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从右腿摸索到左腿上，
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
当手摸到膝盖时，他抬头注视萨克斯，
心虚地，声音不稳地说，
“这个——这个是我的左腿，
是左腿，没错吧？”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栋房子！”张胜捷说，然后掏出裤袋里的手帕擤鼻涕。
江力廉瞥他一眼，“为什么不用卫生纸？”她想到老是黏黏糊糊湿湿的手帕交给她洗。
但是她并不打开皮包，找卫生纸给丈夫；她被眼前的建筑吸引了。阶梯蜿蜒，花木扶疏。绿油油的爬藤覆盖着一整面墙，一阵风吹过，叶影翻动，妩媚极了。一路走来，一直在找一栋办公大楼之类的现代建筑，四面都是望得出去的透明玻璃，没想到国际知名的“神经精神研究所”躲在庭院深深、重重遮掩的古老房子里。
张胜捷走在前面。只是三两段石阶，抵达门口时，他却已有点气喘。久不运动的他，腹部突出，皮带系在肚子下边，裤子时不时往下滑。现在，他两手抓着皮带，用力将西装裤往上提一下，才伸手推门。门极厚重，缓缓地打开了。地上显然铺着极为厚软的地毯，因为踩下的脚步悄然无声。
老屋的雍容华丽，令人心虚。江力廉站在丈夫后头，赞叹地看着旋转而上、雕刻精美的木质楼梯，光泽柔和的木头散着淡淡的蜡香。由于阴暗，头上吊灯亮着，玲珑水晶迸出光芒，江力廉注意到墙上一面宽大的穿衣镜，直抵地板。镜子里出现了张胜捷，他挡在妻子前面，从屁股后面的裤袋里抽出一只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镜子突然向他逼过来，他惊了一下，忙往后退。镜子原来是一扇门，走出来的萨克斯教授没注意到来客的受惊，只顾伸长着手要和他握手，嘴里说，“对不起，接一个电话，让您久等了！”
张胜捷也伸出手去，发现手里的头梳，遂自我解嘲地一笑，“您看，头发越少的人越需要梳子！”
萨克斯长得又高又瘦，一脸理不清的黑胡子，江力廉觉得那样子真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记忆里搜了一下，当他对她伸出长长的手时，她才确定，没见过，这个人只是长得像图片里的林肯罢了。
小房间倒又简朴得意外。粉刷的白墙上没有一幅画。一张极大的书桌，凌乱地摆着摊开的书和纸张，加上几张椅子。门后立着一个骨董橱子，橱门上端刻着年代，1516。江力廉坐在角落里，看着萨克斯在桌上翻找东西，张胜捷坐在书桌边，落拓地跷起一只腿摇着晃着，两只手习惯地围抱着肚子，说，“有十五年了吧？没想到您会成为神经科权威。史密教授说您才得了莱布尼茨奖，不得了呀！”
“您去见过他了吗？”萨克斯转身，手里拿着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小锤子。
“当然啦！我们上星期到，第一个就是去见他，好多年不见了，他精神还是那么好。以前在他手下做论文的时候，被他磨死了，现在却成了好朋友。不是他，我还真想不到要来找您呢。”
萨克斯弯下腰，对准张胜捷的膝盖猛敲了一下，张胜捷的腿往前弹起来。萨克斯满意地点点头，说，“他说您在台湾是个很有名的政论家了，请把鞋子脱掉！”
“您说脱我就脱，可是我得先跟您讲清楚，我好得很，身心健全，除了掉头发……”他弯下腰去解鞋带，“政论家吗？台湾是个浅盘子，要出名很容易。我只是想让人们了解康德，了解康德的社会不会肤浅，不肤浅就不会堕落——”
“德国人自己不见得就了解康德，袜子，不见得不堕落呀，”萨克斯站起来，“还有袜子，我马上来。”
江力廉有点无聊地看向窗外，是个院落，一个人在扫地，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帽，低着头扫地。地上看起来空空的，不知在扫什么。无谓地又将目光收回，发现没有画的白墙上挂着好几面镜子。这是个形状不规则的房间，转弯抹角有好几面墙，竟然每一面墙上都有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不可避免地收摄进另一面镜子，另一面镜子又收摄另一面镜子又收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一面镜子……目光穿过无数个空间的回廊，越进越深越远，江力廉极尽目力追索幻象的层层铺排，为它的诡谲困惑，隐隐中觉得危险，莫名所以的危险，想收回眼光，却身不由己。
钥匙的叮当声使江力廉松了口气。萨克斯走进来，晃着手里一串钥匙。
“怎么这么多镜子？”
“我喜欢镜子。”
萨克斯面对张胜捷坐下，“在我这里等的人永远不会无聊，请把脚抬高一点，我要试试您的反射功能。”
他用钥匙去搔张胜捷的脚板心。张胜捷任他摆弄，显然不关心他在弄什么，继续以前的话题：“肤浅也有程度的不同。你们的政客至少受制度控制，我们的政客把民主当工具。我每次帮朋友助选，演讲就讲康德的Zweck an sich，如此行动，即无论在你的人格还是其他每个人底人格中的人，你始终同时当作目的，决不当作工具来使用……”
“很有趣，”萨克斯抬起头，“您为什么不对选民谈孔老夫子呢？不过，您还真没变。他从前就这么爱辩论。”
最后一句是讲给江力廉听的。
“左脚也要脱。”
“史密说您也在这里读过书？”萨克斯转过身来面对江力廉。
“对，我们在这里认识的。不过我没读完。”她紧接着问，“为什么今天这么静？好像没人上班？”
“今天是节日，耶稣上天，放假。”
“您是特别为我们来的？！”江力廉不安起来。
“你们老远跑来，当然嘛！”
萨克斯回过去看张胜捷，惊奇地说，“还没脱？”
张胜捷两手扶着椅子，身体前倾，两眼盯着地面，一脸困惑。
“什么不对？”萨克斯挪了下椅子，凑近他。
江力廉也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
张胜捷缓缓抬头，脸上表情，像一个看着外星人自空中冉冉下降的孩子，既是迷惑不解，又是恐惧不安。
“什么不对？”
“左脚——”张胜捷迟疑地说，“我——找不到左脚……”
江力廉手抓着丈夫的椅背，心跳快起来。
“您再试试看！”萨克斯目不转睛。
张胜捷低头，可是眼光显然没有焦点。他看看自己光着的右脚，然后偏头向左，左边却像漫无边际的空白，他的眼光在虚无中游移。
他突然抬起右手，搁在右腿上，视线紧紧跟随着手。手，从右腿摸索到左腿上，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顺着左腿。他的眼睛虽然看着，却好像看着与自己不相干的别人的手和腿，好像看着一只迷路的老鼠沿着墙根游走；当手摸到膝盖时，他抬头注视萨克斯，心虚地，声音不稳地说，“这个——这个是我的左腿，是左腿，没错吧？”
江力廉从来不曾在丈夫脸上看过那样不确定的、无助的眼光。
走下研究所的台阶，老教堂刚好当当地敲起来，十二下。
“先吃饭去吧。”他说。
可是满街都是餐厅，“吃什么？”他问。
“随便你。”
“中国馆子吧，”他说，“反正就在对面。”
“好。”江力廉习惯地将手插进丈夫的臂弯。
亚洲酒楼，四个字写得歪歪的，好像写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一进门，迎面就是一尊半个人高的弥勒佛，多肉的脸上映着头上红色宫灯照下来的光。张胜捷掀开布帘，放眼看了一下，里头没几个客人。
“坐鱼缸旁边吧。”他指指右边。
两个人坐下。侍者很快地过来将桌上的蜡烛点燃。蜡烛旁搁着一个小瓶，里头插着几枝塑胶花。在烛光的辉映下，塑胶花竟也显得妩媚。
菜单被递了过来。
“不错，”张胜捷满意地说，“这家服务不错。”
“嗯。”
“点什么？”
江力廉看着手里的菜单，看了好半天，说，“还是你点吧！”
“你每次都这样，女人总是拿不定主意。”
张胜捷很快地叫了两菜一汤。葱爆牛肉、麻婆豆腐、酸辣汤。
音乐突然大声了一点。
“是《茉莉花》。”
“《茉莉花》没错。”
柜台那边有人说，“包子两笼外卖。”
“音乐怎么突然变大声了。”
“我也觉得奇怪。”
鱼缸里有一只黑色的扁鱼，紧贴着玻璃，露出整个白白的肚子。上菜了。
“豆腐很嫩。”
“要不要辣油？”
“好。”
“牛肉有点淡。”
对面坐着一桌美国人，大声地笑着。每个人都拿着筷子，很熟练的样子。
“没什么客人。”
“不是周末嘛。”
“萨克斯人不错。”
“蛮随和的。”
“再给我一点辣油。”
“你什么都嫌淡。”
“也不是什么都嫌。”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
姑娘呀……
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你……
“好久没听过这条歌了。”
“嗯。”
“给我牙签。”
从火车站侧门出来，穿过马路就是电车站，搭一号或四号都可以到俾斯麦广场。原以为早忘记了的，竟然依稀都在记忆的角落里。火车站前的小亭，观光客服务站，和十五年前一样，被几百辆泊着的自行车包围着。抵达这个小城的第一天，你曾经在那亭子里向一个钻着耳洞的男人要地图，你记得吗？那个男人把地图递过来，说，“给漂亮的小姐，免费。”你欣喜地接过地图，掠了下耳边的头发。后来，你当然知道，那地图本来就是赠送的。
街景从窗边流过，一幅一幅像一明一灭的幻灯片。路边等着红灯变绿的行人，阳光照亮了他们的头发；背着背包的学生踩着自行车，年轻的脸孔向着风。眼光放远一点，就能瞥见栉比鳞次的屋顶后头的山，绿葱葱的山。
一个留长发的亚洲女孩骑着自行车，和走走停停的电车并行了一段路，风将她的长发往后吹出美的弧线，她向前看的目光却专注而严肃。
是我吗？这是我吗？
江力廉牢牢地盯着女孩，心里有点朦胧的痛楚；也许是，也许不是。她如果在酒馆里认识了一个高谈阔论康德和孔子的男人，为他怀孕而跟他回国结婚过日子，她们的命运就相同了，可是，这种几率不大。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女人是两个不同的人种。你看她眼光多么专注，多么严肃！
