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
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上。
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
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
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
我听姑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所以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似的。
一般来说，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丙，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疢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前一堆烂柴烂草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已经被淡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几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进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
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革皮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
“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子上，端着那杯茶，也不喝。
“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
“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
“现在在哪里？”
“新城区公安局。”
“你见他没有？”.
“没……走时我妈吩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蒙蒙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些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都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公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
“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
“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了，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子和没有剥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被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墙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我办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没吃，就起身去新城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
刚下过一场雪，街上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乍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行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这庞大而纷乱的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斑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黾。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经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
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口了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者主要案情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
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胡子毛楂楂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嚓着，牺惶得眼泪在毛胡楂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拙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
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橘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融化了的水迹斑斑的街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楂楂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
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情景……
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我的第一站首先要直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年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
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觉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深知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开每一部县志、府志，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新的农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改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伹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城吃午饭，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人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那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狐上传来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切已经多么令人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受人欢迎的，这在我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怀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
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往日记忆中的汽车站是清冷的，现在却成了—个闹哄哄的世界。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了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漂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句话听起来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来我对这类常见的争吵不感兴趣。但一种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
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了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的侄儿！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守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什么时候亏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
“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
“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
“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责任制。“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到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子）。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
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砸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
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他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账。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账。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账，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宽现在怎样了呢？
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
“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的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扛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去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工了。刚包了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钩下了脑袋。
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別。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儿，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
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要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
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记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他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马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到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
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们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仔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现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在大马河川有点名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他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了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闪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
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能认识这么多在县上有身份的人。
在街上逛了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
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伹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分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个在队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早在前几年就愁白了。
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家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秋初，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
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夫，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也说不清楚。
“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他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当大官着哩！”我只好对他笑了笑。
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拣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称一称……”那人不认真地说。
“称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
