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吗？
怎么我觉得天都要垮下来了，
他却连问题的影子都看不见呢？
难道在俄罗斯，同居、外遇、
未婚生子、私生子、通奸、
嫉妒与背弃，都不是问题吗？
大门徐徐打开。
两个人走出来，男人扶着女人，脚步迟疑不稳。
阳光剧烈，使他们骤然闭上眼睛。再张开，才看清眼前一片荒芜，崎岖不平的土路上爬满蓊蓊郁郁的荆棘。
两个人都光着脚。
背后的大门无声地阖上。诡异的静寂。两人眺望着土路，露出茫然的表情。
男人和女人，终于拉开脚步。
荆棘在阳光下绿得发亮。
依凡一手撑着玻璃门，一手扶着她，慢慢地，慢慢地跨出三十五号。
阳光的强烈使她闭上眼睛，觉得晕眩，她轻飘飘地站着，身体晃了一下。
依凡环着她的腰，怕她跌倒。
三十五号大楼玻璃门前，站着一对年轻男女。男的是白种人，穿着白恤衫、牛仔裤；女的是东方人，穿着一件宽大蓬松的长裙。夏天，她肩上却披着件毛毯般大的围巾，使她乍看像个墨西哥农妇。
她的脸色苍白。眼睛睁开时，过路的人惊奇地看她一眼，觉得她眼睛空洞迷离，以为又是一个吃安非他命的失去灵魂的人。
住在大楼附近的人却没什么好奇心，他们知道，每天，从上午到下午，三十五号前都不断地有女人站在那儿，苍白而眼神空洞的女人，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推开门来，先把眼睛闭上，花半分钟的时间用脚底去感觉地面在哪里，确定了之后再摇摇晃晃地重新走向世界。
她的眼睛适应了阳光，但身体仍旧像属于别人的，自己无法掌握，她紧紧抓住依凡的手。
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人潮。
她已经脱光了衣服，护士却还没来。于是她坐下来，在一张圆凳上。
这是夹在候诊室和手术室之间的更衣室，很小，让她想起百货公司里头卖胸罩的试穿间。胸罩！好久没穿了。这么瘦小的乳房，没什么好托的。胸罩的作用只不过是一层障碍，把乳头较深的颜色和形状遮掉。
为什么要遮掉呢？
在一个特别热的周末，她取下胸罩，放进抽屉底层，轻轻松松地上了街。
她知道好像很久以前西方的女性就在公开焚烧胸罩。她也记得看过列侬和小野洋子相拥在床上的裸照。这些都和她无关。她不关心女性问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自己活得好好的，对严肃的理想不曾兴起过任何太大的激情。她不会去焚烧胸罩，不会去焚烧任何东西，不管是毛语录还是国民党党证。别人在火光中喊叫、流泪、拥抱、举拳发誓，她只觉得事不关己。
解下胸罩，只是单纯地想轻松而已。在台北，她或许还不太敢，但是在海德堡，谁管谁呢？作为一个外国人，一向附着在皮肤上的监督自己的价值细胞就不见了，这，是她曾经理解的解放。
从右边那个门进来，现在她要从左边那个门出去；护士在召唤她。
她已经披上一件宽大的棉质手术衣，其实只是前后两片布，即使如此，她却因此觉得和医生握手还不十分难堪。医生是个高大的中年男人，留着小胡子，用温和且职业性的语调和她说话。
“身体移下来一点，”他说，“再下来，一直到这里。”
她已经半躺着，或者说，坐着，因为床背往上折起一个角度，托着她的背脊。
“把脚放进这个钢环。”护士说着，一边抓着她的脚帮助她。
现在，她的赤裸的两条腿向两边作最大幅度地撑开，护士把脚固定住。从上面看下去，她的姿态完全和解剖台上被针钉住的青蛙相似，包括它们大腿打开的弧度，甚至颜色——大腿内侧肤色较外侧要细白。
在她头上，悬着一盏灯。
把生殖器完全打开，让强光照着；她开始听见自己猛烈的心跳。
还有金属撞击的声音。护士在准备工具。
她侧一下头，发现手术室右边竟是玻璃，玻璃那边显然是休息室。她看见躺椅上有个女人，用毛毯裹着，神色灰黯败坏，紧闭双眼，像尸体一样。她心一紧，是那个长着雀斑的女人。天哪，她怎么了？
“李小姐。”
医生手里已经拿着针筒，一切蓄势待发。
“李小姐，”他说，拿着针筒的手悬在空中，“我现在要给您打麻醉针了，是局部麻醉，我会打在这里——”
她感觉他的手指按压自己身体的里面（“你还可以改变主意。”），钝钝的。
“在那个部位打针，一点都不会痛——”
（“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医生弯下身，她只能看见他的头发了，“一点都不会痛，好像蚊子叮——”
（“你还可以——”）
她立刻感觉到针头的扎进，她“嗯”地出声，感觉到针头的长度，一节一节深深刺进她身体里面的里面。
（没有里面，都被翻出来了。你看过浮鳔被刨出来，然后体腔里面整个被翻成外面的白溜溜的墨鱼吗？）
“等五分钟。”
医生和护士都出去了。她小心地将握紧的拳放松。
天花板上贴着一幅画。秋天，原野上几棵苹果树。苹果熟得掉在草堆里，鸟在啄苹果。
……眼睛张着太累。
“我现在要把你的阴道撑开，”医生一边戴塑胶手套，一边说，“然后用吸的，像吸尘器一样。”
护士站到她身边来，压着她的手，“不要紧张。”
她深呼吸。深——呼——吸——
冰凉的金属，像钳子的两臂，挺进她柔软的阴道。不痛，但是她清楚地感觉金属的坚质，撑开下体肥厚的肌肉。她紧紧握拳，深吸进去的一口气憋在胸腔，不放出来。各种形状的金属利器，在灯下闪着光，要一一插入我最受保护、最隐秘、最最脆弱的私处。
吸尘器“嘶嘶”的声音响起来，她同时感觉金属在子宫里的重重的撞击，在很深的地方。
医生的陌生脸孔，对着我敞开、撑大、被强光照亮纤毫毕露的生殖器。
吸尘器的声音，同时也像牙医用电钻凿牙的声音。
她的五官紧绷着，牙齿咬得死死的，脖子僵硬。
护士还按着她的手臂。
吸尘器的嘶嘶噪音也不停。金属，医生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指，不断地往阴道里掏动、撞击，总也不停。
不停。
吸尘器的“嘶嘶”声，像一条响尾蛇。
候诊室里已经坐着两个女人，分开坐着，显然不是一起的。
比较胖的一个梳着马尾，长了一脸雀斑，显得稚气。她坐在衣架旁边，两手交握着放在肚子上，两脚平伸出去。她的眼睛注视着自己脚尖，表情木然。
比较瘦的一个面向着窗户往外看，滚滚红尘在十楼之下。她的紧身长裤把腿衬得特别长，是个身段很好的女人。
她们竟然一个人来？
李英觉得惊骇，不自觉握紧了依凡的手，依凡的手也用了一下力，表示回应。
墙上挂着一系列的铅笔画，全是粗粗细细的线条构成的抽象图案。盯久了，李英遽然一惊，不，这些图案一点也不抽象。有些像横切面的梨，有些像剖开的桃核，有些像剥开的释迦底下的莲座，啊——李英在心里惊呼——
