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渤海湾的一个小岛调到北京时我已经28、9岁了，业似乎是立了，家却没有，表面上满不在乎，心里头暗暗着急，那段时间，找对象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最高记录一周见过五个。实事求是地说，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说酸地说，那些人里没有能打动我的，因而一面之后就没了下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这边没有“下文”，人家也没有。这就叫我不踏实了，女人嘛，谁不希望被追求一下？那至少是对自信心的一种鼓励。深夜，躲在房间里揽镜自审：不是美女，但也绝不是困难户，问题出在哪里？
一日同朋友谈起，她说，你呀，不会示弱，太缺少女人味。痛定思痛，下决心改，身为女人而缺少女人味，无异于在女人这个事业上被判了死刑。于是示弱：天真，驯顺，不忘时时问上一句：“为什么呀？”懂了也要问，要装不懂。试过几次后方知不行。“装”者，表演也，要么得有天赋，要么得经过专门训练。北京两所与表演有关的著名院校，每年招蜂引蝶般能吸引来几千名少男少女，一学四年，毕了业就是大学本科——也是学问。
当然后来，我还是结了婚；但是后来，又离了婚。一日，朋友打电话鼓励我说她的一个女友嫁得了一个正当年的白领大款，这不稀奇。稀奇的是那女人已经四十岁了且没有特别出众的姿色且还带着个孩子。朋友说，那大款看中了的，就是她的女人味：性情极其柔弱，不能动脑子，一动脑子头就痛，什么事不管不问，每天吃吃东西做做脸逛逛商店，像一片小小羽毛，轻盈随意随风飘去飘哪是哪不计归处……放下电话后慨然黯然，女人味——没有也罢。
后来应中央台邀请做三八节晚会的嘉宾，与台湾来的朱德庸先生分到了一组。朱先生是那样的一种人，按照我的说法是没有发育平衡，上天供给每个人心智发育的养料就那么多，你某方面过于发达了，另方面肯定缺损。朱先生二十多岁就画出了以老年人为描绘对象的《双响炮》并迅速风靡，当是天才了，但在另一方面，不如常人。不如到这种地步：不能单独与人——生人和熟人——交往。所谓单独与否，是指他的太太在与不在。太太在他跟记者都能滔滔不绝，反之跟朋友都讷讷然找不到话说。所以在参加那次晚会的百十号人里，他成了唯一一个有人陪同前来的特例。他太太叫冯曼伦，很纤细的一个人，声音也是，细细柔柔，性情也是，比如她的专程陪先生来大陆，比如先生做节目时她可以在下面整半天整半天静静地等，简而言之，她当时就是我脑子里“女人味”的形象诠释。
做节目的空闲时间我们聊天，女人和女人聊天不可回避的内容就是婚姻丈夫。我说我离婚了我没有丈夫。她极快地问我：“你是不是没有给他机会？”我怔住。她接着又说：“我生儿子时朱德庸在墙角坐了三天，说他不喜欢小孩子。我说没有关系，让我来带好了。”“现在呢？”“比我还宠儿子，早晨都是他起来做饭送他上学。”我感到了她的不同寻常。我开始对她好奇。我问起了她的过去。她说过去在台湾《联合报》做事。后来朱德庸告诉我不是一般的做事是做一个版的主编并做得非常漂亮，以致台湾另一大报《中国时报》专门开会讨论“冯曼伦现象”。和朱德庸结婚后她辞了职，负责朱德庸画画之外的全部事情，并且从零开始，把朱德庸的作品从台湾向中国大陆推进，直推到了地铁、天桥、路边的书摊上。
此后我们不间断聊天，她不在北京时就通过电话通过E-mall。她的聪慧使我深感交谈的愉快，她的女人味使我痛感女人味的魅力，那不是柔弱，是柔韧；不是天真无知，是大智若愚；不是追随倚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生共存。是当年那个过份强调“男女都一样”的偏激年代使我们未能受到应有的、传统的性别角色教育，尔后又盲目开始了推崇另一极端，人便有一些夹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