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
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
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大锅饭的时候，有些人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
不一会儿，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
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我姑夫梢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
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
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的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
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白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
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
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
“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多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了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
在全省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更早地开始实行农业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区的农民首先热烈地响应了这个改革。这是因为，多年群蚊式生产方式给他们所带来的贫困生活状况，比之平原地区来说，也许更要严重。所以改变这种大锅饭状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当然，他们在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的各种问题或者干脆说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候，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里后，看到我们村的党支部和老书记一直是认真而细心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每个劳力和每个家庭将要获得的收益与他们所要对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义务、责任，都是明确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则中进行。分而不乱，有条不紊。我去问了支书老侯一些情况。他不识字，也谈不出什么高论，只是对我说：“责任制嘛，那就要负责任！”
不用说，我父母和弟弟都极其兴奋，他们谋算明年将要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进行怎样一种创举了。
我父亲甚至对我说：“前几年，我一直发愁，你弟弟要是结婚成家，非你帮扶不可，指望我父子俩在队里那点红利钱是不顶事的。现在好了，我们明年拼一年命，说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结婚的彩礼打闹好，这就用不着连累你了。你的工资也不高，要养家糊口的……”
父亲的话使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说我被他那种深厚的爱我的感情所感动，而是感到，生活给父亲这样的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创造的希望；想用劳动换来巨大收获而满足自己劳动者尊严的希望！我意识到，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这穷乡僻壤生活变化的光芒，也投照在了我的身上。
这次回家来，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已经捎了几次话让我去。父母亲也一再催促我到张家堡走一趟。他们说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了。
我于是拿着我自己的礼物和妈妈按乡俗为我准备的礼物，起身去姑姑家。
我没有走简易公路，而选择了大马河边的那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小路，向张家堡走去。小时候，我就是跟母亲从这条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样激动过我的心。那时候，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生活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家。到外村去走亲戚，那简直就像要出国一样新鲜而有趣……这一切离开我已经是那么遥远了。山路崎岖，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宁静，一切依然和过去差不多。现在，我知道，在这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上，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姑姑和姑夫含着喜悦的泪水迎接我的到来。我看见，岁月已经使他们的脸刻满了铍纹，显得非常苍老了。
“啊呀，要实行责任制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做梦也没想到！”姑夫—见面就和我谈这件事。他的心情看来兴奋而不安。“你是公家人，你知道这是一时的政策，还是……”他问我。
“我想不会是一时的。”我肯定地说。
“我不信你的话！”姑姑说。
“就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见。
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村的人见面也是首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尽量将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给他们讲，让他们放心。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
这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眼前这些人的疑虑需要时间和实际生活的发展来打消。目前只能让他们在欣喜中保持他们的某种疑虑吧，党会用实际来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并以此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真挚的信任。
“你们村现在怎样了？”姑夫问我。
我把我们村的情况给他说了说。
姑夫立刻感慨地说：“老侯那人我知道，是个老党员，人可靠，是个好把式！他能领导好哩！”
“你们村搞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们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常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