这是一系列的女性生殖器解剖图，横切、直剖、上半部、下半部、斜面、背面、反过来……
“还要等半个小时，”依凡在她耳边说，“干脆下去透透气？”
她马上站起来。拉开门时猛烈的劲道让依凡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在三十五号外面的人行道上走着，手挽着手，像一对在散步的情人。他们当然也是。
水果摊上的小贩吆喝着，宣告他有最新鲜、没沾农药的樱桃。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眼少年抱着满怀玫瑰花，看见他们，马上抽出一枝走过来。
“买一枝送给你美丽的女朋友。”
他们摇摇头，闪开。
喷水池哗啦啦响着水花喷溅的声音。几只肥胸的鸽子在地上啄食。三三两两的孩子穿梭在水柱间，尖声嬉闹。
一个肥嘟嘟的孩子开始追逐鸽子。除了白色的纸尿裤，他全身光溜溜，手上腿上是一节节像发粿的肉。刚刚学会走路，鸭子般摇摇摆摆地。也因为头大，鸽子没追到，小小的人往后翻倒，又笑嘻嘻地爬起来。
当胖小子欢呼着向上高举两臂时，李英注意到，他手臂的长度还不超过他的耳朵。那真是又肥又短的小手臂。
往回走到三十五号大楼背风的地方，一个死角，李英靠着墙，在阴影里。
依凡柔和地看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低声说：
“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李英侧头，脸贴着冰凉的墙壁，闭上眼睛；她觉得疲倦，好像长途跋涉走到了路的尽头。
“我们的选择，”她说，“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多。”
依凡一时没懂她说的“我们”指的是谁。
推开门，才知道这是个大雾深锁的早晨。
她在人行道上站着，深深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苹果枝越过人家的篱笆低垂下来。枝梢悬着晶圆的露水，给晨光映得发亮。世界好像刚刚开始，蓄满了可能。
不可能也是一种可能。
今天比较早。再过二十分钟，平常她赶火车上课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大门会此起彼落地打开。男人们，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公事包，穿过各自的花园，走向各自的车库，钻进各自的汽车，“轰”一声汽车发动，驶向各自的办公大楼。他们的女人，穿着式样不同的睡袍，倚在各自的大门边，对着汽车放出的青烟，招手。微笑。
哪里藏着一只鸟，啁啾啁啾叫着，孤孤单单一个声音，好像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从雾树里幽幽传来。
她留恋地倾听了一会儿，然后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火车站人很少，还不到拥挤的时刻。
一个女人坐在长凳上，低头织毛线。粗粗的辫子从肩上垂下来，显得特别妩媚，但看不清她的脸孔。
这样一个女人，李英斜看着女人身上素朴的花格子粗棉裙，散漫无边地想着，这样一个女人，一定有个光洁明亮的厨房，厨房墙上挂着干燥花，花是春天采下来的野菊。她的橱架上有自己熬的果酱，果酱原来是院子里的苹果和樱挑。这样一个女人，她的窗子上一定爬着绿色的茂盛的藤叶，烤箱里一定有蛋糕，快烤熟的时候发出令人觉得幸福的香味……
李英自顾自笑起来，她想到余佩宣。
余佩宣，余老师会说，哈，这样一个女人，是男人的宠物。有一天，当她不想每天趴在地上擦厨房地板的时候，她就会失去他的宠爱。
余老师会说，男女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女人只要承认、接受男性价值的法统，她就会被爱。这种爱，是条件的交换，是兔子的红萝卜。
不要崇拜革命家，余老师说，最激进的革命家往往同时是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人。革命家为人类幸福献身，但是女人不属人类。他要求女人为他献身。
李英觉得余佩宣太偏激了，但她不曾与她争辩过，一方面自己能说出的道理没有多少，一方面，她毕竟是余老师。
火车开动了，李英从车门望出去，织毛衣的女人却不动，坐在长凳上，仍旧低着头，李英这才注意到她织的是件快要成形的婴儿外套。
她始终不曾看见那个女人的脸，心里不明所以惆怅着。
依凡在月台上，她一眼就看见，火车尚未停下来。
他背靠着可口可乐贩卖机，两手环抱胸前，无所谓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眼里有一种漠然，好像他和周遭的人没有一丝关联。
李英觉得安慰，至少他今天没有迟到。想完，又觉得自己很窝囊，有点懊恼。
因此当依凡接过她的提包想低头亲她时，她别过头。
“不重嘛！”依凡故作轻松地，“东西都带齐了吗？”
她不说话，径自往前走去。提袋里有一包卫生棉、几件纸内裤、一条大围巾、一卷卫生纸。
他们找到了三十五号之后，因为时间还早，就在大楼正对面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
隔着干净透明的玻璃窗，窗外的街景像无声电影的流动。一个胖女人气喘喘地拼命扯着一条勇往直前的巨大的狮子狗。一个少年两手抱在胸前表演特技似的骑着单车。三两个满脸胡髭的流浪汉歪歪斜斜地倚着邮局的墙角。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过去，婴儿车上撑着一把蓝色镶蕾丝的小洋伞。
然后她看见有人从三十五号出来。男人一手撑开玻璃门，一手扶着一个女人。两个人慢慢走出来，站在三十五号门口。
女人脸色苍白，闭着眼睛，似乎站不稳，男人一手环着她的腰。当她眼睛张开时，李英看见她眼神空洞迷离，像一个吃了安非他命失去了灵魂的人。
黑色的浪头翻起又摔下，发出轰隆巨响。
浪花不该是白色的吗？
来不及想，她已经卷在浪里，黑色的海水像章鱼的吸盘，用强韧无比的力量将她旋进更深更黑的漩涡。
她死命地挣扎，作出游泳的姿势往前划动，可是她一直在下降，下降，漩涡以窒息的压力卷住她……
恐惧，像紧勒着喉咙的黑色的水草，她全身痉挛地往不可测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沉……
她的嘶喊卡在喉头。
