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知秋的手有点颤抖。两个两分钱一枚的钢镚儿，硬是塞了几次才塞进那个收电话费的小铁盒里。看电话的女人，一直盯着她，怕她不交钱吗？或是她有什么地方值得特别注意？也许因为她对郑子云说的那些话。唉，偌大一个电报大楼，用个公用电话，连隔音间也没有。真正的“公用”电话。没有什么不可以公用。公用的秘密；公用的喜、怒、哀、乐；谁都可以干涉谁一下。诸如你为什么天天洗澡，或是你为什么喜欢吃甜而不喜欢吃辣这样的琐事。
“你何必在电话里讲那么多？”贺家彬责怪她。
“那怎么办？我怎么好在这种时候到部里去，那又会给他添乱子，给那些谣言家们制造口实。去他家里，那位太太更是盛气凌人。”
“我是说，这些事没有必要告诉他。”
“这些情况他应该了解。难道他不应该提防那些人吗？”
“女人的逻辑。”
他们从电报大楼里走出来，只见马路上到处都是人，人，人，而且又都是那么清闲自在地溜溜达达。好像在度假一般。
只有声音是不休息的。
每一辆汽车的喇叭，都威风凛凛地响着。
铃木50的发动机，自鸣得意地“嘣嘣”着，它是近年刚流行起来的时髦货。
有个小女孩，一面跳着脚、扭着身子，一面哇啦、哇啦地哭叫着：“我要吃冰棍！我要吃冰棍！”她的爸爸，像拎小鸡子一样拎着她圆鼓鼓的胳膊，一面拖着她往前走，一面吓唬她：“再哭，再哭我就揍你，你都吃了八根儿了，再吃肚子里要长虫子啦。”
临时就业的青年，起哄似的推销着自己的货色：“哎，买吧，买吧，新鲜的奶油面包。”
“看报，看报，文艺小报，李谷一带病上台演出，苏小明唱《乡间的小路》。”
十字路口的岗亭里，交通民警对着麦克风大声地申斥着一辆抢行的越野吉普：“喂，那辆武汉吉普，你怎么拐的弯？唵？说的就是你，31-04889！还开，还开，听见了没有？你给我站住！”
那辆吉普，像一头犯了罪的小毛驴，懂事地耷拉着耳朵。它忸忸怩怩、羞羞答答、诚惶诚恐地停下了，偏偏又停在不该停的地方，司机大概是慌了神。
警察又叫起来：“你看看，唵，停在哪儿了？”
电器商店里，各式音箱互不相让地播送着“阿波罗音乐之神”的电子音乐，别管大街上发生了什么骚乱，“阿波罗音乐之神”依然不屈不挠地，铿锵、铿锵地响着自己的节奏。
贺家彬甚至非常高兴地说：“知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早晚都要死去，代替我们的，将是另外一些人。我们耿耿于怀的苦恼、忧虑，在他们那里会简单得多。”
叶知秋几乎是讨饶地说：“家彬，这份热闹劲儿我真受不了，这么一会儿，我的鞋后跟就让人踩掉两次了。”
贺家彬的话也好，五光十色的街道风光也好，今天好像成心作对，全带着一种不管不顾、横冲直撞的劲头越过了她。谁也不看她一眼，问她一声，好像她是夏令时节摆在商店橱窗里的一顶冬天才用得着的毛皮帽子。
她忽然感到委屈。
就算她是一个顶干瘪、顶枯燥的职业妇女，她也有需要诉一诉委屈、听一听宽慰话的时候啊。
但是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她看成是一个没有性别，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大概连贺家彬也这样认为。
她摇头。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那封匿名信。人们大概在中伤、造谣的时候，才想起她还是个女人，她的性别在这时才有意义。
从她胸膛的深处，发出沉沉的一声叹息。
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与往日显得有些异样。
他尽力在她那厚玻璃瓶底儿一样的镜片后面搜索。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遮在她眼睛上的那两块厚玻璃片儿，像安在窗上的两块磨砂玻璃。于是，玻璃后面的一切，全都显得影影绰绰，让人看不真切。
但他终于找到了一丝烦恼的影子，她那一向平稳的心境受到了骚扰。唉，总起来说，女人的神经比男人的脆弱，敏感。然而这样的流言蜚语，落在这样一个丑人儿的身上，分外让人感到残酷和痛楚。这永不会开花，也永不会结果的生命。
贺家彬伸出手来，挽着她的手臂，折回身子，沿着长安街向东走去。
一片不该在这仲夏的日子里飘落的绿叶，落在了叶知秋那方方楞楞的肩膀上。仁慈的、动人的绿叶。贺家彬没有给她拂去，就让它静静地留在那里，人是需要一点安慰的。
前面林阴路上，一个怀孕的妇女，蹒跚地走着。宽宽的后背像一块面板，穿着一件宽松的男人衬衣，嚼着一根雪糕。贺家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越过那个妇女。叶知秋却深深地叹息，心里想：不知给自己心爱的男人生个儿子是什么滋味？
不过她是不会哭的，眼泪是漂亮的、有人疼爱的女人才有的奢侈品。
“后悔了？”
“不，伤心罢了。”
“往开想，算得了什么呢？干什么不需要付出代价？这，也算是我们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吧。有人曾付出过生命……”
“只是这代价未免太大了一点，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唉。”
“你把名誉这东西看得那么重吗？”
“难道你不看重自己的名誉吗？”
“不，我是说有人偏偏要糟踏你，你怎么办？你因此就不活了吗？可别做它的奴隶，你要是做了它的奴隶，你也就会被谣言所杀了。依我看，这也如同财产一样，全是身外之物。”
“那你为什么还要争取入党？”叶知秋笑了，觉得她一定将住了他。
“我入党，可不是为了党员那块牌子，而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要研究它，实践它，还要用它来改善党内的状况。改善我们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员仍然被小农意识控制，而不是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
