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朝着西边走。“走多远你自己会知道的。”这是曲先生指的路。我付给他五十元，他找给我四十元，我又从他身上盗取一百元，他给我算命一次合计支付我九十元。但我相信他不会乱算，因为结论是在付账前给出的。我随便感觉着，差不多就行了，和勾捏在一个叫六安的小镇下车，租下一间房子。
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想当然的激情出门（“好，你来给我干这个。”我认为只要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那坐在旋转椅上的人就会站起来对我说），然后在初昏将至时带着扒窃来的一些钱与食物（我会说它是买来的）悲哀地归来。有时，我害怕早归，便坐在草坡上发呆。漆黑的柏油路从眼前延伸至天际，一台车亡命似地奔驰，逐渐变小，直径巨大的混凝土烟囱立在路边，慢腾腾地吐出最后一口白烟。“游手好闲乃诸恶之源”，我不知道是哪位穿制服的跟我这样说，他当时意味深长，一道烟吐得很远。临走时还拍拍我肩膀。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我不是不想改变，而是体内总有一股懒惰而深刻的力量将我拉下去。我的父亲管我的这种习性叫“瘫尸”。
勾捏总是抱怨头痛。整日地不得不去睡觉，然后就是看电视，怎么可能不头痛。没过多久，时间作为一种刻度，从我们身上消失。起初消失的是几月几号，接着是星期几（有时勾捏依靠电视节目的播放规律判断是星期几），最终我们只知道天亮了又黑了。我们像躺在舴艋上，任其在无边的海洋飘荡。有时整一天不说话。有时饭也不太愿吃，成天就想着发明一种营养高度浓缩的丸药，吃了经年不饿。有好几次，当我躺在草坪上，差不多要为自己只有吃喝拉撒这么点使命而哭泣。我被淘汰回动物了，我是这么想的。不过细想下去，又觉得其实不存在淘汰不淘汰，人本身就是动物。动物操心的是食物与交配，我们人类何尝不是。难道我们就有别的追求吗。这么想着，我忽然振奋起来，想找笔将脑海里迸发的思想火花郑重地抄下来：我们每个生灵，无论猪、老鼠或人，都是几千万年下来顽强生育所留下的惟一结果（这一脆弱的链条随时会因为灾疫、战争、制度甚至是阴道内一点霉菌的损害而断裂），都背负着极其古老的家谱与历史，并且还要朝下顽强地繁衍。那么我们——包括祖先以及我们自己——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是在等待什么？
我一整天地望着苍穹。想到先朝一定也有人这样不解地望着。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觉得在天空深处隐含着一种躁动，也许会从那里飘来一位以云彩为车辇的白衣圣者，他曾经是我们中的一个，现在要召唤我们去一个新的、不死的、享福的地方。
很快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无意义的想象。
我和勾捏开始用互相践踏来打发时间。有时仅仅为着体现一种职业精神，我才能在这互相伤害的游戏中保持住凶恶的架势。有时我沉沉睡去，将自己交给对方处理。终于到了一天，勾捏走来走去，扔下她看见的每样东西，将房间弄得比垃圾场还要凌乱。“够了，受够了，我他妈受够了。”她冲着那些东西喊叫。我尴尬地抬起头，看着她走进卧房。我尽力了，我想。另外我还想，这次她也许真的要走了。如果走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呀，我反复对自己说。然而她从房内走出来，说的却是：“我们总得找点儿事做。”
我害臊极了。
接着，她又说：“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
“知道什么？”
“我们得找点儿事做。”
“你到底去找了吗？”
“这不，一直在找。”
“你找哪里去了？这么久，事情呢？”
我重新低下头，听到她说：“我们的钱快用光了。”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可是钱要用光了你知道吗？”
“我在想办法。”
“我们得搞钱。”
“是啊，搞钱。”我摊开手，我想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怎么搞，你告诉我”。
“你得动脑子啊。不管怎么搞，总之得搞，我们不能烂死在这儿。”
“这儿也蛮好。”
“你说它还好？”
“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在哪里，你倒是告诉我啊？”
我坐直身体，紧盯着她，冷静地说：“你要听细水长流的，还是一票大的？”
“怎么说？”
“细水长流就是我每天出去偷点，干大的就是抢劫。”
我想她应该震惊一下。所谓人鬼殊途，道不同不相为谋。她确实在发怔。她在消化这个事实，虽然她一直怀疑我是小偷。她在确认这些天来和她同吃同睡的是一名道上的人。她重新开口时，声音低下去：“我说呢。”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说。开诚布公多少使人感到宽慰，隐隐还有些无耻的自豪感。
“没事，”她说，然后蹲下来，一下下划着沙发，随即又仰起头问，“那是不是得用刀？”