长发女孩转弯了，转进一条江力廉不认识的路。
电车到了俾斯麦广场，所有的人都下了车。广场上人潮往各个方向穿梭流动。江力廉立在广场中心，一时之间不能决定往哪儿走。平常，她只要挽着张胜捷的手臂，跟住了就行。
挽住他的左臂还是右臂？
“自己吃饭，晚上不要乱跑，我星期天就回来……”他在火车上对她挥手——左手还是右手？
自己吃饭——他好像那个在妻子颈子上挂大饼怕她饿死的丈夫！
江力廉买了一本德文版的《美丽佳人》卷在手里。
找到新闻记者咖啡馆，她有点莫名的紧张，好像越来越接近一个美丽又喜爱的东西，但又害怕那最后的真正的接触，怕烫伤。多少次，她手里卷着书踏进这里。那个时候读的书，可不是《美丽佳人》，大概总是教育心理什么的。没读懂，没机会读懂。
她一进门就看左边靠窗的桌子，只有在那个位子，可以安静地看街上流过的彩色众生。
那个位子上已经有人坐着看报，她犹豫了一下，其实别的桌子也都满了，便径直走去，在那人对面坐下，却把脸向着窗外；她无意和别人交谈。
窗外川流不息，人来人往。两个十来岁的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撞来撞去，她想起寄住在娘家的女儿，明天无论如何得打电话回去。胸前吊着照相机的观光客随兴漫步，不时有人把鼻子贴上窗玻璃往里瞧，碰上她往外望出的眼光，便尴尬地一笑，走过。
一个衣衫褴褛、肮脏的头发盖住眼睛的疯子气汹汹地走在人群里，比手画脚地破口大骂。
“奇不奇怪？每个小镇都有它自己的疯子，每个疯子都会骂人！”
她愣了一下。是台湾人所熟悉的那种“国语”。发话的是与她同桌的这个人。他放下了报纸，也不看她，自顾自地脸对着窗外。江力廉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话，因为他也可能只是在自言自语。他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呢？
男人大概有四十岁，一头粗粗的黑发，剪成平头。脸颊青青的，像虬髯客刮掉了胡子。他的手指粗短，指甲剪得极干净。江力廉正犹豫着，男人转过脸来面对她，微笑着说，“你见过不骂人的疯子吗？”
她正经地想了一下，点点头，“有啊！小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个女疯子。她不骂人，只是站在街上，怎么说，手舞足蹈。好像不可控制地一直跳舞——”
“那叫Tourette\'s syndrome。”
“什么？”
“对不起，”男人道歉得相当诚恳，像个承认错误的小男孩，“我不知道这个病的中文叫什么。Tourette发现了这个病，所以这个病就取用他的名字，好像帕金森病一样。以前的人都认为那些跳舞的疯子有什么魔鬼附身，其实是一种神经病，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大概叫舞蹈症吧，”江力廉开始猜测这家伙是个外科医生（你看他剪得那么干净的指甲！），“你怎么这么清楚？”
“亲身经验。”男人笑着，眼角浮起皱纹。
江力廉睁大眼睛，男人笑出声来，“不是我，我是说我有个叔叔生这个病……舞蹈症的病人用一种药，叫做Haldol，用下之后，病人整个慢下来，举手投足变成慢——动——作，像港片里的僵尸……”
江力廉用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白他一眼，觉得他对长辈不敬，可是他是个全然陌生的人，白眼看他似乎也有点失了分寸，于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转头又看窗外，疯子已经走了。
男人饶有兴味地仍旧看着她，江力廉感觉到这男人和自己之间有一点微妙的张力，这种张力满足她女性的虚荣，同时使她紧张。她假装专心看着窗外，把侧面留给男人欣赏。她知道她的侧面轮廓很美，她的皮肤细白，一紧张就脸红，“脸红得迷人”，不少人说过；长发松松地扎着马尾，使三十七岁的她看起来还像个没结婚的人。
“有几个孩子？”男人啜了口咖啡。
江力廉慢慢地回过头来，看见男人带笑的眼睛，觉得他可恶，便说，“你会不会问一个男人这样的问题？”
男人开心地笑了，江力廉的反击像老鼠对猫露出牙齿。他往后靠着椅背，双手交握在脑后，轻松地说，“当然！我自己就是两个孩子的爸。”
“喔——”江力廉觉得自己看走了眼，男人重新赢得她的尊敬，“孩子在哪里？”
“跟孩子的妈在一起。”
“那——孩子的妈呢？”
男人爱笑不笑地，“你——”他慢慢地说，“会不会问一个女人这样的问题？”
不等她作答，他却又径自说，“孩子的妈跟别人结婚了。那个别人也有两个孩子。”
江力廉蹙着眉尖，叹了口气，低低地，好像说给自己听，“这世界破碎的东西太多了！”
侍者过来收盘子，江力廉说，“麻烦您多给我一份糖。”
男人惊讶，“你会德语？你不是观光客？”
“学过。”
她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不，她不想提起她来过德国的过去，更不想解释和丈夫远道来求医的过程。他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她原要来这里独自追索一下心灵的幽深暗处，这陌生人的存在简直令人厌烦。
她沉默下来。
男人显然感觉到她情绪的改变，付了账（付了他自己的），站起来，对她潇洒地行了一个军礼，连再见的客气话都没说，走了。
现在，她倒可以安全地从背后看他的全身，男人不十分高，但是腿的比例长，身材显得匀称好看。而且，他穿着粗犷的卡其布长袖衬衫，袖子随便地卷起来，仿佛随时可以远征撒哈拉沙漠，在星光和野地里倒头就睡。不像张胜捷，永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还要抹油，虽然已经没有几根。
还有，指甲剪得那么干净的人绝不会把鼻涕擤在手帕里。
男人突然出现在玻璃窗外向她挥手。
叫住他！叫住他！她心里在喊，问他的名字！
男人却已从窗边过去。
不过去，她也不会真开口叫他。
她自己清楚得很：江力廉只会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里闹不清是惆怅还是懊恼。（是的，她很熟悉这种情绪，小时候，譬如说吧，她一心一意就想演白雪公主，一点儿也不喜欢当巫婆或小矮人，可是当老师问谁愿意毛遂自荐演白雪公主的时候，她只能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等着别人举手了，自己心里难受。最近的一次是，总编辑问她愿不愿意去莫斯科做一个俄国妇女专辑，她挣扎考虑了三天三夜，还是对张胜捷开不了口，最后去的，当然是个年轻刚毕业的记者。好几个晚上，她坐在厨房里对自己生气，恨自己懦弱，眼泪扑簌簌地流，流完了之后通常也就气消了。她渐渐学到，世上没有什么真正承担不了的痛苦。）
走出咖啡馆，纳入了流动的人潮。她想起来，学生们是不走这条大街的。匆匆忙忙来回赶课，走的是和这条街平行的一条小街，“谁有时间去和那些观光客撞来撞去？”
但她现在是一个观光客。街角一家礼品店的阳台上坐着一只毛茸茸的布熊，对着大街吹泡泡。泡泡闪着阳光的色彩，轻飘飘地在空中晃荡，一个灭了一个又飘起，像开花一样。
江力廉不禁伸手去捕，一个美丽的大泡泡飘到她张开的期盼的手掌上，薄薄的，透明的，闪着彩虹的颜色，稳稳地落在她掌心，竟然不破灭。她立在街心，突然觉得胸臆间充满快乐。
她在下一条街口买了一筒冰淇淋，边走边吃。
下午的会程结束，大会秘书催着大家上路；离会场两公里就是此地有名的风景，蓝盆。一个直径约十公尺的小潭，潭里的水呈艳绚的深蓝色，蓝得出奇，像加了染剂一样。如果真有人跳进去，会发现潭底连着地下河流，蜿蜒游行几百里之后，再浮上来，人，已经在多瑙河。若有人不相信多瑙河是蓝色的，他只要来到树林里的蓝盆，看一眼那蓝得化不开的潭水，他就再也不会怀疑；而且绝对不会忘记，那蓝染的艳色，像一种蛊惑。
张胜捷对蛊惑没有兴趣，他追求的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离开了会场，他径直上二楼回房间去。下午会议中的争执令他不快，一口气不健康地堵在胸里。他妈的到今天还在引用黑格尔，黑格尔对中国的理解错得离谱，肤浅得离谱，可是二十世纪末的文化诠释权和十九世纪没有不同，仍旧操在西方人的手里，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维架构，怎么可能和他们辩论？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层次低，只比巫术复杂一点点。证据，黑格尔说，你看中国人对“天”的观念。中国人的“天”不是一个超出尘世的独立王国，像西方的宗教有自己的天使与魔鬼，或者希腊的奥林匹克有这个神那个神。孔教思想中的“天”，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东西，所有的权力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以儒家思想只有内在性，缺少超越性。
下午那个乳臭未干的家伙说来说去也只不过把黑格尔的冷饭再炒一遍，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实在令人作呕。
心情不好的时候，张胜捷就洗澡。水放得滚烫，里头滴几点香精。人躺进香气缭绕的热水里，闭上眼睛，烦恼的重量就像身体一样，让水承载了一大半。平常，总是力廉放好了水叫他，他才从书房里出来。现在，明明知道澡缸是干净的，他还是弯腰将缸底抹一遍，唰唰几下，利落得很；他自己最清楚，男人在家里的笨拙是做给女人看的，这有两个好处，它满足女人的母性，让她照顾男人像照顾儿子一样，而男人则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是并行的，张胜捷在报告里说，黑格尔未能完全了解“天”的深意。中国思想家讲“天人合一”、“天人同体”、“天人不二”等等，把天和人对立起来就证明天和人不一回事。理学家讲太极，讲良知，也表示良知的力量超过世俗的所谓权力。天，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它固然是内在的（immanent），它同时也是超越的（transcendent）。