李英看着余佩宣给她的纸条，公园街三号，家庭中心。没错。
九点整。
一进去，发觉一屋子都是人，女人。她们的约，显然比她的更早。今天有得等了。
角落里头还有一张椅子，在衣架边。她坐下来，衣架挂着七七八八的衣服就落在她头上。她偏着头坐着。
空气很闷，没有人交谈，也避免眼光的接触。墙上贴满了墙报。
强暴专线电话：06221-542461。
怎么样和你的女儿谈性？
怀孕了吗？未婚吗？
艾滋专线……
……
门边坐着个年轻的女孩，恐怕十五岁都不到，无聊地啃着指甲。身边的中年妇人翻着膝上的妇女杂志。她的皮肤相当粗糙，鼻子两边刻着深深的法令纹，是一张看起来就令人不愉快同时告诉别人她多么不愉快的一张脸。
这样的脸（通常覆在焦黄分叉的头发下），到处可见：巴士站、超级市场、美容院（美容院！）……
坐在李英正对面的女人，只是一堆不时会动的黑布。是伊朗还是土耳其来的伊斯兰教徒吧？黑色的包头巾、遮脸巾、衣、裙，把她整个人严密地封起来。她又深深低着头，从李英的角度看过去，她就像一堆蒙了黑布的家具。
所以当这个女人突然抬起头来，露出两只深藏的眼睛，李英像被电光闪到似的吓了一跳。那是一对黑不见底的山洞里豹子的眼睛，又圆又亮，带着丛林的天真无邪。太被这一对眼睛震慑了，李英过了好一会才注意到眼睛四围的瘀青。由于黑色脸布遮得密，她只能觉得，但不敢确定，女人的脸孔向一边肿过去，是一张变了形的脸孔。
小腿极粗的女人在大声擤鼻涕。
剪了个小平头、看起来像女同性恋的，跷起一只腿，对着天花板喷烟。李英厌恶地别过脸去，她讨厌烟的味道。
和一般的候诊室不一样，这儿的人，每一个人，都像躲在暗暗角落里的受了伤的野兽，带着戒备的、不安的眼光，看着外面光明的世界。
“我来这里，”李英对自己说，镇静！镇静！“是想请您给我一些荷兰的医生电话和住址。”
“为什么去荷兰？”这位名叫苏姗的社工人员搁下手中的笔，“这里不行？”
余佩宣说，德国很保守，许多妇女都到荷兰去。你尤其不要在海德堡处理问题，这里是天主教徒的邦，巴不得女人除了子宫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到法兰克福去，赫塞州比较开放。
“我听说，”李英想着余佩宣的话，“听说，德国很困难，要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决定，我觉得没有必要经过张三李四的证明、同意——”
“我了解。”苏姗点点头，站了起来，从靠墙的玻璃柜里取出一张什么说明书，放在李英面前。
“可是在赫塞州，您其实也只需要两个手续。头一个，您跟我说明为什么要人工流产——”
堕胎！李英心里打断她，不是人工流产，就叫堕胎！
“我的责任呢，”苏姗继续说着，一个手指跟着说明书上的条文，“我的责任是告诉您法律上您享有什么权利，譬如说，如果您决定要生，国家每个月给您多少育儿费；如果不生，您的保险付不付您的手术费等等。”
李英惊诧极了：
“跟您说就可以？您可以开证明？”
“当然！”苏姗友善地对她笑，有点安慰的意思，“第二个证明得由一个妇科医师开，她就在我隔壁办公室。她给您内检一下，证明您的身体状况可以动手术。有了这两个证明，您马上可以去流产。费用嘛，总共是三百马克左右，全部包括在内。”
事情出乎意料地简单，让李英愣在那儿，一时不能继续。
“如果您急，”苏姗读着手上的资料，“您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妇科医师今天也在，那您明天就可以去动手术了。”
李英木然点头，心里却一团乱。明天？手术？
苏姗手里有一叠像病历表的纸张，提起笔，发出公式似的问题：
“您为什么决定终止怀孕？”
李英一下就傻了。
她以为得折腾地买机票、办签证、订旅馆、长途跋涉，那么在她奔跑的时候，她就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好好回想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选择，甚至还可以改变，可是就在这里，完全没有准备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一刀……
她垂下眼睛，看见玻璃桌上自己的倒影。格子窗帘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在玻璃里和阳光深浅交错，像波浪一样诡谲地搅乱了她的影子。
看见红萝卜，菲力普眼睛一亮，可是马上又嘟起嘴：
“我们的兔子不吃红萝卜。”
李英说：
“我不相信有不吃红萝卜的兔子，菲力普。”
他们牵着手往花园走。房东太太在一株苹果树下围了一圈铁丝网，黑色的兔子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两只长长的耳朵垂下来。
“真的，”菲力普还没铁丝网来得高，“我们喂它红萝卜，它从来就不吃，连闻都不闻呢！”
李英不相信。
她蹲下来，把一根比拇指粗一点点的红萝卜，还带着绿色的叶子，从网洞里塞过去。
兔子扭了扭耳朵，站起来，一蹦一蹦地过来。
菲力普睁大了眼睛，两手抓着铁丝网。
“它来了。”他悄声说，怕惊走兔子。
兔子凑近红萝卜，皱皱鼻子，嗅了一下，露出批判的眼色，不屑地走开，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斜着身躺下。
“我不相信，”李英说，“天底下没有不吃红萝卜的兔子。不吃红萝卜的就不是兔子。”
“算了，”菲力普拉起她的手，“帮我削皮，给我吃。”
“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余佩宣背着光，李英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很容易想象她挑起眉毛那轻蔑的样子。她不想来，但她走投无路。
李英对着一整面的落地长窗，太阳白花花地洒进来，像探照灯一样刺眼。窗外是一排密密的树丛，长满了荆棘。有一点点空地。上一回李英来到这间研究室，余老师正往空地上抛玉米，山雀穿过荆棘在地上啄食。
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李英不十分确定余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她刚刚讲完依凡的部分，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有受骗的感觉”。
