手异口同声地说。
彭总随即表示：“你们没意见，就谈谈怎么过法吧！”接着，洪副司令员谈了大家最关心的后勤供应问题，韩先楚和解方就军事工作提出一些设想，我说了政治工作的意见。彭总没有表态。看来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
接连几天，彭总又抽起烟来，饭后下盘象棋的唯一嗜好也取消了，大家都尽可能不去干扰他。到第4天，彭总饭碗一放，就提出要“杀”一盘。大家都很高兴，围上来观战。韩先楚是个急性子，看彭总走棋不慌不忙，就要彭总快一点。彭总笑笑说：“这叫稳进方针。”说完把棋盘一掀，谈起了第三次战役的“稳进方针”——专打南朝鲜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
12月19日深夜，彭总亲自起草了给毛主席的电报，陈述他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他说，得知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4个军首先歼灭南朝鲜第1师后，相机打南朝鲜第6师。如战役发展顺利，再打春川之南朝鲜第3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
12月21日，毛主席复电同意彭总的作战部署及方针，并强调指出：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说服。12月26日毛主席再次电告彭总：现在的形势与11月间的形势已经改变了。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线之间构筑防线，这样就使我军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南朝鲜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不要现在插入朝鲜南部，以免敌人变更部署。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到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
战役方针既定，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开始了临战前的各种准备。后勤工作更紧张，在当地政府协助下，于战役发起前已就地借粮3万吨。我们担心部队到新区后没饭吃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部队可以放心前进了。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彭总与金首相商定，集中9个军（军团），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
在时间上，为保持战役的突然性，根据西方国家对阳历年比较重视的特点，定在1950年除夕之夜发起全线进攻。
在任务区分上，分为左、右两个纵队：
右纵队由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并加强炮兵6个团组成，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首先歼灭南朝鲜第6师，再歼其第1师，尔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人民军第1军团全力向汶山方向实施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南朝鲜第1师，另以一部在海州地区警戒海上敌人，保障我右翼安全。
左纵队以志愿军第42、第66军并加强炮兵第44团组成，由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指挥，首先歼灭南朝鲜第2师1至2个团，尔后切断汉城、春川间的交通；另以一个师抓住南朝鲜第5师，策应左翼人民军第2、第5军团南进。
新年攻势总攻的时刻到来了！12月31日17时，一串串耀眼的信号弹飞向阵地上空，我们的大炮向敌人射击了，敌阵陷入了烟雾火海之中。
18时20分，左纵队抢渡临津江，突破敌人阵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在此之前，人民军第2、第5军团已越过“三八线”，深入敌后洪川地区，迫使南朝鲜第3师南逃。
1月2日，枪声稀疏，敌人开始全线撤退，中朝人民部队向敌展开了排山倒海的追击。1月4日下午，志愿军第50军、第39军116师和人民军第1军团进占汉城。这座重要的战略城市、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又重新回到了朝鲜人民手中。
1月5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发布命令称：解放我国首都汉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胜利，我要感谢那些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有特殊功绩的所有战士们。朝鲜人民对于在反抗美国武装侵略者的斗争中给我们以英勇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极大的感谢。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我命令：今天，1月5日20时（平壤时间），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进行庆祝。
战斗至1月8日，中朝大军收复了三十七度线以北全部城市和广大乡村，共歼敌1.9万多人。为避免前进过远，为敌所乘，遂即停止攻击，结束了新年攻势。
胜利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轻敌思想，以致出现了某些战略意见的分歧。第一、第二次战役后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的问题，在新年攻势中更为突出了。对此，彭总讲了3条理由：
第一，敌人逃跑快（机械化，不恋战），我以徒步追击，不易消灭敌人。新年攻势中突破敌“三八线”纵深防御后，志愿军第50军全部、第42军1个师及人民军第2、第5军团曾追击敌人50至70公里，也没有追歼到应有的敌人。
第二，我军连续3个战役未得补充。交通线延长，而且有敌机破坏，所需物资接济不上，加上我战略预备队不能立即参加作战，这就限制了我们进行战役追击，消灭更多的敌人。
第三，朝鲜是个地理特殊，山川纵横，港口众多的狭长半岛，海岸线长，东西海岸到处可登陆。如我长驱直入，一旦敌人乘我后方空虚而重演仁川登陆，那就正中了敌人的计谋。
至于说，美国有从朝鲜撤退的打算，彭总表示不可信。他认为，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帝国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帝国主义这样做。如敌人再吃一两次败仗，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
我们总部几位领导同志都同意彭总的看法，并迅速采取措施，既大讲胜利，又讲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防止和克服速胜思想，进一步巩固战斗意志。事实证明，彭总的看法是正确的。
遵照1月10日金日成首相来志愿军总部商谈下一步作战行动等问题时的决定，为进一步统一思想，交流经验，互相学习，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在君子里志愿军总部矿洞举行。会前，彭总主持写了题为《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稿。他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征求我们的意见后，呈报毛主席审核批准。毛主席对此稿很重视，作了多处修改，并增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学习的重要内容。
