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1949年，我应该从1949年讲起。
1949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1949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我从一个女学生，变成为一个女军人，我离开了繁华的都市走向西藏高原，我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而且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和你们的父亲像两条小河，开始朝一个方向流淌了。虽然直到两年后我们才交汇，但命运的相连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先后出发，最终会合在了进军西藏的漫漫途中。
如今一晃50年过去了。岁月的流失除了让人感叹，还能有什么呢。
如今我老了，真的老了。
人的衰老最初是在无意中出现的。当你有意识地去照镜子时，你不会觉得自己老，那是因为你的心态和面容都有准备，它们努力振作起来让你面对。你觉得自己还过得去。可是有一天，当你无意中在某个能照见人影的地方看到自己时，你会看到一个老得已不像你自己的人，那是因为你毫无防备。
岁月总是在毫无防备时流走。
可是对我来说，无论防备还是不防备，都老了。而且我还知道，我的心比我的面容更加苍老。那是因为，我的心比我的面容经历得更多更多。
但你们的父亲没有老，他永远不会老。所有经历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只是经历，他不会把它们变成叹息或者是忧伤。他不会在心上画下一道道皱纹。他的皱纹仅仅在面容上。我知道他的心仍然年轻，他的心永远不老。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
50年前的我，在重庆一所女子中学读高二，是个年轻、单纯、热情，同时还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女学生。这样的形象你们也许见过，就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只是我比她更开朗，我喜欢说话，更喜欢唱歌。我的嗓音很好。在你们几个孩子中，只有木兰继承了我的嗓音。但遗憾的是，她从小就不喜欢唱歌。
她的忧郁的天性和内向的性格，使她远离了音乐。我一直为此感到遗憾。
那时我们小镇上有个基督教堂，我曾跟着母亲去那儿参加过唱诗班。我不太明白那些歌的意思，但我觉得它们非常好听。我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喜欢我去唱诗班。
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唱。尤其是夏天乘凉的时候，常常一唱就是一晚上。重庆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我一唱起歌来就什么热也感觉不到了。少女时代，唱歌是我最开心的事。
但我并不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我的家境不好，母亲是个小学老师，只有一份微薄的收入。父亲原先也是个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病故了。对于他们，你们一无所知，他们没能活到看见你们的时候。我也很少向你们说起。尤其是我的父亲，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什么了。
家中的清贫和孤弱，使我比较早就懂事了。我知道自己能进入女子中学读书，全靠母亲的省吃俭用和操劳。我对母亲有一份深深的感激和歉疚。有时在学校里正和同学兴高采烈的时候，收到母亲的信，我就会难过起来。虽然母亲从不在信上向我诉苦，她只是问我生活好不好，学习好不好。我的母亲，你们从未见过的外婆，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个非常有忍耐力的女性。
进中学后，我唱歌的天赋日渐展示出来，我是学校女子合唱团的主要成员。音乐老师说我的音质不错，也很有乐感，动员我中学毕业后报考音乐学院。我当然愿意。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作为职业，是一种幸福。有一年暑假，我去参加重庆市中学生汇演，我作为我们学校的领唱，被重庆一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看中了。他带我去见了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俞伯华。俞伯华听过我的试唱后吃惊地说，你跟着谁在练唱？我说我没有正式跟人学过声乐，我只是喜欢唱。俞伯华对艺术总监说，天哪，你得抓住她，这孩子简直就是缪斯的安琪儿，你只要稍加培养她就能摘取音乐圣坛上的王冠。艺术总监听了，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里做歌唱演员？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去。他们可以为我提供丰厚的包银，如果我能和他们长期签约的话，他们还可以送我去意大利学习声乐。我非常高兴，一口就答应了。
没想到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希望我上大学，将来做个医生或者教师，而不是演员。她认为惟有做那样的工作，人的灵魂才会更加圣洁。我只能顺从母亲，但我悄悄地告诉那个艺术总监，高中毕业后我如果没考上大学，就去他们那儿唱歌。我之所以想去歌剧院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早些工作，挣钱养活母亲，再也不让母亲教书了。母亲有严重的青光眼。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参军，也许就会成为一个歌唱家，成为一个一辈子生活在舞台上的女人，在音乐和掌声鲜花中度过一生，成为缪斯竖琴下忠诚而又幸福的仆人。
但生活没有“如果”。
1949年，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解放军打过长江，紧接着进军大西南，向我们所在的城市重庆逼近。这些消息，我都是从学校里听来的。那时我已和一些同学加入了由学校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学生活动。在那个组织里，我读到了大量的课本以外的文学书籍，像高尔基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易卜生的戏剧，鲁迅的杂文，还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我不但爱上了文学，还渐渐明白，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过好日子活着，要为更多的人过好日子奋斗。
这些话，不知你们听起来是否陌生？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向往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博爱的新中国。我愿意为建立这样一个美丽的祖国付出自己一生的努力。
我们关注着局势。
我们期待着解放军的到来。
我说过，1949年不仅仅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年，也是你们的父亲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或者干脆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他率领部队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战役，从营长直接升任团长，很快又升任师参谋长。这一年他还像支利剑，从华北飞射到中原，又从中原飞射到大西南，横贯中华。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像一颗种子飞落在了西南这块土地上，从此扎下根来，长成了一棵大树。他甚至再也没有回过山东老家。
这一年你们的父亲28岁。
你们的父亲18岁入伍，是个大个子，年轻时身高一米八。他跟我说，他刚当兵时连长就很喜欢他，常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伙，天生一个当兵的料。的确，我认识他时他30岁，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见老。可以想见18岁的他是怎样的英武了。有句老话说，山东出好汉。我挺相信这句话。这里面除了有梁山好汉留下的英名起作用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山东人首先在个子上像个好汉，几乎个个都魁梧高大，不会给人卑微畏缩的感觉。