叶知秋立刻环顾左右。简直是个疯子，要不是从学生时代他们就在一起，她准以为他神经不健全。她赶紧叮嘱他：“小声点，小声点，天哪！让谁听了只言片语，给你来个断章取义，你受得了吗？”
“我说什么了？‘小声点！小声点！’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贺家彬的声音反而更高了。“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实践，而不是当做经文祭起来，它似乎也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部分，我觉得它的基础理论部分相当科学，比如说认识论。当然，整个来说，除了坚持不渝，它也面临发展、充实、完善的问题。”
叶知秋连连摇头摆手，忧心忡忡地制止他：“哎呀呀，越来越离辙了，你可别到处去贩卖这套东西，不然你要倒霉的。”她白了他一眼。“我真奇怪，你们支部怎么会通过你。”她一边说一边使劲儿地抖搂着手里的提包，好像贺家彬那些招灾惹祸的话全掉进了她的提包，她非把这惹是生非的东西抖搂干净不可。
唉，他原想给她消忧解愁的，没想到反倒给她添了烦。
从学校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事无巨细，他们永远可以找到吵个没完的分歧。也不知他们之中到底谁没有长进，或是他们都没有长进，长进的只是社会。
贺家彬每每只好迁就。他站在叶知秋的面前，叉开腿，摊开手，说：“你看看我怎么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我的社会责任感比冯效先和何婷那样的人差多少？好吧，好吧，我以后注意就是。”那口气，就好像他在赏她的脸。
叶知秋自愧地微笑：“我在教你耍滑头。”
“没有办法，你是实际的。要不是方文煊局长做工作，差点通不过。要按何婷的本意，她才不会同意我呢。造的舆论真不少，左刁难、右刁难，把一个共产党，当成她们家开的小饭铺了。她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她想什么时候关门就什么时候关门，她看谁不顺眼就不接待谁……要抓我的小辫子，自然有的是，都是我平时随口说出来的废话。”
“哪些方面呢？”叶知秋问。
“首先是意识有问题。说我赞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淡化。为什么家庭不应该淡化？随着私有制的最后消灭，家庭这个细胞非破坏不可。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组合生活，将不再依赖法律的制约……因此，他们又说我提倡性混乱。简直无知到了极点。解放这许多年，我们只注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却很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伦理学……”
叶知秋觉得好笑：“你那是若干世纪以后的事，太远了，现时就是不懂，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得考虑大多数人现有的精神水准。”
贺家彬说：“不对，不研究这些，就很难使我们的精神文明达到应有的、与社会主义这个称号相称的高度。”又要吵起来了，贺家彬不愿。他接着说下去，“第二，指责我立场有问题。我对何婷说：‘请你说具体一点，别扣大帽子。’
“她说：‘你是不是说过，每人长五级工资也不算多，国家欠了人民的账。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我说：‘每个人应该长五级工资的话我不记得说过没有，但我以为每个人都应该长工资，不长，国家是欠了账的。’
“她说：‘国家现在有困难呀，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这和困难不困难有什么关系？我指的是有人在调整工资的工作中起消极作用，比方说你。’
“‘我？’她本来是想给我扣帽子的，没想到我又给她甩了回去。她根本不明白我的话，一双眉毛挑得老高。说：‘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国家总理？’
“‘很简单，你可以把长工资这件事搞得更合理一些。根据提工资的条件，罗海涛不应该长，群众明明没提他。小温应该长，群众一致同意，可是你把小温的名字抹了下来，硬把罗海涛提了上去。同志们有意见，你还说大家串通好了给组织出难题。你不承认你把事情搅和得乱上加乱了吗？’
“她急眼了。使劲儿地拍桌子，说：‘现在我们要考虑你的党员资格问题。’
“我说：‘你别拿这个问题威胁人，这个账你得记上，你今天给我拍了桌子。你凭什么给我拍桌子？我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不是你家的小听差，你给我耍态度是不对的。’
“她又给我告到冯效先那里。冯效先批评我：‘你和处长记账可不好，你不应该和何婷同志吵架、顶嘴。即使她不对，她也是领导，这里面有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
“你看，除了立场问题，又来了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把领导个人和组织等同起来呢？
“最后，又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无非因为我常去照顾一下万群的生活。难道我们都不去管她，让她独自一人孤儿寡母地去挣扎……”
“唉，她应该结婚。”叶知秋把别人的婚姻问题都看得非常简单。
“结婚？跟谁？她爱的人却不能要她。”
“你是说方文煊？”
方文煊，这个既使贺家彬尊重，又使他觉得软弱的人。