“怎么回事？”
“快分烂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样。不过，地主不是过去的刘国璋，是生产队了！”姑夫痛心地摇了摇他雪白的头。
“政策不是很明确吗？”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忧郁地一笑。
姑姑已经把饭端上来了，这方面的谈话就此中断。
我一边吃着香喷喷的臊子面，一边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么强烈地反对责任制，但现在他也挡不住了。他在张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毕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国的天。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楼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们现在也搞责任制了。不过，从姑夫的话中可以感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吃完饭，来了一个青年人。
这位青年人愁眉苦脸地对姑夫说：“张大叔！你看这怎么办呀？我志高叔全给我分了些三等地！”
“为什么？”姑夫瞪着眼问。
“他说不为什么，就给我分坏地，还骂我富农的孙子翘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
姑夫气得白胡子直颤，说：“而今党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这样胡来哩！”
“大叔，你能不能给他说说？”
“你回去，我说！”
小伙子说了一串感谢话，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领略了一件，这的确太不像话了。
姑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先自己呆一会儿，他要去喂猪了——姑姑这两天胳膊疼，提不起猪食桶。
已经是傍晚了。我一个人在窑里转着看了一看。摆设还和我以前来时一样，没有增添任何一点什么。岁月除去使老两口渐渐衰老外，没有带来什么特別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和我亲弟弟一般大小，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又给两个老人增添了许多忧愁。他们怎么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礼呢？
按说，大表哥分家后，姑夫家三口人，两个出众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他们是些二流子，那活该，可他们是怎样的庄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脑袋去耕耘土地。为了多挣点工分，两个男劳力连个集都不敢去上，量盐买油，都是姑姑颠着小脚到城里去的。
我想，只要实行了责任制，姑姑家和我们家一样，他们的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多好多倍的价值来。
就在我这样乱盘算的时候，门被掀开了。我以为是姑夫。一看，原来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说你来了，当时忙得没顾上来看你。这回你可要多住几天！”五叔进门后就嚷嚷着说。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给五叔递上一根纸烟。
他接过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然后感叹地说：“世事变化可真大呀！上次咱们见面到现在刚刚半年，就一下子乱套了！我那时听说要单干，就像听故事一样，以为那是胡扯哩，可现在就实行开了！”
“这是责任制，不叫单干。”我纠正他说。
“名词不一样了，可还不是单干哩！”五叔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
这时我想起上次见面，五叔曾要我给副食公司我的那个同学“做点工作”，让他儿子转正哩。可我却一直没有“做工作”。现在我赶忙先对他说：“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还没给我的同学说哩……”
“不麻烦你了，我看屁事也不顶！现在这政策硬了，恐怕迟早都得回来。”五叔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儿子的结局。“不过，混了几天公家饭，娶了个没出钱的媳妇，这也划得来了！”他又补充说。
“你们村也开始实行责任制了吗？”我问五叔。
“不开始行吗？上面口气很硬，咱个平头老百姓怎抗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农村记录一下，你是记者，权大！好好给上面反映一下，农村烂包了，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说。
他仍然是他的老认识。对于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相当可笑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姑夫进来了。
姑夫把猪食桶往脚地上一放，开口就问五叔：“你怎给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
“怎？”五叔瞪起眼，“富农的孙子他挑啥哩？现时虽说不让讲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
“现在共产党哪一条说要给富农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爷是富农，他也是富农吗？”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来是个没立场的人！按你这样说，把原来他家的地都再分给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旧社会给治亮他爷揽工，你现在再给治亮揽工去！”五叔挖苦地说。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当哥的身份对五叔破口了，“你再这样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着看！”姑夫吼叫着说。
五叔因为姑夫当着我的面骂他，气得脸通红。但他可不能对他哥破口，只好倖悻地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你明天就把属于治亮的一等地给人家分了！你现在不给人家，将来也不得过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气地对准备起身的五叔说。
五叔看了看我，脸更红了，他转过头对他哥求饶似的说：“我就是错了，你好好说嘛，我改就是了。动不动就骂我，我成你的儿了！”他说完，匆匆和我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说：“对这种人，就得骂！这几年，不是我时不时敲打一下他，这张家堡早叫他弄成个赤土滩坪了……”
这时候，我姑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饲养院里打开架了！”
“为什么？”姑夫问。
“为分东西……”姑姑说。
“咱看看去。”姑夫对我说。
我于是跟着姑夫来到了张家堡前村的饲养院里。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极其混乱的场面。人们纷纷拥挤在棚圈里拉牲口——听说是按抓纸蛋分开的。因此，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一个老汉竟然蹲在一个角落里放开声哭着。