“我有受骗的感觉”，怎么会招来“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她不说话。她不想听什么教训，已经够倒霉了，她只想知道她该怎么办。
“你说你知道他已婚。他也并没有拿着枪要你和他上床对不对？是你自己愿意的对不对？这怎么叫受骗呢？是你自己骗自己吧？！”
李英再也忍不住，委屈的眼泪冲了上来，她用手掌捧着脸庞。
余佩宣好像没看见一样，索性环起两臂，把腿长长地搁到她办公桌上，继续说：
“你说结婚，才奇怪呢！怀孕跟结婚有什么必然关系？你跟一个男人同居也可以养小孩，没有男人独身也可以养小孩。结婚跟养不养小孩没有关系，就好像——”
她停下来思索，短暂的悬疑，使李英止住了抽泣。
“好像，好像，爱吃西瓜不一定得一辈子当瓜农吧？！”
这是什么逻辑，余老师，可是开车总不能没有驾照吧？人们在耳语，余佩宣愈来愈奇怪……李英开始后悔来找了她。
这么重要的人生问题。她的前卫观点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她没怀过孕，也许有过，但至少她没生过孩子，好像也没真结过婚，她唯一面对世界的办法是站到世界边缘去，以便对世界中心嗤之以鼻，用排斥世界来肯定自己的边缘。
我不是一个边缘人，我没有那个勇气。余老师，我还要回到台湾去的。你还记得台湾是什么样子吗？
午后的阳光节节逼进，照亮了整个房间，连书架上的书似乎都在吐着蒸腾的热气。李英既已否定了余佩宣的绝对权威，她的注意力开始游离。窗外传进来当当的教堂钟声。书架上突出一本《清末上海妓女史》。余佩宣的凉鞋又脏又旧。脚踏车“铃铃”响着……
“怎么样？”
“嗯？”
“你决定了吗？”
“没有。”
好像不经意地听见两个不相干的人偶然的小小的对话。
“身体是你的，不要让张三李四替你做决定。”
“嗯。”
“跟男人其实没有关系。”
……
那么跟谁有关系呢，老师？不是他的精子吗？为什么跟他无关呢？人都是孤岛，你说，带着黑色的微笑，可是，为什么女人必须比男人更是孤岛呢？我的腹中有另一个人，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不应该惊动玉皇大帝、不应该震撼国家元首、不应该感动所有的人类学者吗？可是你说我要对自己负责，意思就是，没有人要对我负责。我得独自面对肚子里那一个人；世界如此辽阔，我必须独自为这个人、这个除了我谁都看不见的人，负责，还有我自己。
我怎么承担得起怎么承担得起？
为什么我得比别人孤独，只因为我有一个子宫？我并不曾去申请一个子宫，我并不曾将它植进我的身体里。这不是我的选择呀！老师。
面包店的小姐抬头看是她，笑了一下。
“一杯咖啡，一个可颂。”
“四块二。今天一个人？”
她点点头。
她从俾斯麦广场穿过来，进入老街。这里不许通车，行人从容地漫步。夏天，涌进来大量的游客，老街盛满了人。李英在小喷泉的边缘坐下，倚着那个看书的人。
看书的人比她还高大些，也坐在喷泉边边，低头看着摊开在膝上的书，一动也不动。李英无袖的臂膀倚着他冰凉的铜臂。
鸽子在看书的人头上撒下一泡白色的屎。然后拍拍翅膀，飞走。
哪里传来歌唱的声音。女高音，那样流利优美的人类的嗓音，像彩虹蓦然在喷水中浮现。
李英追寻歌声来处。
斜对面的水果店前，两个女人一站一坐，正纵声高唱，现在，她听见了女中音的混唱，低回地衬着高音的明亮，好像墨绿的叶子托着白莲。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边弹着吉他伴奏。
李英被深深地打动。人间只要还有这么美丽动人的声音，就值得爱。就为这纯洁的、洗净一切污秽的歌声啊，我就可以再站起来。
她低下头，眼泪满了出来，滴在布裙上。她就这么低着头，傍着那看书的人，敞开整个心灵听歌声的流荡、洗濯。
余老师在研究室里等着。
她的嘶喊卡在喉头。
恐惧，像紧勒着喉咙的墨色的水草，她全身痉挛地往不可测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沉……
她死命地挣扎，作出游泳的姿势往前划动，可是她一直在下降，下降，漩涡以窒息的压力卷住她……
来不及想，她已经卷在浪里，黑色的海水像章鱼的吸盘，用强韧无比的力量将她旋进更深更黑的漩涡。
浪花不该是白色的吗？
黑色的浪头翻起又摔下，发出轰隆巨响。
放下电话，她怔怔地坐在床沿。脑子里一团糊涂，不知该从哪里想起。
“跟我去莫斯科吧！”他说。
跟你去莫斯科？什么意思？那你的太太呢？你的三岁的小孩呢？他们怎么办？
不怎么办。他说。
他们住他们的，我们住我们的。
你是说，我去跟你同居？
对呀！你还可以教我汉语呢！
李英突然停下来，觉得心里一片空白；怎么我好像在跟外星人谈话？难道在苏联，我是说俄罗斯，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吗？怎么我觉得天都要垮下来了，他却连问题的影子都看不见呢？难道在俄罗斯，同居、外遇、未婚生子、私生子、通奸、嫉妒与背弃，都不是问题吗？
跟我去莫斯科吧！他说。
怎么活呢？那个城市，不是连香肠和面包都买不到吗？那个城市，你自己说的，在冬天，路上只有肮脏泥泞的雪和脸色青黄的穷人。那个城市，也是你自己说的，依凡，人们只拥有两种技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文学，可是革命和文学都做不成面包，所以人们为了换取面包，只好出卖，出卖他们唯一的技能，出卖他们的邻居，也出卖他们自己。如果情况需要，他们也会出卖灵魂，可是灵魂，他们缺货。
这样一个城市，依凡，你要我去和你同居，然后生下一个孩子（这将是一个冬天的孩子）？你是说，我可以在上午教你汉语，下午，将婴儿绑在背上，踩着脏雪，去站在队伍里为孩子买牛奶和面包，然后，晚上和你做爱？
依凡，我向来对革命没有热诚，对文学没有天分。我几乎没有理由投奔那个城市，除非为了爱情。
问题是，现在，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也搞不清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很清楚的）。我现在只能用我的子宫思考。
用子宫思考。
菲力普在人行道骑三轮车，看见李英，跳下车，蹦蹦连跑带跳赶过来。拉着李英的手。
“英英，”他说，“走，妈妈买了一只兔子，带你去看，黑色的，长耳朵。”
兔笼搁在厨房桌上，菲力普太矮，他拖了张椅子过来，爬上去。
“它喜欢吃蒲公英的叶子，你知道吗，英英？”
李英说不知道，她以为兔子喜欢吃红萝卜。