也许不该那么苛求，各有各的难处。方文煊的难处究竟在哪里？贺家彬实在想不通。就用顶陈腐的道德观念来解释也显得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方文煊靠边站，被开除了党籍。是他老婆提出要离婚，并且交出方文煊的几大本日记，以示划清界限。要不是那几本日记，可能方文煊还不至于被整得那么久，那么惨，更不至于被打断一条肋骨。老婆席卷了家里的一切财物，走了，多少年音信全无。
一九七○年在干校，方文煊才恢复组织生活。万群的丈夫自杀的时候，方文煊已经当了他们那个连的连长。不论怎么说，贺家彬都不能原谅那个自私的丈夫，丢下万群和一个没有满月的儿子，自己寻找解脱去了。
什么样的压力啊。
不知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干校设在一个劳改农场里，劳改犯人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喽，那个年月，臭老九和劳改犯是差不多的角色。就连休假日，也是沿用的劳改农场的办法，十天休息一次。天经地义，理应如此。《旧约全书》中《创世记》的第一章很可能漏去一笔，耶和华上帝在六个工作日内把天地万物都创造齐了之后，一定又加了三天班，再造了点什么。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所受到的惩罚也不只是怀胎、生产的苦楚，丈夫的管辖，必须汗流满面终身劳苦于长满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上才能糊口。
分给万群的那间小屋，是劳改农场职工家属的一间厨房。也许南方人普遍长得矮小，房子显然比北方盖得低矮，像贺家彬那样的个头，挺直了腰板，脑袋几乎可以顶上房椽。
那间房子又暗又潮，房角里、床板下，凡是鞋底儿蹭不到的地方，全可以看到一层白毛。那地方做豆腐乳和豆豉一定很合适，在那样的房间里，除了人不发霉，什么都可以发霉。冬天，阴冷、阴冷。取暖的木炭，是五七战士在山窝窝里烧的，然后每人自己上山背下来。入冬以后，一天也不间歇的雨，一气可以下上七七四十九天。山路又陡又滑，就是男人，就是肩上没有一副木炭挑子，浑身上下也会滚得像个泥猴。
那一天早上，天还黑着，集合的哨子就响了，人们吵吵嚷嚷地互相招呼着，提醒着不要忘记该带的东西。万群靠在床上，有一种置身世外的感觉，屋外的一切声音都和她是无关的，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她这个人，她听着上山背炭的人走远了，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万群知道，她应该上山去背炭。然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她曾努力迫使自己爬起来，却是真真的身不由己。能够自己行动的，只剩下了思绪。
她探身摸摸小儿子身旁的暖水袋，已经凉了，应该换上热水；悬在头上的尿布，和刚晾上去的一样，依然湿漉漉的，但愿儿子别再尿湿，再没有可换的干尿布了；她又多么想吃一碗热乎乎的、煮得软软的挂面，哪怕没有虾仁、鸡蛋……在北京的时候，她却顶讨厌吃挂面。
应该有一盆炭火，烤干尿布，烧点热水，煮一碗挂面。但上哪里去找火呢？她原是不肯求人的，现在就更加不能。“反革命家属”！这是丈夫留给她和儿子唯一的遗产。哭吗？她才不哭。并非所有的人，在夜路上遇见打劫的强盗都要哭的，人适应灾难的能力，远远比想象的强。
感慨、追悔，全都无济于事的。孱弱的她，只能像一头母狼那样顽强地把身边的小儿子养大。
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呢，他原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像万群这种“逍遥派”闲得无聊的产物。
万群在自己心上与其说是找到了母爱，还不如说是找到更多的责任。也许她是例外，很多人以为女人的爱像蓄水池里的水，随便什么时候一开闸门，就会哗啦、哗啦地流泻出来。
丈夫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品，婚后勉强维持的虚假的和睦，人们的白眼，阴冷潮湿的小屋，她不得不挣扎着自己照顾自己月子的苦处，万群全当成她对生活的轻信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她没有更多的希求，只求时光快快地流逝，到那时，一切当时觉得惨痛难熬的东西，都会成为回忆。
当发湿的木炭，在每一间阴冷的小屋里毕毕剥剥地爆出小火花的时候，人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围着红泥小火炉，一面喝着白酒驱寒，一面嘻嘻哈哈地穷寻开心。就在这时，万群那被人遗忘的小门开了，方文煊和贺家彬背着两麻袋木炭走了进来。两人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在雨里整整地淋了一天啊。他们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再也分辨不出他们之中谁曾是局长，谁曾是某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只是两个背木炭的人，两个被寒冷、饥渴、劳顿困扰，同时又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充满了同情的人。
方文煊那一头并不浓密的花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袋上，显出方方正正的额角。厚厚的嘴唇冷得发青，眼角、额头的皱纹里，亮晶晶地蓄着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右脚上的雨靴被山上的毛竹划破了，身上那件对襟的老蓝布棉袄太瘦……浑身上下，透着一种挣扎过的狼狈和无奈。
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场景，不知怎么竟会使她联想到圣诞之夜和圣诞老人；想起大学时代，年年除夕的化装舞会；想起年年“三八节”早晨，宿舍窗台上放着男同学送给女同学的节日礼物……然而，那一切不过是快乐的游戏，这里却是良知对艰难、复杂、严峻的生活做出的回答。