另外的地方，集体的东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甚至一根牛缰绳都要剁成几截……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哪怕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
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对这种状况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因为我看见有些人竟然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他们说拖拉机上的钢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头。
我立刻让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开始规劝打架的人和破坏东西的人。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说书记让这样分，你管得着吗？
姑夫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说没找见我五叔。正好我表弟赶来了，他匆匆地问候了我一声，然后着急地对我姑夫说：“爸！我五爸把队里的公窑都平价卖给私人了……”
“那你是干啥的？亏你还是个村书记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着看吧，半村人都会叫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姑夫气愤地指教儿子说。
“我五爸说单干了，还要公窑干什么！他现在正领着队干部分公路边的树哩！”
“天老子呀！这家伙不要命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虽说是队里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着看吧，树一分开，一两天就被连根刨了！这还了得！是这，你腿快，赶快去公社叫个干部来。最好是来个领导！”姑夫命令我表弟说。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领导请来……”表弟嘟囔着说了一句。
“你就说，张家堡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车骑上，叫公社的人连夜上来！”表弟撒开腿跑了……
两个钟头以后，公社书记就亲自跑来了。他也显然对张家堡这个局面生气极了，把五叔狠狠批评了一顿。公社书记让社员都把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谁破坏了谁赔钱。他宣布：张家堡大队的责任制先缓后搞，公社要专门派工作组来协助进行……
五叔当时给公社书记作了检讨，说他水平低，没把事情弄好；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这个骚乱的夜晚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如果我是公社书记的话，今晚上我就会把五叔的书记职务撤了。可是……他将仍然是张家堡的领导人。
我想起他说的“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话，他把什么事都看成了运动。他实际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培养的一种干部，他患了一种“运动”病。
于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见罢他后第一次遇见他，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所，因此留下的印象很深……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月。
江青在全国推广小靳庄经验，要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这个政治游戏一时风行全国农村。赛不赛诗，唱不唱样板戏，学不学小靳庄经验，拿当时最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路线问题”。许多县为了“紧跟形势”，纷纷派出专人去天津的小靳庄参观学习。参观大寨，参观小靳庄，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相当时髦的行为。有些穷得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的队，也要拿出一笔经费让他们的大队书记去朝拜这两个圣地。
学习小靳庄的活动一开始，报纸的报道照例要立刻在版面上反映出来，而且无疑应该是这一时期报道的重点。总编辑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各部立即下去采访。我们家乡所在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照例被列为重点报道地区。我也被临时抽到了这一报道班子，和一群记者来到我们地区。
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了解了一些一般情况，这个记者组就分头下到了各县。
我和另一名记者来到了我们县。据地区政工组负责人讲，我们县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地区的“样板”。
县政工组得知我们是来采访这方面活动的，当天下午就在县礼堂举行了县级各单位学习小靳庄赛诗会。在这个闹哄哄的赛诗会上，一群一群的人轮流上台，又唱又叫。有一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也自告奋勇上台念了他自己胡诌的一首“诗”。县政工组长竟然和他老婆一块上台唱样板戏，他扮李玉和，他老婆扮个李铁梅，当他老婆叫他“爹”时，台下的人笑得几乎发了疯。
我坐在“贵宾席”上，痛苦得如坐针毡。一切都目不忍睹。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专为我们两个人安排的。尊贵的人啊，已经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同行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他在这样的场所里十分活跃。他拿出记者的派头，举着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我尽管反感所有这一切，但只能把一切烦恼埋在心头。我是个渺小的人物，没勇气公然去反抗这类东西；我只是还没有丧失正常人的感觉罢了。
当天晚上，我在县副食公司工作的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现在已是副食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
在饭桌上，我的同学首先攻击了我一番：“你们这些人，真是些厚脸皮的吹鼓手。今天可以骂自己的昨天，明天又可以骂自己的今天，自己经常打自己的嘴巴，可连脸都不红一下。这就是你们！请你别生气，你知道我是个直筒子。比如说你来采访这狗屁小靳庄经验吧，县上前几天就听说了，命令各单位停工停产搞这玩艺。连我们的门市部都被迫关了门，群众连酱油醋都买不上。中国人现在都成猴了，什么丑都得出。幼稚、荒唐、愚蠢、疯狂！”他愤怒地喊叫说，已经不能自已了。