你们的父亲从参军那天起，就天天在战火中生活，真正是硝烟弥漫、金戈铁马，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从班长一直打到师参谋长。用他们的话说，直打得浑身是胆，帅气逼人。他们师从上到下都知道，他们的参谋长是个喜欢打仗、也特别会打仗的家伙。而且为了打仗，你们的父亲把自己从老家带出来的姓名都改了。也许你们知道，他原先是姓欧阳的，名字叫德成。德成这名字，还是你们爷爷找算命先生给取的。但你们父亲嫌它们又啰嗦又没有战斗力，就自作主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欧战军。用他的话说，简化姓，强化名。
不过老了以后，他又把孙子的姓重新改了回来，叫欧阳峰。也许人老了，特别怀念家乡和父母，就特别看重与那块土地上相关的一切吧。
那一年，我是说1949年，你们的父亲一仗接一仗地打，从华北打到中原。11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进军大西南。尽管局势复杂多变，战斗频繁紧张，但从整个中国来看，解放军已胜券在握了。
11月下旬，解放军逼近重庆，我们一天天地听见枪炮声越来越近了。
那些日子，我和许多同学天天守在学校里，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护校工作，防止国民党撤退时进行破坏活动。重庆的冬天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可那些日子，我们却觉得很亮堂。我们心里有盼头。记得11月29日的那天晚上，枪炮声响了整整一夜。我和一些同学围着一盆炭火在教室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我们知道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凌晨时，枪声渐渐稀落了，几个胆大的学生从街上跑回来，兴奋地叫喊着，解放军进城了，重庆解放了。
我们听见这样的喊声，心跳得比枪炮声还响还重。校园里一片沸腾，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吴菲和刘毓蓉，立即跑回寝室，拿上脸盆之类能敲响的东西奔上街头。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和过节一样热闹。我们融进了市民们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里。那天老天爷也很给面子，从来都是阴雨的天空，居然出了太阳。整个市区都是一派热烈的景象，锣鼓声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路也不通了。市民们都自发地加入了游行队伍。
一支由妇女组成的大红大绿的秧歌队扭过来了，吴菲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其中，一边扭一边喊我，快来呀！我就拉着刘毓蓉跑了进去。我们三个人学着人家的样子扭着，领队的那个妇女看见了，跑过来给了我们一人一根红绸，我们就系在腰上学着她们的样子甩起来，你看我我看你，乐不可支。吴菲那张娃娃般的圆脸红扑扑的，小翘鼻子上已渗出了汗珠，她一边扭一边对我说，我好开心呀！你呢？我用力地点点头，再看看平时沉默寡言的刘毓蓉，也兴奋得脸色通红，那双细细弯弯的秀眼亮晶晶的，月牙一般。
我们是真的开心，发自内心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我想得很简单，解放了，我们就能建设一个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人人都能平等自由的新社会了。
正闹腾着，人群中不知有谁大喊了一声：解放军！解放军过来了。
人们立即自动地闪到了路两边，我也拼命地踮起脚来向路中间望。我很想亲眼看看这支被老百姓传得很神奇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样子。
先过来的是歌声，《解放军进行曲》，那是你们父亲最喜欢的歌了。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他们就是唱着这支节奏感很强的歌出现在我面前的。那真是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尽管他们穿着非常朴素，布衣布衫，布鞋布帽。朴素得出乎我意料。但一个个却精神抖擞，眼里满是喜悦和自信，那是打了胜仗的部队才会有的动人风采，是胜利者才会有的动人风采。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么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着最后的胜利/向着全国的解放……
他们肩上扛着枪炮，脚下踏着节拍，甩动着胳膊大声唱着。不知是因为歌的原因，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反正我站在那里看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在心里升起。好像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以前我一看见当兵的，总是马上躲开，躲得远远的，生怕惹上什么麻烦。现在却觉得只想靠近一些，好像他们身上有什么吸引我的力量。路两旁的群众大概和我的心情一样，自发地鼓起掌来，我们也跟着拍巴掌。吴菲还一边拍一边跟我说，解放军好可爱！比隔壁中学的男生可爱。
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目送着他们，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亲切。
我不知道我和这支队伍，从此系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你们的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就走在那支队伍里。看见那么多人欢迎他们，而且还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性，他有些不好意思，只好目视前方，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如果这一次也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父亲吧。
突然，我的眼睛一亮，我在那支长长的队伍里看见了女兵。
我激动得一把去抓身边的刘毓蓉，没想到她也看见了，一把抓住我，我们两个人的手使劲地握在一起。我连忙去拽身旁的吴菲，我说吴菲，快看！女兵。
吴菲的眼睛还在盯着男兵，见我拉她，不情愿地转过头来。但一转过来，她和我们一样怔住了。尽管那些女兵也是布衣布衫，布鞋布帽，并且头发被帽子压着。但她们相形之下瘦小的身材和秀气的脸庞，还是让人们一眼就看出，她们是女性。女兵的出现让街道上安静了片刻，接着就有人喊起来：女兵，女兵。
我们三个人没有喊，我们为她们的出现而失语。
女兵们微笑着，继续前进。显然她们已经习惯被人注视和被人呼喊了。她们只是不为人察觉地将已经很直的腰板又直了直。有个少女跑上前去，把一束花塞给了打头的那个女兵，那个女兵竟然羞红了脸，又把花送回给了路边的一个小姑娘。
云在那一瞬间散开了，冬日的阳光温暖地照在女兵们的脸庞上，我甚至清晰地看见了她们那年轻的面庞上有一层绒绒的汗毛。有风吹过，将她们的头发向后掠去，露出了光洁的前额。额下是一双双有着几分羞涩同时又有着几分坚毅的眼睛。
她们看上去就和我们差不多的年龄，可她们已经是军人了。她们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在男人的队伍里，骄傲无比。她们和我们简直就在两个世界里。是因为军装，还是因为战争的经历？她们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我所不熟悉的、却让我非常心动的气息。我目不转睛地一直看着她们，直到她们完全消失为止。我转过头来，看了吴菲一眼，吴菲也看了我一眼，我们的脸涨得红红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们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无比艳羡的神情。
女兵们也唱起歌来：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在三八节喊出了自由的吼声……
这是《三八妇女节歌》。我成为一名女兵后，也很快就学会了它，你们没听过吗？是啊是啊，现在这些歌，再也没人唱了。女兵们唱着这些歌，尽管她们的发声没经过训练，她们的嗓音也不那么悠扬，但她们唱得非常投入，发自内心，这使得歌声充满了活力。我多想和她们一起唱啊。我甚至觉得，像她们那样唱歌，才算是真的唱歌呢。她们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自豪的歌唱家了。
