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篡
《古镜记》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改题《王度》，注云：出《异闻集》。《太平御览》（九百十二）引其程雄家婢一事，作隋王度《古镜记》，盖缘所记皆隋时事而误。《文苑英华》（七百三十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则度实已入唐，故当为唐人。惟《唐书》及《新唐书》皆无度名。其事迹之可借本文考见者，如下：
大业七年五月，自御史罢归河东；六月，归长安。八年四月，在台；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冬，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赈给陕东。十年，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复出游。十三年六月，勣归长安。
由隋入唐者有王绩，绛州龙门人，《唐书》（一九六）《隐逸传》云：“大业中，举孝悌廉洁，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罗网在天下，吾且安之！’乃还乡里。……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勣续余功，亦不能成。”则《唐书》之绩及凝，即此文之勣及度，或度一名凝，或《唐书》字误，未能详也。《唐书》（一九二）亦有绩传，云：“贞观十八年卒。”时度已先殁，然不知在何年。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四）类书类有《古镜记》一卷，云：“右未详撰人，纂古镜故事。”或即此。《御览》所引一节，文字小有不同。如“为下邽陈思恭义女”下有“思恭妻郑氏”五字，“遂将鹦鹉”之“将”作“劫”，皆较《广记》为胜。
《补江总白猿传》据明长州顾氏《文房小说》覆刊宋本录，校以《太平广记》四百四十四所引，改正数字。《广记》题曰《欧阳纥》，注云：出《续江氏传》，是亦据宋初单行本也。此传在唐宋时盖颇流行，故史志屡见著录：
《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郡斋读书志》史部传记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右不详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后生子询。《崇文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
《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猕猿，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集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长孙无忌嘲欧阳询事，见刘餗《隋唐嘉话》（中）。其诗云：“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盖询耸肩缩项，状类猕猴。而老貜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见卷三《异兽》）。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
《离魂记》见《广记》三百五十八，原题《王宙》，注云出《离魂记》，即据以改题。“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句下，原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九字，当是羡文，今删。玄祐，大历时人，余未知其审。
《枕中记》今所传有两本，一在《广记》八十二，题作《吕翁》，注云出《异闻集》；一见于《文苑英华》八百三十三，篇名、撰人名毕具。而《唐人说荟》竟改称李泌作，莫喻其故也。沈既济，苏州吴人（《元和姓纂》云吴兴武康人），经学该博，以杨炎荐，召拜右拾遗史馆修撰。贞元时，炎得罪，既济亦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位吏部员外郎，卒。撰《建中实录》十卷，人称其能。《新唐书》（百三十二）有传。既济为史家，笔殊简质，又多规诲，故当时虽薄传奇文者，仍极推许。如李肇，即拟以庄生寓言，与韩愈之《毛颖传》并举（《国史补》下）。《文苑英华》不收传奇文，而独录此篇及陈鸿《长恨传》，殆亦以意主箴规，足为世戒矣。
在梦寐中忽历一世，亦本旧传。晋干宝《搜神记》中即有相类之事。云：“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百二十六引。现行本《搜神记》乃后人钞合，失收此条。）盖即《枕中记》所本。明汤显祖又本《枕中记》以作《邯郸记传奇》，其事遂大显于世。原文吕翁无名，《邯郸记》实以吕洞宾，殊误。洞宾以开成年下第入山，在开元后，不应先已得神仙术，且称翁也。然宋时固已溷为一谈，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时《宾退录》皆尝辨之。明胡应麟亦有考正，见《少室山房笔丛》中之《玉壶遐览》。
《太平广记》所收唐人传奇文，多本《异闻集》。其书十卷，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撰，见《新唐书·艺文志》，今已不传。据《郡斋读书志》（十三）云，“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及见收于《广记》者察之，则为撰集前人旧文而成。然照以他书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颇有违异。或所据乃别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详也。此集之《枕中记》，即据《文苑英华》录，与《广记》之采自《异闻集》者多不同。尤甚者如首七句《广记》作“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担囊而坐。”“主人方蒸黍”作“主人蒸黄粱为馔”。后来凡言“黄粱梦”者，皆本《广记》也。此外尚多，今不悉举。
《任氏传》见《广记》四百五十二，题曰《任氏》，不著所出，盖尝单行。“天宝九年”上原有“唐”字。案《广记》取前代书，凡年号上著国号者，大抵编录时所加，非本有，今删。他篇皆仿此。
右第一分