大会第一天，彭总作了《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携手作战，从去年10月25日到今年1月6日的两个月又10天中，已经取得三个战役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正准备下一个战役，根据联司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的结果，把三次战役的重要经验和今后作战中应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向同志们说明一下。接着便就三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及原因、战术中的几个问题、下一战役的思想准备、加强后勤工作、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所应实施的政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等七个问题，作了明确而深刻的论述。对大家都十分关心的一些问题，如为什么没有实行追击？对敌人装备优势如何估计和对付？彭总都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为什么没有追击？彭总回答说：“第一次战役后不追击，反而后撤，是为了诱敌深入，消灭更多的敌人。第二个战役在东线和西线，都曾以部分兵力相机追击败退之敌，但因以徒步追击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未能取得大的成果。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的追击，亦未取得大的战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疲劳、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如何估计和对付敌军优势装备，彭总说，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但是完全忽视敌军优势装备的作用，以致不讲战术，是不对的。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力求大胆的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搅乱敌之部署，乘胜全面猛攻，使敌自顾不暇。实行这种战术，必须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求得逐股歼灭敌军。在防御方面，应尽可能采取积极的机动防御，对必须防御的要点，必须掌握主力，随时注意隐蔽于阵地侧后，灵活地进行阵地前的反突击，力戒过早暴露。无论攻防，火器配备必须分散隐蔽，阵地必须多准备、多变换，火力必须集中。
在这次会议上，彭总还传达了毛主席“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指出我军之所以三战三捷，首先是由于得到了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全世界人民的援助。他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认真向朝鲜同志学习，克服目前存在的对群众纪律遵守不够的缺点。他提出，各部队应开展评纪律运动，建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单位，每一伙食单位必须建立纪律检查小组，特别注意对侦察部队、采买人员和其他杂务人员的纪律教育。对于落伍掉队人员，必须组织收容。群众损失必须赔偿。同时，应在群众中加强宣传组织工作，解释朝鲜人民胜利的形势，解释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的政策，揭破敌人的谣言。
彭总的这些思想和论述，既是对第一、二、三次战役作战经验的高度总结，又对后来的作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在这次会上，朴宪永报告人民军的政治工作，邓华报告对美军南朝鲜军作战的初步经验，杜平报告志愿军三个战役的政治工作，解方报告练兵计划及司令部工作，韩先楚报告战术问题，洪学智报告后勤工作问题。分组讨论后，金日成首相报告朝鲜劳动党今后工作方针，还有几个作战经验的典型报告。
在两军高于会议的第5天，彭总作了大会总结。
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1月28日给他的电报：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干会议上进行说明，正在进行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应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接着彭总说，几次战役的经验要求我们：在技术上，要具有攻坚爆破准备，炮火打坦克，扫地雷，架桥修路，粉碎敌人连续设防或掩护撤退时的任何阻碍；在战斗动作上，要熟练夜间作战，翻山涉水，敏捷动作；在战术上，要熟练组织步炮协同，集中兵力、火力连续突破敌阵，夜间纵深发展，善于掌握指挥部队机动打击敌人，敢于向敌后纵深猛烈穿插，打乱敌人，消灭敌人；在战役上，要有突破敌阵、战役迂回、断敌退路、抢占重要港口、锁闭敌人与最后消灭敌人子半岛上的足够力量，及忍受一切痛苦，克服一切困难，连续突破，连续追击，连续消灭敌人的政治思想与战役思想的深刻教育。
彭总的总结和作战动员，使大家明确认识了国内外形势和今后作战方针，消除了某些干部对上级的埋怨情绪，从而使全军上下一心，为第四次战役进行准备。
在两军高干会议的同时，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解决了志愿军的许多实际问题。
第四次战役同前三次战役不同。前三次我军都处于主动地位，这次是处于被动地位。敌人连遭3次重大创伤后，为缓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严重的矛盾与分裂，麦克阿瑟和李奇微纠合重兵，于1月25日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扬言“五天打过汉江”，企图将我军逼退到汉江和“三八线”以北地区。敌人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才两周，就发起进攻，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反映了我们对敌人拥有现代化运输手段，可以迅速整补；拥有高度机械化装备，可以迅速由进攻转为退却、再由退却转入进攻，缺乏足够的估计。
敌人摸到我军供应困难，每次进攻只能维持一周左右的弱点，在大规模交战前，依恃其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的优点，始终同我军保持接触，以这种所谓“磁性战术”消耗、疲惫我军。在大规模进攻中，为防止我军分割包围，也一反过去分兵冒进的打法，而采取东西线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
鉴于我军第二番作战兵团及从国内抽调的4万名老兵和8万名新兵尚未抵达前线，彭总与金首相商谈后，提出了“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作战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我军第四次战役的作战预案是：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第38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组织防御，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的进攻，钳制敌主要进攻集团。东线则让敌深入，尔后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第39、第40、第42、第66军实施战役反击，争取歼灭敌人（主要是南朝鲜）1至2个师，进而向敌纵深发展突击，从侧翼威胁西线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如反击得手，可制止敌人的进攻。如反击不顾利，敌将继续前进，我则准备退至“三八线”以北地区，给敌人以坚决回击。