那红头发、乳臭未干的家伙就说，这是和稀泥，内在和超越是两种彼此矛盾的品质，是内在的就不是超越，是超越的就不是内在。说一个学理既超越又内在就好比说一个人既高又矮，完全失去意义。
张胜捷很火，他质问小伙子懂不懂“天道”的超越意义；是不是没有西方的神秘主义就不能有超越性，他了不了解儒家的天道观是道德也是宗教，因为“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道德重内在，宗教重超越……
词汇不够，他说得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的，一个词含在嘴半天不出来。小伙子盛气凌人地打断他，流利地说，“根据康德，超越性有三个条件：上帝的存在，灵魂之不灭，意志的自由。儒家思想里有这种条件吗？”
张胜捷着急起来，长久以来他就有一个心结，或者说，朝夕不忘的目标，他要证明给西方看，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与现代民主的种种价值观并不排斥，非但不排斥，而且儒家基本精神是人本的、民主的。这和超越与内在的问题是一个整体。但越是着急，舌头就越打结，他的思想找不到语言来输送，他想说，超越性不只有康德这个定义，他想说，事物间的存在次序和认知次序不是一回事。他想说，超越性的概念只能说明事物的存在次序，你不能忽视儒家思想的独立性和永恒性，他想说，他想说——他脸涨红了。
在懊恼困境中，蓦然响起一个女性的清越的声音，张胜捷暗暗松一口气——
“我不懂，”那清越的声音说，“你们一边说儒家思想没有超越性，另一边想证明儒家思想有超越性，我不是研究哲学的人，但是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超越性必须是一个评价标准？”
会场突然静下来。
然后突然闹哄哄起来，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与会者抢着说话。主席不得不站起来维持发言次序。张胜捷的目光寻找刚刚发话的人，隔得挺远，完全看不清面貌，倒是那人桌上的名牌模糊看得出是“余佩宣”三个字。没听过的名字。
从澡缸里出来，张胜捷发现在妻子为他准备的行李里少了内裤。什么都有，袜子、手帕、牙刷、牙膏、发油，什么都有，就偏偏忘了内裤。江力廉就是这样漫不经心，所以当年学问也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却又好高骛远，老觉得她应该更有成就，真问她要什么成就她其实又说不上来，凭直觉生活的人就是这样。
但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力廉要真是个雄才大略的女人，他们也根本不会结合。张胜捷一辈子在母亲强悍的镇压下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他不可能娶个意见太多的女人来虐待自己；这个道理，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一清二楚。小学三年级那一年，母亲提着他一只耳朵从家里走到学校，一路没松过手。
江力廉来告诉他怀孕的事，坐在床尾，低着头；没有一句怨怼的话，只等着他开口。她的脸很白，眼睛哭得肿肿的，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他根本不需考虑。她没有张牙舞爪地像那些现代的新女性口口声声自己要如何如何，就够了。他要她。
可是她还是忘了他的内裤。
他只好再度穿上已穿过的内裤，打点好，想想大概别人也快从蓝盆回来了，便关了房门折下楼去。
自助餐厅就在会场隔壁。晚餐所需的杯盘刀叉都已陈列在大桌上。包着花头巾的女总管再一次检视份数，一抬头瞥见第一个食客已经走进来。她正想开口招呼，却见他笔直地向柜台那边走去。柜台上摆着一盆绣球花，他对着那盆花礼貌地点头，说，“请问会场有没有洗衣的设备？”半晌，好像等待绣球花回答，又重复一遍，仍旧礼貌得很，“对不起，请问会场有没有洗衣的设备？”
女总管终于叫了声“哈啰”，客人似乎吓了一跳，转过脸来，显然在寻找声音的来处，然后向她走过来。他礼貌地向她点头，说，“请问会场……”
张胜捷今天是第三度给妻子打电话了，“对不起，”柜台说，“她还没有回来，要再留话吗？”
“算了，谢谢您。”
他有点不安。江力廉不是个自己一个人会乱跑的人。一整天不在，她究竟哪里去了？
当然，平常到处跑的总是他，开会、演讲、上电视……在台湾做一个学者，绝不是象牙塔里的思考者，他必须同时也是社会的顾问。他的意见对社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人为政治服务——执政党和反对党和反对反对党的其他党，都各自拥有一帮学者，平时在后头出主意，选举时就站台演讲或者发起什么签名运动等等。有的人选择媒体，或者应该说，他们被媒体选择，去鼓吹某种观念。每一个媒体，和政党一样，也各拥有一帮学者，在关键的时刻发生作用。
张胜捷当然也熟悉韦伯的价值中立论——学者应该只是学者，他不可以滥用知识的权力去影响社会，可是，张胜捷发觉，价值中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不吞灭别人，别人就吞灭你。你不影响社会，社会就被别人影响，而那个影响你绝对不能忍受的。还没有到达民主成熟度的社会，譬如这个小岛，意识形态之争像虎豹同笼，唯一生存之道是：如果你是虎，设法让对方相信他是只猫；如果你是豹，那你要不断地写评论，一直写到对方相信自己是只狗。这，就是知识的权力，马克斯·韦伯！
当然，这样深刻的体认也不是一蹴可即的；是在小岛一次“大选”期间，张胜捷被一个计程车司机冲上台用擀面棍打得头破血流缝了七针之后，他才得到这样的觉悟。
张胜捷更密集地给媒体写文章。他的头还扎着渗血的绷带时就连写了五篇谴责暴力的社论，给不同的报纸和杂志。线还没有拆就做了六场演讲，上过三场电视访问。在一次由大学生主办的选举大扫除、民主大会师的演讲会上，他的开场白是，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不是和各位一样的白头巾；这是染血的绷带。”
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然后凑近麦克风用沉痛的声音说，“民主一定要用鲜血去换吗？”
群众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他。
“民主是什么？很简单，民主就是，拳头伸出去，但是必须在碰到别人鼻尖之前收回来！”
回到家，他就把绷带扯掉，挂在浴室里；每次有场合，就再缠上。一天早上要出发前，发现绷带不见了。江力廉竟然把它给洗了。
“血淋淋的，”她说，“多难看！”
他气得一天不跟她说话。
可是他现在心里挂着她。这么晚了，她会在哪里？
经过休息室，一阵哄笑声冲出来。他才将头探进一点，就被叫住，“老张，老张，进来进来！”
小小房间里闹哄哄地坐着好几圈人。西方人跟西方人一堆，中国人跟中国人一堆。白天做思想交流显然已到忍耐的极限，交流的饱和；晚上，饭足酒醉之后，人们就回到自己的族群，绵羊归绵羊，山羊归山羊，放松而满足地释放出彼此听得懂的原始的声音。
一张椅子挪出来让他坐下。正对面那湖北来的诗人显然已经喝了不少，两眼迷离地哼着歌。昨天上午谈比较语言学的王什么对着天花板喷烟。李至同递过来一个酒杯——研究王阳明的李至同和他是大学同学。“你们认识吗？”
张胜捷正给自己斟酒，不知道李至同指的是谁。
“余佩宣，张胜捷。”
斜对面那个人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他马上知道，这个余佩宣一定已经在国外很久，才会在介绍的时候主动和人握手，像个独当一面的男人一样。她大概留着长发，面貌，很难说，只觉得她的眼睛特别亮，但是也说不出她眼睛的形状是大是小，是圆是长。
他有点沮丧；他真想清楚地看见这个女人的长相，想知道她是丑还是美，但是他只能听见她柔软的女性的声音。她说，“张胜捷，你今天应该用中文回答那个米勒的！”
张胜捷摇头，“他会听不懂。”
“他对儒家很有看法，不是吗？”她的声音带着嘲讽，“如果他连你的汉语都听不懂，他凭什么研究儒家？”
“话不是这么说，我觉得，”李至同插进来，“老张研究康德，他的德语表达也不见得好，对不对？可是那不代表他不能有见解。”
叫王什么的一只手玩着打火机，说，“语言就是思维。思维受制于语言。单单是我们用他们的语言作讨论工具，就表示我们在玩他们的游戏，玩他们的游戏就逃不了要遵守他们定下的规则。先天不良，没办法的。”
张胜捷连喝了两大杯啤酒，抹抹嘴边的白沫，正要说话，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比较低沉，带着台湾南部的口音，就从自己身边发出：“你们不要这么义和团嘛！他们研究中国思想，我们研究西方思想，我倒觉得蛮平等的。语言的障碍他们也有。”
“那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余佩宣的声音说，“他们研究中国思想中国文学，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用什么价值结构？”