“我好想抱它睡觉，”菲力普说，“可是妈妈说它身上会有跳蚤咬我。”
李英摸摸小男孩的头发，说：“猜我要给你什么？”
小男孩兴奋地将两手伸出来，手掌并拢向上，闭起眼睛，“我不看。”
“准备好喽？”李英把东西放在他手心上，“一、二、三，张开！”
是巧克力做的一只兔子。
菲力普连谢都忘了，跳下椅子，往花园奔去，“妈妈——妈——看英英给我什么——”
房东太太走进来，两手都是泥土，笑嘻嘻地说：
“你把他宠坏了。依凡来电话，说要你一到家就打回去。他打了好几次呢！”
李英往她房间走，菲力普黏着要跟上去，被母亲叫走。电话铃滴溜溜响起来。
“一定是你的。”房东太太丢下一句话，往车库走去。
吵得很。
几十台电动游戏发出各式各样的模拟声响：警笛声、冲锋枪声、子弹声、救火车声、救护车声、爆炸声……
然后还有店老板放的重金属音乐，一击一击地撞着耳鼓。
李英忍耐着，站在一台涂满火焰的吃角子老虎旁。
依凡坐在那儿，左手握着钱币，右手操作老虎的长柄，不时拉上拉下，两眼牢牢盯着机器，机器对着他的眼睛闪着时红时绿的光。
这已是第三次依凡说“等一下”了。
“依凡，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依凡扯着喉咙，他必须大声才能压过金属的巨大噪音。
哗啦啦啦钱币撒下来。依凡用拳头捶了老虎一下，乐不可支地笑着。
“什么？”他又大声回了她一句，可是眼睛注视正前方。
“走——”她弯腰对着他的耳朵，“我有事要跟你说。”
当依凡第四次说“等一——”，她直起身，隔着吃角子老虎，用喊的：
“我——怀——孕——了。”
声音传到依凡耳中，却极微弱；隔壁那台机器正发出拉警报的尖锐笛声。
她叉开两腿，跨在马桶的两边，然后把纸杯对着阴道。
即使小心，还是免不了让尿溅到手指。将温热的纸杯搁在水箱上，她先转身洗手。
一切准备就绪，她盖下马桶，坐下来。
只要五分钟，纸片上的颜色就会告诉你结果。那个圈圈若呈粉红色，你就怀孕了。
测孕器搁在洗手台上，刚好在她眼睛的高度。早上第一泡尿，够纯够浓的，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她看见那个逐渐变潮的圈圈已经转成桃红，鲜明的桃红。
她把尿冲下马桶。
他离开了她的身体，转过来拥着她。两个人弯向一个方向侧躺着，像一串虾。
对着窗。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摆动。
现在她知道窗外的风景是什么了。
一条小路，两边植着樱树（可惜没赶上它开花的季节，人们说花的颜色是桃红色的）。路的尽头是坟场。不远，三百公尺吧。
那天早上听见的一只孤寂的鸟，想必是在坟场里头唱歌。
“依凡。”
“嗯。”
“你上课怎么老迟到？”
“嗯——”他慵懒地说，“因为我老找不到后门进去。”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他的手指划过她的脸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只会走后门。”
“依凡。”
“嗯。”
“你为什么这么酸呢？”
他突然坐了起来，她于是也转过身来平躺着，往上看着他。
他正端详着她，手里玩弄着她一撮头发，轻轻说：
“怎么中国人的头发这么黑，这么亮，洒在雪白的枕头上——”
“依凡，你为什么这么酸？”她把两臂往上，枕在脑后。
“哈，”他又发出那种不知对着谁的嘲笑声，“我不但酸，而且穷。我们除了酸和穷，一无所有。”
“我不相信。”
“你又用那个词了。”
“我不相信你们一无所有，依凡，”她极诚恳的，试图使他也诚恳起来，“你们有托尔斯泰，有屠格涅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们不是一无所有的。”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帮我买到柳橙汁吗？”
她不说话。
他把下巴靠着膝盖，抱着腿。
“我没告诉你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吧？！他是政治学教授，东西策略研究所所长。他到东京去开东西策略研讨会，到哪里都大牌得很。
“可是有一天在会场，他几乎渴死。因为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供茶水，大家只能从一个机器里头买可口可乐。他渴了一整个下午。因为他没有钱币可以买饮料。
“没有钱，不是忘了带。”
她坐起来，想抚摸他的头，手动了一下又收回来。
“你知道我有一条很长的皮带？”
她点头。是的，挂在橱子里，很长，可以让一个两百公斤重的大胖子系上。
“那是我爸爸的，他比我还瘦。他被请到美国去开会，就穿这条皮带，在肚子上围上两圈。
“为什么？因为平常根本买不到皮带。一旦在店里看到一条皮带，当然抢着买下来；不管它多短多长，皮带总是皮带。
“你懂吗？”
她点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和政治？”
她伸手抚着他的脸颊，用请求的眼光，说：
“不要说了。”
他把她的手拿开。
“因为我是政治关系研究所毕业的，专门研究过远东问题。那个研究所，只有高干子弟进得去，我也算高干子弟当然。我和赫鲁晓夫的孙子同班呢。”
“不要说了，依凡。”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来德国进修吗？因为我有老爸的关系，走了后门。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走，我不走别人会走。我靠着老爸的关系招摇撞骗，不靠老爸关系的时候，就靠男女关系——”
李英倏地一下跳起来，下了床，开始急速地穿衣服。背对着伊凡，不让他看见自己的脸。
她走到门口，站着。
扶着门，慢慢回过身来。
依凡定定地看着她，眼里有说不出的忧伤，就像那晚在酒馆里见到的。
大大小小的盒子堆在小桌上，一共有八个。每一个都用色彩鲜丽的包装纸包着，然后用彩带扎起，打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李英坐在床沿，看着依凡将盒子一个一个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四十一号衬衫、领带、真皮制的男用钱包、鳄鱼皮带……三十九号阿迪达白色运动鞋。
她以爱怜的眼光看着依凡脱下原来穿着的恤衫，拔掉新衬衫上的细针，穿上。
她等着依凡弯身吻她。