以后的日子，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那些女兵的样子。我太羡慕她们了。我真想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女兵，成为世界上最自豪的歌唱家中的一员。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可我又觉得这个想法近似于梦想。那些女兵好像天生就是女兵，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娇弱的女学生所能担当的。我还是忍不住对吴菲说，要是我也能参军，当一个女兵就好了。吴菲神往地点点头。刘毓蓉没有说话。
我读中学时有三个好朋友，除了吴菲和刘毓蓉，还有一个叫姚兰芝的。姚兰芝的父亲是南充一个大丝绸商，家里很有钱。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特别宠她。重庆解放前夕，学校一停课，她父亲就派人把她接回家去了，生怕她出什么事。而我们四个人中年龄最大也最懂事的是刘毓蓉。那时她19岁，已经有未婚夫了。未婚夫是个银行职员，说好了等她中学一毕业他们就结婚。平时她少言寡语的，也没我们那么多梦想。
吴菲叹口气说，我们恐怕也只能是梦想了。
重庆解放后，我们回学校继续上课。姚兰芝听说学校复课了，也从家里赶了回来。我们人虽然坐在教室里，心里却总是慌慌的，有些静不下来。好像外面总有人在召唤我们，总有一股力量在拽拉我们。也许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无论它将怎样发展，在它诞生之初，都会有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对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我们渴望投入到这样的新天地去。
这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吴菲一阵风似的刮进来，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她本来就嗓门大，我正看得入神，被她的叫声吓了一激灵。
我没好气地说，假小子，你说话能不能斯文点儿。
吴菲说，斯文？斯文你就别当兵了。
我一下从床上跳下来，说，当兵？你说什么。
吴菲顾不上和我多说，拉上我就往学校的布告栏那儿跑。只见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通知，解放军代表来我校招收军政大学学员。
我把那个通知看了一遍又一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解放军也要我们女学生？真的要从我们女学生里招收女兵？而且是上大学，军政大学！吴菲说，当然是真的。招兵的解放军已经到校了，马上就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果然，在第二天的全校大会上，校长向我们宣布说，解放军到我们学校来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校长称他们为军代表。她说，现在就请军代表讲话。
军代表的讲话非常富有鼓动性，说得会场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坐不住了，我的心更是跳得山响。我想自己真是太有运气了，想当兵就真的有人来招兵了，而且还是军政大学。这样一来，自己不也就可以成为一名女军人了吗？自己不也就可以成为一名甩着胳膊昂首挺胸在行进中大声唱歌的歌唱家了吗？我为那样的念头激动着，心情无法平静。军代表还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在意，我只听清了一句：一旦考上军政大学马上就发军装。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吴菲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许多同学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连姚兰芝也报了名。
只有刘毓蓉在犹豫，她怕她未婚夫反对。未婚夫总是催她结婚。我们三个就去磨她缠她，非要她报名。我说干吗那么早结婚，先上大学有什么不好？吴菲说，我们四姐妹你可是大姐，你就忍心不管我们？姚兰芝说，就是嘛，要走一起走嘛。刘毓蓉终于被我们说动了，也去报了名。她说她先考考看，说不定还考不上呢。
我的音乐老师听说我报名参军后，似乎有些惋惜。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不考音乐学院了？不当歌唱家了？我用军代表的话回答她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有着广阔的天地，所有的聪明才干在那里都能发挥出作用。我不是说大话，我是真的这么认为。而且我还想到部队后肯定有很多机会唱歌的。你没看见那些女兵，个个都会唱歌吗？军代表说了，部队尤其欢迎有艺术特长的同学。音乐老师听我这么说，叹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就考试。考试内容简单得出乎我的意料，什么数理化外语一律不考，只考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今天和明天》。
今天和明天？这还不简单吗？今天我是一个女学生，明天我将成为一名女军人。
我一提笔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写的时候我握笔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仿佛明天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已经在眼前展开，充满激情的话一句一句迫不及待地涌上笔端，真的叫下笔如流水，只恨自己的手写得不够快。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仿佛看见了一个自己所向往的光明的新的祖国已经诞生。
“今天我把青春交给了祖国，明天我将为祖国贡献一生。”那时候真容易激动啊，青春的热血，加上天翻地覆的景象，让我无法平静。有时我看见你们，对比年轻时候的我自己，总觉得差异很大。我很少看见你们激动。是你们更善于掩饰自己？还是你们比我更成熟？抑或是你们看不到新的希望。
那次考试写的作文，可能是我这辈子写得最好的文章了。可惜的是没能留下来。
许多应该留下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其实那一天，我不用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也能考上。后来我才知道，军代表让大家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看作文水平，而是为了看看大家的态度。凡是有革命热情的，凡是拥护解放军的，都会受到解放军的欢迎。
头天考试，第二天就公榜了，几乎所有参考的学生都在榜上。我，吴菲，刘毓蓉，姚兰芝……许许多多的同学，都一一出现在上面。尽管如此，我一看见自己的名字，还是激动得一阵心跳。我看见我的名字在红榜上咧嘴笑着。吴菲的名字紧挨在我旁边，手舞足蹈。我一回头，就看见了吴菲通红的脸，还有姚兰芝惊喜的脸，还有刘毓蓉兴奋中又有些不安的脸。
我们四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击掌相庆，心里塞满了幸福的感觉。真的是幸福，你得到的，正是你所盼望的。而且，我觉得还超出了我所盼望的，那就是我们四个好朋友仍可以在一起。
不过我们顾不上庆祝，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分头回家告别。
姚兰芝说她不能回家，她一回家肯定就别想再出来了。她父亲决不会让她当兵的。她说她留在学校等我们。刘毓蓉的最大障碍不是父母，而是未婚夫。但她的决心似乎比报名之前大了，她说我一定要和你们一起走，我要上军政大学。他要是坚决反对，我就跟他分手。我们都支持她。吴菲则开玩笑说，别那么悲观，没准儿你一穿上军装，他更爱你了呢。
我心里惦记的是母亲。我不知道母亲会怎么想。但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说服母亲。
其实报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但我想得很简单，我听军代表说，等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就是解放军的干部了。我想那样的话，我不就可以照顾母亲了吗？既能上大学，又能当女兵，将来还可以有一份工作。这么好的事情，母亲肯定会支持我的。
你们的父亲正像歌里唱的：向着最后的胜利，向着全国的解放。重庆解放后，他们很快又打响了成都战役。成都战役告捷后，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上算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燃烧了几十年战火的中国大地，终于安宁下来了。
你们父亲那横贯中国大地的匆匆步履，也终于停在了川西平原上。
当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十八军将驻防四川，不再走了。
