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后，方先觉和军部所有人被关在了天主教堂，卢庆贻也被关在这里，不过，没有和方先觉关在同一间房屋里。
日军知道方先觉是中国军队一员虎将，而衡阳保卫战更是全国关注，如果能够说服方先觉投降，必定能够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于是，日军提出为方先觉保留第十军番号，并增加军队，任命方先觉为司令，方先觉拒绝了。
无论日军如何劝说方先觉，方先觉坚决不投降，不与日本人合作，后来，日本人得知方先觉是个孝子，就效仿曹操逼降徐庶的招式，囚禁了方先觉的母亲，以此逼迫，但是方先觉还是不投降。
日本人没辙了。
日军全部占领衡阳后，陈纳德的航空队得知衡阳城里再无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全军覆灭，就开始了对衡阳城狂轰滥炸。卢庆贻说，他们站在被关押房间的窗口，能够看到美军飞机上的鲨鱼标志，一颗炸弹接着一颗炸弹爆炸，日军在烟雾与尘土中仓皇逃命，他们觉得非常解气。有时候，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了窗口，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死亡的危险，“死都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
陈纳德的航空队完全控制了空中优势，而衡阳的飞机场早在保卫战之初，就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在衡阳城里惶惶不安，被动挨打。
几天后，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消息，国民党占领区报纸大量转载，方先觉投降日军的谣言开始蔓延，为什么会这样？这则消息怎么来的？
这是日军无耻的诡计。
无论是方先觉，还是目前健在的第十军老兵们，都没有承认方先觉和第十军投降。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投降日本人，而且当时日本人一直关押着他们，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投降之后的礼遇。在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抗战老兵们都在反问：既然要投降，当初为什么要孤军奋战47天？为什么要在弹尽援绝，手中没有本钱的时候才选择投降？难道第十军都是傻子吗？
事实上，衡阳保卫战的1944年8月8日，中日两军都已经无力再打下去，双方都仅仅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那时候，陈纳德的飞机飞临衡阳上空，为第十军补充有限的给养；而第十军直到最后一刻还将士同心，以死相拼，47天来，第十军没有一个人投降日军，也没有一个人当了俘虏，在日军每攻占一座高地时，残余的无法撤离的守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日军在这样一支守军面前已经吓破了胆，这支军队的民族意志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武士道，这到底是一支用什么武装起来的军队啊！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想象，一支杂牌军队，一支新组建的军队，居然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而日军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衡阳，所有将官就要剖腹见阎王。日本人并不知道第十军还有多少兵力，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每跨前一步，就要伏尸上百。当时的日军也已经弹尽粮绝，陈纳德的航空队封锁了所有陆路水路，这股日军也成为了孤立之敌。更可怕的是，中国军队5个军的援军在衡阳的外围进逼，日军的防线也即将被攻破。
中日双方就像两个大汉在角力，现在每个人都只剩下了最后一点力气。
于是，日军选择了停战，方先觉为了7000伤兵，同意了停战。
衡阳保卫战结束了。
17000名中国军人，对阵10万名日军，孤军坚守47天，逼迫日本内阁下台，中国军队中军长师长无一损伤，而日军一名中将师团长，两名少将联队长死亡，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日军师团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军长；日军联队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长。
这个辉煌战果，是抗战14年来，正面战场从来没有过的。
日军提出了停战，方先觉答应了，双方的地位直到此时应该是相等的，中国军队保持了尊严，日军也保持了尊严。
然而，日军背信弃义，把方先觉和第十军军部的所有人关押在天主教堂，作为俘虏处理。
就算方先觉被俘，也毫不丢人。
德国的《步兵操典》规定，帝国官兵在部队减员60%以上的，弹药耗尽的，陷入敌优势兵力包围已无可能突围的，都可以选择投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就应该投降了，而且投降是毫无指责的。
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德国的军队制度也本着爱护军人的目的。
当时世界上每一个先进国家的军队都有《步兵操典》，我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军队有没有《步兵操典》，可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抗战老兵们提到过《步兵操典》。就算有，中国军队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又如何能够看懂《步兵操典》？
我们的军人依靠着一腔热血，怀揣最朴素的保家卫国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抗争。这种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壮和惨烈。
放眼中国历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经被俘过，但并不能因为他被俘就不能说他是英雄。飞将军李广也曾经被俘过，但不能因为他被俘就抹杀了他的功绩。
文天祥和李广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觉却没有被当做英雄。甚至这几十年来，他一直背负骂名。
我所有找到的，关于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最早记载是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所写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刊载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原文翻译成中文如下：