他弯身吻她了，一面说：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谁是“你们”？什么“这样”？
“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就喜欢这个，”他在扣衬衫上的扣子，“过生日一定要送礼物。”
李英觉得受伤。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依凡拿出运动鞋细看，很满意的样子，“只是不同。”
“真有那么不同吗？”她说。
他们刚吃过晚饭，各人一盆什么都放进去的沙拉。她清洗了碗盘，挨坐到他身边去。
电视开着，音量放得极低，他按着手中的遥控器不断地在换节目。电视不断闪着光。
“你们有共青团，”她看着他侧面，用手指摸着他的轮廓，“我们也有‘反共青年救国团’，简称起来也叫‘共青团’。”
“差得远呢，小东西，”依凡笑着，“你不会说这个——”
他站起来，板着脸，用最单调干扁的声音说：
“在马列思想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及农民共同结合为整体社会利益奋斗消灭资本家及地主剥削社会主义制度以共同社会利益缔造最高形式及实质之民主运行机能——”
一口气说到这里，然后，像教徒说“阿门”一样，他虔敬地说：
“狗屎！”
李英开心地大笑，放肆地用光脚踢了下依凡，说：
“这个我也会，你听：生命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命生活的意义在发展宇宙继起的生命全国军民同胞们——”
嬉笑之后，他们漫不经心地瞄着电视。看起来像良家妇女的女人突然闻乐起舞，做出妖娆的动作，卸掉外套。原来是脱衣舞。制作人找来普通妇女——洗头发的、卖菜的、护士、店员、小秘书，模样愈平庸愈好，愈平庸就愈能让观众认同。
这些女人卖力地扭着屁股，身上只剩下黑色蕾丝三角裤了。
主持人，一个头发颜色像洗碗水的男人，跳上舞台，在一个稍胖的女人屁股上响亮地拍了一下。
“你爱她吗？依凡。”声音幽幽的。
“什么叫爱呢？”依凡眼光现在不离开电视了，“你说什么叫爱呢？”
李英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可是你们结婚四年了。”
“结婚？”依凡斜睨着她，“如果不结婚，我们就不能申请住房，就得和父母住在一起，做他们的乖儿子。当然要结婚。”
“就为这个结婚？”李英睁大眼。
“还为什么？”依凡用手指勾了勾她脸颊，这是他习惯的亲昵动作。
“那——”她想起照片上那个坐在马桶上的金发小孩，“孩子呢，你爱孩子吗？”
从主持人身后闪出一个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人，随着音乐扭着扭着出来，踩着极高极细的金色高跟鞋。
她的两手反绑在身后，她的嘴里塞着一块布。
她扭着扭着，跳着跳着，眼里一派风骚。
“我平常住父母家，每个周末都会回去看孩子。这算不算爱呢？”
“为什么又住父母家呢？”
“比较自由。”
“那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小孩呢？”李英转过来面对着依凡，一脸困惑：
“你不相信爱情、亲情吗，伊凡？”
依凡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倒在他怀里，宠爱而纵容地用鼻子摩擦她的鼻子，轻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小东西？”
李英摇摇头，鼻尖擦过他的鼻尖。
“因为你常用‘相信’这个词。在整个莫斯科我还没碰到一个会说这两个字的人。男人或女人。”
他深深地吻她。
蒙蒙胧胧蜷睡在雾里，李英的眼皮颤了一下，神志在梦和醒之间游移。神经纤维像含羞草的细叶，一丝一丝张开。
我在哪里？
光，透过白纱窗帘的过滤，薄薄地映进来。是宇宙的初光，晨曦。
鸟的叫声，一只鸟，啁啾啁啾地一溜串一溜串叫着，似乎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幽幽传来。初光里第一只鸟。
李英闭着眼听鸟，心情像一匹在净水中漂洗过的白布，皱皱的水纹透明晶亮。
她很想知道窗外的风景，很想知道鸟在哪里。
用手摸摸依凡的脸颊，刺刺的，原来男人的胡子像春草一样，在雨润的夜里抽长。
窗帘飘起，让风闯进来，撞着她的脸。她微笑，觉得脸上的汗毛像小草受风抚过，天地初醒的第一缕风，还不曾沾到人的浊气，直接从清新带着草香的原野吹来。
第一次可以这么美好。她轻轻喟叹。
他们在一家酒馆里碰头。第一次的约会。
酒馆里烟雾缭绕，尽是抽烟的人。高高的吧台上坐着的，多半是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看样子是常客，不必说话，酒保——一个秃头大肚的中年男人，就把某一种酒递过去。
围着酒吧台，每一张高凳上都坐着一个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脸上有相似的酒精引起的迟钝痴呆，还有一点和年龄有关的委靡。
中年男人，事业已经盖棺论定，不必再用手肘挤开别人往前冲刺，和家里的女人已无话可说，儿女已成长，即使未成长也是女人的事情；中年男人，每个周末晚上到酒馆来，坐上自己熟悉的高脚凳。到八点，每张凳子的人都到齐了，虽是陌生人，看看彼此的秃顶大肚，迟钝痴呆和委靡几乎是一种秘密的语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几杯酒下肚，这世界还真他妈的过得去。
李英约依凡来这里，因为这里便宜。
他们用德语交谈。台湾德文系毕业的李英觉得自己已深入德国社会，她以地主的口气帮依凡点菜：
“不要猪脚，太大盘了。排骨肉加酸菜还可以——你要不要马铃薯？”
依凡却四顾打量着酒馆的客人。音乐低低地响着。朦胧而温暖的灯光照着一丝丝、一缕缕的青色的烟。角落的一桌人快乐地唱起歌来。
依凡点了菜，却闷闷的，不太说话。半晌，他开口，近乎自言自语：
“……倒好像他们是战胜国似的。”
李英睁着大眼望着他。
“你知道列宁格勒围城的历史吗？”
李英摇头。
依凡倒笑起来，用手指刮了下她的脸颊：
“你们在台湾学不学世界历史？”
李英马上像猫一样弓起背、展出獠牙：
“我为什么要知道列宁格勒的围城？你听过南京大屠杀吗？”
她交叉双臂，扬起下巴，骄傲地看着依凡。