“也可以不用，但得用一样东西。”
我真正的抢劫经验只是替人望了几次风。其中一次，哥们儿走了很久，我还在口子上守着。直到受害人摁着伤口像只呆鹅走出来，我才知道抢劫结束了。
“开始吧。”勾捏说。
“什么开始？”
“抢劫啊。”
“怎么开始？”
“现在就开始啊。”
后来这一天，我都在压制她蠢蠢欲动想立马出去干一票的念头。她一会儿握住双手并拢两根食指，侧着脑袋瞄准我，一会儿拿矿泉水瓶（假装那是刀）架我的脖子，一会儿戴上墨镜，将手插在牛仔裤前兜，看镜子里的自己。她将它当成是一场好玩而刺激的游戏。因为明白这游戏注定会带来流血，会彻底撕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偷窃总是会注意保留最后一丝温存），我开始后悔说出这主意。说起来我只是被她逼得没办法，想要一点面子。因为要面子，很多人去干他从不打算干的事情，现在我是其中一员。她不会知道，几乎就在我们想怎么搞点钱时，法律，那严格而死板的商人，就已经站在不远处等着，好和我们做一场公平交易。此前，我都是依照可能面临的风险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我选择偷，是因为只有偷够一万元才能带来三年徒刑，而抢劫，无论你抢的是多少，刑期至少都是三年。中间因对方挣扎，动动刀子，十年二十年就赔进去了。“要玩就玩点大的。”她说。我看着她，心想，那倒是把我们自己玩死了。可我说的是：“好吧。”
我一直在算计：
一、抢劫至少会带来三年徒刑；
二、我不想服刑三年及三年以上。
结论：必须瞒过法律。
而瞒过法律的办法不多。诸如在黑夜中作案、不留指纹鞋印、不留与对方联络的证据、避免被旁人目击，都在考虑之列（她还加了必要时将对方眼睛刺瞎、使对方失忆甚至毁尸灭迹等极端手段），但究竟不能做到万全。我们的对手，那占有通讯网络、交通网络、监控网络以及情报网络的强大国家机器，只要起了抓捕的心，就一定能抓到你。勾捏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收买，我的答复是你都有收买的背景与实力，何必出来抢呢。在我脑海里想的是，我们惟一能作为的就是受害人这块。我希望他既不反抗，也不声张，还跟着我们一起掩盖这事情。
勾捏不信有这样的事。我说不止是理论上存在可能，实践起来也有很大可行性，我现在就是在想整个流程，只有每个步骤都想清楚，事情才能成功，而且往后还可以依样复制。这种事前人已做出示范，后人还会效仿。她不感兴趣。她一手拿卷起的杂志（刀）一手拿手机（锤子），和虚拟的敌人比划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她说，“不就是拿刀威胁一下吗，他敢报案，我就一刀捅了他。”我看了看她，觉得自己作为领导者，有责任将局面控制下来。
“我们来演示一遍：你敲了别人的钱。”我说。
“好。”她说。
“你有没有罪？”
“当然有。”
“怕不怕警察抓？”
“怕。”
“好，假设是你被敲诈了，你有没有罪？”
她以为是玩智力游戏，说，有，没有，有，我提示她说没有。她说：“没有。”
“你怕不怕警察抓？”
“不怕。”
“但是你怕警察知道这事。”
“为什么？”
“因为警察知道了，你家人也会知道。”
“那有什么关系？”
“你嫖娼呢。”
“哦。”
“你还敢报警吗？”
“不敢。”
“因此我们要找年纪大点的，结过婚的，但不能太大。五十啷当岁，皮厚得出奇，就无所谓。年过花甲的也可以，花甲老人特别怕自己的形象被摧毁。”
“嗯。”
“这是最关键的，我们要找的对象必须有点钱，有稳固的家庭（只要细心观察，家庭稳固的人和鳏夫还是很容易区分的），有正当的职业，同时性格懦弱，怕惹事。”
“也就是说，是你拿着刀出来而不是我？”
“是。”
“我去引诱他？”
“是。”
“好吧。”
“这样至少会让我们安全一点。”
傍晚，我们走进集市。那些商人打着丰满的哈欠。他们从早上起就站在这儿，和城管玩了一天猫捉老鼠的游戏，正打算熬过这最后的十几二十分钟。光阴暗沉，我们像隐身人挑走口红、高跟鞋、坤包、口罩、手套、白酒和锤子。她对水果刀有着强烈兴趣，被我阻止。一则容易折断，二则过于招摇。我们转过几个摊位，发现有一款男衣和一款裙子几乎每家都在卖，本地人穿的也多，因此各买下一套。我们一穿上就觉得自己是乡下人。我们买了点吃的带回来。我往坤包里放进去一只避孕套，说：“现在你就是一名小姐了，你知道怎么做小姐吗？”
“不知道。”
“一旦我们确定目标，你就装作和他擦肩而过，挨一下他，说：先生，要那个吗？”
“哦。”
“不，应该说，先生，要保健吗？”
“先生，要保健吗？”她随意地说。
“什么保健？”我咽着口水。
“有泰式的，港式的，全套的，价钱不一样。”
“全套的是什么？”
“你当然知道。”
这位宏梁老弟真是明知故问啊，你怎么不知道。
“只要那个男人停下脚步，就意味着他上钩了，”我对勾捏说，“上钩的男人智力会严重下降，脸部充血，呼吸粗重，像头驴闷头闷脑地跟着你走。”
我们喝了很多酒，最终我眼眶湿润地说：“这个世界没人会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要互相依靠。”
“嗯。”她庄重地点头。
“永远不背叛对方。”
“嗯。”
“你爱我吗？”
“我爱。”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