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后你是怎么……譬如说，你是——？”记者一时不知怎么说好，双手像是比划着一个圆球。
我懂了他的意思，说：“那时我只想快点死。”
“哪里哪里，你太谦虚。”他微笑着，望着我。
可我那时是真想死，不记得怎么谦虚过。
“你是不是觉得不能再为人民……所以才……？”
我摇摇头，想起了我那时写过的一首诗：轻推小窗看春色，漏人人间一斜阳……
“那你为什么没有……？”记者象是有些失望了。
我说，我是命运的宠儿。他奇怪地瞪着我。
“您看我这手摇车，是十几个老同学凑钱给我买的……看这弹簧床，是个街坊给我做的……这棉裤，是邻居朱奶奶做的……还有这毛衣——那个女孩子也在我们街道生产组干过……生产组的门窄，手摇车进不去，一个小伙子天天背我……”
记者飞快地记着。“最好说件具体的。”他说。
我想了一会，找出了那张粮票（很破，中间贴了一条白纸）。
“前些年，您知道它对一个陕北的农民来说等于什么吗？”我说：“也许等于一辆汽车，也许等于一所别墅；当然，要看和谁比。不过，它比汽车和别墅可重要多了；为了舍不得这么张小纸片，有时会耽误了一条人命。”
记者看看那粮票，说：“是陕西省通用的？”
“是。可他不懂。我寄还给他，说这在北京不能用。他又给我寄了回来，说这是他卖了留着过年用的十斤好黄米才得来的，凭什么不能用？！噢，他是我插队时的房东老汉，喂牛的……”
有些事我不想对记者说。其实，队里早不让他喂牛了；有一回，他偷吃了喂牛的黑豆……
“他说，这十斤粮票，我看病时用得着。”
“看病？用粮票？！”记者问。看来他没插过队。
“比送什么都管用，他以为北京也是那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的。我没见过他的儿子，那时他只带个小孙女一块过。”
我和记者都沉默着，看着那张汗污的粮票。
“现在怎么样？”记者问我：“你们还有联系吗？”
“现在有现在的难处，要是把满街贴广告的力气用来多生产点象样的缝纫机就好了。”
记者没明白。
“前些日子他寄钱来。想给他孙女买台缝纫机，他自己想要把二胡。可惜，我只帮他买到了二胡。他说，缝纫机一定得买最好的，要不他孙女该生气了。简直算得上是忘本了吧？”
记者笑了，吹去笔记本上的烟灰：“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你是怎么战胜了……？譬如说……”
“还有医院的大夫，常来家看我……还有生产组的大妈们，冬天总在火炉上烤热两块砖，给我垫在脚下……还有……唉！我说不好，也说不完。”
一九八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