李吉甫《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清赵钺及劳格撰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云，见于《文苑英华》。先未写出，适又无《文苑英华》可借，因据《广记》三百九十一录其文，本题《郑钦悦》，则复依赵钺、劳格说改也。文亦原非传奇，而《广记》注云出《异闻记》，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李吉甫字弘宪，赵人，贞元初，为太常博士；累仕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旋复入相。九年十月，暴疾卒，年五十七。赠司空，谥忠懿。两《唐书》（旧一四八，新一四六）皆有传。郑钦说则《新唐书》（二百）附见《儒学·赵冬曦传》中。云开元初繇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右补阙，内供奉。雅为李林甫所恶。韦坚死，钦说时位殿中侍御史，尝为坚判官，贬夜郎尉，卒。
《柳氏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五，题下注云许尧佐撰。《新唐书》（二百）《儒学·许康佐传》云：“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其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柳氏事亦见于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自云开成中在梧州闻之大梁夙将赵唯，乃其目击。所记与尧佐传并同，盖事实也。而述翃复得柳氏后事较详审，录之： 后罢府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列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耶？”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
后来取其事以作剧曲者，明有吴长儒《练囊记》，清有张国寿《章台柳》。
《柳毅传》见《广记》四百十九卷，注云出《异闻集》。原题无“传”字，今增。据本文，知为陇西李朝威作，然作者之生平不可考。柳毅事则颇为后人采用，金人已摭以作杂剧（语见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尚仲贤有《柳毅传书》，翻案而为《张生煮海》；李好古亦有《张生煮海》；明黄说仲有《龙箫记》。用于诗篇，亦复时有。而胡应麟深恶之，曾云：“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旧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卤莽。今特拈出，为学诗之鉴。”（《笔丛》三十六）申绎此意，则为凡汉、晋人语，倘或近情，虽诳可用。古人欺以其方，即明知而乐受，亦未得为笃论也。
《李章武传》出《广记》卷三百四十。原题无“传”字，篇末注云出李景亮为作传，今据以加。景亮，贞元十年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擢第，见《唐会要》，余未详。
《霍小玉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七，题下注云蒋防撰。防字子徵（《全唐文》作微），义兴人，澄之后。年十八，父诫令作《秋河赋》，援笔即成。于简遂妻以子。李绅即席命赋《鞲上鹰》诗。绅荐之。后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明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八十六）。长庆中，绅得罪，防亦自尚书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贬汀州刺史（《旧唐书·敬宗纪》），寻改连州。李益者，字君虞，系出陇西，累官右散骑常侍。太和中，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又有一李益，官太子庶子，世因称君虞为“文章李益”以别之，见《新唐书》（二百三）《李华传》。益当时大有诗名，而今遗集苓落，清张澍曾裒集为一卷，刻《二酉堂丛书》中，前有事辑，收罗李事甚备。《霍小玉传》虽小说，而所记盖殊有因，杜甫《少年行》有句云：“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即指此事。时甫在蜀，殆亦从传闻得之。益之友韦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亦两《唐书》（旧一六五，新一六二）皆有传。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明汤海若尝取其事作《紫箫记》。
右第二分
李公佐所作小说，今有四篇在《太平广记》中，其影响于后来者甚巨，而作者之生平顾不易详。从文中所自述，得以考见者如次：
贞元十三年，泛潇湘苍梧。（《古岳渎经》）十八年秋，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南柯太守传》）
元和六年五月，以江淮从事受使至京，回次汉南。（《冯媪传》）八年春，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谢小娥传》）冬，在常州。（《经》）九年春，访古东吴，泛洞庭，登包山。（《经》）十三年夏月，始归长安，经泗滨。（《谢传》）
《全唐诗》末卷有李公佐仆诗。其本事略谓公佐举进士后，为钟陵从事。有仆夫执役勤瘁，迨三十年。一旦，留诗一章，距跃凌空而去。诗有“颛蒙事可亲”之语，注云“公佐字颛蒙”，疑即此公佐也。然未知《全唐诗》采自何书，度必出唐人杂说，而寻检未获。《唐书》（七十）《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备身公佐，为河东节度使说子，灵盐朔方节度使公度弟，则别一人也。《唐书·宣宗纪》载有李公佐，会昌初，为杨府录事，大中二年，坐累削两任官，却似颛蒙。然则此李公佐盖生于代宗时，至宣宗初犹在，年几八十矣。惟所见仅孤证单文，亦未可遽定。
《古岳渎经》出《广记》四百六十七，题为《李汤》，注云出《戎幕闲谈》，《戎幕闲谈》乃韦绚作，而此篇是公佐之笔甚明。元陶宗仪《辍耕录》（二十九）云：“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祁。’”其出处及篇名皆具，今即据以改题，且正《广记》所注之误。经盖公佐拟作，而当时已被其淆惑。李肇《国史补》（上）即云：“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汤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祁。”验今本《山海经》无此语，亦不似逸文。肇殆为公佐此作所误，又误记书名耳。且亦非公佐据《山海经》逸文，以造《岳渎经》也。至明，遂有人径收之《古逸书》中。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亦有说，以为“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赝作者。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罗泌《路史辩》有《无支祁》；世又讹禹事为泗州大圣，皆可笑。”所引文亦与《广记》殊有异同：禹理水作禹治淮水；走雷作迅雷；石号作水号；五伯作土伯；搜命作授命；千作等山；白首作白面；“奔轻”二字无；“闻”字无；章律作童律，下重有“童律”二字；鸟木由作乌木由，下亦重有三字；庚辰下亦重有“庚辰”字；桓下有“胡”字；聚作丛；以数千载作以千数；大索作大械；末四字无。颇较顺利可诵识。然未审元瑞所据者为善本，抑但以意更定也，故不据改。