2月9日，东线之敌被我阻止于砥平里地区的横城以北一线，造成了我反击的有利态势。志愿军司令部于圆日发出了反击作战的指示；此次反击，我集中9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层层切断横城及其以北地区美军1个团及南朝鲜第8师，根据客观情况，我们完全有把握取得全胜。其中关键在于：第66军主力迅速进至横城以南断敌退路，第42军主力截断南朝鲜第8师向横城逃窜的退路；第40军及198师应勇敢动作，从正面和侧面，同时分割歼灭敌人，力求速战速决，继续扩大战果。
彭总对横城反击作战很重视，认为只有胜利才能挫败敌人进攻的气焰，才能争取休整补充的机会和争取消灭更多敌人的准备时间。他又有些担心地说：第三次战役部队很疲劳，带着若干勉强性，此次战役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出击受阻，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为避免这种可能性，他已建议中央，第19兵团迅速开安东补充整训，以便随时调赴前线。同时，他要求我们搞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亲自批发政治动员令。他提笔在文末加了一句：“最后号召志愿军与人民军进行打胜仗比赛和争取新的光荣和新的胜利！”又批注：“加发人民军一、二、三、五各军团。”
2月11日晚5时，夜幕降临。邓华指挥的4个军按预定计划，向横城地区之敌发动进攻。经1天激战，将南朝鲜第8师3个团全歼。战斗至13日清晨，又歼灭美第2师1个营、美和南朝鲜军4个炮兵营，以及南朝鲜第3、第5师各一部。此次反击作战共歼敌1.2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内美军500多）。
横城反击战胜利结束后，西面砥平里之敌仍在原地未动。我军遂于13日晚以6个团的兵力，向砥平里发起攻击。当夜未解决战斗。第2天夜里继续攻击，将敌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由于此时敌已形成据点式防守，四周以坦克防守，兵力、火力集中，我军火炮少、弹药不足，因而仍未解决战斗。15日，敌援兵赶到，我军只得于16日晨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这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一是攻击美军据点绝不能平分兵力；二是没有足够的炮火，仅靠步兵是不可能完成攻坚任务的；三是必须好好了解敌情，对已占领阵地的敌人，不能打莽撞仗。
从1月25日至2月16日，我军第四次战役第1阶段虽取得歼敌2。2万余人的胜利，但因砥平里战斗失利，战役反击不顺手，战略预备队未能赶来，不能扩大战果，所以也就难以制止敌人的进攻。
志愿军总部对第1阶段的敌我情况和第2阶段的作战方针，连夜进行了分析，作出了新的决定。鉴于敌人装备优良、有空军配合、运输整补快，可能乘机继续进攻，进逼“三八线”；而我军战斗力虽强，但第二番兵团及补充兵员未到，部队供应正处于青黄不接状态，彭总果断地决定：全线转入运动防御，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争取两个月的时间，等待第二番兵团的到达；同时积极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为下个战役创造条件。
我军防御部署是：全军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展开8个军，防御正面为150公里，西起汉江口，沿汉江北岸，经杨平、中元山、横城、烽火山、酒蜂、芳林里至下珍富里。第一线防御纵深约25至30公里，抗击时间约1个月。第二梯队为3个军另1个师，任务是一边构筑工事，一边休整，准备接替第一梯队，再抗击1个月。
彭总要我立即为志愿军党委起草一份给各军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军党委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传达和讨论如何执行上述决定。彭总在审批此指示时，加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总之，争取两个月时间，对我们是迫切需要的。时间就是胜利。望各级干部党员深体此意，坚决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彭总在完成上述部署后，于2月19日专程回国，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他行前致电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邓华、韩先楚同志：“我十九日起程回中央一次，约十天返部。志司为靠近前线，拟移金化。争取两个月的方针，有何意见盼示，以便带中央。”
为了解与帮助部队贯彻执行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署与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政治部组成工作组分头到第一线的4个军了解情况，督促、帮助，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增强守备信心，搞好防区军民关系。
3月7日，敌人集中5个军共14个师3个旅又2个团的兵力，在全线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守备部队英勇奋战，坚决阻击敌人，有的连队战至最后一个人也不撤离阵地，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
在此关键时刻，彭总从北京回到志愿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战场形势，他决定缩短防线，放弃汉城，争取时间，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吸引敌主力进至“三八线”再予以打击的方针。他命第一梯队各军从3月10日起，按预定计划逐步向北转移，由第二梯队接替，继续运动防御到“三八线”以北地区。
3月14日，我军主动撤离汉城。彭总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我军解放汉城时，有新闻报道说，北京城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他当时就不高兴地说：假如以后因战争需要而撤离汉城，又怎么办呢？对有的报纸社论中的某些过激的口号，彭总也不同意。他认为我们千万不能有速胜的思想，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
第一梯队陆续撤下来整补，第二梯队于3月12日开始同敌人接触。第二梯队不仅英勇顽强，而且接受了前一阶段防御战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等原则，战术更加灵活，杀伤了更多的敌人，减轻了自己的伤亡。