好像没有干校、没有万群丈夫的自杀、没有反革命家属、没有雨、没有陡滑的山路、没有木炭……好像一分钟以前，方文煊刚刚在北京谁的家里品完茶、聊完天，恰巧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了万群，打个招呼似的问道：“火炉在哪儿？”
贺家彬从堆满破东烂西的床底下找出了火炉。
方文煊又问：“有引火柴吗？”
贺家彬又在床底下乱翻。“没有。”
方文煊出去了。过一会儿拿来一小段杉木和一把砍刀。贺家彬动手劈柴生火。
方文煊环顾着让柴火熏黑的棚顶、从门脚下不断渗进来的雨水、墙角里空了的水桶、木箱子上没有洗过的碗筷和几个空空的玻璃瓶，哦，还有一只瓶里，装着一点盐。
这本是一个缺东少西的穷乡僻壤，这本是没有自来水管道的山沟，这本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万群本是活该……这一切本没有半点奇特和不寻常。然而，共产党人的良知却在方文煊的心里高呼：这不人道！他谴责自己，在他心底的某一个角落，不那么光明。为什么他不如贺家彬，为什么他没在她失去丈夫的当天，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看她？他怕！怕重新失去刚刚“解放”得到的自由。自由，这字眼决不意味着行尸走肉，否则这字眼儿又有什么意义？如今连他自己也在亵渎这曾经写在辉煌的战旗上的字眼儿。
离开那小屋时，他说：“有什么困难，还是要说，这并不是乞求而是权利，每一个人所应该有的权利。为了将来，你还要尽的义务。”
有一盆火该多好啊！那屋子立刻像一个休克病人重新恢复了知觉。
贺家彬打水，洗碗，收拾木箱子上的瓶瓶罐罐。
他时不时地瞟瞟坐在床上瞪着眼睛发呆的万群，注意放轻了自己的手脚。
他把从伙房打来的米饭放进钢精锅里，加上盐和水，放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煮起来，然后把一把荠菜放了进去。只对一小罐猪油加以解释：“老方刚才让伙房配给的。”
万群这才意识到自己怎么一动不动地净让他们忙碌，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和贺家彬是不必客气的，而方文煊呢？
她接过贺家彬递给她的一碗烫饭，舀了一勺刚要往嘴里送去，听见贺家彬说：“我顶爱吃荠菜烫饭。”万群的饭勺在半空停住了。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她的伤疤，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哦，这么容易，原来是这么容易。
那扇小门，便是在那个阴雨天里打开的。
伙房杀猪的时候，有猪脚和猪肝配给；司机去省城里的时候，有奶粉捎来；小屋的门上开始听见叩门的声音……只要有人肯迈出第一步，后边会跟着一群。
贺家彬注意到万群是怎样舍不得烧方文煊背下来的那一麻袋木炭，留到最后不得不烧的时候，万群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碎炭渣，好像每片碎渣都是一个脆弱的生命。等到木炭燃起来的时候，万群会呆呆地守在炉边，生怕离开一会儿会放过它（或他？）的一些温暖。
方文煊的同情感和责任感，无意之中在万群的心里点燃了什么啊，糟糕透了，她还是没有长大。
贺家彬有一种直觉，认定万群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她傻。她不懂方文煊几十年来是在什么环境里生活，那个环境的意志便是他的意志，那个环境的感情便是他的感情。即便他爱她，比起那个环境，她是微不足道的，最终他会服从那个环境而不是她。到那时，她便会再一次沉落。然而贺家彬没有能力阻拦，谁有能力从一个溺水人的手里，夺下他随手抓住的一根稻草呢。谁有可能让神志不清的人相信，他眼前出现的不过是幻影，而不是现实呢？
但是万群和方文煊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副让人多么感动的画面。贺家彬不能不注意到，方文煊那双永远像是遮在太阳镜后面的眼睛，才会显露出真实的情感，而万群重又变成一只咕咕的鸽子，虽然已不复是当年的那一只，多少还是老成了一点。
有一阵子，贺家彬甚至动摇了，觉得他的忧心纯属多余，他甚至忘记了万群头上的那顶帽子，觉得他们也许会结婚，万群没有丈夫，方文煊没有老婆，虽然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将来补办一个就是。
但这幻景太短暂，在万群的一生中，也许真如昙花一现。从干校回北京之后，方文煊官复原职，老婆又回到他的身边，一切旧话都不能再提了。
失去感情的痛苦，可以不必去说，方文煊原不应该有这样的感情。那造就千千万万像他这种身份的模子，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这一部分。谁让他忘记了这个界限，如今受什么折磨也是理所当然。就像安徒生在《海的女儿》里描叙过的那个小人鱼，为了得到人间的爱，为了得到不灭的灵魂，为把鱼的尾巴变成人类的腿，她献出自己的声音，忍受过刀劈似的痛苦，然而她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变成了海上无生命的泡沫，等待她的，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和梦境的永恒的夜。
使方文煊的良心一刻也不得安宁的，是他对万群未了的责任。有一个声音，日日夜夜在他的心里响着：“你欠了她！你欠了她！”
方文煊不能逃避这声音的责难，也挣脱不了那模子的禁锢。他只觉得他这一生一定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大错，可这错究竟在哪儿，他也说不清楚。他变得更加阴沉，更加内向，更加不近人情，甚至反复无常。不了解他内心痛苦的人，还以为他一旦重新坐进那辆伏尔加牌的小汽车，便重新戴上了局长的脸谱。
