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并不十分复杂，但它确实带来了日后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屠杀。马玉兰，一只蟑螂就能把她吓晕的女人，竟然成了凤凰山一带让人闻风丧胆的匪首，多么不可思议！在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年（一八九一年），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年轻和美貌——这些昔日的荣耀全都成了她的累赘。与她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那个人，是她丈夫的弟弟，名叫朱大钧。假如他对漂亮嫂子的想入非非还不能算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他的错误在于行动过于鲁莽，对女人的欲望以及莫名其妙的羞耻心缺乏了解。一九三二年，在马玉兰被处死的前夕，县警察局的最后一份审讯报告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阅读这份报告使我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仇恨”这一概念，要比它的字面意义复杂得多。而且，我们未尝不能从相反的方面对它加以解释。
朱尚金，马玉兰的大儿子，绰号大金牙。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亲族间残酷仇杀链索中最关键的一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四岁。他对于母亲与叔父之间发生的事情有着自己的理解，其中有一部分源于青春期的幻想，另有一些则来自隔壁光棍铁匠的无聊教唆。朱尚金用不完的力气无处发泄，常常自愿地来到铁匠铺，帮着拉风箱打铁。铁匠则用淫荡的故事来犒劳他，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别出心裁，但人物总是固定不变的（母亲与叔父），结局也大同小异（疯狂的性交）。朱尚金听得津津有味，却并不感激。铁匠的故事看来并非完全信口开河，因为他很容易从母亲的叫骂和诅咒声中找到足够的佐证。
有一天，母亲突然对他说：“你要是有种，就替我去把朱大钧那个狗日的杀了。”
那时，朱尚金已经打算去凤凰山当土匪了，对于铁匠变着花样讲述的事也已腻烦透顶。他坐在铁砧上拉着风箱，一声不吭地看着铁匠眉飞色舞的小丑嘴脸，心中暗暗发笑：他当上土匪之后，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他。后来，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的发展大大地出乎他的预料。
在凤凰山，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朱尚金就让自己从一名马夫变成了二当家。不久之后，他将正在小解的大当家推下了悬崖，为自己腾出了位置。
他没有急于采取行动。
他知道他的叔父并非等闲之辈。如果他的行动不能彻底击垮对手的报复能力，事情也许会弄得难以收拾。酝酿多年的复仇计划（实际上只是为所欲为的模糊冲动）精心策划了半年之久。计划的每一个步骤都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犹疑和绝对的谨慎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泄密。
袭击的日期定在十二月一日，这一天是母亲的生日。让她大吃一惊是他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当朱尚金率领手下四十多名人马，顶着漫天的风雪，杀奔村中而来的时候，得到密报的朱大钧只给他留下了一座空空的院宅。
这次袭击的唯一收获是朱大钧出嫁在外的女儿。那天她恰巧回娘家探亲，让朱尚金候个正着。在允许手下人集体分享她之前，朱尚金命人脱去了她的衣服，对她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凌辱。他亲自在她的乳房上系上两只铜铃，让她光着身子擀面。朱尚金躺在火炉边的木椅上，听着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逼她不停地说着下流话。他感到十分满足。
最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临走之前，朱尚金犹疑了半天（闻讯而来的母亲跪在地上向他磕头，求他饶过侄女一命），还是下令杀死了她。他不想白跑一趟。
看着堂姐的尸体，朱尚金的两个弟弟吓得浑身发抖。这是朱尚金第一次杀人，也是最后一次。
在他们返回山寨的途中，朱尚金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下遭到了剿匪官军的两面夹击。密如贯珠的枪弹扫射了大约半个时辰，朱尚金和他的手下无一幸免。朱尚金的脸被打烂了。如果不是他的嘴里镶着一颗金牙，朱大钧几乎无法将他辨认出来。
这天晚上，马玉兰整夜做着噩梦。她只是意识到事情已经闹大。恐惧毫无益处，后悔也已来不及了。自从朱尚金不辞而别，进山当土匪的那天起，她似乎就在等待着这个结局：他干的这叫什么事呀！
窗外肆虐的风雪使她牵挂着儿子的安危。她知道这甚至还不能算是一个结局，因为事情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朱大钧派来了他的大管家。他像过去一样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这使马玉兰更有理由怀疑，昨天发生的一切说不定只是一个梦。管家按照主人的吩咐，递给她一只考究的蓝绒布面宝匣。马玉兰打开它，看见里面装着一颗金牙。
马玉兰的第二个儿子，生得高大英武，仪表不凡。虽说目光含着深不可测的忧戚，但行事果断，意志坚定。他和母亲都习惯了沉默不语。不过，只要母子俩彼此对望一眼，立刻就能明白对方的心事，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颗金牙的存在使仇恨不会褪色。
依靠父亲的几个故交和一半以上的田产抵押，朱尚银终于在二十五岁那一年当上了县保安团的团长。一天深夜，一身戎装的朱尚银带着勤务兵，悄悄回到了家中，但天不亮就离开了。对于儿子的计划，马玉兰只提出了一点异议，那就是十二月初一这个日期有点不太吉利。朱尚银回答说，只有在这一天行事，九泉之下的大哥才能瞑目。马玉兰深知儿子的秉性，他决定的事是无法更改的。她一遍遍抚摸着儿子结实、宽阔的肩膀，反复叮嘱他：