战斗持续至4月中旬，我第2番入朝作战部队第3、第19兵团先后到达集结地域，其中第63、第60军已加入防御作战序列，从而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结束了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是在比前三次战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军不仅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粮弹缺乏，而且以一般野战工事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的进攻，实施了长达20多天的坚守防御和60多天的运动防御，部队伤亡较大，任务十分艰巨。但是由乎我军善于把运动战与阵地战紧密结合，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又充分发挥了防御战中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终于完成了防御任务。87天中，共歼敌7.8万余名，并赢得了时间，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第四次战役于汉江南岸激烈展开之际，4月上旬，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一行575人，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秘书长李颉伯率领下，来到朝鲜。他们先在平壤西部的一个山村会见了金日成将军，向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将军表示亲切的慰问。然后来到志愿军总部。彭总刚看见廖承志同志，就笑呵呵地说：“哦，你来了，我非常欢迎啊！”
彭总指着一排木椅，请慰问团的同志坐下后，十分高兴地把廖承志拉在身边，问长问短，还问了太夫人何香凝的健康情况。当廖承志把何香凝画的一幅猛虎图交给彭总时，彭总说：“唔！太夫人画得好极了！此乃无份之宝！”原来，在志愿军代表团回国时，祖国人民曾赠彭总一张虎皮，彭总感到很不安，想了想还是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好，便写了一封信，派孟云增同志把虎皮送给了何香凝老人。没料到老人亲笔做画回赠。
彭总向代表团介绍战场情况说：敌人想诱我们前去洛东江，实行所谓瓦克计划。我们不上它的当，使之落了个空。第四次战役敌人的损失和消耗更大。长此下去，敌人就受不了。彭总很形象地说：美帝国主义的装备是现代化的，眼睛却长在后脑勺上，只会向后看，前途是一片黑暗。
在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和慰问团代表畅谈时，都讲到要打破美军的空中优势，志愿军最需要飞机、大炮。廖承志同志当即表示说：我们慰问团回国以后，开展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如何？他还专门找彭总提出了这个设想，彭总当即表示说：“我双手鼓掌赞成！”这就是廖承志回国后，在天津向新华社记者正式提出，立刻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并马上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由来。
从4月初到5月中旬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广泛的慰问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士气，增进了中国人民同朝鲜军民的友好情意，做了我们做不到的工作，起了我们这些政治工作者起不到的作用。
3月底至4月初，朝鲜北部严寒消失，进入阳春季节。我军逐步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继续阻击迟滞敌人的进攻。
敌人进攻的势头明显减弱，但有个大问题却在我们总部负责人的脑际萦回。敌人会乘我疲劳再次越过“三八线”北进吗？还是在“三八线”暂停，待阵地巩固后再北进？我军何时反击较为有利？彭总要我们都来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参谋长解方提供了两个重要情报以后，我们议论起来，彭总坐在一旁细心地听着，见争论激烈时偶尔笑一笑。韩先楚忍不住说：“彭总，谈谈你的看法吗？”彭总不再沉默，喝一口茶慢慢地嚼着说：“我觉得敌人会再次越过三八线北进，而且正准备从海上登陆配合，逼我两面作战，那对我军是很不利的。”
谈到目前作战方针，他又说，我军必须乘敌人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后备部队尚未来到之机，举行反击。我军反击以现在为最好。但现时我军第二番入朝部队尚未集结完毕，可考虑5月上旬开始反击。若再推迟，待敌人登陆和增援到来后再打，可能增加我军的困难。
我们都同意彭总的看法。接着于4月6日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了志愿军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还邀请了朝鲜人民军部分指挥员参加，部署和讨论了这个重大问题，统一全军的认识和行动。
彭总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他高度概括了前四个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谈到第三战役时，他说：“我们曾考虑过三八线要不要打，既发起后又考虑到取不取汉城的问题。但各方要求不容许推迟进攻三八线，敌人按瓦克计划自动放弃汉城。现在看来，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人，是胜利的。当时不急于打三八线亦没有什么不利，加以准备，可以胜刭更大些。”他指出，第四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条：在军事上，证明我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坚持固守防御是困难的，积极的运动防御是必须的；在政治方面，说明抗美援朝战争是长期的，以为突破“三八线”，取得汉城后，即可一帆风顺地结束朝鲜战争，是一种幻想。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总方针。他说：在这个总方针下，我国军队今年准备补充60万，并确定全国以国防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亦围绕着国防建设，这是准备长期。我军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装备，加强后勤机构，努力准备空军、装甲兵部队参战，这就是为了尽量争取短期。
在讲话中，彭总对敌人兵力、企图作了分析，提出了我发动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他说：现在敌人在朝鲜前线的兵力为14个师、3个旅，共24万人左右。另有南朝鲜军第2、第8、第11师共3万多人，分布在春阳、大邱、大田、马山等地。敌人在4、5月份可能获得后备兵力不下12万。从各方面情报及种种迹象判断，敌军进占“三八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而且很可能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作战，对我造成极大威胁。我们必须在4月20日左右，至迟5月上旬，举行战役反击，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在打法上，由于敌人这次兵力比较靠拢，战役纵深不大，我军必须实行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相结合，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各个包围歼灭之。
为了胜利完成这次战役任务，彭总号召各兵团，各军和后勤部门，必须尽最大努力，从军事、政治、后勤、纪律和防奸保密各方面加紧做好准备工作。他说：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仗，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伤亡，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各部队要搞好政治动员，扎扎实实搞好准备工作。特别是粮食弹药，不可稍有疏忽大意。