这种骄傲的姿态，还是从余佩宣那儿学来的。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一个读法律的男生叙述一个德国记者如何在台湾发现希特勒被中国人崇拜，他如何如何骇异中国人对纳粹暴行如何如何的无知。法律系的男生觉得相当丢脸。余佩宣一直坐在那儿抽着烟。她突然说话：
“你可以问那个德国记者对日本暴行了解多少。他如果不清楚南京大屠杀和二〇三高地是怎么回事，他就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不了解纳粹。”
所有的学生都静下来。
“他们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的来得尊贵。”她说。停下来，对着灯喷出一口烟。
学生等着她继续，她却闭了嘴。
整个晚上，一直到走，她就只抽着烟。
“怎么样？”李英交叉着双臂，睨着依凡，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也试试抽烟看。
依凡又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非常妩媚，好像会出水似的一双眼睛。
“南京大屠杀，”依凡静静地说，“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开始屠城。中国方面说有三十万人死亡，日本方面——极右派说屠城是中国人编造的。”
李英不眨眼地瞪着他。
女侍把饮料摆上桌。依凡好整以暇地呷了一口柳橙汁，然后说：
“你知道汪精卫吗？”
李英吓了一跳，开始结结巴巴起来，“汪精卫，嗯——”
她努力回想最近一次接触这三个字是，是高中时代，准备联考的时候，那是十年前了。
“汉奸。”她说，“汉奸。”
她舒一口气，假装忙着喝饮料。依凡却不放过她：
“为什么是汉奸？他做了什么事？”
李英放下杯子，支支吾吾地，“他——他——算了。我只知道他被枪毙了。”
“对不起，”依凡促狭地瞅着她，“他是病死的。”
“哦——”她讪讪地，觉得热，然后想起更重要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中国历史？”
“排骨酸菜哪一位？”
女侍端上盘子，笑容满面的。
“炸猪排？”
依凡很容易地成为李英自那晚之后朝思暮想的人，不只因为他有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更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她认识的男人之中，第一个既知道汪精卫的生平又知道列宁格勒围城历史的人。
“他们先是把猫儿狗儿杀了吃。后来吃城里的老鼠，再后来，到围城末期，有人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交换着吃，我吃你的孩子，你吃——”
李英掷下刀叉，皱着眉，“不要说你不要说了！”
角落里的歌声突然变大，男男女女手挽着手，随着节拍摇晃起来。
依凡早已吃完。他默默地看着那一桌快乐的人，柔美的眼里竟然有一种忧伤，李英不理解的一种忧伤。
她身不由己地被吸引着。
当他向她走来，披着白色的浴袍，胡子刮得极干净，全身散着香皂的气息，当他这样向她走来，她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是等待，等待他张开他白色的浴袍，将她裹进去。
他张开白色的微湿的浴袍，露出蜜色的精瘦的身体，将她裹了进去。
她感觉他的身体有浴后的清凉，自己的身体却滚热。
他极熟练地解开她的黛安芬胸罩。
老幺：
很久没有你的消息，颇挂念。
妈妈出院了，你可以放心。听说台湾每四个生产过的女人中就有一个割了子宫。满街走着的都是没有子宫的女人，想想看！不知道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
最近觉得身体不怎么好，接近四十岁，开始腰酸背痛。你记得生萍萍之后我有子宫下垂的毛病吧？现在只要稍微累一点，子宫就会突出来。我真怕它会掉下来，掉到马桶里，上厕所的时候。
有一次我大夜班。一个老女人按了灯把我叫去，要我把她的痔疮推回去。我伸手下去，摸到一团黏糊糊、热乎乎的东西，把它塞回她的下体。
塞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团东西不是她的痔疮，是子宫。
你大概觉得恶心，我不觉得，妇科待了那么久，什么都见过了。
和你姊夫还是老样子。他星期一到星期四不回家，下了班直接到那个女人那里。周末回来陪孩子，有时候，甚至和那个女人一起来。
我已经看开了。婚姻保持着，只是为了让孩子心理平衡。其实建国也找到了他的平衡——他有妻子也有情妇，有安全又有自由。对男人而言，这大概是天堂了。觉得空虚的是我。从医院回来，人已累极，还要看孩子的功课。只有半夜里，尤其是上夜班空下来的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孩子活吗？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我。为丈夫吗？他正躺在另一个女人身边。为我自己吗？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爸爸要我郑重告诉你：你已经二十八岁了，要留意对象云云……不必我写，他要说的你全知道。邵伯伯从加州回来，跟爸爸说他有个朋友的什么的什么今年三十岁，有博士学位、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爸爸听得一愣一愣的，要你下个月回来时和那个人相一相。
老爸好像忘了当年的建国也是三十岁，有博士、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而和我相上的。现在他提到建国就咬牙切齿。
算了。满纸牢骚。其实没那么糟。我想我只要能再恋爱一次，人生就会不一样。可是一个腰酸背痛、子宫下垂的四十岁的女人（忘了说阴道松弛），没有什么恋爱的机会了。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
你还年轻，好好把握。
等你八月回来，让我们宠宠你。
惠
利用十五分钟的下课时间，她穿过街到对面去买一杯鲜榨的柳橙汁。
小贩立在一支五颜六色的大阳伞下，笑嘻嘻地看着顾客迎面而来。