我对他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他说他理解我；说就是他自己，人家让关门停止营业也得照办。是的，人们现在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正直人来说，只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黑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两个人几乎都喝醉了。深夜，他送我去县招待所。我们两个人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地走过昏暗的街巷。一路上，由于酒醉勾起了许多伤心事，我们竟然都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我们记起了小时候，我们戴着红领巾，就在这些熟悉的街巷里手拉手走过，天地一片阳光灿烂，我们的心灵愉快而纯净。当时我们曾发誓长大后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现在我们已到年富力强之时，生活却变得这样令人失望。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途上，白白地糟蹋掉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回到旅社以后，我的同行正伏案疾书，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这个赛诗会真让人感动。我已经写好一篇报道，你看一看，明天就可以发回到报社去。你们县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的确是先进……”
我往床上一躺，对他说：“我不看了，喝了点酒，头疼，你就按你的写吧。不过，你可不知道，我们县这几年吃国家返销粮也是全地区第一！”
我的同行停住笔，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并不惊讶我们县吃返销粮是全地区第一，而是惊冴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由他去想吧，如果他有兴趣，回去还可以打个小报告。至于我，现在已经瞌睡了。我要借着酒劲，短暂地忘记一下自己的烦恼。
我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县政工组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说今天带我们去参加一下农村的赛诗会。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队是全县学习小靳庄的先进单位。
我因为是本县人，就不由得问：“是哪个队？”政工组长说：“就是你们城关公社的，张家堡大队，离你们村不远。赛诗会完了，小车还可以把你顺路送回家。”
我的头“嗡”地响了一声。
张家堡，不就是我姑家的村子吗？除过我们村，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小时候，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美妙的日子。前多年回了几次家，总想着要去看看姑夫和姑姑，结果总是七事八事的没去成。想不到这次竟然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使我能有机会重访久别的张家堡。
上午九点左右，县上的小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张家堡大队的小学校。从吉普车上下来，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就是五叔张志高。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制服，脸上的胡楂刮剃得干干净净，满脸喜气洋洋，就像农村过红白事的主事人迎接宾朋好友一样迎接了我们。
五叔长久地握着我的手，摇着，说着：“哈呀，君娃而今出息成个大人物了，这是咱整个大马河川的光荣！小时候我就看出你将来不得了……想不到你今天亲自来了，请你好好检査指导我们的工作！本来你五叔没把工作做好，可县上硬给我带面子，要在咱这里开现场会，还有你们大记者都记录来了，哈呀，真是……”
自童年以后，我好多年都没见五叔了。他看来还不显老，红光满面的，穿罩和头发的式样有点像脱产干部。
我们拉扯了一顿客气话后，县政工组长给我和我的同行介绍说：“张志高同志是张家堡大队的书记，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每次运动都是县上的先进。这次学习小靳庄，他们行动快，工作搞得很出色。”
“不行！不行！”五叔兴奋地笑着，说：“请县上领导和报纸的同志多批评！多指导！”
这时候，整个学校院子里都挤满了庄稼人和小学生。教室门前已经搭起了一个台子，台子下面，一长溜学生娃的课桌上都蒙着一些门帘和床单一类的东西，上面放着暖水瓶和茶缸、香烟。
张家堡许多上年纪的人小时候都认识我，现在纷纷过来，又拘束又亲切地挤前来和我说话。
我的心情很不好，但强装笑脸和众人应酬。我问五叔：“我姑和我姑夫来了没？”我心里希望他们不要来！
五叔说：“你姑来了，她今天还要上台念诗哩！你姑夫没来，说病了。我知道他装病。他虽说是个党员，这几年革命性差得太离谱了！”我此刻对五叔非常反感。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流露什么。我对五叔说：“你帮我找一下我姑。”
五叔打发周围几个年轻人去找，说他还忙着哩。他匆匆和我握了手，到人群前扯嗓子吆喝去了。
姑姑被表弟引来见我了。老人家双手拉着我的手，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姑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来这里干什么？你老人家快回去！”
“唉……不敢嘛！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姑夫是个犟板筋，顶着不来。我总得来嘛。你弟弟是村里的团支书，我怕给娃娃造罪……”
表弟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倾着头。“你可不知情，听说你们上面的人要来，村里的人已经七八天不出山劳动了，地锄不开，今年下来吃什么呀……你不是外人，姑姑敢说这反动话哩……”姑姑用手擦着眼角的泪水，难受地说。
“那你们不能不搞这赛诗会吗？”我对表弟说。
姑姑和表弟都一下子吃惊地望着我。
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说了一句出边的话。他们怎能不为我的话而吃惊呢？我不正是来采访他们队的“先进事迹”吗？我怎么能在此时此地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一时很难对他们说清楚我的心情，只好沉默地面对他们惊讶的神色。
“硬是你五叔胡成精哩！这多年一股劲这运动那运动，弄得村里人粮没粮，钱没钱，就是挣下一公窑奖状！奖状能吃吗？唉，世事越闹人越糊涂了……”
“妈！你不要说了……”表弟胆怯地望了我一眼。
这时候，五叔在台子上吼叫着让人安静下来，说赛诗会就要开始了。
县政工组长过来招呼让我到“主席台”前去就坐。
姑姑只好对我说：“会完了一定到姑姑家去，你姑夫常想得念叨你哩……”
我说我一定要去的。
我和姑姑、表弟道了别，就跟随政工组长来到“主席台”前坐下来。
五叔开始在台上讲话了。想不到他这几年锻炼出这么好的口才。他从世界革命说到中国革命，从省上说到县上，又从县上说到张家堡；向众乡党说明评法批儒和学习小靳庄的伟大意义，并且还背了几句“圪塔纲领”(《哥达纲领》)里的话，他说学习小靳庄经验要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接着他臭骂了一通两千年前的死人孔老二，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他说第一个节目由他自己来演出。
这家伙竟然从后台拿出一把土三弦，叮叮咣咣地弹起来，嘴里念念有词道：“我的三弦就是机关枪，对准孔老二的黑心肠……”
这丁丁咣咣的三弦声又把我带回到童年的记忆中。我记起了那年月间的五叔……一个年轻而纯朴的庄稼汉，坐在门前的草堆里，弹着三弦，唱着信天游；我和他的老黄狗就卧在他身边，沉醉在那迷人的歌声
现在，我又听见了那土三弦的弹拨声。但是，时过境迁，这一切已变了模样。三弦已经成了“机关枪”，成了五叔的一种政治武器。
我的同行为五叔的表演兴奋得又鼓掌，又照相。县上和公社来的干部也都纷纷为五叔鼓掌、称赞。五叔更有点得意了，几十岁的人，竟然摇头晃脑起来。