彭总特别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多考虑，善分析，愈遇到具体问题愈要小心谨慎，不要以为自己有孔明的锦囊妙计。这次作战，一定要上下一致，讲真话。扯乱谈的事少搞一点。我们之间感情的基础，就是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不好，感情就不好了。对后勤工作，再重复一句，要特别认真。对东线5个军的粮食供应，如果一天没有饭吃，再好的计划都完了。如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
在彭总报告后，我就下达战役准备的政治工作、洪学智副司令员就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分别发了言。
会议要求工兵指挥所立即派部队加修熙川经德岘里、宁远、孟山到阳德的公路，要使这条公路成为我们极重要的运输补给线。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敌后配合作战问题，经过讨论，确定各兵团立即着手组织二三百人的强有力的侦察队，携带炸药、自动火器、报话机，朝鲜语和英语翻译，以及必要的钱、布、干粮，于战役开始时，深入敌后破路、翻敌车辆、毁敌仓库、捕捉俘虏、调查敌情地形，积极配合正面部队作战。侦察队组织要严密，人员要精干，要配备有经验的得力的干部，等等。
会议只开了一天，敌机在头顶上飞，照明弹使夜空如同白昼，与会人员又没有防空设备。我十分担心会议的防空，但没有发生问题。会议结束时，已能隐约听到从前方传来的低沉的炮声。与会人员星夜返部。会后，为了方便指挥，志愿军总部转移到西线中部的空寺洞矿山。
空寺洞位于西线中部地区。而西线是敌军的主攻方向，也是我军即将大举进攻的主要反击方向。那天，彭总和我们总部几位领导同志来到空寺洞山下，天黑下来了，彭总对我说：“上山还有段路，就在这山下的平房里休息，明天早晨再上山吧！”韩副司令员见我不表态，半开玩笑地说：“不要那么怕死嘛！”邓副司令员连忙打圆场：“老杜也是为了彭总的安全。”我见天色已晚，彭总也确实累了，就不再坚持让彭总上山。但为防意外，就让警卫人员在平房后面临时挖了个小防空洞。邓华和洪学智同志陪彭总留在山下。翌日清晨，我刚起床，只见几架敌机正在山下盘旋。我非常担心彭总的安全，便与解方下山去看看。刚走下山腰，见彭总带着警卫人员向山上走来。我们连忙迎上去问：“没出什么事吧？”彭总笑着挥动右手说：“苍天有眼噢！差一点去见马克思！”原来昨夜彭总睡得很晚，天放亮时还没睡醒。飞机来时，办公室主任急忙嘱咐警卫人员叫醒彭总。彭总刚披上大衣出屋没多远，一驾敌视呜咽着俯冲下来，一梭子子弹把彭总睡觉的行军床打了几个洞。房子也被敌机炸塌了。真危险！据我所知，彭总在朝鲜前线，已经多次遇险。当我们表示后怕，劝他注意防空时，他风趣地说：“美国飞行员不认识我彭德怀，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志愿军总部移住空寺洞后，加快了战役准备工作的步伐。彭总把这次战役的作战企图、部署等电告毛主席，得到了肯定。
4月8日，我三登车站被炸，那里储放的大量被装粮食等军用物资受重大损失，彭总闻讯大为恼怒，连声说：“损失这样多军用物资，犯罪，犯罪，”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兼军法处长，对当事人一定要追查责任，军法处置！”
按照三登被炸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对下一个战役的影响，事故的主要负责人理应按军法从事。但据我了解，三登被炸有其客观原因。他们本身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难以及时疏散物资。他们缺少保障部队，就连起码的高炮掩护也没有，一旦被敌机发现，就容易造成严重的损失。当然也有主观原因，该站虽然洞小物资多，一时运不完，但如能及时大量分散隐蔽，损失是完全可以减少的。同时我还考虑到，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当时归东北军区前方后勤指挥部领导，此事请东北军区调查处理比较合适。彭总正在气头上，我不好多说。那天晚饭后，我抽空向彭总汇报了我的想法，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后来，彭总亲自给东北军区领导同志写了一个电报，并报中央军委，“请立即派得力干部组织检查团，彻底追究原因和责任，严格执行纪律，教育全体人员。否则，朝鲜战争将要遭到严重危害。”
东北军区后勤部立即派来检查团，调查处理了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受到撤职处分，调回东北军区。
三登被炸后，彭总感受到后勤供应的压力，提议召开一次志愿军党委会，专门研究和讨论供应问题。他说：“供应问题首先是运输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过了。从三登被炸来看，供应问题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如何减少损失和消耗，保证物资蘸尽量用于战争。这是此次战役的要求，也是为了从战争的长期着想。”
在5月3日的党委会上，洪学智同志详细讲了后勤和各军在武器弹药、车辆和各种军需物资方面造成的严重损失，及这些方面存在的本位主义现象。彭总听列这里，严肃地说：在我们某些部队和一些同志中存在着严重的游击习气和本位主义，这是一种对战争，对人民缺乏负责态度的表现，必须迅速纠正，坚决克服。
我接着发言说，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各级党委对后勤系统的党政工作注意不够，以后要加强后勤系统的政治工作，表彰先进，严肃处理工作失职造成的事故，并在全军进行爱护国家资财、反对浪费的教育。
这次党委会最后作出了要重视后勤供应，节约作战物资，调整和加强运输力量的决定。
此次会议之后，经过多方努力，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有一天，第60军从前线来电说，该军已进入战役发起前的待机地域，有的部队已断粮断炊，开始用衣服换粮食、搞饭吃，请速给予补给。
彭总看完电报，有些不高兴地对洪学智副司令员说：“老洪，怎么搞的？还没有打响就饿肚子，怎么得了！你赶快派人去检查。”
当时我感到有点紧张，但洪学智同志却微笑着轻声说：“彭总，你别生气，先把饭吃完。60军报告的情况不属实，我手上有个统计，他们还有3到5天的粮食，我已派人去看了，请你放心！”但彭总仍然不放心。晚饭后，他把办公室主任杨凤安找来当面交代：“你马上到60军去一下，看看他们的粮食是怎么回事。”
杨凤安同志回来对我说：他到60军说明来意后，60军政委袁子钦说：“请转告彭总放心。部队还存有3天的粮食。有的单位出现了用衣服和毛巾换朝鲜老乡的鸡和酸菜吃的事，我们是担心粮食少了，部队违犯纪律，才给志愿军司令部发了电报。”杨凤安连夜返回志愿军司令部时，彭总已睡在床上，听了他的汇报连声说：“还是洪副司令员说的对呀！你马上去报告他。”
第二天清晨吃早饭时，彭总用纸包了个梨子，提前坐在饭桌前。一会儿，洪副司令员来了，彭总把梨递到他面前说：“老洪，是我错怪你了，给你一个梨吃，向你赔梨（礼）！”
“彭总，你这样讲，我过意不去，梨我也不敢吃。你怕部队饿肚子，是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你这种精神，我应该向你学习一辈子。”洪学智笑着对彭总说。早已坐在桌旁的邓华副司令员也笑着说：“洪副司令员，你讲得很对噢！我举双手赞成。”
彭总扬了扬手说：“你们这些人都比我会讲话。人到齐了，我赔了梨（札），快拿饭来，咱们边吃边谈吧！”
尽管三登被炸，我军损失了许多作战物资，彭总却不仅不推迟原定的5月上旬发起战役的时间，反而把发起时间提前到4月22日。4月19日，彭总审批了第五次战役动员令。电令将发往各军时，彭总对我说：“杜平，慢！你写上：注意此电先发到军，暂不公开，必须在志愿军司令部正式攻击命令下达后，进行作战动员时再下达。”