朱熹《楚辞辩证》（下）云：“《天问》，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祁，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依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是宋时先讹禹为僧伽。王象之《舆地纪胜》（四十四淮南东路盱眙军）云：“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则复讹巫支祁为水母。褚人获《坚瓠续集》（二）云：“《水经》载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见。形一猕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执之。遂锁于龟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过龟山，命力士起而视之。因拽铁索盈两舟，而千人拔之起。仅一老猿，毛长盖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无他患。”是又讹此文为《水经》，且坚嫁李汤事于明太祖矣。
《南柯太守传》出《广记》四百七十五，题《淳于棼》，注云出《异闻录》。传是贞元十八年作，李肇为之赞，即缀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国史补》，乃云：“近代有造谤而著者，《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皆文之妖也。”（卷下）约越十年，遂诋之至此，亦可异矣。棼事亦颇流传，宋时，扬州已有南柯太守墓，见《舆地纪胜》（三十七淮南东路）引《广陵行录》。明汤显祖据以作《南柯记》，遂益广传至今。
《庐江冯媪传》出《广记》三百四十三，注云出《异闻传》，事极简略，与公佐他文不类。然以其可考见作者踪迹，聊复存之。《广记》旧题无“传”字，今加。
《谢小娥传》出《广记》四百九十一，题李公佐撰。不著所从出，或尝单行欤，然史志皆不载。唐李复言作《续玄怪录》，亦详载此事，盖当时已为人所艳称。至宋，遂稍讹异，《舆地纪胜》（三十四江南西路）记临江军人物，有谢小娥，云：“父自广州部金银纲，携家入京，舟过霸滩，遇盗，全家遇害。小娥溺水，不死，行乞于市。后佣于盐商李氏家，见其所用酒器，皆其父物，始悟向盗乃李也。心衔之，乃置刀藏之，一夕，李生置酒，举室酣醉。娥尽杀其家人，而闻于官。事闻诸朝，特命以官。娥不愿，曰：‘已报父仇，他无所事，求小庵修道。’朝廷乃建尼寺，使居之，今金地坊尼寺是也。”事迹与此传似是而非，且列之李邈与傅雱之间，殆已以小娥为北宋末人矣。明凌濛初作通俗小说（《拍案惊奇》十九），则据《广记》。
贞元十一年，太原白行简作《李娃传》，亦应李公佐之命也。是公佐不特自制传奇，且亦促侪辈作之矣。《传》今在《广记》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出《异闻集》。元石君宝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薛近兖作《绣襦记》，皆本此。胡应麟（《笔丛》四十一）论之曰：“娃晚收李子，仅足赎其弃背之罪，传者亟称其贤，大可哂也。”以《春秋》决传奇狱，失之。行简字知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字退之），居易弟也。贞元末，登进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冬，病卒。两《唐书》皆附见居易传（旧一六六，新一一九）。有集二十卷，今不存。传奇则尚有《三梦记》一篇，见原本《说郛》卷四。其刘幽求一事尤广传，胡应麟（《笔丛》三十六）又云：“《太平广记》梦类数事皆类此。此盖实录，余悉祖此假托也。”案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之《凤阳士人》，盖亦本此。
《说郛》于《三梦记》后，尚缀《纪梦》一篇，亦称行简作。而所记年月为会昌二年六月，时行简卒已十七年矣。疑伪造，或题名误也。附存以备检：
行简云：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家富于财，居光德里。其女，国色也。尝因昼寝，梦至一处，朱门大户，棨节森然。由门而入，望其中堂，若设燕张乐之为，左右廊皆施帏幄。有紫衣吏引张氏于西廊幕次，见少女如张等辈十许人，花容绰约，花钿照耀。既至，吏促张妆饰，诸女迭助之理泽傅粉。有顷，自外传呼：“侍郎来！”自隙间窥之，见一紫绶大官。张氏之兄尝为其小吏，识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尚书来！”又有识者，并帅王公也。逡巡复连呼曰：“某来！”“某来！”皆郎官以上，六七个坐厅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进，金石丝竹铿鍧，震响中署。酒酣，并州见张氏而视之，尤属意。谓之曰：“汝习何艺能？”对曰：“未尝学声音。”使与之琴，辞不能。曰：“第操之！”乃抚之而成曲。予之筝，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习也。王公曰：“恐汝或遗。”乃令口受诗：“鬟梳闹埽学宫妆，独立闲庭纳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张曰：“且归辞父母，异日复来。”忽惊啼，寤，手扪衣带，谓母曰：“尚书诗遗矣！”索笔录之。问其故，泣对以所梦，且曰：“殆将死乎？”母怒曰：“汝作魇耳。何以为辞？乃出不祥言如是。”因卧病累日。外亲有持酒肴者，又有将食味者。女曰：“且须膏沐澡渝。”母听，良久，艳妆盛色而至。食毕，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时不留，某今往矣。”自授衾而寝。父母环伺之，俄尔遂卒。会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二十年前，读书人家之稍豁达者，偶亦教稚子诵白居易《长恨歌》。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忆《唐诗三百首》中似即有之。而鸿之事迹颇晦，惟《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有陈鸿《大统纪序》云：“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案当作乙）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书始成，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文苑英华》（三九二）有元稹譔《授丘纾陈鸿员外郎制》，云：“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陈鸿，坚于讨论，可以事举，可虞部员外郎。”可略知其仕历：《长恨传》则有三本。一见于《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明人又附刊一篇于后，云出《丽情集》及《京本大曲》，文句甚异，疑经张君房辈增改以便观览，不足据。一在《广记》四百八十六卷中，明人掇以实丛刊者皆此本，最为广传。而与《文苑》本亦颇有异同，尤甚者如“其年夏四月”至篇末一百七十二字，《广记》止作“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而已。自称前秀才陈鸿，为《文苑》本所无，后人亦决难臆造，岂当时固有详略两本欤，所未详也。今以《文苑英华》较不易见，故据以入录。然无诗，则以载于《白氏长庆集》者足之。