但你们的父亲却为没仗打而感到了寂寞。10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枪炮声的震动，习惯了马不停蹄地奔波，对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安宁的日子很不适应。
没事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就趴在地图上仔细地研究琢磨，好像生怕还有什么地方被遗漏了没有解放。他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将自己征战过的地方一一画出，这才发现自己的足迹竟然踩过了大半个中国。当时他就下了个决心，后半辈子要跑遍全中国。当然，他没料到自己的后半辈子主要呆在了西藏，那个地方让他一踩踩了30年。
你们的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地图。最初是因为打仗需要，后来是因为喜欢到处跑。他对地图、尤其是中国地图的熟悉程度，我相信就连地理老师也不一定能赶上，所以直到老了，他的房间里还挂着那么大一张地图。那是他最钟爱的西藏地图。他熟悉上面的每一寸土地，热爱上面的每一寸土地。
当时他从中国地图上清楚地看到还有三个地方尚未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他想，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轮不着他们二野。只有西藏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但他也知道，解放西藏可没那么简单，除了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严峻的气候外，还有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
1949年7月，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之时，西藏地方当局预感到了国民党政府已来日无多，便公开驱逐代表中央政府常驻西藏的国民党官员，想借此机会脱离中央政府。
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驱汉事件”。事件发生后，即将占领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对此很快做出了反应，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此态一表，解放军进军西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访苏途中给西南局的三位书记，也就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要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所以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收到此信后，立即电报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同时决定，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以十八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这些背景，你们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当时他们已接到前往川南某小城驻防的命令，正准备出发。
但他还是有一种预感，解放西藏的事不会拖延太久，并且和自己有关。他趴在地图上，用红笔把拉萨那个地方重重地画了一圈。
后来你们的父亲对我说，当他在地图上画上那个圈时，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浪，好像自己的一股血脉随着笔尖涌到了地图上。我听了心里默默地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多么的相像啊，仿佛与那块神奇的土地前世有缘。
不过，当你们的父亲在地图上画下那个红圈时，我与西藏，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地理上，都还相距很远很远。
军政大学张出红榜后，我连夜回家向母亲告别。
从重庆到我们老家那个小镇，有几十里的路。我坐不起长途车，就用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租了一匹小马，连夜赶回了家。
我坐在马上兴奋不已——那时我完全不会骑马，靠别人牵着。牵马的是个大爷。我忍不住对老大爷说，我要当解放军了！大爷说，你这么一点儿年纪，解放军也要？我那时长得非常瘦小，身高不到一米五，又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个小姑娘。我说我都17岁了，翻了年就18岁了。大爷就说，好啊，当解放军好啊，光荣。
到家已是夜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困和乏。一进门，看见母亲正坐在微弱的灯光下批改作业。我兴奋地说，妈，我考上军政大学了，我参加革命了。我想我终于有值得母亲高兴的事情了。我多么希望看到母亲眼里能流露出喜悦的光芒啊。
但是没有。母亲停下手中的笔，忧伤地望着我。她说，你能不能不去。
我知道身为基督徒的母亲，对“革命”这样的字眼儿有着本能的拒绝。但我怎么能不去。
我尽可能顺着母亲的心思说，妈，革命不是坏事，是为了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一个合理的、平等的、博爱的新社会，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母亲不再说反对的话，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也许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她用那种我非常熟悉的忧伤望着我说，这么说，你要永远离开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吗。
我被母亲问住了。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我答非所问地说，我要走了。吴菲也和我一起去。母亲知道吴菲，知道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说我们要去上大学了。上大学不好吗。
军政大学，一毕业就是女军官。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养活你了，你不要再去教书了，你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母亲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马上就走，我是回来和你告别的。
母亲就站起身说，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吧。我拦住母亲说，不用，到了部队，什么都会发的。母亲还是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想找点什么给我。可家里实在是太清贫了，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具，什么也没有。
母亲打开惟一的一个箱子，拿出一块新布说，本来这块新布我是想等你工作以后给你做件旗袍的，既然你要走，现在就做吧。
原先我一直想要件旗袍的，我还没穿过旗袍呢。可现在我没心思了，我连连摆手说，妈你留着吧，别给我做了。哪有女兵穿旗袍的？我们都穿军装，扎腰带。等我穿上军装，就照一张相寄给你。
母亲没有说话，把桌上的作业本收了，将那块新布摊开。那是一块簇新的阴丹蓝布。母亲的手是非常巧的，针线活儿一流。
母亲做着做着，就流泪了。那深潭一样的泉水终于流了出来。凭着做母亲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她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我决不会悲观。一辈子长着呢，我想我以后会有机会孝敬妈妈的。