“问题就在这里，”张胜捷搁下酒杯，“他们先给哲学下个定义，说哲学是一二三四，然后拿这个一二三四到中国思想里去找，找不到，就宣布中国没有哲学。他们给宗教下个定义五六七八，然后到中国思想里去找五六七八，找不到，就宣布中国没有宗教。你说这叫什么呢？”
“对，可是你硬要在中国的哲学里找到他们要的一二三四又有什么意思？”是余佩宣在质问他。
他正要回答，一直只顾喝酒的诗人转过身来，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懒懒地说，“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甩他们；我们搞我们的，他们搞他们的——”
“搞搞搞搞，我真受不了你们大陆来的，什么东西都用搞的，学问哪能搞，学问要治，懂吗？要治！”李至同站起来拿酒，“我们台湾只有女人才能搞——”
“李至同！”余佩宣的声音大起来。
李至同装出害怕的样子，张胜捷话犹未尽，“闭门造车也不行啊，跟西方对话不能没有——”
诗人对他做不耐烦的手势，“算了算了！严肃的问题留给白天，我们来讲黄色笑话比赛吧！我先讲。”
他推开挡住视线的酒瓶，“女强盗。打一个成语！”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
“逼上梁山！”诗人不动声色地说。
张胜捷身边这个女教授“我的妈呀”一声叫出来，其他的人东倒西歪地笑着边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语言学家兴高采烈地举手，“轮到我，轮到我。”
“老女人跟年轻人的男人做爱，打四个字的成语。”
沉默了一会儿。
语言学家得意地宣布，“古道热肠。”
听的人又歪倒，笑着叫着，“太脏了！太脏了！”
其他桌上的人好奇地回头看这特别快乐的一桌人。几个人起哄要政论家也讲一个。张胜捷惯说政治笑话，黄色笑话倒缺乏练习，可是他有一个听来的，“有一个男人住院检查。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你看见没有？那家伙的那个上面刺了‘一流’两个字。另一个护士就说，才不是呢，那东西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刺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哄然大笑中，李至同突然问，“余佩宣，你怎么没抗议？”
“抗议什么？”她说，“如果连笑话都不能说，这个世界未免太没意思了！”
“我听过张胜捷的笑话，”她继续说，“不过是美国版的。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那个男病人的东西上刺着Wendy几个字母，大概是他女朋友的名字，另一个护士说，不是啦，那个东西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刺的是：Welcome to the Bahamas and have a great holiday!”
喝了不少的酒，张胜捷有点头重脚轻地再度走向走廊里的电话。午夜了。
“对不起，没人接。要不要留话？”
余佩宣觉得张胜捷看人的眼光很奇怪，他似乎极专注地看着你，但你有种怪异的直觉，觉得他在注视你脸上的某一个部分。也许是嘴，也许是鼻子，也许是耳朵，你只觉得他眼光游移，专注而又游移，很奇怪。他确实在看你，但是有看没有见。
他说要打电话，先起身离去。当余佩宣踏进走廊准备回房时，刚好瞥见张胜捷正要上楼梯。他对着楼梯扶手——圆柱形的楼梯扶手大约有一公尺多高——他说，“晚安，明天见。”对着楼梯扶手。
是儒家哲学还是现代政治把他给搞坏了？
焦虑。
是了。焦虑。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症。两天下来的会给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两个字，焦虑。
中国知识分子在做学问的时候，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心里都有一个压迫者，假想敌——西方人与西方文明，占尽优势的西方文化。他们从事发明，或者潜心研究，他们埋头创作，或者鼓吹改革，都为了赶上西方，学习西方，要不然就是反抗西方，排拒西方；怎么说，都是被罩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像在拳击赛中不断低头挨打的那一个。
有个探险家，什么准备都没有，就要去走塔克拉玛干沙漠。死亡之海。结果腿被冻伤，得了败血症，要锯掉。探险家在病床上等锯腿的时候，听说法国人要去穿越死亡之海了，他从病床上跳下来，拔掉臂上的点滴针头，劈头就往沙漠跑；绝对不能让外国人走在中国人的前头。
这个人还活着，活着好继续爱中国。
躲不掉那拳头吧，所以焦虑。
可是有时候，双方都是玩家，譬如洪飞。
她陪洪飞去领奖，一个欧洲的笔会要颁给洪飞什么自由斗士奖，因为她写的一系列揭发性的文章使她成为异议分子，回不了国门。大会上冠盖云集，总统、部长、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穿着黑色燕尾服，高贵而矜持地彼此点头，握手，寒暄。
洪飞是特别来宾，不是吗？为什么前来和她说话的人那么少？每个人都在忙着和别人认识；既然对她没兴趣，又为什么请她老远来呢？
洪飞打算领了奖就飞回祖国。在她上台领奖的前一天，她的家人捎来消息：不要回去，回去就会被捕。
洪飞于是和笔会干部商量：笔会可以为她的安全发表一个声明吗？
笔会代表闪闪烁烁，顾左右而言他。总而言之，声明，不合时宜，笔会有很多其他的议题要处理。
还有，很重要的，请自由斗士明天的领奖感言讲得尽可能短，因为总统很忙。
她们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对洪飞兴趣不大。就譬如有钱人家开个盛大的宴会吧。为了助兴，请了个表演者；当表演者演出时，当然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聚在她的身上，但她绝不是客人来此盛会的目的。还不太重要的人到这里来结识重要的人，已经重要的人来这里让比较不重要的人看见，从而证明自己的重要。在这种场合，谁会对那个被邀来当装饰的表演者认真呢？
那个表演者当然有她的意义——她是一个被亲生父母虐待的小孩，一个残障者。展示她的伤害，再用一条温暖昂贵的毛巾裹住她，适切地表达了展示她的人的正义感和道德水平。
在欧洲人表现自己、满足自己的意义上，洪飞是绝对重要的。
余佩宣为这个发现而深深难过，看着洪飞美丽的大眼睛，她几乎想马上握住洪飞的手，给她一点真实的温暖。可是，她只是一贯地沉默，难过的时候，她总是沉默。
洪飞还是飞走了。在祖国的机场，她果然被拦下。余佩宣在电视上看见她好整以暇地对群集的各国记者读她早准备好的声明。她念来慷慨激昂。
余佩宣突然间就明白了。表演者何尝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呢？只是她懂得假戏真做，台上台下都是戏；在她编的剧本里，那些高贵而矜持、自以为重要的西方人才是她的配角。
他们其实彼此配合，彼此需要，谁也没骗谁。
太累了。我太累了。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大屁股的狒狒，比较谁的屁股大。对不起，我不加入。
她把窗帘拉拢，脱光了衣服，钻进被窝，蜷缩起来，像虫钻进蛹里。脚向脚取暖。
熄了灯，路灯苍白的光影闯进来，照亮了地板。是夏夜，怎么她觉得这样冰凉，从最深的心底凉起。也曾经是夏夜，蟋蟀和蛙在田野里纵声鸣叫，像《第九交响曲》的大合唱。月光和情人，田埂间的小径和认为是永远掌握的幸福。
我流落陌生的城市，走过一条又一条黑夜的街道，
黑暗的滋味啊，我知道，就是在黯淡荒凉的路底，
蓦然看见一扇窗
燃起了暖色的灯，
别人的窗，别人的灯，别人的温暖，
黑暗中有叹息的声音，沉重不是为了你，
巷子里有人轻声呼唤，渴求不是呼唤你，
我累了。
我带了本字典来，萨克斯教授。
我在一家妇女杂志当了几年编辑，德文资料常常翻译，但是说就不行了，而且胜捷的问题，嗯，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他下星期天回来。
现在追想起来好像是在他参加竞选的那个时候，两年前吧，他突然要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说是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肯弄脏手，当然政治就越来越脏。那段时候嘛，每天奔来跑去，他叫我把工作辞掉，专心帮他。我们也没什么经费，所以请客都得我自己下厨，有时候一天要准备好几场的饭局。家里的门是敞开的，人来人往。好像就是在那个忙得一塌糊涂、他一天到晚演讲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奇怪。
先是一个助选的研究生偷偷问我：“师母，老师眼睛有没有毛病？”
研究生说胜捷到菜市场去拜票的时候呀，突然满脸笑容地弯身，伸出两只手，好像要去抱小孩的样子，可是他抱的是路旁一个脏兮兮的红色的防火栓！大家就笑，以为他在逗趣。
胜捷当天一回来，我就想测他的眼力。萨克斯教授，他一进厨房就说，“怎么地上这么脏！”他连掉在地上的几粒米都可以看见，他的视力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常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凶。他——