《五色线》（下）引陈鸿《长恨传》云：“贵妃赐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既出水，力微不胜罗绮。”今三本中均无第二、三语。惟《青琐高议》（七）中《赵飞燕别传》有云：“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宋秦醇之所作也。盖引者偶误，非此传逸文。
本此传以作传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长生殿》，今尚广行。蜗寄居士有杂剧曰《长生殿补阙》，未见。
《东城老父传》出《广记》四百八十五。《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则曾单行。传末贾昌述开元理乱，谓“当时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亦大有叙“开元升平源”意。又记时人语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同出于陈鸿所作传，而远不如《长恨传》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为世传诵，则以无白居易为作歌之为之也。
《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云世以为吴兢所撰，记姚元崇借骑射邀恩，献纳十事，始奉诏作相事。司马光驳之曰：“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案兢，汴州浚仪人，少励志，贯知经史。魏元忠荐其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私撰《唐书》《唐春秋》，叙事简核，人以董狐目之。有传在《唐书》（旧一百二，新一三二）。《开元升平源》，《唐志》本云陈鸿作，《宋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始著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又《开元升平源》一卷。疑此书本不著撰人名氏，陈鸿、吴兢，并后来所题。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今姑置之《东城老父传》之后，以从《通鉴考异》写出，故仍题兢名。
右第三分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以校书郎累仕至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由工部侍郎入相，旋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兼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卒于镇，年五十三。两《唐书》（旧一六六，新一七四）皆有传。于文章亦负重名，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今惟《长庆集》六十卷存。《莺莺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八。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当时已有杨巨源、李绅辈作诗以张之；至宋，则赵令畤拈以制《商调蝶恋花》（在《侯鲭录》中）；金有董解元作《弦索西厢》；元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亦有《南西厢记》，周公鲁有《翻西厢记》；至清，查继佐尚有《续西厢》杂剧云。
因《莺莺传》而作之杂剧及传奇，曩惟王、关本易得。今则刘氏暖红室已刊《弦索西厢》，又聚赵令畤《商调蝶恋花》等较著之作十种为《西厢记十则》。市肆中往往而有，不难致矣。
《莺莺传》中已有红娘及欢郎等名，而张生独无名字。王楙《野客丛书》（二十九）云：“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客中无赵令畤《侯鲭录》，无从知《商调蝶恋花》中张生是否已具名字。否则宋时当尚有小说或曲子，字张为君瑞者。漫识于此，俟有书时考之。
《周秦行纪》余所见凡三本。一在《广记》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顾氏《文房小说》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卫公外集》内，是明刊本。后二本较佳，即据以互校转写，并从《广记》补正数字。三本皆题牛僧孺撰。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居宛、叶间。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条指失政，鲠讦不避权贵，因不得意。后渐仕至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累贬为循州刺史。宣宗立，乃召还，为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赠太尉，谥文简。两《唐书》（旧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传。僧孺性坚僻，与李德裕交恶，各立门户，终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录》十卷，今已佚，惟辑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纪》则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云：“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者也。案是时有两韦瓘，皆尝为中书舍人。一年十九人关，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寻除主客分司。