我爱我的母亲。可惜她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照片。就我的记忆来说，母亲是个美丽的女人，在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母亲。你们几个孩子，最像我母亲的是木鑫。母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那双忧伤的眼睛。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用那样的眼神望我，以至我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的。直至有一天，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看见她的母亲嘎嘎大笑，并且用力地拍我的脸蛋，还声音响亮地说我比她家孩子文气，我才知道做母亲的是可以这样说话这样大笑的。但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她的眼里好像蓄着一汪很深的泉水，总有不尽的忧伤从里面流出来。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不知为何母亲一直没有再嫁，也许是因为做了教徒？母亲找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十几年来，我们母女一直相依为命。可我却那样绝情地离开了她，我几乎没有想过我走了之后母亲靠什么活下去，她在这个世界上是那样的孤单。但我还是走了。我太年轻，因为年轻而自私，一门心思只想照自己的愿望去做。还有，我丝毫没想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陪伴母亲了。我以为我去去就回，最多不过几年的事。
我渴望走出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
我坐在母亲身边安慰她说，妈你别难过，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来看你。
母亲看着我说，出门在外，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
母亲又说，与人相处，要谦让，要宽容。
我又点点头。
后来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骑了几个小时的马，太疲倦了，我就那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睡在床上了。桌上放着做好的旗袍，旗袍里包着一本《圣经》。母亲一直要我读它，可我读不进去。看来母亲是要我带上它。母亲不在房间。
我想她一定是出去买早点去了。我最喜欢吃我们那个镇上的米糕了，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又香又软。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买上几个。那米糕也便宜，2分钱一块。
我坐在那儿想了想，决定趁着母亲还没回来之前赶紧走掉，免得母亲告别时又伤心落泪。
我一看见母亲落泪心里就疼。我却没想到，即使我不看见，母亲也是要落泪的，而且会更伤心的。那时我还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我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从作业本上撕了张纸写了一行字：妈，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的。但写完后，我又把纸揉了，塞进了衣服口袋。我想这些话都是说过的。母亲知道。
有些话，我是说我们心里珍藏着的那些表达感情的话，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说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亲人，那些话就不必说，我们以为亲人是知道的。但不是那样，有些话不说出来，亲人永远不会知道。而等你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你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母亲赶做出来的那件蓝旗袍，还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圣经》放进了行李中。我想不带走会让母亲伤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心里有一刹那的难过。但我甩了甩头，赶走了这刹那的难过，毅然打开了门。临出门前我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很想吃几个母亲买的米糕，为此我还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静悄悄的，晨雾弥漫。
我一头扎进雾里，心情却十分晴朗。
后来我给母亲写信。
第一封信是刚入伍时写的。我说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离开眉山时写的，我说我参加了进军西藏的部队，等解放了西藏就回来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写的，我说现在上级号召我们要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暂时不回来了。
我就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远离了母亲。
我曾经因为不懂事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这种伤害一直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结果是你们替我的母亲偿还了。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不理解不接受的方式。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
但我不怨你们，这样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我明白。
那个冬天，我是说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
我们4个好朋友幸运地分在了一个班。刘毓蓉已经说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应等她读完军政大学再结婚。姚兰芝还瞒着家人。吴菲虽然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愿。她的父亲是重庆一个百货公司的业主，家庭条件相当好。父母亲舍不得让她跑到军队上去吃苦。但吴菲已经铁了心，无论父母和兄长们怎么劝阻也不听。后来她索性使性子说，如果父母再阻拦她参军，她就和家庭决裂，让他们这辈子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天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到学校来，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旦过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吴菲见同学们都看着，觉得很丢人，一个劲儿撵她父亲走。她父亲无可奈何，终于走了，满眼都是担忧。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儿日后还会去西藏，肯定会用三把大锁把她锁在家里的，任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她父亲走出去之后又很快倒了回来，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地塞给我一叠钱，说请我以后多多关照他的女儿。我的脸一下红了，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我和吴菲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帮助的，你不用这样收买我。
我真是那样说的，我觉得他那样做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一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们走到藏区，身上没有一分钱买卫生纸时，我才把这事告诉吴菲。
我开玩笑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把你爸的钱收下来呢。吴菲说，别说你，就是我也没要他的钱啊。这下可好，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我们一边说一边乐，并不为自己没钱买卫生纸而难过。
进入军政大学没多久，我们最初那种当兵的兴奋和喜悦，就被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取代了。
每天早上一吹哨就起床，出操，打扫卫生，然后是训练，在操场上一遍遍地来回走着。当时正值冬天，天气阴冷，站在那儿手脚冻得发僵。那些派来训练我们的解放军一个个都严肃得像铁人，从来不笑，也从来不心软，不到时间一分钟也不会提前结束训练的。