吵的原因，当然我想我很累，他也很累。我会抱怨他害我杂志社的正常工作都放弃了，小孩也照顾不到一类的话，他就会暴跳如雷。（跟他母亲的关系不必说吧。奇怪的是，私底下对母亲那样不满、那样讨厌的人，却要求我对她百依百顺。他妈欺负我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孝子，完全帮着他妈说媳妇该怎样怎样，实在搞不懂他。）
（其实，最让我不舒服的，还是我觉得他完全不为我着想——）他会三更半夜带朋友回来，叫我给他们下面倒酒，然后整个晚上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恋爱的时候可以谈康德，结婚了以后谈什么呢？），上了床就呼呼大睡。我不太敢说他什么，因为知道他压力大，怕刺激他，看他每天进门筋疲力尽、两眼发黑的样子，也蛮可怜的。但是一说他什么，他很容易就失去控制——
失去控制？就是……就是……会大声骂人。（我怎么能告诉他，丈夫会动粗？我怎么能告诉他，胜捷会抓起我的肩膀往墙上撞？不过，他动了粗之后又会后悔，像小孩一样，抱着我的腿要我原谅，可是下次又一样……我怎么能告诉他这些呢？）
我不知道，或许这些都和他的病有关？我不知道。
不，结婚头几年，至少在我们还住德国的时候，他没那么暴烈。（至少没打过我吧？我们都是学生，不在一起的时候就各做各的，不像回到台湾，他就老觉得做太太的应该这样那样。）竞选那段时候，他当然也突然变得很出名，身边老围着人。“学者参政”，报纸上天天都有他的消息，他对我脾气特别大，使来唤去的。有一次，我们请一对“部长”夫妇来家里吃晚饭——那个“部长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门口迎接客人，胜捷堵在我前面，跟客人握手呀，寒暄呀，他就那样挡在我前面，好像不感觉我的存在。（那种不受尊重的感觉实在令人难受，可是……我想我更怕冲突，怕他大吼大叫的吓人的样子。）总而言之，我们有一段时间关系很困难……（其实现在也还没过去……可是如果是病……）
对不起，我有点乱了。
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在台北市中心。我送女儿去上钢琴课，走在大街上，一眼就看见他从那边走过来，可是很奇怪，一直到他和我相距不到一公尺了，我以为他要叫我了——因为他的眼睛明明看着我唷——他竟然没有看见我，那我忍不住开口叫他，他才吓一跳的样子，然后，萨克斯教授，他还将头转来转去，好像要凭着声音找我，可是我就在他的两只眼睛前面呀。太离奇了。
这我才想到，老天，这个人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他可以看见地上的米粒，却看不见我那么大的东西呢？
后来他落选了。一个电视记者访问他，说完话以后，他就伸出手去好像要和那个女记者握手，可是他伸出手去握人家的麦克风！旁边的人在笑，我却很紧张，天哪，不找医生不行了。
吵架？落选了以后还吵，他根本不准我去上班了，说他需要我。好吧，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反正多陪陪女儿也好。严重冲突？这和他的病——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病——有关吗？嗯——（严重冲突？那个晚上……我和他一个助教出去拿资料，回来晚了，他气得脸暴青筋，一巴掌打得我发晕，然后，然后，我怎么能告诉任何人，他……他见我垮在地上哭得很惨的时候，竟然……竟然掀起我的裙子就……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还好。我们还算过得去吧？！夫妻关系应该怎么样呢？（事后他说，是因为爱我……）萨克斯教授，我还是告诉您我们求医的经过吧！
他的情况越来越奇怪。学生说，胜捷很幽默，常对着柱子说话，对学生却又常常视若无睹，我们先去找了个眼科权威，眼科权威说他视力极好。后来，我们又找了一个极有名的针灸医师。为什么找针灸医师？因为他号称神医，台北人说他可以让瞎眼的人看见，让瘸子走路，您别笑，很多人这样相信，我反正也觉得不妨一试。
那个针灸医师白天是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晚上才凭面子看一点针灸。他跟我们谈过之后，竟然叫我们去看白天的精神科，说针灸帮不了忙，我们应该试试夫妇治疗。（胜捷当场哈哈大笑，说，对不起，龙医师，精神医师都是自己有毛病的人！“精神医师对人类底本性与一个社群底一群成员之可能行为有多少洞识？他对于Pflicht义务与Neigung个人性向有多少理解？”）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把他劝去。（结果竟然好像是为了我，好像是我出了问题似的……其实也未尝不是。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之后，他一回家我就紧张，小心翼翼怕得罪他。夜里，就怕他要求……）我们去了一次，以后他就不肯去了……
然后有这个学术会议他要参加，就想到顺便来这里检查看看……
我？我很好。
三十七。
有时候觉得闷一点，压抑一点。可是大致来说，还可以吧。我对人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从小看着爸妈厮打，看着披头散发的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整理皮箱，然而没走出过一次，现在她每天坐在电视前面，从早上看到晚上，有时候连睡衣都不换掉，反正晚上来了又要上床，每天都一样不是吗？我想我对过日子从来就没什么幻想吧？！）女儿发展得很好，我自己……就是这样嘛！（一半的人生都过去了。）
站起来和萨克斯道别的时候，江力廉眼角又瞥见他，在院落里，戴着白帽，穿着白大褂，低头扫地，不停地扫，专心一致地扫；地上，什么都没有。
从阴暗的老屋出来，觉得外面的阳光轰一声扑在脸上。江力廉站在一排七里香前，仰脸对着阳光，闭上眼睛，感觉眼睫间一片温暖绚丽的红光，欧洲五月的阳光，含着微风，同时飘来七里香浓郁的吐气。
她深深地吸一口气，缓缓地舒出来。离开胜捷的题目，她觉得一身轻松。
她迈着大步向老街走去。
哒哒的马蹄在身后响起，她赶忙转身，退到一家书店门口。两匹壮硕高大栗色的马踩着哒哒韵律自她眼前经过。阳光下的马背闪着光，散发干草和汗味，那个气味令人联想绿色的原野；江力廉觉得自己像涨了氢气的气球，想飞。
一条流动彩色的街。脸颊红润的孩子们呼喊着追来追去，穿着碎花裙子的女郎笑着亲情人的手。画家坐在路旁帮人画像，一个喇叭手悠悠吹起《夏日最后的玫瑰》。
大学广场上围了一堆人，人堆里传来钢琴的流水似的咚咚声。大街上也能弹钢琴吗？她想看看，正拉开脚步，却听到有人在喊“喂喂”的声音。不是“哈啰”，是“喂喂”。
呼喊的人坐在一辆马上要发动的巴士里；还有人在前门上下车。他把头探出车窗，大声说，“我要去看一看垃圾场，要不要一起去？”
她愣着，意外的再度邂逅使她有种模糊的喜悦，可是，她不认识他，而且，什么垃圾场？他要去哪里？车子马上要开，她需要时间作决定，哪里能就这么跟着他走——
“上来呀，”他挥着手，竟然有点不耐烦，好像他们早约好的，她不知在拖什么，“快点，车子要动了！”
她抬头看着他，心跳得厉害。
机器声很响，轰轰震着耳鼓。戴着黄色头盔的技师用喊的，“我们一年处理六万吨的废纸，一万七千吨废木，一万吨玻璃瓶，一万两千吨包装盒，这个厂房是处理废纸的。”
一辆推土机在来来回回运作，推的不是土，而是土丘一样高的纸堆，“在我们眼中，”技师指指漫天漫地的纸，“没有废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有价值，只是不断地转换用途。”
上一段狭窄的铁梯，就是分类线。两条进行中的轮带满盛垃圾，往一个方向流去。轮带两边站着工人，大约每隔一公尺就有一个人。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伸进不断流过的垃圾堆里翻翻找找，像小孩在水沟里捞鱼。输带开始的地方悬着一个巨大的磁铁，把纸堆里的金属都先吸走了，工人的手只是把昂贵的瓦楞纸挑出来，丢到身边的大桶。“瓦楞纸的利润最高，”技师说，“我们分类出来，卖给造纸厂，赚得最好。报纸最贱。”
“我同意，”正做着笔记的他突然莞尔一笑，对身边的江力廉说，“报纸擦玻璃最干净，你知不知道？”
“你看你看，”江力廉叫起来，指着涌过来的五颜六色的垃圾，“有只鞋子。”
技师一点儿也不惊讶，喊回来，“我还看见过一只死老鼠！”
江力廉目不转睛地看着河流般的永无止境的纸垃圾，技师几时走的她都没注意。那带她来的人一直在做笔记，时不时退到一个角落去选镜头拍照。当江力廉抬起头来，他已经收拾了笔记本子，伸手来拉她，“走，到下面再去一次，”他护着她走下险险的铁梯，“我再补一张照片。”
下面是纸河的起点，成堆成山的纸，从千千万万家家户户的字纸篓里倾倒出来的纸，凌乱地散布在每一个视线所及的角落。
他们并排站着。
“这些哪是纸？”她仍旧为眼前的景象震撼，“你看嘛，上面全印着字，印字的纸叫纸吗？”
“不叫纸叫什么？”他偏过头来看她，风吹乱了她的长发；他们站得很近。
“叫知识，”她说，平白地想起张胜捷，“以前的中国人凡是有字的纸头是不丢的。”
“那是崇拜知识，”他又牵起她的手，小心地绕过一辆推纸机，推纸机轰轰的声音掩掉了他半句话。
“你说什么？”她对走在前头的他喊，“听不见。”
迎面又隆隆驶来一辆卡车，“我说啊，”他吼回来，“知识也是一种垃圾！”
江力廉让他牵着自己的手，走出了忙碌嘈杂的厂房。
到了马路上，一静下来，她自觉地抽回手，想到怎么回旅馆的问题，“奇怪，你们做记者的人不自己开车？”
“当然开，”他把相机放进皮制的器材袋里，熟练地拉上拉链，“从巴黎来的路上车子漏油，在海德堡修呢。明天会修好，我明天到布拉格去。”