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一字茂宏，京兆万年人，韦夏卿弟正卿之子也。“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见《新唐书》（一六二）《夏卿传》，则为作《周秦行纪》者。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儿作天子’等语，所为根蒂者不浅。独怪思黯罹此巨谤，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牛撰《玄怪录》等，亡只词构李，李之徒顾作此以危之。於戏，二子者，用心睹矣！牛迄功名终，而子孙累叶贵盛。李挟高世之才，振代之绩，卒沦海岛，非忌刻忮害之报耶？辄因是书，播告夫世之工谮诉者。”乞灵于果报，殊未足以餍心。然观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纪论》，至欲持此一文，致僧孺于族灭，则其阴谲险狠，可畏实甚。弃之者众，固其宜矣。论犹在集（外集四）中，移录于后：
言发于中，情见乎辞。则言辞者，志气之来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玩其辞而见其意矣。余尝闻太牢氏（凉国李公尝呼牛僧孺为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书。）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以其姓应国家受命之谶，曰：“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其或能晓一二者，必附会焉。纵司马取魏之渐，用田常有齐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党若山，不可动摇。欲有意摆撼者，皆遭诬坐，莫不侧目结舌，事具史官刘轲《日历》。余得太牢《周秦行纪》，反覆睹其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怀异志于图谶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故贮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书，力未胜而罢。余读国史，见开元中，御史汝南、子谅弹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图谶。虽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数。自裴晋国与余凉国（名不便）、彭原（程）、赵郡（绅）诸从兄，嫉太牢如仇，颇类余志。非怀私忿，盖恶其应谶也。太牢作镇襄州日，判复州刺史乐坤《贺武宗监国状》曰：“闲事不足为贺。”则恃姓敢如此耶！会余复知政事，将欲发觉，未有由。值平昭义，得与刘从谏交结书，因窜逐之。嗟乎，为人臣阴怀逆节，不独人得诛之，鬼得诛矣。凡与太牢胶固，未尝不是薄流无赖辈，以相表里。意太牢有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爱憎，故明此论，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罢。岂非王者不死乎？遗祸胎于国，亦余大罪也。倘同余志，继而为政，宜为君除患。历既有数，意非偶然，若不在当代，必在于子孙。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嘻！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时。嫉恶之心，敢辜于早岁？因援毫而摅宿愤。亦书《行纪》之迹于后。
论中所举刘轲，亦李德裕党。《日历》具称《牛羊日历》，牛羊，谓牛僧孺、杨虞卿也，甚毁此二人。书久佚，今有辑本，缪荃荪刻之《藕香零拾》中。又有皇甫松，著《续牛羊日历》，亦久佚。《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引一则，于《周秦行纪》外，且痛诋其家世，今节录之：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
盖李之攻牛，要领在姓应图谶，心非人臣，而《周秦行纪》之称德宗为“沈婆儿”，尤所以证成其罪。故李德裕既附之论后，皇甫松《续历》亦严斥之。今李氏《穷愁志》虽尚存（《李文饶外集》卷一至四，即此），读者盖寡；牛氏《玄怪录》亦早佚，仅得后人为之辑存，独此篇乃屡刻于丛书中，使世间由是更知僧孺名氏。时世既迁，怨亲俱泯，后之结果，盖往往非当时所及料也。
李贺《歌诗编》（一）有《送沈亚之歌》，序言元和七年送其下第归吴江，故诗谓：“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紫丝竹断骢马小，家住钱塘东复东。”中复云：“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携笈归江重入门，劳劳谁是怜君者”也。然《唐书》已不详亚之行事，仅于《文苑传序》一举其名。幸《沈下贤集》迄今尚存，并考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犹能知其概略。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及第，历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太和初，为德州行营使者柏耆判官。耆贬，亚之亦谪南康尉；终郢州掾。其集本九卷，今有十二卷，盖后人所加。中有传奇三篇。亦并见《太平广记》，皆注云出《异闻集》，字句往往与集不同。今者据本集录之。
《湘中怨辞》出《沈下贤集》卷二。《广记》在二百九十八，题曰《太学郑生》，无序及篇末“元和十三年”以下三十六字。文句亦大有异，殆陈翰编《异闻集》时之所删改欤。然大抵本集为胜。其“遂我”作“逐我”，则似《广记》佳。惟亚之好作涩体，今亦无以决之。故异同虽多，悉不复道。
《异梦录》见集卷四。唐谷神子已取以入《博异志》。《广记》则在二百八十二，题曰《邢凤》，较集本少二十余字，王炎作王生。炎为王播弟，亦能诗，不测《异闻集》何为没其名也。《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希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校改数字。同是十二卷本《沈集》，而字句复颇有异同，莫知孰是。如王炎诗“择水葬金钗”，惟小草斋本如此，他本皆作“择土”。顾亦难遽定“择水”为误。此类甚多，今亦不备举。印本已渐广行，易于入手，求详者自可就原书比勘耳。
梦中见舞弓弯，亦见于唐时他种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十四）云：“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其歌与《异梦录》者略同，盖即由此曼衍。宋乐史撰《杨太真外传》，卷上注中记杨国忠卧睹屏上诸女下床自称名，且歌舞。其中有“楚宫弓腰”，则又由《酉阳杂俎》所记而传讹。凡小说流传，大率渐广渐变，而推究本始，其实一也。
