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北京阴云不开，冷雨夹风，已经暴热了一场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闹。都市人如果说到天气，多半会用“北国之春姗姗来迟”之类的话吧，可是我想，对于散隐在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内蒙古插队知识青年来说，虽然沉睡了很久但确实还留着的一点经验，已经像风湿病般醒了。他们心中会掠过个沉重的念头：春天的暴风雪。他们的心会随着天空一直悄悄带着一抹阴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会在忙碌和热苦中渐渐麻木了那个念头。
对于我，当我那么想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些什么的时候，季节正好巡回到了这一个五月末，阴云逼窗，树影摇风，我觉得应当回想一件事情并把它写出来。
1970年春，我正在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群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健壮的牛和一顶黑污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声齐唱的歌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我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使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全部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
那是自信么？
不，我只是怀念，我只是怀念而已。
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才如倾如泻地写满了一篇又一篇纸。甚至使人误以为是自信的某些大话和粗话，以及一种文体的流动感（我以为描写带有特殊色彩的人如牧民，主要在于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意识。在《春天》里我曾企图模拟这种牧民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怀念的表示。我出自怀念和体会已经写了一批草原小说。我想，既然真主造就我还能够怀念，又打算成全我不断去体会，我就还会写出一批草原小说。这不是由于什么自信；也不是由于为一些超高级女士（SuperLady）错爱或甚嫌不够劲的男子汉气。基于往事体验的小说是为了怀念而写作的；那里只有真诚、温柔或是痛苦。
后来，我们那所二十来个人的小学校在一个五月末游牧到了大队部。我们有了三间低矮歪斜的黄泥小屋作新校舍。一面红旗抖着草原上空的风，哗啦啦地飘扬在我们度完了严冬的汗乌拉小学之上。我们的歌声和朗朗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过一股不易的喜悦。
有一个小瘸子，一个十岁牧主的儿子或是孙子，那时终日赖在我们小屋门口。开始我没有察觉（我总想为自己开脱：当时的我也只不过才刚刚二十二岁，我还不会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的眼睛呢）到那个瘸子。后来，他还是那么可怜巴巴地攀着我们的门框，睁大胆怯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自己面前已经有了一个新问题了。
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中学毕业，一表人材，是小孩的牧主家庭的亲戚）严厉地对我说：应该让这孩子上学。我犹豫了。我们的生产大队正处在尖锐的派系与家族斗争中，我知道另一派的牧民会立刻非难我把学校办成牧主学校。我艰难创业，我们的小学生存不易——“还是你们领导先开会决定了，再让他来上学吧”，我回答说。于是那中学毕业生领导大怒了：
“不用开会！这孩子家里是牧主，他自己不是牧主！有党的政策，用不着开会！……”
可是我是软弱的。我不愿或者是我怕那种风波。我眼前晃动着一些比这中学生更厉害更善言辞的黑壮牧民的影子。我宁愿牺牲这个念上三个月就可能腻烦，就可能拉都拉不回来的小瘸子，而绝不愿让这所风雨飘摇的小学校挨一场风暴。在“意识流”中，我是为我自己。我知道这小学校对我是多么宝贵；我知道它一完蛋我立刻就想拍屁股回北京——回城的大潮已经冲撞得我们几乎无法自制了。
小瘸子上学是微不足道的。草原儿童心中对读书的渴望决不像高玉宝，也不像艾特玛托夫的名篇《第一个老师》中描写的那样。他们还有小狗，有新靴子，有兼为劳动和游戏的包里包外的种种乐事。长大了他们还会有骏马、毡包、酒和女人。那件事情不可能占据我的心。赖在学校小屋门口的那个小瘸子其貌不扬，我还有我的索伊拉、白音宝力格和始终不渝地跟随过我的小巴雅。岁月匆匆，春去东来，我看惯了草原的既枯又荣，我滋生了牧民式的淡漠和刚硬。要我为一个草地娃娃没有上过小学而忧郁简直是笑话。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十多个绿遍大地后再来一场狂风暴雪的春天过去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完全变了。
1981年那年，我于五月底回到阔别的汗乌拉草原。我在舒缓的草地上彻底获得了身心的休憩。我吃饱了就睡，从来没有失眠。有时我和牧民漫生闲谈着，从太阳高高就开始，一直喝酒至夜深。那时连醉酒也是宁静的；醉后拖着发软的双腿走出包外，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微笑着看这奥云娜和五一她们（都是我在草原那家里的小女孩）忙着在一个狗食盆里给我洗衣服。
然而有一天我看见了那匹死马。那个五月里，在我到达之前有过一场风雪，全东乌旗冻死了十三个马倌。湖中堆着的死马像黑色的岛，呆傻了好一阵子的草原在六月初才醒过来一般，开始料理雪灾的丧事。
我这才知道了我们队也死在雪里的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马倌就是那个小瘸子。几天后，我打马走上一座叫曼卡泰·海勒罕的山坡，见到了他坐骑的那匹马的尸骸。
文学应当是作家心中最后的堡垒。一个作家很难做个完人，但是他至少对自己的文学要做到真诚。不应当有作文或为文等概念，作品应当是作家淋漓的心血。为了这样的作品作家才活着，为了这样的作品青春被点燃，生命被耗尽。为了追求这样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辉煌的幻彩，而绝不会看到红地毯和金钱；为了保卫这样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起，一直牺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后一下。
讲这样的话是何等愚蠢啊！
然而惩罚还没有完。按照文学的铁的规律，冲动又被形式改造了。短篇小说《春天》没有写尽我对亡命春雪的小瘸子的悼念和悔恨，它只是一篇手法新颖的意识流小说。无论我们正在编辑历史的理论家们对它不屑一顾也好，还是我们正锐意求新的年轻的艺术家们对它的激赏也好，对我来说，《春天》带给我了些什么呢？人真不能活得无愧无恨，后来《春天》获得北京文学奖，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耻。
但是道路已经选定，我也许从今天开始才真的准备写作。还有那么多感动、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只是我已经注意在心中给自己一个暗示了。也许确实不应该暴露太过，也许确实不应该爱憎太烈，也许我也会改变；但是，我想小瘸子和那个青年马倌的故事将会永远教育我的，其沉重的程度会远远超过我受过的教育和说教。
至于我和《北京文学》，那又毕竟还是一次应该记住的充满温暖的合作。《春天》排印没有一个错字，包括标点。
又一个春天来了。它毕竟是活力和热情的巡回。我想，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北京文学》这份杂志，或是我打算写的那些小说，都会活泼起来，兴奋起来，成长起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对这春天的理解已经深刻些了。
198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