4月21日15时，彭总批发了给志愿军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金日成首相的《关于第五次战役具体部署》的电报，指出：我春节攻势，决心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南朝鲜军1、6两个师为目的。并作了于22日黄昏开始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次战役，“联合国军”投入16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参战的部队共15个军（含人民军4个军团）和4个炮兵师。地面作战兵力，我军超过敌军一倍有余，居于优势。
战役发起的第一天，我中朝部队迅速突破了敌西线防御阵地，向南推进了20多公里，并歼敌一部。宋时轮、陶勇指挥的左翼集团发展迅速，其40军动作勇猛，至24日晨即前出到加平以北沐洞里地区，并在途中歼灭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各一部，胜利完成战役分割任务，严重威胁敌军的翼侧。第39军也前出到芝村里、原川里地区，将美陆战第1师阻于北汉江以北.使其不得西援。至此，我军胜利完成了在加平方向打开战役缺口的任务，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集团的第3兵团，突破较缓慢，突破后又未能大胆分割迂回，与美第3师和土耳其旅形成对峙，仅歼敌一部。
右翼集团第19兵团之第63军，仅用1个多小时就胜利突破了临津江天险。但右翼集团的第64军渡江后受阻，第65军两个师又继续投入，致使5个师挤在江南狭小地区，遭敌火突击，伤亡较大，未能按时完成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第29旅的任务。右翼的人民军第1军团在占领开城后，强渡临津江，向汶山方向进攻。
为配合西线我军的进攻，东线人民军第3、第5军团向杨口、元通里一线之敌发起进攻，歼敌一部。
彭总素来治军很严，赏罚严明。对64军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立即电令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要严格追查责任。而该军第569团3营和兵团侦察支队能勇猛向敌后突进，在道峰山制高点切断敌退路，总部分别授予这两个单位以“道峰山支队”和“道峰山营”的光荣称号。
5月6日，联司发出了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指示，决定以第9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县里地区南朝鲜第3、第7、第5、第9师，尔后视情况继续歼其首都师、第11师；以第3兵团割裂美军、南朝鲜军联系和随击敌第10军不得东援；以第19兵团在西线配合作战。
第二阶段的东线作战，志愿军共投入6个军，人民军投入3个军团，经5昼夜突击，东线敌军从“三八线”以北一直败退到“三八线”以南的洪川以东、江陵以西地区，仓促布防，并急求美军增援。此时，美第10军已由西向东朝洪川方向伸展，美第3师由西线增援东线，连远在大田的南朝鲜第8师也急忙北调，加强东线纵深防御。
彭总见撕开的战役缺口已被堵塞，切断的东西防线又被连接起来，同时因我军经过连续佟战，携带的粮弹极为缺乏，后方供应又一时接济不上，故决心停止进攻，于5月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综合两个阶段的战果，第五次战役共歼敌4.6万余人（内俘敌9800余人），击毁和缴获汽车千多辆，坦克207辆，击落击伤敌机236架。
这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于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战役推至北纬三十九度线的所谓“蜂腰部防线”计划，为以后更多地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联司规定各部队于5月23日晚开始向北转移。没有料到，23日晨，敌人便以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多路向我实施反扑。我军最初所规定的机动防御开始线未及形成，即被敌突入，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被敌分割，第180师损失严重，没将第五次战役的收场打好。
彭总对第180师受挫十分焦急和生气，当面批评了第60军的领导同志。事后，彭总在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在志愿军总结第五次战役的党委会议上，多次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严于律己、勇于负责的高贵品格。
为了吸取教训，重新振奋全军的战斗意志，彭总指示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全军振奋，加速准备，为粉碎正面之敌和企图从侧面登陆之敌的进攻而斗争的指示，写个东西指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动员部队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为此，我们政治部以《全军振奋，加速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为题，于6日发电报给各部队。这个指示下去后，各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加之我前线部队迅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部队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6月，三千里锦绣江山为夏季季风所笼罩。夏雨伴随着沉郁的高温天气悄悄降临。朝鲜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损兵折将23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退到“三八线”附近地区。美第8集团军军长瓦克丧了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了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场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五次战役的实践，使我们能够清醒地面对现实：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必须树立持久作战思想，逐渐削弱敌人，不断改善我军装备，从打小歼灭战过渡到打大歼灭战，争取最后胜利。
一天清晨，在饭桌上，彭总边吃边谈起了五次战役之后战场的变化及部队存在的种种问题。其中特别是部队中的速胜思想。早在第二次战役后，彭总就对部队中的速胜思想有察觉。1951年3月1日，毛主席在给志愿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更明确地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主席还为坚持长期作战提出了在朝鲜轮番作战的方针：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军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军部队；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对毛泽东主席和彭总关于长期作战的思想，我们志愿军致治部当时领会不深。加之战役间隙短，来不及向部队进行关于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系统教育，以致部队的速胜思想占了上风。由于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第180师受挫后，部分同志的思想就产生了混乱，由速胜转为对战争前途表示怀疑。为此，彭总提出应该尽快召开一次高干会议，统一思想，以利今后的作战。