局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和万群有过的那段曾经是合理合法，而今又变得不合理、不合法的感情。他和万群哪怕是在办公楼的走廊上打了个照面，立刻有人就会在背后窃窃私语。当然，大多数是惋惜、同情、好奇，等着看以后的戏。按照中国人的习性，你就是在街上吐口唾沫，然后蹲在那儿瞧吧，不一会儿准会围上一大帮人跟着你瞧这口唾沫。又何况是这样一件男男女女的事呢？但是冯效先却好像攥着方文煊的什么把柄，只要工作上有了什么意见分歧，动不动就会跑到孔祥副部长那里点染一番。自然喽，不会有人和方文煊正面接触这个问题，何况他和万群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吧。这种问题，只有在他全面垮台的时候才会一块儿抖搂出来。那个时候，即使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允许他有申辩的自由了。方文煊有时觉得真冤。简直像《红楼梦》里的晴雯，徒然落下个风流的虚名。光为这口气，他有时真想不管不顾，哪怕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接一次吻，也不为过。可他想得更多的是离开这里，远走高飞。没办法，离不开。他绝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只能是让他上哪儿，他才能上哪儿。他像被熔铸在一块钢锭里了，喊也喊不出，动也动不了。
贺家彬和叶知秋溜达到南池子的时候，贺家彬看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好吗？”
“不，我还要到报社去。C省有一桩冤案，报社准备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调查一下，走前我们还得再议议那个调查提纲。”打电话时的那份烦恼，似乎已经无影无踪，叶知秋重又变成一架职业机器。贺家彬甚至在想象中已经听见它那轻微的、有节奏的咔、咔、咔运转声，这架机器的良好性能还表现在耗电少、出力大。
“又是招人恨的事。”贺家彬提醒她。
“有失也有得吧。”
那好，贺家彬放心了。叶知秋已经回到她原有的轨道上去。
“我想，你这么A、B、C、D省地走下去，二十九个省市走完之后，你会无处可去了吧？”想到连叶知秋这样一个性格可爱、做人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的人，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不受欢迎、使人戒备、老是有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人，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
“然后再有人接着走下去便是。”她越是轻描淡写，贺家彬越感到不是滋味儿。见贺家彬不说话，叶知秋问：“怎么，你以为不会？”
“不，当然会，总的来说，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
他净喜欢说书本子上的话。不过这些书本子上的话，贺家彬说起来却并不显得枯燥。他会在一切事物上，浓浓地染上他自己的色彩，触目地吸引着各色人等。
“那么你呢，回机关去？”
“我才不回机关呢。今年基本建设项目一调整，我们那儿就没事儿干了，白白地养了三百人。与其在办公室里聊大天，说长道短，还不如出来走走。”他还想说，如果管理体制得以改革，建立起生产企业联合公司，甚至是生产、基建联合托拉斯，直接承包起基本建设项目的基建和设备，让产销直接见面，他们这个组织供应的中间环节就可以取消。再拿五十年代的一些做法，来组织现在的生产和建设是不够的，这就如同社会已经进入自由恋爱的时代，还硬要塞个媒婆夹在当间儿。据他了解，目前国内的生产能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对某些基本建设项目进行承包的水平。但是，由于他对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对中央以及经济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提法缺乏更多的学习和研究，他这些想法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便忍住没说。
一听这话，叶知秋又站住了。“不可以找点事情干干吗？”
“干什么？我找了点事情干，写了写陈咏明，很快就招来不少麻烦。”
“你怎么没告诉我？”
“有什么了不起，冯效先顶多不批准我的党籍就是了，何况支部在通过时本来就有分歧。”
“太可惜了。”
“爱批不批。他就是不批，我也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阿Q。”
“才不。那么，再见。”
公共汽车的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叶知秋再一次向贺家彬挥挥手掌，他只是点头回报而已。从汽车的后窗里，看得见他高大而瘦削的身子，一摇一晃地朝已经西斜的太阳走去。他要上哪儿去呢？叶知秋知道，贺家彬和她一样，总是不停地在为别人的事情奔波。在这奔波里，像这太阳一样，他们已经开始西斜。他们并不惋惜耗去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自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也许这奔波不过是为了一瓶原也不该难买的药，一个平白无故受到委屈的人，一张什么证明——天，我们有那么多的精力要消耗在那许多无穷无尽、名目繁多的证明上——只要有人需要，那就值得他们去做。
