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北京医院的门口，一个人懒洋洋地朝我走过来，对我说：
“看见我眼睛里的血丝了吗？我昨晚一夜没睡。”
他以为我一定会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为什么一夜没睡？我没有这样问他，他随后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去帮着料理一位朋友的后事了。我实在应该问一下，谁的后事？谁死了？可我没有吱声。于是，他只得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
“是王小波，心脏病。”
我看过王小波先生的文章，虽说不上喜欢，但也决不反感。按说，听到这个噩耗，总该表示点什么，问题是，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当我一个人独自走开时，脑子里正想着另一件事，另一个人。就在十分钟之前，他突然陷入了昏迷，我们正等着他清醒过来，尽管我心里清楚，他或许永远不会醒来了。
当时，我们坐在客厅里，讨论着第二天的登山计划。他看上去兴致勃勃，实际上内心充满焦虑。笑容无法遮盖的阴云凝结在他的眉头，残留在他的嘴角。这种阴云不是痛苦，而是厌倦。我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他立刻就显出很不自在的样子。
他这副样子我并非第一次见到。我没有把它当回事，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慰他。从他脸上我更多地看到了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境况也不比他好多少。
他说，只有在登山的时候，才会忘掉那些像雾一样的烦恼。我的手里正好有一支圆珠笔，就在一张矿泉水征订单上写下了“雾”这个字。接着他又说，登山让他忘掉时间。是时间，还是时艰？我有点吃不准。我记得，我信手写下的两个字却是“灰烬”，而且，我还想到了“焦虑”这个词：既然有焦虑，必然会有灰烬。我又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脸。这时，保姆端着一盘饺子皮进了客厅。
我注意到，我的妻子正在椅子上熟睡，怀里抱着一本还珠楼主的《青城十九侠》。后来，当我重新回忆起这个上午的情形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酣睡的样子：嘴巴不时蠕动着，像是在费力吞咽着什么东西。如果说，在那个安静的上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那一定是保姆端着饺子皮走进了客厅。她是来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的。
“今天吃饺子。”她说。
“什么馅的？”他问道。
“茴香。”保姆说。
接着，他伸了个懒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还从来没有尝过茴香馅的饺子，今天总算吃上了。”
没有人会对他的这句话表示异议。但事情随之急转直下，无法挽回，速度之快，也许连他自己也无法意识到。这句话将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
在他昏迷倒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妻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她终于想到了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再后来，我们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等待救护车，因为北京医院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另外，我们忽略了最应做的事：在他的嘴里塞上一颗硝酸甘油。其他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我们七手八脚地将他弄到楼下时，救护车还没有来。东交民巷的槐花全都开了。
两年前，在瑞典的布姆什维克，我遇见诗人多多。他旅居荷兰多年，头发全白了，看上去显得非常虚弱。我们在湖边散步，随后来到一棵大橡树下避雨。他穿着一件花格西装，坐在树桩下打盹。我看见孟浪（也许是别的什么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正从树林里出来。那天雨下得并不大，于是，我们一起聚在树下聊天。多多说话时仍像十年前一样爱激动，喜欢骂人。不过，这一次他用的英语，蹩脚的英语。他在骂人时不说“Fuck you”，而说“Fuck me”，逗得我哈哈大笑。在雨中我们觉得快乐。
有人提起了他们，那些死者，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的死大多是因为自杀。气氛随之变得抑郁而沉重。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实：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两个例外，于是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没有例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所设置的谜团，春天即便不是谜底，至少也是线索之一。为什么会是春天？
如果一定要寻找解答，总会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多多提到了一位名叫岳重的诗人，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发现了春天隐含的恐怖，他有一首诗，在当时非常著名，题目就叫做《三月即末日》。也有人谈到了T.S·艾略特：
四月最残忍
从死了的泥土里滋生丁香
还有那位遁世者华莱士·史蒂文斯，春天总在他的诗作中扮演杀手的角色：
狂怒的春天过去了
所有被残杀的愚人来到了盛夏