5月26日，志愿军党委将计划召开的6月高干会议的报告，报党中央审定。第二天，即收到解方同志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在北京召见了他和陈赓同志，重点指示了如下几个问题：在打法上同意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打法；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组织上同意取消兵团，加强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军。
看完解方来电，彭总对“零敲牛皮糖”的比喻感兴趣。解方同志回京前，彭总曾交代：根据前五次战役的经验，在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后，必须在当夜把敌人消灭。不然，到了第二天，敌人有大量空军支援，敌我力量对比就要起变化，我们就无法吃掉敌人。意思是让解方向毛主席汇报：打歼灭战不能张口太大。现在毛主席形象地归结为“零敲牛皮糖”，彭总当然高兴。他笑着说：“主席还没忘了家乡的牛皮糖啊！”说罢，当即将解方来电批转给了第3兵团、第9兵团和第19兵团的领导同志。
6月25日，酝酿已久的高于会在空寺洞总部驻地开幕。会议开始，先由邓华同志传达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情况与毛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然后大家分组围绕战略指导思想转变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会议在总结我军入朝以来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作了如下部署：
1.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
2.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地区，并在该地区构筑3道防御阵地。
3.确定今后我军作战方式为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也即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
4.在作战指导上，遵照毛主席的历次指示，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针，要求以成建制的消灭敌人为主，以每一战役平均1个军能歼灭美军1个营、南朝鲜军则1个团为原则。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5.确定在两三个月内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军事分界线，如敌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部署上，以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1线9个军担任正面防御；第2线9个军分置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休整训练，并防敌登陆；另置两个军于我国东北地区，作战役预备队。
为了分散与钳敌人，建议联司抽若干部队（从志愿军和人民军各抽若干部队）组成游击支队，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另外，还决定各军建立教导团，训练新兵；努力改善技术装备，加强炮兵、坦克兵、空军的建设；加强后方建设，改善供应、运输。
会议结束，许多干部星夜赶回部队。
1951年6月2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上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说：本月23日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翻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这一次不同了。马立克的演说一发表，杜鲁门总统就在田纳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30日，日本和南朝鲜的电台广播了李奇微建议举行停战谈判的声明。7月8日，双方各派出3名校级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风庄会晤，筹备停战谈判的有关事宜。随后双方开始了正式停战谈判。
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局趋于相对稳定，战线相对固定。在两军对峙中，“零敲牛皮糖”战法的优势显现出来。在8月18日至10月22日的夏秋季防御作战中，我军歼敌15.7万余人，加上6月中旬转入战略防御以来歼敌人数，歼敌总数达到25万多人，超过了前五次战役的总和。
此后，前线虽战事频繁，但规模都不大。彭总指挥中朝军队，一方面积极准备第六次战役，以便在敌人放弃谈判，或利用谈判为烟幕袭击我军时，打击敌人；一方面严阵以待，在正面不断削弱敌人，打退敌人的挑衅和进攻；在东西海岸防敌登陆；在后方，加强防空，改善运输，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2年4月，彭总因头部长了个瘤子，以及严重的肠炎和痔疮等病，回国治疗，离开了朝鲜。彭总回国后，先由冻赓同志、后由邓华同志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之后，18份文本于当天分别送双方司令官签字。彭总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又一次来到朝鲜，到达开城。27日，金日成元帅在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接着，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下达了停火命令。这一天晚上，我们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晚会。
晚上7时，我陪同彭德怀司令员和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员崔庸健次帅走进了会场，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彭总显得异常兴奋，摘下军帽挥动着，向欢呼的人们致意。晚会上，彭总即席发表了讲话。他激奋地大声说：“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他那庄严的声音激荡在每一个与会者心中，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彭总的声音继续在会场上空回响：“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在金日成元帅领导下的英勇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期间，受到了朝鲜人民衷心的爱护和热情的支援，这些爱护和支援，使得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之下，团结得更紧密了。祝我们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战斗中以鲜血结成的紧密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崔庸健次帅站起来向彭总热烈鼓掌，并在晚会上讲了话。