贺家彬走进一家食品店，他和那售货员研究：“给患痢疾的病人买点什么好？”
万群的儿子患中毒性痢疾刚刚过了危险期，今天出院了。
泥塑菩萨样的女售货员没见嘴皮儿动，就能冒出三个字：“痢特灵。”能耐不能耐？
贺家彬把她那张描着黑眉，汗毛上浮着一层白粉的脸盯了很久，好像在研究她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地质时期的兽。他十分有礼貌地，如一个绅士对一头踢了他一脚的牲畜那样礼貌地说道：“谢谢。”
然后，他买了一块浇有美丽图案的奶油大蛋糕，一瓶橘汁，一包多维葡萄糖，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那家食品店。
还不到下班时间，车就挤起来了。
贺家彬前头那个敦敦实实的女人，像个跑单帮的。两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一前一后地搭在肩膀头上，左手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塞着一个暖水瓶，几个点心盒子、皮鞋盒子，右手还拎着一个大纸箱。
简直不是女人，而是一部载重汽车。
车上的售票员一个劲儿地催促：“快上，快上。”还哧哧地按着关门的按钮，车门眼看就要关上了。
售票员又嚷嚷了：“上不来了，等下一辆吧。”
那女人越是着急，越是迈不上车门上的台阶。贺家彬只好上去托了托她的肩肘，帮她挤上了汽车。好家伙，这部载重汽车的自重量就够意思。
那女人卸下肩上的旅行袋，“咣”的一声撞在贺家彬身上，把他手里的那瓶橘子汁打落。还好，瓶子没碎。
那女人转过一张汗涔涔的、关东大汉样的红紫脸膛，痴呆地咧着厚厚的嘴唇。莫非她不会说话？
司机踩了一下油门儿，汽车像发泄不满似的哼了一声，终于启动了。
突然，一个小青年，带着浓重的鼻音嚷嚷起来：“你他妈不老老实实地站着，拱什么拱？”
“你踢了我的暖瓶啦。”原来那女人会说话，一嘴的东北口音。
“你不会说话？拿屁股拱人干什么？”
“你往那边站站不行吗？”
“我乐意站这儿。瞧你那德性，怎么长的。”
“你怎么长的！”
“我怎么长的问你妈！你别狂，还想来两句听听怎么着？再说几句可叫你晚上睡不着。”
车里有人像喝彩似的哄笑起来。
“流氓！”
“谁流氓？你不流氓拿屁股往人身上蹭？老不要脸的。”
贺家彬只觉得一股怒气往头顶上冲，他实在忍不住了：“喂，小伙子，说话文明点，别欺侮人家外地人好不好？”
包在两个大鬓角里的那张未老先衰的脸，向贺家彬逼近过来：“一边儿呆着去，没你的事，咋呼什么。”
“你不觉得害臊吗，亏了你还是个男子汉，这样对待妇女。”
对方开始捋袖子了：“你想怎么着？”大拇哥朝车下一指，“走，咱们下去练练。”
贺家彬说：“那不太抬举你了吗。”
车上有人开始不满地议论起来。
“太不讲理了。”
“真给首都的人丢脸。”
“问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那小青年一躬腰，拉出拳击手的架势，龇出一嘴像海豹一样的牙齿：“干什么？都想试巴试巴是不是？”
其实他那像是在大烟灯旁边耗干了精气神儿的坯子，就连贺家彬这样的儒生，也能掐住他的脖子。
有人出来调解了，“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得了。”拽着那小子的胳膊往车厢的另一头走去，他也就聪明地就坡下驴了。
这时，那女人倒又来了劲：“让大伙瞧瞧，啊，这就是北京人哪，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每说一句，还“叭叭”地拍两下巴掌。
人人都开始厌烦地咂着嘴。
贺家彬觉得也许自己管得多余。现在人们变得那么容易动肝火，好像人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没准儿让他们痛痛快快吵上一架反而更好？
几乎是同一个场景的重复。屋子里，有儿子刚刚呕吐过的酸腐味道，地板上排列着水盆、便盆，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甚至还有饭锅。桌子看得出许久没擦了，上面凌乱地放着装药的纸包和瓶子，还有大大小小，花色、式样不一的杯子，像万群的生活一样，永远配不成套。方文煊认出，挂在窗上的花布窗帘，是万群年轻时穿过的一条花裙改制的，那花布已经褪了颜色，就像眼前的她：疲惫、憔悴。她的生活依然过得杂乱无章。她应该有人疼、有人照顾。可她一直没有结婚，难道她心里还藏着他？有个小小的火花在方文煊的心里跳了一下。哦，如果是这样……但愿……不，不应该这样。应该彻底地忘掉。他自私吗？
喏，床上，儿子，睁着一双眼睛，漠然地望着窗外的一片蓝天。那是万群的眼睛，太过的俏丽，好像不该长在一个男孩子的脸上。孩子是不会装病的，他的体力一定消耗太多，不然不会像个老和尚一样，没有一点欲念地躺在床上，不论他们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当他包在二尺多长的布包里的时候，方文煊抱过他。到现在，方文煊的胸口好像还能感到第一次抱他时，那种软软的、温暖的、像抱着一只小猫或小狗的感觉。而他从来没有拥抱过万群。
万群坐在靠近床边的木椅上，那张椅子吱吱嘎嘎、摇摇晃晃。她的双手无力地放在膝头上。那双手，甚至比在干校时还瘦，一条条青筋突现在手背上。方文煊从她那木然的、疲惫的脸上，猜不出她对他的到来作何感想。
真的，他为什么要来看她呢？当然，儿子病了，她在困难之中。可这里面有没有借口的成分呢？刚才他心头闪过什么？但愿如此，或不该如此？
“接他出院的时候，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我那里有车。”
不，早已没有当年在那阴冷、潮湿的小厨房里的感动和崇敬了，那感觉已被怜悯和冷漠所代替。眼前的方文煊不再使万群觉得强大，相反，他比她软弱。就算她给他打电话，他敢用自己的汽车，接她的儿子出医院吗？不怕司机到处去说吗？但心里为什么还有一股永远无法了结的怨恨呢？欺骗自己并不容易。没有爱也就没有恨。再没有比情感更难理清的东西了。因不知掉入陷阱是倒霉，看见陷阱还往前走是不幸。万群知道她应该不带任何感情地和方文煊讲话，但，她由得了自己吗？生硬和冰冷后面，是浓烈的怨艾。然而万群说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话：“用不着，有出租汽车。”