我以为，胡河清博士在这方面的思索也值得一提，作为一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他的文章中洋溢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我猜测，这与他对于时序、季节、术数和天象的持续兴趣不无关系。在上海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里，我们喝着刚刚上市的西湖龙井，对春天这个话题进行过一番简短的交谈，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四月。谈话也是从一位朋友的自杀开始的。
“这与苏醒时的脆弱意识有关。”胡河清先生的语调里夹杂着钱塘方音，说话不紧不慢，“假如他能熬到夏天，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根本用不着自杀。”
我说我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胡河清接着解释说：
“在春天，随着万物的复苏，人的思维也变得格外活跃，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动，各种念头纷至沓来，而不冷不热的暧昧气候很适合这些念头的生长。在冬天，至少还有严寒需要对付，通常你只要缩紧脖子就可以了。而到了春天，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到处都是平庸、呆板、浑浑噩噩，连空气都是甜腻腻的，连续不断的阴雨更让人厌倦。我这么说，只是打了个比方而已。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何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春天感到不适，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忧郁抓住不放，比如我……”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我对他说。
“你是在安慰我。”胡河清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像个孩子那样天真无邪，“在我看来，春天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毕竟夏天很快就会到来，一切都会在暴风雨中得到洗刷，或者，像我每天盼望的那样，在炎炎烈日下出一身大汗。”
“那么，什么是最可怕的？”我问道。
胡河清博士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他呆呆地看着墙角出神，那里有一张木台上有一面圆镜，镜子上覆盖着红绸布。大概是为了避邪。
“生机，”胡河清说，“空气污染得那样厉害，你还是能嗅到窗外的勃勃生机，它几乎是无处不在，却唯独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没落、陈腐、百无一用。所有的植物都长势良好，而我却要凋萎了。”
那天，胡河清博士留我用了晚餐。我的朋友徐麟教授后来告诉我，能吃到胡河清先生的晚餐，是一件难得的礼遇，我提到了那天的谈话，并表示了隐隐的担忧。徐麟想了想，对我说：“胡先生虽然生活在当今世界，但严格地说，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第二年的春天，似乎也是四月，我在北京突然接到了陈福民先生从上海打来的长途，他只说了四个字：河清没了。
春天到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王润东干涩的声音。那时，他正在日本的福冈，而电话却是绕过美国打来的。他说，这样电话费便宜一些，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真切，长吁短叹，很快就把我搅得心烦意乱。
他重复了曾与我谈起的一个个计划。比方说，他想去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别人无法找到他，而他却可以偷偷回来，躲在暗处，探访一下他的亲友。假如他高兴，也许还会突然现身，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他打算在五十岁时，去我的老家丹徒，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办一所小学，聊以终老。课余还可以开片荒地，种上几亩棉花。他说他喜欢闻棉铃的味道。春天就养养蜜蜂。
我说，计划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是你能够活到五十岁（现在，我有点后悔这么说），而且丹徒那个地方已经不那么清净了。几乎每个镇上都有了按摩院，从安徽、四川过来的歌舞女郎已经使我们家乡那些本分的庄稼人尝到了开放的滋味。再说，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棉花，更别提养蜂了。
“那我们就去西藏。去西藏总可以吧？”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基本上是这样。”我说。的确，我不该那样轻率地说话。我应该能够想到，他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国家长途，不会仅仅是为了和我“随便聊聊”。
“好吧，再见。”
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妻子一直忧心忡忡。她反复地追问我，她哥哥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然后细细咀嚼着每一个字。慢慢地，她就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
“这家伙一定是被什么念头缠上了。”她说。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喃喃自语，而我很快就睡着了。
差不多在同一个夜晚，王润东给远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打去了同样的电话。我知道这件事，是在两个月之后，那时我和这位加拿大朋友正在五台山白雪皑皑的冰峰下穿越密林，希望为他找到一块理想的墓穴。