每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女兵们一个个累得直叫妈。我还好，从小爬山，经累。吴菲就惨了，平时路都少走。她一躺上床就叫唤说，不行了，我不爱解放军了，他们太严厉了，太没人情味儿了。我说好啊，那你也别爱自己了，你自己就是解放军呢。吴菲大笑，说，呀，我怎么就忘了，我自己也是解放军呢。那不行，那我还得爱。
是的，尽管穿上了军装，我们还不像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只是些穿着军装的女学生。
但我们单纯、热情，愿意改变自己。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军人。
军政大学真如校名所示，就是学习政治和军事。
我们的课程有时事政治，有社会发展史，还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至于军事课，主要是掌握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及队列要领，不会让我们操枪弄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走路时，已不再像做学生时那样喜欢挽着手臂摇摇晃晃，而是甩起手来迈着大步。我们见到领导时，不再扭扭捏捏地往边上躲，而是大大方方地上前行个军礼。我们一天天地把那些刻板的形式转变为内在气质，军人气质。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唱歌，特别喜欢大合唱。部队的大合唱跟教堂里的唱诗班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静得不能再静了，一个是热烈的不能再热烈了。我很喜欢那样的大合唱，喜欢那种节奏强烈的、山呼海啸的、分不出彼此的感觉，喜欢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其中，又冲撞出来，扬上云端。每当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挥动着胳膊指挥我们唱歌时，我听见的都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自己的心跳。我们激情万状地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唱《团结就是力量》，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这是一首多么好听的歌啊！时至今日，一唱起它仍会让我激动，仍会让我的血液沸腾。
我知道，你们说我的性格有些硬，不像别的母亲那么温柔和蔼。我想，也许那是因为我从年轻时，就努力想磨掉自己身上的那些女人气吧。真的，那时候我认为一个女兵是不该像女人的，而应该像个男人，或者说像个男兵。我后来真的像个男兵了，常常有人叫我“小伙子”，我不但不难过，反而很自豪。
请你们原谅并理解你们的母亲。
一年后，当我们整队集合、喊着口令步入会场时，我们已经和初进校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甩着手臂，踏着节奏明确的步子，与整支队伍融为一体。特别是当我们唱起歌时，更显得英姿飒爽。我想，我终于成为自己羡慕的女兵中的一员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我不知道，作为一名女兵，仅有自豪是远远不够的。
1950年初，当我开始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你们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前往川南一小城驻防。
如果说你们的父亲对驻扎下来、不再打仗、进入和平生活没有一点儿向往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加上他在团里时的老搭档王政委，也就是你们知道的王伯伯已经结了婚，常常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媳妇，脸上浮现出幸福满足的笑容，让他羡慕。
王政委的爱人，就是我后来的队长，叫苏玉英。王政委原先在师宣传科工作，苏玉英在师文工队，两人就认识了。打过长江后他们结了婚。等到了四川，他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
这让你们的父亲非常羡慕。
接到驻防命令时你们的父亲想，也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惫了，能够在天府之国里驻扎下来，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顾不上成家的事。现在总算可以考虑一下了。他甚至具体想到了找一个四川姑娘做媳妇。他也不知听谁说的，四川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能吃苦。他很羡慕王政委，他觉得他们这一对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战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个队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觉得这很不现实，当时部队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着王政委脸上放光的样子，总是又高兴又羡慕地擂他一拳说，要当爹了，还不快请我喝酒。
王政委那时候的确很兴奋，革命胜利了，妻子也快要胜利了。大事小事都顺心如意。他走起路来都哼着歌儿。自己心里高兴，当然也就愿意关心别人，他对你们的父亲说，喝酒算什么，我的参谋长，这回到了四川，驻扎下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挑个媳妇。参谋长媳妇的好坏，可是关系到咱们师士气的大事。
你们的父亲说，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后代顺利生下来，咱们师的士气就不会有问题。
至于我嘛，无所谓。
王政委说，真无所谓吗。
你们的父亲嘴硬，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只要有兵带。说句摆老资格的话，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辈子没老婆，我也不亏。
结婚以后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过老实话，他说天天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想过结婚的事，一旦停下来，这个念头就强烈起来。毕竟是二三十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看见女人走过，也会想象将来自己的媳妇该是个什么样子。说一辈子不要老婆，那是假话。
如果不是后来接到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他很有可能马上在当地找个姑娘结婚。
如果那样，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的结合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感觉。
就在你们的父亲率领着他的部队兴高采烈地向川南开拔，以一天几十公里的速度行进时，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向他们抵近。
1950年元旦后，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对解放西藏的部署，即同意由十八军主要担任解放并经营西藏的任务。于是，解放西藏的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当你们的父亲率领他们部队刚刚到达宿营地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了上级指示：全师停止前进。两日后北上返回乐山集结，准备领受新的任务。
命令一下达，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头雾水。
但你们的父亲却莫名地兴奋。他是个职业军人，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到这个新任务非同一般。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分析元旦社论，研究地图，彻夜难眠。元旦社论上明确地说，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你们的父亲琢磨着，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是三野和四野的事，解放西藏恐怕就是非他们二野莫属了。