“你抱不动他。”难得他说出这样痛惜人的话。
“那出租汽车的司机很好，他帮我。”
人不可以貌相，万群想起那出租汽车上的小司机。当她背上背着儿子，左手拎着暖水瓶，右肩挎着一个鼓鼓囊囊、装着乱七八糟日用杂物的帆布书包从住院处出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小车里，用一把小刀剔着手指甲缝里的黑泥，悠闲地哼着邓丽君唱的流行歌曲：
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又跳，
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
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烟云在我耳旁绕，
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又想……
偶然一抬头，看见了万群，他立刻从驾驶室跑出来接她，大背头一甩一甩的。他说：“哟，师傅，我不知道就您自个儿，您该招呼我一声。”
满嘴地道的北京土话，好像嘴里长的不是一根长长的舌头，而是个滴溜溜转的圆球。
天很热，小司机还是给他们母子把车窗摇上，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别管什么病人，一律是不该着风的。
万群搂着儿子坐在后座上，只能看见小司机油光可鉴的后脑勺和衬衣上挺挺的硬领。
比起小司机的那套行头，万群的一切都显得寒酸。帆布书包的背带已经脱线，边角也已磨损。铁壳暖水瓶还是在干校的时候买的，铁壳上不但锈迹斑斑，有些地方早已在那间阴冷潮湿的小屋里锈蚀成空洞。万群自己则是披头散发，身上不但没有眼下一般女孩子的香水味儿，还散发着一股汗酸味儿。儿子呢，一件棉织的海魂衫裹着他瘦骨嶙峋的小身子，一副发育不全、营养不良的样子。这是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二次坐小汽车。但前一次他因为处在昏迷状态，什么也不知道，这次他目不暇接地向车外张望，摸摸车门上的各个手柄，抠抠安在前排座位背后的烟灰盒……情不自禁地用衰弱的声音小声地念起小时念过的儿歌：“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
果然响起了两下喇叭：“嘀嘀——”然后小司机头也不回地说：“我绕个远道吧，不多算您的钱，啊？”
万群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后来才明白：“好啊，好啊，不过钱我一定照付。”
小司机从鼻子里嗤出一声老气横秋的笑。心里想：“傻冒儿。”
儿子问：“咱们的车怎么这么矮啊？”
小司机说：“因为你太沉了，把车轱辘压进车肚子里去啦。”
儿子想了想：“不对，您骗我。”
“这就对了，不能听人家瞎掰什么就是什么。”
万群从小司机那没话找话的饶舌里，感到了他想为他们母子二人做些什么的好意。
到了家，小司机把大拇哥往胸前一摆，说：“师傅，您瞧我的，气儿都不带喘的。”一口气把儿子背上三楼。
等万群把儿子在床上安顿好，下来付车费的时候，他又在唱了：
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又跳，
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
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烟云在我耳旁绕，
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又想……
万群感激他：“司机同志，谢谢你。”
他不大情愿地直起身子：“嗨，您说哪儿去了。下次您用车再找我，我叫高占和。”
万群一直站在楼门口看他倒车。他呢，刚才的事竟像全没发生过，“呼”的一下远去了。
也许不应该拿小司机和方文煊相比。小司机是普通人，是把自己的一切欲念，一切光明和庸俗的角落都掀给人看的普通人。他离万群更近。
方文煊看到，万群那耸着的肩膀低落下来，有一口气悠悠地从嘴里叹出，眯着的眼睛睁开了。她问儿子：“想吃点什么，晚上妈妈给你做。”
儿子转过眼睛，盯着万群看了很久。万群知道，如果方文煊不在，他会搂着她的脖子，在她的脸颊上亲一下。男孩子一到了略知人事的年龄，便觉得自己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男子汉是不可以当着别人亲自己妈妈的。他只小声地说：“酱瓜。”
万群觉得鼻子发酸。
万群几乎恳求：“还可以有别的。”她巴不得他能够提出一个可以使她倾家荡产的要求。
方文煊走过来，终于抓到一个可以尽点心意的机会：“要什么，我去买。”
儿子几乎是气恼也许还有点自尊地说：“就是稀饭和酱瓜。”
儿童常有一种小动物般的直觉，他们会本能地区别危险或安全，真实或虚伪，朋友或路人。
他隐约地觉得妈妈比平日烦恼和不安，她在他眼里，忽然变成一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
他想，那男人为什么不走呢？他使妈妈不快活。于是他说：“妈妈，您煮粥吧，我现在就想吃。”