我与王润东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北京度过，见面的机会自然也不算少，可我们几乎从来就没有作过什么像样的交谈。那次电话是唯一的例外。他学的专业是飞机制造，而我的专业却是文学。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也许就是对各自的专业感到了厌恶，而对对方的职业却充满了羡慕。就是说，我们属于那样的人，通过对别人生活的想象来构筑自己的梦幻。
按照我妻子的说法（我也这么认为），她哥哥的举止多少有些乖戾。也许她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特别意义。他的房门永远关着的，只有在吃饭时，他才会出来。他很少与我们说话，随便对付几句，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带着一点语病。要么是“我对你的话感到很难令人费解”，要么是“若要己莫为，除非人不知”。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
“这都是装的。”我的妻子对此解释说，在她们那个机关大院里，有的是公子哥儿和纨绔子弟，为了与众不同，他索性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可怜虫。他的衣服打满了补丁；他用麻绳捆着一摞书去上学，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买不起书包；他用结结巴巴的语调和别人说话，害得听者直咽口水。后来他果然成了一个结巴，这给他第一次恋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是到了现在，他再也不用伪装了，假如他走在大街上，你一眼就能把他辨认出来，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可怜虫。他还没有来得及抛弃这个世界，世界就抢先将他抛弃了。”
终于有一天，王润东突然提出来，要跟我学打桥牌。我妻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彼此了解，消除隔阂和陌生感。“其实他心里很苦。人人心里都有一束光。就像汽车的前灯，本来是用来照亮前面的道路的，可他却用来烘烤自己的心脏，它迟早会被烧坏的。”
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正趴在桌上画图纸，身上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如果我每天都得画一张飞机图纸，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胡思乱想了。”进门后，我这样对他说。
“恰恰相反，我觉得摆脱苦恼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写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小说。至少也要写得像普鲁斯特那样长。”他提到了普鲁斯特，说明他对文学也并非一窍不通。但随后他扶了扶眼镜，转身走了出去。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听说，王润东最大的爱好是爬山。慕田峪、金山岭、白花山、小五台，北京郊外的山脉早就让他爬遍了。他最大的愿望是登上贡嘎山。不是珠穆朗玛。他不愿意凑热闹。实际上，他已经在为登上贡嘎山进行周密的准备了，但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却将他拽向最终的栖息之地：八宝山。
“有些人，就像这些冰块，只能在冬天生存。”我的妻子说，“到了春天，它几乎立刻就融化了。”我知道她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她的手里拿着一根铁锥，一把榔头，正在用力地将冰坨砸碎。医生们需要这些冰块，用于病人脑部的冷敷。
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被请来了，据说他曾经抢救过胡耀邦。他查看了王润东的病情，过来对我们说：假如病人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或许还有苏醒的希望。他的这句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我妻子的眼睛马上就黯淡了下来。“大概是不行了。”她用榔头奋力敲着冰坨，哭了起来，“哥哥大概没救了。”
我远远地看着她，站在窗口，克制着抽烟的欲望。我的心里没有叵测的担心。或者说没有担心；没有尖锐的痛苦，或者说没有痛苦。几年前，当我听到胡河清先生的死讯时，我曾惊讶自己何以没有深切的悲伤，没有眼泪，现在，我连这种惊讶也没有了。
王润东死后的第二天深夜，天空中沉闷的雷声预示着春天的结束。我记得，他的遗体被送入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时，告别室里“彭真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尚未取下。
朋友们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葬。我和妻子去法华寺为他选购花篮，是白色的百合；去王府井替他买布鞋；我们挑选了他最喜欢听的莫扎特几首曲子在告别仪式上播放——好像这些事情仍然与他有关。我还把自己写的一部蹩脚的小说放在他的身边，让他带去阅读——好像他一睡醒来，真的会用来打发漫长的寂寞。
现在，王润东去世已经两年了。转眼又到了他的忌日。我的妻子打算写篇文章来纪念他。她想了一个题目，叫做《脆弱而高贵》。她大概是觉得高贵这个词语过于扎眼了，与她哥哥谦卑的一生不相吻合，就将它删去了。其实，在今天，高贵这个词，早就不是什么赞语了，它仅仅与不幸的命运还有点关系。而没有“高贵”，“脆弱”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写成。到了后来，连写文章的念头也渐渐淡了。它就像一块冰，一点点地融化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冰块这个比喻，也可以看成是我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他死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