江力廉感觉一沉；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吗？当他牵着她手在垃圾堆里穿来穿去，她有一时的错觉，恍惚他是自己大学时代的情人，两人正谈着人生中最纯洁而且绝对不会再有一次的恋爱，那种抚摸一下头发、不小心碰一下肩膀就令人魂魄摇动的恋爱。这个人明天要去布拉格，从此走出我的人生。她心里涌上一阵自己不能理解的悲戚。总是这样，美好的东西像泡沫，彩色缤纷的泡沫……可是我是怎么了？这个人我根本还不认识。我知道些什么？他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他自己是个台北美国学校教出来的孩子，在美国读新闻，到欧洲来闯下来，为巴黎的《论坛报》已经工作了八年。他喜欢当跑来跑去的资深记者，不愿意坐办公室，明年要调到中东去，也许是约旦，也许是以色列，最想去耶路撒冷……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他说。
“为什么？”她不曾单独旅行过，觉得那是件得克服多种恐惧的事情。一个人看地图？一个人找旅馆？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面对茫茫的、没有栏杆扶手的世界？
“一个人，你才能专心地看世界，”他说，脸对着车窗外，郊区的田野风景不断倒退，“有个伴，你就不得不分心去应付她。”
“而且，”他转过脸来盯着她看，“单人旅行像一扇敞开的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两个人就是一个闭锁的世界，你说呢？”
她避开他炯炯的眼光，觉得脸颊发烧；她是他那多余的伴，还是那可能发生的事情？
车子摇晃，他们的肩膀和膝盖时不时碰触，每一次轻微的不经意的接触都令她心里一紧，一种麻的感觉奔向指尖。
又回到大学广场，已是晚上七点。欧洲的迟迟夏日，太阳还任性地照着，一点儿也不想下山。广场上露天的咖啡座里，坐满了悠闲的人。情侣携着手，依偎着走过。江力廉心里有说不清楚的难过，又到了分手的时候，这次分手，他们不会再偶遇——你到底想要什么，江力廉？就是再度偶遇，再给你们二十四个小时，你要什么呢？你能要什么，敢要什么呢？你的人生走到了哪里？
巴士已经开走。几乎是刀扎的痛楚的感觉，她沉默地抬头看他，准备道别。他把摄影袋搁在地上，夹在两脚之间，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低头凝视着她。
好一会儿不说话。
静默的压力太大，江力廉觉得晕眩。广场像落潮的海水退去，远远退去，所有的声音消失，所有的灯火熄灭，所有过去的痕迹被风吹散；巨大的心跳声撞击着耳膜，她看着他温柔又复杂、复杂又温柔的眼睛——她多么多么想亲吻那双眼睛，用她的唇，她的心，用一辈子换一个时刻……
他拾起她一只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轻轻说，“保重！”
提起袋子，挂在肩上，伸手在她脸颊上亲昵地抚了一下，转身离去。
叫住他！叫住他！
江力廉盯着他的背影，退去的海水淹了回来；那背影让人海遮住，又露出来，遮住，又露出来，越来越小，渐行渐远，走上一条与她不再交叉的线，没入一个空间，一个她今生今世触摸不到的空间。
她仍旧不知他的名字。
柜台后的胖太太递给她留话条，满面笑容地说，“您先生来过三次电话了。”
进到房间，揉了纸条丢进垃圾桶，她坐下来拨电话，才拨第二个号码，就赶忙挂掉。六个小时时差，现在台北可是三更半夜，差点吵醒了女儿。
冰箱还没开过，门上插着钥匙，一扭就开。里头瓶瓶罐罐，琳琅满目。她随手抽出一瓶什么，看看是威士忌，咕噜咕噜倒了大半杯。
灭了灯，拔掉了电话线，她倚坐到床上，闭着眼睛，黑暗，像发烧时额头上清凉的毛巾，抚慰着感官。
印象中喝威士忌得加冰块，但是没有也无妨吧。
第一口很呛，第二口很辣，然后，液体逐渐扩散蔓延，在自己和黑暗之间游出一堵透明的、极富韧性的墙，她出不去，黑暗也进不来；看不见的墙像水母似的伸缩，微微漂浮，随着水波，膨胀、缩小，膨胀、缩小……体质透明、柔软的水母……她觉得很清醒，只是四肢重得很，不由自主地向地心下沉……沉……
他推门进来 熟悉得好像这是他的房间 不必开灯就知道床在哪里 难道竟是我走错了房间
他说 声音里有一点戏谑 他的“国语”很好听 很圆熟的那一种 怎么美国学校出来的孩子能讲好听的“国语” 我妈是北平生的 教小学 我的英语更好听 你要听吗 怎么鞋子还穿着 坐在床沿将她的鞋带解开 床下沉
来 洗个澡 你会舒服些 我帮你放水
不要 我喜欢淋浴 我不锁门 但是你不可以进来
莲蓬水力充沛 强劲地打击在肌肤上几乎有点疼痛 疼痛的快感 水使全身肌肤雪白里透着绯红 热气缭绕 毛玻璃门被拉开 他跨进来 立在她身后 两只手臂环过来缠住她 她闭上眼睛用赤裸的背脊 所有的触觉敞开 细细寻索他的肉体凹下和突出的线条 他的呼吸在她湿透的发际 他的手抚摸她被水润滑的乳房 乳头在水的冲激下情不自禁地胀起来
他用一条白色的大毛巾将她裹起来 紧紧地像宠爱一个婴儿 然后将她抱起 掷向床上 抓住毛巾的两头 用力一扯 又将她抖出来 她慌着躲进被子盖住自己 他也钻了进来 贴着她的身体 却突然安静下来 那样甜蜜的安静 一只手撑着头 自上往下凝视她 痴迷的眼睛说 你很美你知道吗 这么亮的头发 在黑夜里发光 她不说话 不说话 就怕一出声 他就会消失 几个小时下来 他的胡髭长出了一点 脸颊更青更粗了
我不敢问你的名字 因为只要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就不必负责 负什么责 我不知道 你每次单身旅行 告诉我 你每次单身旅行都会找个朋友吗 不要 不要 不要说 我不要知道
他根本不在乎她的自言自语 一心一意吻她的额头 很轻很轻地吻 从额头到鼻尖 到她微张喘气的唇 他把她当一张市区地图 顺着中轴线自北往南向下探索 用他的唇与湿热的舌尖 经过乳房之间 到肚脐 小腹 她的小腹紧绷 腿在他的重量下分开 他的舌尖死死缠住她裸出的欲望 她要承受不住 承受不住了
她叫出声 像从危险的高空坠落 颤栗 颤栗不能自已
然后黑暗覆上来，她抱紧蜷曲的双腿，在灵魂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彻底地垮了。
紧闭着眼，热热的泪水猛地涌上来，滑下眼角，大把大把的，湿了枕头。
知道要和余佩宣搭同一班火车回海德堡，张胜捷莫名地兴奋起来。几天的会议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捕捉她的声音。弄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
她冰雪聪明，书读得多，侃侃而谈时没有人敢不听，这都使她隶属于男人的圈子，可是她的声音又充满了女性的妩媚，与她思想的阳刚糅成一个很奇特的混合，是这种混合令他迷惑吧？她与江力廉的截然不同，也令他觉得心动。然而是什么呢？是什么使她和江力廉如此不同？
余佩宣和大会的主持人握手，然后提起行李，大步走开，一个人往前走去，火车站的方向。
是自信。张胜捷看着她的背影。她明明知道他们搭的是同一班车，可是她不会等他，她毫不在乎。她只在乎她自己；这个女人，有一种旁若无人的自信。
她的旁若无人刺激着张胜捷。
他赶上前去。
车厢里六个位子全空着，余佩宣索性将行李搁在椅子上。张胜捷仍旧规矩地举高皮箱，塞进头上的行李架。他两手高举的时候，裤管往上提，余佩宣看见他左脚上空空的一截，没穿袜子。这么不拘小节的人还真少见，她想。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火车开始滑动。从蓝盆到海德堡，他们得一起度过三个小时，余佩宣觉得有点不幸，可是安慰自己，换了人也许更糟。正想拿本书出来打发时间，张胜捷说，“他们说你是个女性主义者。”
“喔！”
张胜捷原以为她会骄傲地或者自我辩护地说些什么，等了半天，却发现她没意思继续这个话题，便说，“我对女性主义没有偏见。”
余佩宣噗嗤笑出声，却不说话。
张胜捷觉得有点受伤，不高兴地问，“好笑吗？”
余佩宣冷淡地说，“当然好笑。你会不会对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者说：‘喂，我对历史还是人类学没有偏见？’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哈！”张胜捷愉快地抢说，“你犯了类比的错误。历史和人类学都是客观科学；女性主义是一种主观信仰，对主观信仰当然能说有没有偏见。我也可以说，我对天主教有偏见或没有偏见。”
余佩宣往后躺进椅子，意兴阑珊地，“那你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诚实的保守主义者。”张胜捷宣布的姿态，有一点殉道的悲壮，仿佛他在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国民党员，或者，我是最后一头白皮犀牛。
查票员出现在门口，剪了票。
“旅游愉快！”他说，转身离去。
张胜捷要强调的是“诚实”两个字，这两个字使他有异于他九〇年代的同侪。他觉得以余佩宣的聪慧，他可以让她理解他对诚实的信仰。
一个巨无霸似的女人来到门口，先将行李掷到位子上，然后艰难地把自己的身体塞进嫌窄的门。女人全身是肉，往横的长。穿着大花鲜艳的衣服，更使得整个身体庞大凌人。她背对着张胜捷弯身将行李推进位子下层，巨大多肉的臀部不可避免地逼在张胜捷鼻尖，令他觉得窒息。他把头转向窗外。
折腾了好一会儿，女人总算坐了下来，喘着气，竟然紧挨着张胜捷。肥墩墩的手臂搁在扶手上，张胜捷努力往窗边缩，否则他就得和胖女人摩肩接踵，肌肤相亲。
他觉得倒霉极了。余佩宣那儿许久没有声音，或许已闭上眼睛。在强邻的压迫下，他也不再有心思谈话。
“Japanese？”
是胖女人在说话，在对他说话；如此惊人的恐龙般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却尖细如猫叫。他摇摇头，假装听不懂。
女人叹息，“Japanese!”