“哦，好的。”万群忙从门后拉出米口袋，又从地上拿起钢精锅。打开锅盖一看，里面还有剩面条。看样子那面条就好吃不了，什么颜色也没有，好像连酱油都没放。现在又不是买不到东西嘛。方文煊想，要是他和她在一起生活，他会替她好好安排一下。一时他竟呆在那里，想象着在那种生活里，万群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他需要一个人，而不是那个朝夕监视着他的、像出卖过耶稣的犹大一样的妻子。然而他抗争得过这个社会的习俗吗？人们会大惊小怪：离婚干什么？有个女人不就得了，何况，从实质内容来说，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还会打出调解的牌子劝阻他；拿出组织纪律、党纪国法警告他；拿身败名裂的后果吓唬他；拿“你到底是要政治还是要爱情”的问题逼他回答。说穿了，那句话无非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是要当官儿，还是要爱情？”好像爱情这东西，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或是托洛茨基的纲领，即或不是资产阶级或托洛茨基的纲领，至少也是政府官员绝对不应有的、一种和吸大麻叶差不多的恶习。最后，所有的同志、朋友还会抛弃他……
以方文煊的头脑他应该清楚，这一切冠冕堂皇的道理，不过是为维护封建道德而涂上的一层共产主义道德的油漆。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境地，连它要消灭的东西，都企图拿它来保护自己。
而方文煊恰恰不清楚这一点。就像贺家彬对万群常说的那样：“别看那些局长，坐着汽车，出出进进，好像忙得不亦乐乎，其实他们清楚的时候不多，糊涂的时候不少。”
因此，方文煊时时陷落在不能自拔的痛苦里。他常常羡慕那些喝两盅烧酒便可以闷头大睡，或是甩两把扑克便能忘形地钻桌子、刮鼻子的人。到什么时候，他做人才能做得那么轻松和那么随便呢？
万群嗅了嗅锅里的剩面条，立刻皱起了眉：“馊了。”她趿着鞋，叭哒、叭哒地走到厕所里倒掉了。
好像屋子里没有方文煊这个人。他难道已经多余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这便是一种惩罚，方文煊原也应该接受。祥林嫂捐门槛任千人踩、万人踏以求来生，方文煊愿意献出淌血的心，以求赎罪。
他跟着万群走进厨房。
看着万群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冲洗锅子，又看着她在锅里淘米。这一切声音和动作，都给他一种过量的感觉。
“万群，请你原谅我。”
“原谅什么？！”万群停住了手，然后双手又不停地在淘米水里搅了起来。“我们并没有过什么山盟海誓，你也没有应允过什么，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呢。”
她并不回头，仍旧背对着他。他看见，两块肩胛骨，高高地隆起在薄薄的衬衣下。
“或者——谅解我。”
哦，自然要谅解。人们对软弱的人，总是谅解的。
万群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从心底飞走，飞走！鸟儿一样。
如对那远飞的鸟，她说：“你走吧。”
方文煊开始忙乱地摸着口袋，嗫嚅了许久，才困难地说出：“我想，我应该留些钱在这里，你也许会用得着。”
“你知道我是不会要的。”
当然！
方文煊的手，尴尬地停在衣袋边上。
“你走吧。”
他走。
他的手，抚摸着那棕色油漆剥落的门框。有一种感觉，这一去，他是不可能再来了。这门框、门框里零乱的屋子，这屋子里的人将如同隔世，往事将如同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
隔着厨房的窗子，万群看见方文煊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没有坐自己的小车。连他最后留下的这个影子，也不曾多着些颜色。
回到房间里，儿子问她：“妈妈，您哭了？”
“没有。”她收着桌上零乱的杂物，拿块抹布抹桌上的灰尘。
儿子伸出棱棱角角的小拳头：“等我长大，谁欺侮您，我就揍他，揍得他脑袋开花。”
万群颓然地想：谢谢你的好心，儿子，等你长大，你便会知道，并不是任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拳头补偿和填满的。
她仰起头，闭着眼睛，张着嘴巴，似有无声的长啸，从她的胸中吐出。
贺家彬满头是汗地走了进来，他埋怨：“我敲门，怎么没人应声？对不起，我自己进来了。”他放下手中的东西，抬头问万群：“怎么样，他全好了吗？”
看见万群仍然双目紧闭地站在那里，他立刻降低了自己的声调，悄声问：“你怎么了？”
万群举起无力的双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扑向他的怀抱，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呜咽着说：“哦，家彬，家彬，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的别扭啊。”
他拍着她的背：“因为这是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时代啊！所谓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乍暖还寒，别别扭扭，上不上、下不下，当不当、正不正，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又可以不这样理解……一切都在两可之间，全都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又何必把自己的苦痛看得比整个社会的痛苦还重呢。”他扶起她的脑袋，替她抹去脸颊上纵横的泪：“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也不是某几个人的过错，这是蝉蜕时期的痛苦。”
儿子吓住了：“妈妈！”
万群忙用手背抹去最后的泪，脸上堆起歉然的，还有点羞惭的微笑，说：“看看，叔叔给你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他推开万群递给他的，那个装蛋糕的大盒子。不，他需要的不是这个，他需要的是长大，快快地长大，长得像家彬叔叔一样。他像一个最棒的守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