《秦梦记》见集卷二，及《广记》二百八十二，题曰《沈亚之》，异同不多。“击体舞”当作“击髆舞”，“追酒”当作“置酒”，各本俱误。“如今日”之“今”字，疑衍，小草斋本有，他本俱无。
《无双传》出《广记》四百八十六，注云薛调撰。调，河中宝鼎人，美姿貌，人号为“生菩萨”。咸通十一年，以户部员外郎加驾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学士，次年，加知制诰。郭妃悦其貌，谓懿宗曰：“驸马盍若薛调乎。”顷之，暴卒，年四十三，时咸通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世以为中鸩云（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翰苑群书》及《唐语林》四）。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云：“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盖润饰之过。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案范摅《云溪友议》（上）载：“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精文艺，而物产罄悬。亡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鬻婢于连帅。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不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冢，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诗闻于帅，遂以归崔。无双下原有注云：“即薛太保之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然则无双不但实有，且当时已极艳传。疑其事之前半，或与崔郊姑婢相类；调特改薛太尉家为禁中，以隐约其辞。后半则颇有增饰，稍乖事理矣。明陆采尝拈以作《明珠记》。
柳珵《上清传》见《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九。司马光驳之云：“信如此说，则参为人所劫，德宗岂得反云‘蓄养侠刺’。况陆贽贤相，安肯为此。就使欲陷参，其术固多，岂肯为此儿戏。全不近人情。”亦见于《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五，题曰《上清》，注云出《异闻集》。“相国窦公”作“丞相窦参”，后凡“窦公”皆只作一“窦”字；“隶名掖庭”下有“且久”二字；“怒陆贽”上有“至是大悟因”五字；“老”作“这”；“恣行媒孽”下有“乘间攻之”四字；“特敕”下有“削”字。余尚有小小异同，今不备举。此篇本与《刘幽求传》同附《常侍言旨》之后。《言旨》亦珵作，《郡斋读书志》（三）云，记其世父柳芳所谈。芳，蒲州河东人；子登，冕；登子璟，见《新唐书》（一三二）。珵盖璟之从兄弟行矣。
《杨娼传》出《广记》四百九十一，原题房千里撰。千里字鹄举，河南人，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艺文志》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一卷，《投荒杂录》一卷，注云“大和初进士第，高州刺史”，是其所终官也。此篇记叙简率，殊不似作意为传奇。《云溪友议》（上）又有《南海非》一篇，谓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有进士韦滂自南海致赵氏为千里妾。千里倦游归京，暂为南北之别。过襄州遇许浑，托以赵氏。浑至，拟给以薪粟，则赵已从韦秀才矣。因以诗报房，云：“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房闻，哀恸几绝云云。此传或即作于得报之后，聊以寄慨者欤。然韦縠《才调集》（十）又以浑诗为无名氏作，题云：“客有新丰馆题怨别之词，因诘传吏，尽得其实，偶作四韵嘲之。”
《飞烟传》出《说郛》卷三十三所录之《三水小牍》，皇甫枚撰。亦见于《广记》四百九十一，飞烟作非烟。《三水小牍》本三卷，见《宋史·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今止存二卷，刻于卢氏《抱经堂丛书》及缪氏《云自在龛丛书》中。就书中可考见者，枚字遵美，安定人。三水，安定属邑也。咸通末，为汝州鲁山令；光启中，僖宗在梁州，赴调行在。明姚咨跋云：“天佑庚午岁，旅食汾晋，为此书。”今书中不言及此，殆出于枚之自序，而今失之。缪氏刻本有逸文一卷，收《非烟传》，然仅据《广记》所引，与《说郛》本小有异同，且无篇末一百余字。《广记》不云出于何书，盖尝单行也，故仍录之。
《虬髯客传》据明顾氏《文房小说》录，校以《广记》百九十三所引《虬髯传》，互有详略，异同，今补正二十余字。杜光庭字宾至，处州缙云人。先学道于天台山，仕唐为内供奉。避乱入蜀，事王建，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后主立，以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后解官，隐青城山，号东瀛子。年八十五卒。著书甚多，有《谏书》一百卷，《历代忠谏书》五卷，《道德经广圣义疏》三十卷，《录异记》十卷，《广成集》一百卷，《壶中集》三卷。此外言道教仪则，应验，及仙人，灵境者尚二十余种，八十余卷。今惟《录异记》流传。光庭尝作《王氏神仙传》一卷，以悦蜀王。而此篇则以窥覗神器为大戒，殆尚是仕唐时所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作“《虬髯客传》一卷”。宋程大昌《考古编》（九）亦有题《虬须传》者一则，云：“李靖在隋，常言高祖终不为人臣。故高祖入京师，收靖，欲杀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盖讳之也。《虬须传》言靖得虬须客资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诗言‘虬须似太宗’。小说亦辨人言太宗虬须，须可挂角弓。是虬须乃太宗矣。而谓虬须授靖以资，使佐太宗，可见其为戏语也。”髯皆作须。今为虬髯者，盖后来所改。惟高祖之所以收靖，则当时史实未尝讳言。《通鉴考异》（八）云：“柳芳《唐历》及《唐书·靖传》云：‘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案太宗谋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犹不从。当击突厥之时，未有异志，靖何从察知之？又上变当乘驿取疾，何为自锁也？今依《靖行状》云：‘昔在隋朝，曾经忤旨。及兹城陷，高祖追责旧言，公慷慨直论，特蒙宥释。’”柳芳唐人，记上变之嫌，即知城陷见收之故矣。然史实常晦，小说辄传，《虬髯传》亦同此例，仍为人所乐道，至绘为图，称曰“三侠”。取以作曲者，则明张凤翼、张太和皆有《红拂记》，凌初成有《虬髯翁》。