果然几天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在西南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十八军军长、政委，以及师以上领导主官，正式向他们下达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十八军是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与冀鲁豫军区一纵二旅等部队共同组建的，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十八军，是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英勇善战，同时还具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富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能力。领受了这一任务的十八军将领们自是很自豪，但同时，他们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地处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不适宜作物生长，更不适宜作战行动。一旦行动起来，首先补给就是一大困难。恐怕是前方派赴易，后方补给难；军事收拾易，政治解决难。
但无论难易，这一仗是打定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二野领导明确表示，动员全野战军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从装备、运输等各方面支持十八军，并不惜一切地抢修公路，以保证运输。
很快，军、师长们回到了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这一下，部队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
这种沸腾并不都是斗志高昂的表现，还是有不少人转不过弯来。他们觉得十八军打了十多年的仗，东伐西讨，南征北战，早已疲惫不堪，浑身伤痛了，好不容易可以在四川喘口气休整一下了，没想到又要投入战斗，而且是从未有过的艰苦战斗。
你们的父亲是不需要转弯的。他向来不喜欢婆婆妈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个中国统一事业的大事。在军里召开的会议上，军长在那张大地图上把西藏画了一个大圈，他说，你们看，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是我们整个中国的八分之一了，我们怎么能让帝国主义把它占了呢。
下面有个干部嘀咕说，听说西藏是个不毛之地，很荒凉，又不能种庄稼，干吗非得花那么大的劲儿去占领它呢。
军政委说，你把它看成不毛之地，帝国主义可从来不嫌弃它，这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打西藏的主意，总是想方设法地往那儿钻。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难道我们对自己国土的热爱反倒不如帝国主义？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帝国主义把西藏割裂出去而不管？再说，如果西藏真的被割裂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退到金沙江边，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忍不住大声叫好。他站起来表态说，我坚决服从野战军的决定。西藏从来都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国民党都没把它丢了，更不能在我们手中丢失。我们不但要解放它，还要守住它，让它永远不离开我们中国的版图。
这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你们的父亲立即请缨，要求调到先遣支队任职。
军长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
果然，在军里拟定出的进军方案中，你们的父亲被任命为先遣支队负责人。而先遣支队则由王政委的团担任。这样，他和王政委又成了搭挡。你们的父亲高兴得满脸笑开了花，终于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作过战。你们的父亲跟王政委说，咱们当兵的，就是骑马扛枪打天下！现在终于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这辈子真没有白活。
他的命运从此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
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向西藏抵近。
夏天来临时，我们从军政大学学习结业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重庆闷热的上空传播着。那消息说，十八军来了几个干部，要从我们这批女兵里挑选100个女兵，充实到进军西藏的大军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现在想想真怪，我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兴奋呢？我怎么会在对西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向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西藏而兴奋。
我更不知道你们的父亲那时已经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里建立进军根据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兴奋，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
我在十八军同志带来的大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它还没有解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去解放它！整个中国大陆都解放了，如果还要解放谁，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参加一次解放受苦大众的战斗啊。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学都很激动，大家觉得革命前辈总算是留了一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亲手来解放它。
全体女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没有人产生一丝的畏惧，也没有人有一丝的怀疑。那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就没有畏惧、怀疑、忧虑这样的词。我们有的只是热情、勇敢、信仰、希望。我们像一团生面，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发酵起来，热气腾腾地挤满了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4个好朋友仍是一起报了名。经过军政大学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都变得比过去坚强，比过去有主见了。刘毓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凡事都必须经未婚夫点头的刘毓蓉了，她非常干脆地对未婚夫说，要么你也报名参军，我们一起去西藏；要么你就耐心等着我，等我解放了西藏再回来结婚。
她的未婚夫犹豫再三，选择了后者。他害怕去西藏。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跟刘毓蓉说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两年后她还不回来，他就不再等她了。刘毓蓉想也没想就爽快地说，行啊，就两年。
那时候我们认为，解放战争也只打了三年，解放一个西藏还用得着两年。
女学生只招100个，不能个个都去。作为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身体健康成了招收的主要条件。招生的同志说，西藏非常苦，进军西藏更为艰苦，因此身体必须好。身体好是首要条件。
他们为身体定了一个硬杠杠：体重必须超过90斤。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啊。如果是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体重90斤肯定不在话下，或者说，只会是超重的比达不到的多。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我。我们四个人里我最瘦，个子又小。18岁了却没有80斤重。所以一听到90斤这个标准，我就傻眼了。我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瘦点儿。如果仅仅因为少几斤体重就被刷下来，那不太亏了吗。