真便宜，她想，接过杯子，在台北，她喝过相当于十马克的柳橙汁，这里只要两块半。多奇怪，这个国家还不产柳橙橘子呢！
“你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同吗？”
有人在她身后说话。她转过来，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有双特别亮的眼睛，像清澈的山里的湖水。
她矜持地微笑一下，礼貌地不置可否。和陌生男人搭讪，不是她的习惯。
他抽了一口烟，说，“教室里空气不太好。”
她才发现他就是今天早上新到的学生。不能算陌生人了，她放松下来。
“你刚说有什么不同？”
依凡甩甩额前的头发，把烟丢了，用鞋底踩熄烟蒂。
“柳橙汁。”他说。人高，站得又近，所以俯视着她，“资本主义国家有柳橙汁，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柳橙汁。这是百试不爽的定律。”
他们并肩往教室走去。李英边走边吸着果汁。
“咦，”她看他一眼，“那你为什么没买一杯？”
他“哈”地笑一声，像在嘲笑什么人，潇洒地挥挥手，“我没钱。”
“忘了带钱？我可以借你呀！”
他用手指划了一下她的脸颊，让她一惊。觉得这个人孟浪。
“不是忘了带钱，”他说，“是没钱。”
进了教室，各自走向各自的座位。分手前，他对她戏谑地睒眼：“你碰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吗？”
李英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腿很修长。
没有。她没见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她根本就没见过苏联人。俄国大鼻子，苏联人就是专门偷偷搬动中俄边境界石的侵略者大帝国，不是吗？
她唯一“见”过的苏联人是日瓦格医生，可是那是奥马尔·沙里夫。奥马尔·沙里夫好像不是俄国人吧？
依凡的鼻子也不大，而且弯的弧度很好看。
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咆哮，菲力普哭哭啼啼地跑向院子。
李英往厨房里头张望了一下，太奇怪了，她几乎从来不曾听她对孩子大声过，那么一个轻声细语的妈妈。
房东太太看见她，有点不好意思。拢拢乱了的头发——厨房里一股油烟，一反平常的干净。
“哎，”她说，“倒车的时候撞到柱子，把尾灯给撞扁了。真倒霉！”
“在哪里？”
“幼稚园前面。还好不是撞到别人的车。”
她边切黄瓜边说，一副苦恼的样子，皱着眉头。
“修车贵吗？”
“不多啦！”一片黄瓜掉在地上，她弯身去捡，“两百块吧！不过菲力普的爸爸会很生气。”
她看起来十分忧愁。
李英到院子里去帮看菲力普。
这里当了三个月房客了，还没和男主人打过照面，实在奇怪。早上，男主人通常在她出门之前就走了，她通常可以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轰”一声汽车引擎响起。晚上，当她上完夜课或和朋友聚餐回来时，家里静悄悄，微微地可以听见他们房里电视的声响，也不知男主人回来了没有。
房东是一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责任重大使他早出晚归。
两百块不是太大的数目，连李英都丢得起；房东太太怎么会这么紧张呢？
菲力普坐在木兰树一支树干上，两条腿晃呀晃的。
李英隔着层层树叶，嘴里发出“喵呜”的声音。
“谁？”菲力普竖起了耳朵，“谁？”
“喵咪在找另外一只喵咪，不知道在哪里。”
小男孩“呼”地跳下来，一手掀开树叶，“喵呜”叫了一声，“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是大黑猫你是什么喵？”
她牵着大黑猫的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厨房，听见里头抽泣的声音。
从曼海到海德堡还有足足十分钟的车程，李英已经迫不及待地守在车门口，夹在她两只大皮箱之间，听着火车轰隆轰隆往前奔走的晃荡的声音。
窗外田野辽阔。成熟的麦田盛着满满的黄色的麦穗，有些已被收割，留下粗粗的麦根。黑色的乌鸦在麦田里啄食，时不时张开庞大的翅膀从麦田的一角飞往另一角。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田野结束、森林开始的地方，一只鹿，一只鹿在奔跑。它从森林里突然闪出来，沿着林线在田野上跃起，和火车的方向平行向前奔跑。
浅褐色的毛上有深色的斑点。
眼睛像两只发亮的黑纽扣。
它跑向哪里？
李英不敢眨眼，怕失去鹿的身影。它跑向哪里？
但是火车稍转了个弯，鹿就不见了。
她心猛烈地跳着，竭尽眼力地往后面的田野张望。只有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麦田。
在原野和森林中奔跑的一只鹿。
她觉得心里涨满了期盼和快乐，还有一点莫名的紧张。
火车缓缓进站。她的两只手握住皮箱的把手，看着站牌。
海德堡。
她的眼睛热起来，心里涨满的感觉激化成泪水涌进眼眶。我来了，海德堡，我来了。做我的森林，做我的田野，做我奔跑的地方。生命里所有的可能都从这里开始。你是一扇敞开的门，可是跨过你，不是进入另一个里面，而是离开我背后的密密围起的空间；跨过你，我就到了外面，无边无际无涯的外面。
跨过你，我就出去了。
所有的可能，像满地缤纷繁茂的野花，全在门外。你是门。
我要跨出去了。
两个人手牵着手，跨出大门，脚步迟疑不稳。
一离开门槛，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认出同样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同时回头。
门正无声地阖上。他们的眼光瞥见阖上前最后一刻从门隙里露出来的绿色，他们熟悉的绿色，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一种绿色。
园子的东边射出奇怪的晃动的火光。
他眺望着火光，心里透彻明白。
他对较矮的她说：
“走！”
她惊异地抬眼看男人，他声音里的权威性是全新的。
她反抗的念头一闪即灭。
“是。”
低下头，她说。
男人和女人走在长着荆棘的土路上，他们困顿的背影被园子东边的火光照亮，但渐行渐远，愈来愈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