右第四分
《冥音录》出《广记》四百八十九。中称李德裕为“故相”，则大中或咸通后作也。《唐人说荟》题朱庆余撰，非。
《东阳夜怪录》出《广记》四百九十。叙王洙述其所闻于成自虚，夜中遇精魅，以隐语相酬答事。《唐人说荟》即题洙作，非也。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云：“所叙情节，类似牛僧孺的《元无有》，也许这两篇是同出一源的。”案《元无有》本在《玄怪录》中，全书已佚。此条《广记》三百六十九引之：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敝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灵应传》出《广记》四百九十二，无譔人名氏。《唐人说荟》以为于逖作，亦非。传在记龙女之贞淑，郑承符之智勇，而亦取李朝威《柳毅传》中事，盖受其影响，又稍变易之。泾原节度使周宝字上珪，平州卢龙人。在镇务耕力，聚粮二十万石，号良将。黄巢据宣歙，乃徙宝镇海军节度使，兼南面招讨使。后为钱镠所杀。《新唐书》（一八六）有传。
右第五分
《隋遗录》上下卷，据原本《说郛》七十八录出，以《百川学海》校之。前题唐颜师古撰。末有无名氏跋，谓会昌中，僧志彻得于瓦棺寺阁南双阁之荀笔中。题《南部烟花录》，为颜公遗稿。取《隋书》校之，多隐文。后乃重编为《大业拾遗记》。原本缺落，凡十七八，悉从而补之矣云云。是此书本名《南部烟花录》，既重编，乃称《大业拾遗记》。今又作《隋遗录》，跋所未言，殆复由后来传刻者所改欤。书在宋元时颇已流行，《郡斋读书志》及《通考》并著《南部烟花录》；《通志》著《大业拾遗录》；《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亦有颜师古《大业拾遗》一卷，子部小说类又有颜师古《隋遗录》一卷，盖同书而异名，所据凡两本也。本文与跋，词意荒率，似一手所为。而托之师古，其术与葛洪之《西京杂记》，谓钞自刘歆之《汉书》遗稿者正等。然才识远逊，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伪。清《四库全书总目》（一四三）云：“王得臣《麈史》称其‘极恶可疑’。姚宽《西溪丛语》亦曰：‘《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又载陈后主诗云，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诗，六朝语不如此。《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云云。’然则此亦伪本矣。今观下卷记幸月观时与萧后夜话，有‘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之语，是时素死久矣。师古岂疏谬至此乎？其中所载炀帝诸作，及虞世南赠袁宝儿作，明代辑六朝诗者，往往采掇，皆不考之过也。”
《炀帝海山记》上下卷，出《青琐高议》后集卷五，先据明张梦锡刻本录，而校以董氏所刻士礼居本。明钞原本《说郛》三十二卷中亦有节本一卷，并取参校。篇题下原有小注，上卷云“说炀帝宫中花木”，下卷云“记炀帝后苑鸟兽”，皆编者所加，今削。其书盖欲侈陈炀帝奢靡之迹，如郭氏《洞冥》，苏鹗《杜阳》之类，而力不逮。中有《望江南》调八阕，清《四库目》云，乃李德裕所创，段安节《乐府杂录》述其缘起甚详，亦不得先于大业中有之。
《炀帝迷楼记》录自原本《说郛》三十二。明焦竑作《国史经籍志》，并《海山记》皆著录，盖尝单行。清《四库目》（一四三）谓“亦见《青琐高议》。……竟以迷楼为在长安，乖谬殊甚。”然《青琐高议》中实无有，殆纪昀等之误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更推阐其评语，以为“后称‘大业九年，帝幸江都，有迷楼’。而末又云：‘帝幸江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大惊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乃命焚之。经月，火不灭。’则竟以迷楼为在长安，等诸项羽之焚阿房，乖谬殊极”云。
《炀帝开河记》从原本《说郛》卷四十四录出。《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一卷，注云不知作者。清《四库目》以为“词尤鄙俚，皆近于委巷之传奇，同出依托，不足道”。按唐李匡文《资暇集》（下）云：“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末有自注云：“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然则叔谋虐焰，且有其实，此篇所记，固亦得之口耳之传，非尽臆造矣。惜李丕所立碑文，今未能见，否则当亦有足资参证者。至冢中诸异，乃颇似本《西京杂记》所叙广陵王刘去疾发冢事，附会曼衍作之。
右四篇皆为《古今逸史》所收。后三篇亦见于《古今说海》，不题撰人。至《唐人说荟》，乃并云韩偓撰。致尧生唐末，先则颠沛危朝，后乃流离南裔，虽赋艳诗，未为稗史。所作惟《金銮密记》一卷，诗二卷，《香奁集》一卷而已。且于史事，亦不至荒陋如是。此盖特里巷稍知文字者所为，真所谓街谈巷议，然得冯犹龙掇以入《隋炀艳史》，遂弥复纷传于世。至今世俗心目中之隋炀，殆犹是昼游西苑，夜止迷楼者也。
明钞原本《说郛》一百卷，虽多脱误，而《迷楼记》实佳。以其尚存俗字，如“你”之类，刻本则大率改为“尔”或“汝”矣。世之雅人，憎恶口语，每当纂录校刊，虽故书雅记，间亦施以改定，俾弥益雅正。宋修《唐书》，于当时恒言，亦力求简古，往往大减神情，甚或莫明本意。然此犹撰述也。重刊旧文，辄亦不赦，即就本集所收文字而言，宋本《资治通监考异》所引《上清传》中之“这獠奴”，明清刻本《太平广记》引则俱作“老獠奴”矣；顾氏校宋本《周秦行纪》中之“屈两个娘子”及“不宜负他”，《广记》引则作“屈二娘子”及“不宜负也”矣。无端自定为古人决不作俗书，拼命复古，而古意乃寖失也。
右第六分
《绿珠传》一卷出《琳琅秘室丛书》。其所据为旧钞本，又以别本校之。末有胡珽跋，云：“旧本无撰人名氏。案马氏《经籍考》题‘宋史官乐史撰’。宋人《续谈助》亦载此传，而删节其半。后有西楼北斋跋云：‘直史馆乐史，尤精地理学，故此传推考山水为详，又皆出于地志杂书者。余谓绿珠一婢子耳，能感主恩而奋不顾身，是宜刊以风世云。’咸丰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识。”今再勘以《说郛》三十八所录，亦无甚异同。疑所谓旧钞本或别本者，即并从《说郛》出尔。旧校稍烦，其必改“越”为“粤”之类，尤近自扰，今悉不取。