张胜捷把眼睛闭上。不是，他不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保守主义者。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这价值大翻转的年代里，做一个保守主义者需要勇气，你知道吗？余佩宣。美国人一喊出“政治正确性”的口号，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客（这两个是分不开来了）马上发现他们也有政治正确和不正确的两派。在张胜捷虎豹同笼的小岛上，政治正确有几股力量：譬如搞环保反核的，譬如搞原住民还我土地什么运动的，再譬如那一撮喊性解放的激进女权运动者……
还有所谓左倾知识分子。
这些人“正确”，因为他们拥有的虽然只是一个政治立场，可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一些特定的形容词画上了等号，他们是进步的、革新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拥有一圈道德的光环。
他们中许多人其实是机会主义者，为了那圈好看的道德光环而加入那个阵容，真正要满足的是个人的道德优越感，议题本身反倒其次。
这些人，在一个山地人因为杀人而要处死刑的时候，就来个集体声明：“刀下留人！！”原住民犯罪要考虑他的不公平的社会背景。奇怪，被那个山地人杀了的倒霉鬼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社会背景了。
把被害者和迫害者的道德位置颠倒过来，是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
譬如那杀夫的女人，刀子还淌着血呢，这些人就大喊：她，她是弱者！她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个被分成八大块的丈夫，还倒在血泊里呢，已经被宣布为无恶不作的坏人，谁教他打她呢。这样，凶手和被害又调了位子。
可是我张胜捷知道：阶级和秩序的形成都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不能轻易推翻。
再譬如反核吧，可是电，照样要用。可没见哪个反核的人回家把冷气机给拆下来的。
这话，在政治正确的气焰下，没人敢说，连张胜捷都不敢。他只能在私下放炮。
但是他能说的也已不少，譬如女权的问题，他有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世界。解放女性多半不生孩子，忙着去追求自己的天空。她们的下代就越来越少，这种自私自利的女性注定了要绝种。生物淘汰原则，清清楚楚。不，女性解放并不忧心，他对她们没有偏见。
道德选择，对张胜捷不是一个需要大量考虑的难题。康德在他的《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说得那么明白。譬如说谎，为什么说谎是不道德的？并非因为神在一块石板上刻了“汝不可说谎”，所以说谎不道德。现代人的思维是这样的：说谎之有用，倚靠别人的信任，他相信你的谎，你的谎才生效。谎，被一个“大家一般说实话”的保护网护着，所以可以得逞。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说谎，那个保护网消失了，谎言根本没有被相信的可能的话，谎言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是因为这个功利考虑，所以说谎是不道德的。
女人的解放也是如此，解放的意义在打破束缚，如果人人都打破束缚，也就没有解放可言。
女人只要用逻辑想一想，她就会冷静下来。
他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睡熟的胖女人整个人歪过来，像一座山似的倒向他；头重重地压着他的肩膀。
他突然渴望看见江力廉。
她应该在车站等他。
张胜捷将行李丢到床上，轻快地说，“走吧，先去吃饭。你可以回来再整理。”
他走到了门外，才发现江力廉没跟上来。
“喂！”他叫，“摸什么呀！”
江力廉默默地过来。张胜捷见她跟来了，也就径自往楼梯走去。
一出四季旅馆，一阵清新的河风吹来。
“吃什么？”他问。
“我们，”江力廉说，“到桥上走走好吗？”
他奇怪地看她一眼，“干嘛？”
江力廉已经往前去了，他只好跟着。
老桥上行人如织。许多人走过桥，到另一头，然后回过身来眺望海德堡的古城轮廓。山上的废堡在无数强光的照射烘托下，美丽璀璨得令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展现在眼前，一点也不假。它像灰姑娘金碧辉煌的马车，可是坚持着拒绝变成南瓜。
上坡使得张胜捷有点喘。还好江力廉立在桥心就停了下来。倚着石栏，背对着丈夫。
“你怎么了你？”
他与妻子肩并肩站着，只是各看着各的方向，妻子的视线还在山腰上的废堡。
“你怎么样嘛？几天不见就闹情绪。”
妻子把脸转过来。张胜捷不十分肯定，但他直觉妻子的激动，她的眼里好像蓄满泪水。
“胜捷……”她哽咽着，“我……”
“我受不了了……”她说不下去。
“唉，我的天！”他把她搂过来，让她的头靠在他肩上。
“你的情绪像天气，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快乐，天气不好你就心情坏。”他皱着眉头。
“今天是晴天，你怎么会这样呢？”
妻子挣脱他的怀抱，停止了抽泣，抬头看着他，不知心里在想什么，就那样看着他。
“你受不了什么呢你？”他诚心诚意地想知道。
妻子却崩溃似的掩面哭起来，简直就是放声大哭。
他觉得难为情极了，赶忙牵起她的手，往桥头方向，边走边说：
“我们去吃饭。”
连着三天的检查下来，江力廉看得出张胜捷越来越不安。他不再坚持自己没病。他知道自己是出了毛病，更懊恼自己完全不觉得问题在哪里。在他的身体里，竟然有一个理性无法掌握的东西，唉，别说掌握，连看都看不见，那个什么东西。
萨克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张胜捷做这做那的。昨晚三个人一起看录像带，放的是《飘》的片段。看了半天，当白瑞德一把扯过郝思嘉抱在怀里热吻的时候，萨克斯问张胜捷：
“你想他们在干什么？”
张胜捷眼睛盯着荧幕，困恼地说，“他在抓一个人，我想是个女的。”
“很好。”萨克斯说。
郝思嘉在房里哭。
“一个人在哭，”他不等萨克斯开口就说，“声音是女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她是谁？她跟男主角什么关系？”
张胜捷茫茫然，犹疑地，边想边说，“好像不止一个女的？弄不清她是哪一个。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很好。”萨克斯满意地关了机器，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我们来玩纸牌。”
他把一张画着黄色三角形的牌放在张胜捷面前。“这是什么？”
“一个黄色三角形。”
“这个呢？”
“圆圈，红的。”
“这张？”
“绿色梯形。”
“很好。”
萨克斯对江力廉点点头，江力廉会意地走到门边，站在衣架旁，衣架和她人一般高，上头岔开，挂下来几件外套，还有她的一件薄风衣。
她咳嗽几声，然后轻手轻脚回到沙发上。
萨克斯把纸牌收拢，指着衣架问，“那边站什么？”
张胜捷抬头直视衣架，很快地回道，“我太太呀！”
那是昨天晚上的事。江力廉渐渐觉得，萨克斯为他们花那么多时间，不只是因为他与张胜捷是旧识，不只是因为史密教授有面子。在做各种实验时，他不时露出惊讶、困惑、不解的表情，那种专注与投入，像面对一个难解的谜。
江力廉已经熟悉了这里的镜子。萨克斯说得没错，在这里等候的人绝不会无聊。镜子以不同的角度收摄别的镜子，又以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出现在另一面镜子里。江力廉试着用眼睛去追某一面镜子的映象——镜子里的镜子是幻象，那么镜子里的镜子里的镜子，是幻象中的幻象？对幻象中的幻象而言，幻象就是一个相对的实体吗？
“我们差不多有结果了，”萨克斯又走了进来，“我只要再确定一件事。”
他拉下百叶窗，房间顿时暗下来。
“眼睛闭起来，”他说，“您刚从旅馆走来这里，请告诉我在您的右手边有些什么房子。”
张胜捷坐着，双眼紧闭像接受催眠的样子，边想边说，“面包店、书店、眼镜行、毛衣店、希腊餐馆、广场……银行。”
“好，您的左边，左边有什么商店？”
