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挨近城墙拐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红色的九层大楼。如今城墙都没了，那座大楼倒是还在。九层，早已不足为奇，几十层的公寓、饭店现在也比比皆是。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间，真是岁月无情，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居傲视、辉煌一时。我记得是1959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
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慢慢地，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得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是呀是呀，咱们都生在了好时代，咱们都要住进那样的大楼里去。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远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我们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地鼓掌，由衷地庆贺，心说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我和几个同学便常爬到城墙上去看，朝即将竖立起那座大楼的方向张望。
城墙残破不堪，有时塌方，听说塌下来的城砖和黄土砸死过人，家长坚决禁止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还是偷偷地去，不光是想早点看看那座大楼，主要是去玩。城墙千疮百孔，不知是人挖的还是雨水冲的，有好些洞，有的洞挺大，钻进去，黑咕隆冬地爬，一会儿竟然到了城墙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儿荒草没人，洞口自然十分隐蔽，大家于是都想起了地道战，说日本鬼子要是再来，把丫的引到这儿，“乒，乒乒——！”怎么样？
九层大楼的工地上，发动机日夜轰鸣，塔吊的长臂徐徐转动，指挥的哨声“嘟嘟”地响个不停。我们坐在草丛边看，猜想哪儿是俱乐部，哪儿是图书馆，哪儿是餐厅……记不得是谁说起了公共浴室，说在那儿洗澡，男的和女的一块儿洗。“别神了你！谁说的？”“废话，公共浴室你懂不懂？”“公共浴室怎么了，公共浴室就是澡堂子，你丫去没去过澡堂子？”“哎哟哎哟你懂啊？公共浴室是公共浴室，澡堂子是澡堂子！”“我不比你懂？澡堂子就是公共浴室！”“那干吗不叫澡堂子，偏要叫公共浴室？”这一问令对方发懵。大家也都沉思一会儿，想象着，真要是那样不分男女一块儿洗会是怎样一种场面。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名堂，大家就又趴进草丛，看那工地上的推土机很像鬼子的坦克，便“乒乒乓乓”地朝那儿开枪。开了好一阵子，煞是无聊，便有人说那些“坦克”其实早他娘的完蛋了，兄弟们冲啊！于是冲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那片工地。
在工地前沿，看守工地的老头把我们拦住：“嘿嘿——，哪儿来的这么一群倒霉孩子？都他妈给我站住！”只好都站住。地道战和日本鬼子之类都撇在脑后，这下我们可得问问那座大楼了：它什么时候建成啊？里面真的有俱乐部有放映厅吗？真的看电影不花钱？在公共浴室，真是男的女的一块儿洗澡吗？那老头大笑：“美的你！”怎么是“美的你”？为什么是“美的你”？这问题尚不清楚，又有人问了：那，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老头道：“就怕吃死你！”所有的孩子都笑，相信这大概不会假了。至于吃死嘛——别逗了！
但是我从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那座九层大楼建成不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到了。说不定是“老吃炖肉”这句话给说坏了，结果老也吃不上炖肉了。肉怎么忽然之间就没了呢？鱼也没了，油也没了，粮食也越来越少，然后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人们谨慎又庄严地排好队，领取各种票证：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如邮票大小的薄纸。领到的人都再细数一遍，小心地掖进怀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又多了一点儿什么，或是又少了一点儿什么。都有什么，以及都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开始知道饿是怎么回事了。饿就是肚子里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地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饿，还是早晨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奶奶到商场门口去等着，看看能不能撞上好运气买一点儿既不要票而又能吃的东西回来；或者是到肉铺门前去排队，把一两张彩色的肉票换成确凿无疑的一点儿肥肉或者大油。倘那珍贵的肉票仅仅换来一小条瘦肉加猪皮，那简直就是一次人格的失败，所有的目光都给你送来哀怜。要是能买到大油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托着一块大油你就好像高人一等，所有的路人都向你注目，当然是先看那块大油然后才看你。目光在大油上滞留良久，然后挪向你，这时候你要清醒，倘得赞许多半是由于那块大油，倘见疑虑，你务必要检点自己。当然，油不如人的时候也有，倘那大油是一块并不怎么样的大油，油的主人却慈眉善目或仪表堂堂，对此人们也会公正地表示遗憾，眉宇间的惋惜如同对待一个大牌明星偶尔的失误。而要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孩子竟然托着一块极品大油呢，人们或猜他有些来历，或者就要关照他说：“拿好了快回家吧！”意思是：知道你拿的什么不？
实在说，那几年我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都饿得浮肿，腿上、手上一按一个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农村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我在我家门前见过两兄弟，夏天，他们都穿着棉衣，坐在太阳底下数黄豆。他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终于得到一把黄豆便你一个我一个地分，准备回去煮了吃。我还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上课时他趴在桌上睡，老师把他叫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倒下去。过后才知道，他的父母不会计划，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差不多吃光，剩下的日子顿顿喝米汤。
我的奶奶很会计划，每顿饭下多少米她都用碗量，量好了再抓出一小撮放进一个小罐，以备不时之需。小罐里的米渐渐多起来，奶奶就买回两只小鸡，偶尔喂它们一点儿米，希望终于能够得到蛋。“您肯定它们是母鸡？”“错不了。”两只小鸡慢慢长大了些，浑身雪白，我把它们放在晾衣绳上，使劲摇，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我希望它们能就势展翅高飞。然而它们却前仰后合，一惊一乍地叫，瞅个机会“扑啦啦”飞下地，惊魂久久不定。奶奶说：“那不是鸽子那是鸡！老这么着你还想不想吃鸡蛋？”
两只鸡越长越大，果然都是母的，奶奶说得给它们砌个窝了。我和父亲便去城墙下挖黄土，起城砖，准备砌鸡窝。城墙边，挖土起砖的人络绎不绝，一问，都是要砌鸡窝，便互相交流经验。城墙于是更加残破，化整为零都变成了鸡窝。有些地方城砖已被起光，只剩一道黄土岗，起风时黄尘满天。黄尘中，九层大楼依然巍峨地矗立在不远处，灿烂如一道晚霞。挖土的人们累了，直直腰，擦擦汗，那一片灿烂必进入视野，躲也躲不开。
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九层大楼的另一侧，在它的辉煌雄伟的遮掩之下，我又见到了那座教堂的钟楼，孤零零的，黯然无光。它的脚下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排房，拥拥挤挤地住了很多人家。但其中的一排与众不同，门锁着，窗上挂着白色的纱帘，整洁又宁静。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院子里，是他带我去他家玩，不期而遇我又见到了那座钟楼。它肯定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吗？如果那儿从来只有一座，便是了。我不敢说一定。周围的景物已经大变，晾晒的衣裳挂得纵横交错，家家门前烟熏火燎，窗台上一律排放着蜂窝煤和大白菜。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董行吉那低沉郁悒的声音极具特色，以致那小说讲的都是什么我已忘记，惟记住了一座烟雨迷蒙的小城，以及城中郁郁寡欢的居民。
我并不知道那排与众不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它的整洁宁静吸引了我。我那同学说：“别去，我爸和我妈不让我去。”但我还是走近它，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战战兢兢地从窗帘的缝隙间往里看。里面像是个会议室，一条长桌，两排高背椅，正面墙上有个大镜框，一道斜阳刚好投射在上面，镜框中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这儿是干吗的？”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
“唔，我知道了。”
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祥，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一缕淡淡的夕阳，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
“你知道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你知道了？”
“我就是知道了。不信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