“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打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的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地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地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此文刊登后，国内的报刊竞相刊登，而武汉政府的报纸还在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于是，方先觉被中国人骂为汉奸，而子虚乌有的“先和军”也开始蔓延，像流感病毒一样让人们信以为真，并写入了一些书籍中。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记者的这篇报道。
首先人物不详，日军的“部队长”是指谁？是指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还是指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抑或是别的师团长？
其次，方先觉商议的，并不是七项投降条件，而是三项停战协议。而且，停战协议是日方提出来的，不是方先觉提出来的。
再次，双方停战是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第十军军部协商的，不是在涂仁中学。是日军来到了第十军军部请求停战，不是方先觉来到涂仁中学请求投降。
还有，历经47天惨烈厮杀的方先觉将军，在日军所谓的“部队长”的呵斥下，竟然“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而走出会场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想想可能吗？方先觉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手下败将怎么会有恐惧之色；而签订投降书，明知道会留下千秋骂名，而脸上竟然会带着安静之色。日本这个名叫小田岛的记者，真会编故事。
事实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点，方先觉将军和孙鸣玉将军从来就没有离开第十军军部的中央银行地下室。
日本记者抛出这样一篇文章，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斗志和信心，用《三十六计》中的计策来说，这叫反间计。
那么，8月8日这天的衡阳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发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阳城里中国军队仍在抵抗，没有人接受投降，没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阳保卫战中一炮轰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为人的炮兵连连长白天霖在战后去了台湾，他编撰了一本《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的书。书中写道：“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阻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卢庆贻、童纪统也说，8月8日这天，守城官兵仍在与日军厮杀，喊杀声震耳欲聋，中央银行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鲜血，敌我双方的尸体堆积如山，叠摞在一起，无处插脚。
这就奇怪了，既然中日两方仍在厮杀，何来两方指挥官坐在一起谈判，又何来方先觉接受投降？再说，日本报道中的“涂仁中学”，我曾经问过一些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当时有这所中学，就算有这样一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一定不会位于中央银行地下室，一定距离中央银行还有一点距离，而当时中央银行外战火纷飞，枪林弹雨，那么方先觉又怎么能穿越炮火和枪弹，从中央银行来到一所中学？而且，大战还在继续，中国军队的军长、师长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更激烈的战争，他们又是如何穿越这段生死线的？
时任第十军督战官的蔡汝霖以后也写了一本叫做《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的书籍。他在书中写道：“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4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绝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他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第十军军部报务员卢庆贻也说到了，从8月7日夜晚，到他最后与方先觉分开的一天时间里，方先觉几次要自尽，但都被昼夜看护的卫兵阻止了。现在，谁还能相信，这样一个准备以死报国的军人，面对日军的呵斥，竟然会脸露恐慌之色？
蔡汝霖书中写到的曾京，应该就是我前面写到的曾团长吧？他向师长葛先才请求援兵，而葛先才仅仅带来4个人，那么这4个人，应该就是方先觉所要求的每个师长身边只能留下的4名卫士吧。曾京团长带着32人组成敢死队，与日军厮杀，仅仅剩下了10个人。
一切都印证了前面抗战老兵讲述的细节是真实的，也印证了蔡汝霖书中记载的也是真实的。
1976年，步入人生暮年的方先觉，在台湾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的采访时，回忆起衡阳保卫战最后的情景，他说：“翌（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队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竹内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纪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方先觉的回忆也印证了抗战老兵的讲述。
卢庆贻说，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十军不离开衡阳。方先觉回忆说，他当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两个条件都得到了印证，至于第三个条件，方先觉放在了“等条件”中，这就说明了，方先觉和卢庆贻讲述的都是真实的。
何来投降？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出子虚乌有的“方先觉投降”是如何出笼的。
为了7000名伤兵，方先觉答应停战。停战后，方先觉至死不降，日军便造谣，先在《朝日新闻》中编造情节，说方先觉投降了，甚至连方先觉投降时的神色都写出来了；接着，汪伪武汉政府的报纸大肆渲染，报道方先觉投降日本的过程；再接着，报纸竞相转载，于是，“方先觉投敌”就这样成为了一桩公案。
方先觉投敌，这实在是一桩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