被问的人蹙起眉头，极认真地思索。
江力廉和萨克斯不约而同对望一眼。
张胜捷摇摇头，“想不起来。”
很沮丧地又说，“真想不起来。”
“没关系，”萨克斯耐心地说，“现在，您离开研究所，顺着原来的路走回旅馆，告诉我您的右手边有些什么店。”
“咖啡店、意大利餐厅……花铺、手工艺店、玩具店……旧书店……”
“很好，那么，您的左边呢？”
张胜捷再度陷入沉思，低着头，一动不动。
许久。
“不知道。”
江力廉长长地舒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紧张。
萨克斯走到窗边，“咻”一声拉起百叶窗，江力廉震动了，她又看见那个白衣白帽的人，低着头在院落里扫地，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几只小鸟跳来跳去。
“要杯咖啡吗？”
萨克斯不等他们回答，径自拿起桌上的壶，倒了两杯，递给他们，然后在两人对面的旋转椅坐下。
“说吧！萨克斯。”张胜捷跷起腿，洒脱地挥了下手。
萨克斯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要从哪里开始，慢条斯理地先啜了口咖啡。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详细讨论了您的情形。”他放下咖啡，拿起摊开在桌上的卷宗。
“我们都同意，您的主侧大脑半球出了毛病，是一种失识症。”
他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纸让夫妇两个看。纸上画着看起来像一团软软的弯弯曲曲的肠子。上面写了许多数字。他用一支铅笔比划着：
“这是我们的大脑。一个叫Brodmann的人把它分成好几个区。这里，十八区和十九区发生问题的时候，视觉认知就有问题。”
他在上面画了两个×。
“可是您也说我的视力没有毛病。”
“我说的是视觉认知，不是视力。失识症的意思是，你可以看见物体，但不能认知物体，重点是认知，不是看见。”
“您记得吗？”他对张胜捷说：“我给了您这个闹钟，您是怎么形容它的？”
张胜捷一时说不上来，江力廉替他回答，“他说，圆盘形，塑料，有玻璃表面，五公分直径，约一公分半厚度。”
“对，可是您无法认知这个物体的功能，您看见这个东西，可是认不出它是个闹钟。”萨克斯讲话的速度整个放慢，“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停了一下，似乎在确定他们是否听懂，接着说：
“您的忽略左臂和左腿也跟大脑有关，这倒不是什么罕见的病，当非主侧顶叶——您看这里——”
他换了一支蓝色的笔，在大脑图上描：
“当非主侧顶叶出了毛病，就影响到身体左半部的感觉，”他抬头对江力廉说，“他穿衣服会忘记穿左边吧？”
“对！”江力廉惊愕地叫出声来，“常常！”
“失识症，英文叫agnosia，您除了视觉失识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prosopagnosia，颜面失识症，这个病例我还是第二次碰见。显然您的单侧和双侧枕叶出了毛病。”
“什么叫枕叶？”夫妻两人合声脱口而出。
“枕叶，”萨克斯在桌上找了支红笔，“这里，枕叶，是膝状体禽距回传导径路的终点，人的视觉和感知就靠它。枕叶发生病变，就影响病人看东西，东西会移位啦，或者变大变小等等。您对几何图形还可以正确认知，可是认不得人的脸孔——”
“可是我昨天还在比萨店那儿认出您呀！”张胜捷抗议。“您——”萨克斯把脸凑近他，瞪着他说，“您认出了我，还是我的胡子？想想看！”
张胜捷思索着，显然不能确定。
“我到现在不能理解的，”萨克斯站起来，两手抱在胸前，用研究的眼光盯着张胜捷看，“为什么您比较看得见男性；对女人，却几乎完全失去辨识能力。”
“我和助手翻了好几天的资料，”他又坐下，“关于颜面失识症的案例报告，譬如说，英国就不少，可是男女性别造成差异？”
他摇头，“完全找不到前例。”
他又停下来，眼睛看着桌上的卷宗，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想会不会和颞叶有关，根据Geschwind的说法，颞叶癫痫的病人会对道德和宗教问题反应特别强烈——”
本来显得有点抑郁的张胜捷几乎要跳起来，大声说，“您在开我玩笑，萨克斯！”
萨克斯仰头大笑，为自己的幽默得意，摸摸胡子说，“冒犯冒犯！您当然和颞叶癫痫无关，不过我想伊曼努尔·康德一定是个颞叶癫痫患者。”
江力廉也忍俊不住，张胜捷讪讪地自我解嘲说，“疯子和天才本来就差不多。”
萨克斯笑完了，又恢复了职业的严肃。他收好卷宗，转过来，温和地说，“还想问什么吗？”
“有，”张胜捷显得困惑，“您以前有过颜面——颜面失识症的病人？”
萨克斯点点头，“我在伦敦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个在恐龙博物馆工作的职员，他老把自己在镜子里的投影看作猴子。”
张胜捷一手插在裤袋里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萨克斯面前，立定了，说，“您还没告诉我，我要怎么办！”
做妻子的紧接着，“他怎么继续工作呢？情况会不会恶化呢？”
张胜捷说，“要开刀吗？有治吗？”
萨克斯一个劲儿摇头，慢慢地说，“这个病不影响生命，只是使日常生活不太方便。您有太太帮忙，应该过得去。”
“您有什么建议呢？”张胜捷坐下来。又站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张，这不是什么太严重的病，”萨克斯认真地说，“这次检查的好处是让您知道您对物体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是有所偏差的，如此而已。”
张胜捷站在那儿，手仍插在口袋里，两眼垂看着地下。
另外两个人也静静地不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张胜捷抬起头来，迷惘地说，“我总不能跳出我的脑子吧？”
黑头发的侍者一看到他们就大声用意大利语招呼。张胜捷眺望了一下，指指最里头一张小桌，说：
“坐后头吧！比较安静。”
“好。”
侍者过来，殷勤地点上蜡烛。粉红色的桌布，映着摇曳的烛光，散发出罗曼蒂克的情趣。客人们窃窃低语。
“点什么？”江力廉读着菜单，先是前菜，然后是比萨，然后是面条，宽的窄的圆的扁的面条。她放下菜单，说：
“还是你点吧！”
“你每次都这样，女人就是拿不定主意。”
张胜捷很快地给自己叫了四季比萨，“这在台湾没有。”给妻子叫了海鲜面，“这里的海鲜不会含重金属。”还有一个综合沙拉。
“不要橄榄！”对着侍者的背影，他还来得及加上一句。
柜台上摆着几个酒瓶，每一个都怪形怪状的。有一个瓶颈像蛇一样扭转着盘旋而上。干净的酒杯倒挂着，一个一个就在侍者的头上。酒吧台后面的那个侍者正在洗杯子，水放得哗啦哗啦响。
“意大利餐厅没有音乐。”
“对，我也注意到了。”
“无所谓。”
“无所谓。”
饮料和沙拉先上来。
“没有橄榄。”
“你跟他说了嘛。”
“要不要胡椒？”
“不要。”
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眼少年，满怀酒红色的玫瑰花，在桌与桌间穿梭。他不打扰人，只是安静地自每个桌边走过。看见行止亲密的，他就逗留久一点，低声说些什么。
“比萨好吃吗？”
“不错，你的面呢？”
“很好，哪个是盐？”
“当然是写S的这一个。你什么都嫌淡。”
“很好吃，就是有点淡。”
隔壁一桌结了账，纷纷起身。一支叉子很响地掉在地上，侍者捡起来，笑着说，“没关系。”
“这家服务不错。”
“我也觉得。”
“可以再来。”
“嗯。”
“面好吃吗？”
“不错，就是淡点，要加盐。”
“是你口味太重。”
“比萨好吃吗？”
“不错，沙拉也还可以。”
突然有音乐轻轻地流出来，一个娇嫩的女声唱着一首六〇年代流行的英文歌。“我相信天使……我相信所有的梦……”烛光和甜美的音乐使整个餐厅感觉温馨和平，像圣诞树下的摇篮。“我看见彩虹……相信它七种美丽的颜色……没有雨的时候……知道它也在……从不消失……我相信……我相信……”
“力廉……”
“什么？”
“力廉……”
“嗯？”
“我的病……”
江力廉抬眼看丈夫，他正凝视着她，疲倦的眼睛下面有两个浮肿的眼袋，微微发黑。
怎么从前没注意到。
“没关系的，”她把手盖在他的一只手上，“我帮你穿袜子。”
抱着花的大眼少年刚好到了他们的桌旁，弯身，甜甜地说：
“在海德堡，给情人买朵玫瑰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