那天我急得像一头急于拱出笼子的小野兽，四处乱撞。吴菲她们见我急成那样，也急起来。她们三个的体重都没问题。但如果我去不成，她们怎么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吴菲想出一个办法。她说体检的时候，吴菲和刘毓蓉站在我前面挡住医生，让姚兰芝站在我后面。等我称体重时，姚兰芝就悄悄踩一只脚到磅秤上，这样肯定能增加重量。
我们四个人中她最胖。至于能增加多少，她心里也没底，只好听天由命了。姚兰芝看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当即同意了。她再三对我说，到时候她一定会用力踩的，让我非超过100斤不可。
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两腿酥软，人就像要飘起来似的。长那么大，我还从没干过这种作假的事。我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不光是我，刘毓蓉的脸也红了。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气，不要慌乱。
医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吴菲往前靠，有意挡住他的视线。姚兰芝迅速踏上一只脚，用力一压。医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丝毫没察觉我们的计谋。
46公斤——他报出了数字。
够格了！我赶紧跳下来，生怕有人发现。姚兰芝紧跟着上了磅秤，说瞧你轻的，看我的。
保证有100斤。我们都听出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们都笑起来，暗暗得意。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就在我转头的时候，一张笑吟吟的脸正对着我。是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他干净利落，个子瘦而高，像一棵白杨树。当然，那时我完全不认识他。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显然是看出了问题，想告诉那个负责称体重的医生。
我的脸涨得通红，情急之中我竟然对他说，我会唱歌，别看我体重轻，我唱歌声音很大的。不信你问她们，再不信我马上就给你唱。
吴菲和姚兰芝只是点头，一句求情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们都怯生生地紧张地看着他。
他看看我，终于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我们的目光都可怜极了，令他不忍心揭穿我们的“骗局”。就这样，我终于站到了合格的队伍里。等我想答谢一下那个年轻人时，连他的人影都找不见了。我也就在一转眼忘掉了他。
我没想到，我们后来还会相见。如果不再见面，我可能永远只会在讲到这件事时想起他，并且感到好笑。他只是我脑子里那一幕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像现在，他成了我记忆中的伤痛，不，是生命中的伤痛。
1950年夏天，我们100个体检合格的军政大学分校的女生，一起坐大卡车往川西走。我们的军部在川西平原。
我们丝毫也没对将要去的西藏产生恐惧。真的。尽管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关于西藏的可怕说法在流传，说西藏那个地方如何天寒地冻，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下雪就有成群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人不能出门，鼻子一摸就没了，耳朵一摸就掉了，等等。还有别的更为玄乎的说法，比如氧气稀薄，寸草不生，鸟儿不飞，外面的人到了那儿，说倒下就倒下。倒下就别再想站起来了。以后，当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并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后，我知道那些说法的确是夸张的。
但我也同时知道，西藏的确是非凡的。
当时我们一路唱着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歌。我们才不害怕呢。
毕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们的卡车忽然停住了，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有同学说，不知是谁的家长得到了消息，赶来拦住了我们的汽车。
吴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因为当初参军他父母就不肯，现在要进西藏，那还得了？吴菲说糟了，肯定是我爸来了！怎么办。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说你别怕，我们帮你。我和几个同学叫她躲在车上蹲着，我们围着她站着。我当时已经想好了，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谎。如果吴菲的父亲问我吴菲在哪儿，我就说她已经回家去了。我的心因为这个预谋好的谎言而慌张得乱跳，腿也软起来。
我心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亲出现。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又希望母亲出现，又怕母亲出现。希望母亲出现，是想再见她一面。因为离开学校前，我没有回家跟她告别，我只是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分配到十八军了。我没敢说我报名去西藏了。一直到进入藏区后，我才写信告诉她我进藏了，但我仍是说，一年后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骗她的。
后来我终于看清了，拦车的家长中没有吴菲的父母，也没有我的母亲。但却有姚兰芝的父亲，还有另一个女兵的父母，他们正拉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坚决不准她们到西藏去。一时间许多路人都围了过来。
从那些家长的神情看，他们就像是来拯救女儿性命的，好像他们的女儿正面临着万丈深渊，面临苦海的岸边，如果他们不把女儿一把抓住，他们的女儿马上就没命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令他们的女儿又尴尬又无奈。
我看见姚兰芝傻站在那儿，就跳下车去帮她。我拉着姚兰芝的手，想说服她父母让她留下。但她的父亲凶巴巴地推开我说，不要你管，你自己要去送命，别拉着我女儿。
我只好松开了手。
接兵的同志见此情形，态度很温和地对两个家长说，对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我们从来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如果你们不自愿，就请回去吧。
无奈，姚兰芝和另一个女兵流着泪和我们告别，跟父母回去了。
我坐上车，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心里真为她们感到遗憾，由衷的遗憾。
几十年后，姚兰芝找到了我。一别20多年，她找到我时我已离开了西藏。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也几乎认不出我了。我们各自说着离别后的情况，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一样的，比如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都老了。但有许多地方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当我讲述往事时，常常情绪激动，她的情绪始终是淡漠的。惟有说起孩子时，她的脸上才露出笑容，她对孩子的亲昵让我羡慕。再比如我们的孩子因了我们的命运，也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最好笑的是，当我们老了，得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病。
很难说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我只能说我对我的选择不悔。
因了这样一个选择，我常常在回忆往事时感到心底的疼痛。
这样的疼痛使我无法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