“这一次，你可不能出任何差错。老三已经指望不上了。”
那时，马玉兰的小儿子朱尚锡也已离家多年。他性格柔弱，像个姑娘一样，一说话就脸红，他跟随一个化缘的和尚去了凤凰山，专心佛法，尘缘已尽。
朱尚银从兄长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只挑选了八名卫兵。他们趁着夜幕从县城出发，但只走了十里地，他的身边就只剩下了四个人。又走了三里，他的随从剩下了两名。最后，当他来到村头的白杨树林时，最后一名卫兵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两腿胡乱地蹬了几下，就不动了。朱尚银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并不慌乱。他感到口渴难忍，腹中隐隐作痛。靠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他一步步挪到了朱大钧的门前。
朱大钧的管家替他开了门。他双手笼在袖子里，悠闲而客气地向朱尚银鞠了躬：“老爷在书房等你。”
从客厅爬到书房，朱尚银差不多耗尽了残存的一点力气。朱大钧躺在卧榻上抽烟。一看到侄子这副样子，他不由得笑了。他让仆人把朱尚银扶到椅子上，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朱尚银平静地回答说，他想知道是谁在他的酒里下了毒。朱大钧满足了他，说出了伙夫的名字。随后，他向叔父讨了一碗凉水。他提出了最后要求：不要把他死前的情景告诉他的母亲。朱大钧也答应了他。
接着，朱尚银的身体像水一样绵软地滑到了地上。他的双腿开始了难看的抽搐。鼻孔和嘴里涌出鲜血。他英俊的脸庞变得黯淡，他那忧郁而幽深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马玉兰没有听到期望中的枪声，甚至连马匹的嘶鸣也没有听到。她独自一人守在灯下。夜晚寂静而漫长。
第二天一早，朱大钧亲自登门，让家人挑来了一担漆盒。他是来为嫂子祝寿的，同时也希望两家多年的恩怨有一个彻底的了结。马玉兰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并不是全部。她打开一只漆盒，里面装着朱尚银的人头。愤怒和屈辱使她暂时忘掉了悲伤。她一字一顿地对朱大钧说：
“你现在还不能说就稳操胜券，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儿子。”
“是吗？”朱大钧不紧不慢地答道，“那就请你再看看另一只漆盒吧，为了不至于让他日后出来生事，给你再添烦恼，我这次顺便把尚锡也给杀了。”
此时的马玉兰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面容以惊人的速度衰老，但她的身心依旧年轻。她很少出门。隔壁的铁匠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她闲来无事就去帮他拉风箱打铁。后来，铁匠用大锤在两家合用的墙上砸了一个洞，这样，马玉兰的出入就省掉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
面对送上门来的艳福，打了一辈子光棍的铁匠自有值得夸耀的理由。他说马玉兰的身体和一个妙龄姑娘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她为了莫名其妙的贞操送了三个儿子的性命，到头来骨子里还是一个骚货。他说他累得连大锤也举不起来了。
他以为他知道的很多，其实他知道的很少。
当朱大钧的管家把这件事当成丑闻告知他主人的时候，朱大钧吓了一跳。
“你知道她为何这样做？”他问他的管家。
“她老了，无儿无女，想找个靠山。”
“我们与她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你对她竟然一点都不了解。”朱大钧叹息道，“她是想怀孕生子，她还想找我们报仇。”
马玉兰默默地忍受了铁匠长达六年的折磨，未能怀上一儿半女。最后，她做出了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决定：上山落草。
在凤凰山的土匪窝里，传奇般的仇恨就是最好的晋身之阶。她于一九二八年当上了匪首，聚集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在此后的两年中，她发动了大小十七次袭击，每一次都功亏一篑。
她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三〇年。她在熟睡中遭到了剿匪官军的突然袭击。朱大钧没有杀她，而是将她关押在六百里之外的通州。他还不打算让这个悬念过早消失。马玉兰在通州策划了四次越狱，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她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了一把匕首。
这时，马玉兰的牙齿全都掉光了。白发稀疏，步履蹒跚。她拄着一根树棍，沿途乞讨，返回她的故乡。她在路上走了一年零三个月，终于抵达了县城的南门。她的神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她化装成一个捡破烂的人朝村子走去。其实她不用化装，人们也不会将她看成另外的什么人。只是在经过村外三个孩子并排而立的坟冢，略微停留了半刻。
在村口，她一眼就看见了老态龙钟的朱大钧。他正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当然，后者也认出她。因为对她的牵挂，成了朱大钧晚年唯一的乐趣。据说，两个老人在西沉的夕阳下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具体的内容却不得而知。最后，朱大钧看着这个衰朽得连喘气都十分困难的老太婆，实在是有点腻味了，就友好地命人捉住她。出于仁慈，他慷慨地暗示警察局的一名亲信，在她生日的当天处死她。
马玉兰在县警察局留下的供词，现在保存在河南省济元市的档案馆里。它为我们解开这桩离奇的亲族仇杀之谜提供了线索。朱大钧对嫂子的花容月貌垂涎已久，这不是秘密。但朱大钧没有想到，马玉兰对他的眷恋更为铭心刻骨。她拒绝了他第一次试探性的非礼，只是因为她相信来日方长。但朱大钧遭此冷遇后即不再上门（其中，乱伦的禁忌与恐惧是主要原因）。漫长的等待渐渐在她心中生出了被遗弃之感，怨恨害得她自问自答，恶毒的咒骂不绝于口。不过，这出自女人的天性或习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