越剧《西厢记》的演出，把庆祝晚会又推到一个高潮。主演是上海越剧团的徐玉兰和王文娟。不过，她们现在已参加了志愿军，作为志愿军越剧团而留在了开城。她们的演出精彩极了，彭总看得很高兴。
工作人员给彭总端来了桔子水，彭总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们比我们辛苦。”演出刚一结束，彭总又拉上我到后台去看望了演员同志们。演员们见彭总来了，都忽拉一下子围了过来。彭总望演员们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一个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
在前线演出越剧《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否合适，有的同志曾表示过怀疑。演出结果是普遍的欢迎。干部高兴看，战士也高兴看。志愿军战士很欢迎，人民军战士也很欢迎。有的看了多次还想看。有趣的是，当台上演到梁山伯因祝英台已死而要殉情时，台下有的战士高喊：“不要死，参军去！”当王文娟说到有人不同意演梁山伯哭灵时，彭总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哭？”
和彭总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见到彭总这么轻松，这么愉快，这么高兴。我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因为，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天起，不就是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
第二天上午，彭总在开城松岳堂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这是一座新建的大厅，因背靠松岳山，我和乔冠华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准备工作早在前一天就做好了。签字地点力求布置得庄重大方。礼堂正中的长桌上铺上了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笔墨文具，摆上了插满鲜花的花瓶。朝中两国国旗挂在墙壁上，给会场增添了几分威严。
上午9时半，我和李克农、乔冠华、张明远、肖全福（第46军军长）、李呈瑞等同志跟随彭总走进了签字厅。三、四十个新闻记者也一下子拥了进来。
签字仪式开始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将停战协定端放在彭总面前。彭总从容地戴上了紫红边的眼镜，然后拿起毛笔，一笔不苟地在协定文本上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大字。记者们争抢着拍照，水银灯光一下子全集中在彭总身上。新闻社的电影摄影师忙不迭地转动着摄影机。
签字后，彭总发表谈话说：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松岳堂签字后的第二天清晨，我叫上管理处长张志民，随我陪同彭总到了开城附近的紫霞山炮兵阵地，看望战士们。
彭总一下车，就被战士们围了起来，他们争着向彭总敬礼，问候。
彭总望着欢欣鼓舞的战士们，兴奋地说：“同志们，你们有功啊！把美帝国主义打痛了，打服了，使它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们啦！”
战士们热烈地鼓掌。
“接到停战命令了吗？”彭总接着问。
“接到了，司令员同志！”战士们回答。
五次战役中间，我曾陪彭总去前沿部队视察，但从没见彭总这样兴奋过，平时那张威严的脸上挂满了微笑。他向战士们挥着手说：“同志们！你们要严格遵守命令中的各项规定，又要提高警惕。帝国主义不会太老实，决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
接着，他关切地询问战士们能不能吃上热饭，喝上开水，有没有青菜吃，能不能经常洗澡，坑道里有没有防潮设备等。那样子，不象个将军在视察他的部队，倒象是父母和儿女们在一起谈心。
战士们向彭总谈了他们自己的战斗和生活情况，然后拿出用美国飞机残骸精心制作的“机骨筷子”，送给彭总作纪念。还送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几双，请彭总转交。彭总接过“机骨筷子”，仔细端详一番，还让我们都看一看。我见每双筷子上都刻着字，标明是送给谁的。彭总愉快地接受了战士们的这些珍贵礼物，答应一定给大家转送到。
看望过部队，便开始爬山。在阵地主峰上，彭总拿起望远镜向远方敌人阵地方向望去。这时，我和张志民同志正站在彭总身旁，同来的记者按动照相机快门，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纪念。这张照片，至今仍保存在我抗美援朝的影集里。
照完像，我们又随彭总到了前沿阵地。这儿已成了军事分界线，临时竖起的木桩上用白布条拉了起来。望着这片被战火烧焦、浸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地，彭总默然无语。他弯下腰，抓起一把还在散发着火药味的泥土，紧紧地握在手里。
彭总要继续到各部队去视察。我要陪他前去，他说：“有部队首长陪，你就在这里分手吧，开城还有任务在等着你们，祝你们胜利！”
我握着彭总的手，感到一股力量涌遍全身。我向他表示说：“彭总，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全力把停战后的工作做好。”
彭总离开开城后，一路视察，7月31日到了平壤。那天下午6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典礼，授予彭德怀司令员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爱、朴昌玉、金一，内阁副首相崔庸健、崔昌益、郑一龙、朴义琓，内阁各相等党政首长和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多人都到场。
典礼首先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书记长康良煜宣读朝鲜是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关于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的政令。
接着，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把一枚灿烂辉煌的金星奖章佩戴在彭德怀将军的胸前。
彭总在典礼上致谢词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感谢朝鲜人民和英勇顽强的朝鲜人民军，感谢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情支援和爱护，感谢朝鲜劳动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各方面的关怀，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获得了胜利；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对我个人的经常照顾。让我高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朝鲜劳动党中央万岁！英勇、顽强的朝鲜人民军万岁！朝鲜人民领袖全日成元帅万岁！
朝鲜战争结束了，彭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功绩，将会永远留在朝鲜人民心中，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在三千里锦绣江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