《杨太真外传》二卷，取自顾氏《文房小说》。署史官乐史撰，《唐人说荟》收之，诬谬甚矣。然其误则始于陶宗仪《说郛》之题乐史为唐人。此两本外，又尝见京师图书馆所藏丁氏八千卷楼旧钞本，称为“善本”，然实凡本而已，殊无佳处也。《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曾致尧《广中台记》八十卷，又《绿珠传》一卷”，颇似传亦曾致尧作；又有“《杨妃外传》一卷”，注云“不知作者”；又有“乐史《滕王外传》一卷，又《李白外传》一卷，《洞仙集》一卷，《许迈传》一卷，《杨贵妃遗事》二卷”，注云：“题岷山叟上”。书法函胡，殆不可以理析。然《续谈助》一跋而外，尚有《郡斋读书志》（九，传记类）云：“《绿珠传》一卷，右皇朝乐史撰。”又“《杨贵妃外传》二卷，右皇朝乐史撰。叙唐杨妃事迹，讫孝明之崩。”而《直斋书录解题》（七，传记类）亦云：“《杨妃外传》一卷，直史馆临川乐史子正撰。”则绿珠、杨妃二传，皆乐史之作甚明。《杨妃传》卷数，宋时已分合不同，今所传者盖晁氏所见二卷本也。但书名又小变耳。
乐史，抚州宜黄人，自南唐入宋，为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献赋召为三馆编修，迁著作郎，直史馆。观绿珠、太真二传结衔，则皆此时作。后转太常博士，出知舒、黄、商三州，再入文馆，掌西京勘磨司，赐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事详《宋史》（三百六）《乐黄目传》首。史多所著作，在三馆时，曾献书至四百二十余卷，皆叙科第、孝悌、神仙之事。又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征引群书至百余种，今尚存。盖史既博览，复长地理，故其辑述地志，即缘滥于采录，转成繁芜。而撰传奇如《绿珠》《太真传》，又不免专拾旧文，如《语林》，《世说新语》，《晋书》，《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长恨传》，《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等，稍加排比，且常拳拳于山水也。
右第七分
宋刘斧秀才作《翰府名谈》二十五卷，又《摭遗》二十卷，《青琐高议》十八卷，见《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今惟存《青琐高议》。有明张梦锡刊本，前后集各十卷，颇难得。近董康校刊士礼居写本，亦二十卷，又有别集七卷，《宋志》所无。然宋人即时有引《青琐》《摭遗》者，疑即今所谓别集。《宋志》以为《翰府名谈》之《摭遗》，盖亦误尔。其书杂集当代人志怪及传奇，漫无条贯，间有议，亦殊浅率。前有孙副枢序，不称名而称官，甚怪，今亦莫知为何人。此但选录其较整饬曲折者五篇。作者三人：曰魏陵张实子京，曰谯川秦醇子复（或作子履），曰淇上柳师尹。皆未考始末。一篇无撰人名。
《流红记》出前集卷五，题下原有注云“红叶题诗取韩氏”，今删。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有顾况于洛乘门苑水中得大梧叶，上有题诗，况与酬答事。“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者，况和诗也。范摅《云溪友议》（下）又有《题红怨》，言韩渥应举之岁，于御沟得红叶，上有绝句，置于巾箱。及宣宗放宫人，渥获其一。“睹红叶而吁嗟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宋人作传奇，始回避时事，拾旧闻附会牵合以成篇，而文意并瘁。如《流红记》，即其一也。
《赵飞燕别传》出前集卷七，亦见于原本《说郛》三十二，今参校录之。胡应麟（《笔丛》二十九）云：“戊辰之岁，余偶过燕中书肆，得残刻十数纸，题《赵飞燕别集》。阅之，乃知即《说郛》中陶氏删本。其文颇类东京，而末载梁武答昭仪化鼋事。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第端临《通考》渔仲《通志》并无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惜全帖不可见也。”又特赏其“兰汤滟滟”等三语，以为“百世之下读之，犹勃然兴”。然今所见本皆作别传，不作集；《说郛》本亦无删节，但较《高议》少五十余字，则或写生所遗耳。《高议》中录秦醇作特多，此篇及《谭意歌传》外，尚有《骊山记》及《温泉记》。其文芜杂，亦间有俊语。倘精心作之，如此篇者，尚亦能为。元瑞虽精鉴，能作《四部正讹》，而时伤嗜奇，爱其动魄，使勃然兴，则辄冀其为真古书以增声价。犹今人闻伶玄《飞燕外传》及《汉杂事秘辛》为伪书，亦尚有怫然不悦者。
《谭意歌传》出别集卷二，本无“传”字，今加。有注云“记英奴才华秀色”，今削。意歌，文中作意哥，未知孰是。唐有谭意哥，盖薛涛、李冶之流，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举其名，然无事迹。秦醇此传，亦不似别有所本，殆窃取《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为前半，而以团圆结之尔。
《王幼玉记》出前集卷十，题下有注云“幼玉思柳富而死”，今删。
《王榭》出别集卷四，有注云“风涛飘入乌衣国”，今删；而于题下加“传”字。刘禹锡《乌衣巷》诗，本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篇改谢成榭，指为人名，且以乌衣为燕子国号，殊乏意趣。而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乃已引为典据，此真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矣。因录之，以资谈助。
《梅妃传》出《说郛》三十八，亦见于顾氏《文房小说》，取以相校，《说郛》为长。二本皆不云何人作，《唐人说荟》取之，题曹邺者，妄也。唐宋史志亦未见著录。后有无名氏跋，言：“得于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又云：“惟叶少蕴与予得之。”案朱遵度好读书，人目为“朱万卷”。子昂，称“小万卷”，由周入宋，为衡州录事参军，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宋史》（四三九）《文苑》有传。少蕴则叶梦得之字，梦得为绍圣四年进士，高宗时终于知福州，是南北宋间人。年代远不相及，何从同得朱遵度家书。盖并跋亦伪，非真识石林者之所作也。今即次之宋人著作中。
《李师师外传》出《琳琅秘室丛书》，云所据为旧钞本。后有黄廷鉴跋云：“《读书敏求记》云，吴郡钱功甫秘册藏有《李师师小传》，牧翁曾言悬百金购之而不获见者。偶闻邑中萧氏有此书，急假录一册。文殊雅洁，不类小说家言。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张端义《贵耳集》载有师师佚事二则，传文例举其大，故不载，今并附录于后。又《宣和遗事》载有师师事，亦与此传不尽合，可并参观之。琴六居士书。”《贵耳集》二则，今仍移录于后，然此篇未必即端义所见本也。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人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传写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櫽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
右第八分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