我为此真想哭一鼻子。五叔，你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是谁让你成为这个样子的？
五叔的“节目”完了后，学生娃们上去唱样板戏；学生娃们唱完后，台上竟然上去了一群白发老婆婆，她们豁牙漏气，在五叔的指导下，背诵几句小学教师为她们胡诌的顺口溜。她们怎么也念不到一块，一个个老皱脸臊得通红。我痛苦地看见，姑姑也站在里边！
这一切已经有点残酷了。我低下头，用双手捂住眼睛，心中涌满了悲哀和愤怒！此刻，这些老人们就像羔羊一般被搁在了这个可诅咒的祭坛上，而我却要在这么近的地方目睹这一切！
我不知道这一场闹剧是什么时候收场的。
我勉强和我的兴奋的同行分了手，然后就和表弟搀扶着姑姑回了他们家。
姑夫又惊又喜地迎接了我。他当然连一点病也没有。我仍然对刚才的一幕感到痛苦，对姑夫说：“你们村怎么胡闹哩？”
“你也是这么看的？”姑夫又惊讶又激动地叫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君娃还是君娃，唉，好君娃哩，咱农村完了！没光景了！不能活了！而今党里头有人作孽哩！你五叔跟上疯子扬黄尘，把张家堡完全弄倒塌了！地连一遍都没锄，草长得比庄稼都高，整天不劳动就弄这些瞎事！我真想把你五叔的腿打断，把这龟子孙的嘴拿针缝了，再叫他王八蛋跳叫！”
“你可千万不敢闯乱子……”姑姑害怕地央告姑夫。
我把一些点心和两块布料从提包里掏出来，放在炕上，对姑夫和姑姑说，我因为明天要返回县上，在这坐一下就准备回我们家去看看。姑夫和姑姑非要我留下吃一顿饭不行，他们说吃了饭也能赶回去。我不能拒绝他们的心意，于是就留下来。我和姑夫在这孔窑里说话，姑姑到另一孔窑洞去给我做饭。过了好一阵，我和姑夫突然听见隔壁窑里我姑姑的哭啼声。尽管声音不大，但我们两个都听见了，我和姑夫慌得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跑了过去。
我们过去一看，见锅里正冒着热气，我姑手里拿着笊篱，伏在锅台上泣不成声！
我和姑夫都问她出了什么事。
姑姑抬起头，伤心地哭着说：“我给咱君娃包了几个高梁面饺子，都烂在锅里捞不出一个新的来了，成了一锅糨子……我娃常也不回来……”她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哭了。
姑夫叹了一口气，说：“高粱面怎能包成饺子哩，你应该做成面片……甭哭了，君娃又不是外人……”他的声音也哽咽了，转过头对我说：“这几年正好没粮嘛，白面、豆面都没……你看姑夫活成个什么人了……”他一下子蹲在灶火圪捞里，双手抱住了白发苍苍的头。
我扶起姑姑，对她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一辈子都亲我疼我，我小时候都不知吃了你们家多少好东西。我就是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口凉水也是甜的……”
说完后，我自己捞了一碗高梁面和土豆丝糊汤大口大口吃起来，并对姑夫和姑姑说：“白米白面我都吃够了，这饭正对我的胃口！”
姑夫和姑姑看见我这样，都惨淡地笑了。
吃罢这顿伤心饭，我便告别了二老，起身回家看望我父母亲。
当我出了张家堡村口时，五叔张志高突然撵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卷材料，在村口堵住我说：“君娃，这是我叫队里的会计赶写的，上面记录了我们队学习小靳庄的先进经验，你们报纸写文章好参考，你拿着，我就不专门给你们往城里送了……”
我厌恶地对他说：“这次我不管这事，你还是送到城里去吧……”当我走在田间小路上，思绪便像洪水一般开始泛滥。一切都是这样叫人难受。乡亲们连饭都吃不上，却叫他们停工停产去唱歌跳舞。五叔，你也是个农民，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你就看不出这一切有多么荒唐吗？
可是我自己又有什么权力谴责五叔呢？我也是农民的子弟，竟然千里迢迢赶回来，要把他们如此惨痛的悲剧当做喜剧来写……我发誓这次我连一个字也不会写的！
一路上，姑姑流泪的脸和五叔喜气洋洋的脸交替在我眼前晃动着。我在心里呼唤：把这一页惨痛的历史尽快翻过去吧，让姑夫和姑姑们的脸上露出笑容，而让五叔们脸上的笑容黯淡下来……
又是一个夏天了。
我搭上西去的列车，去F市采访。火一般的太阳照耀着车窗外无边的原野，大地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车厢里极其闷热，旅客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按节气，已经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了。
社会生活同时也处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农村，显出了历史上少有的激动。山区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搞了两年了，实际成果说服了怀疑论者。那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善了极度贫困的生产状况，使他们有吃有穿了。当然，冒尖户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农民个个都已经进了天堂，动不动就把高档商品买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还不淸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另外，一切都还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因而，使得许多新矛盾无法得到妥帖地解决。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有待于一个长期不断改革的过程。但是，最初的这一步已经显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景象，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平原地区也在仿效山区的榜样，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了。省委第一书记已经在答省报记者问中，号召平原地区迅速落实生产责任制。但是，F市所在地区在这方面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为此，省委已经把那里的主要领导人调离了。新建不久的新市委班子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F市和全地区的农村已经处于一种急骤变革的状态中。我正是赶去采访和调查这一地区的农村形势的。
我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听着铿锵的车轮声，感受着一种强烈的时代变革的气息。我记起了一本长篇小说的名字：《在田野上，前进！》，那是写另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变化的。现在，我们也可以兴奋地呼喊：在田野上，前进！
我在F市下了火车，通过检票口，来到了候车室。
已经是晚上了，我想很快先找个住处，于是就小心地通过睡在地上的横七竖八的旅客，向外面走去。
到候车室门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呆住了。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这不是张志高吗？
是的，这的确是五叔，他现在赤膊露体躺在候车室大门口的一个角落里，头枕着自己的两只鞋。打着很响的呼噜在睡觉。他看来疲惫不堪，头沉重地歪在一边，身上和头上布满了汗水珠子，身子下面的水泥地板似乎都湿了一片。他的长裤管挽在大腿以上，上身只穿我们家乡农村的那种红裹肚，两条腿摞在一起，侧身倒地，就像家乡农人们在山野五叔，你到这里来千什么呢？为什么你一个人流落在这陌生的异乡，受这份洋罪呢？
我犹豫地站在这个酣睡的乡亲面前，不知该不该叫醒他。
我想叫醒他，问明他的一切。我又不忍心叫醒他，他看来太疲倦了，睡得那么死沉，说不定好长时间没睡一个好觉了。我躬下身，看见他抽动的嘴角和紧蹙的眉头间，似乎隐约地流露出心灵深处某种阴郁的迹象。此刻，他也许在梦中回到了我们亲爱的大马河川，问到了那个鸡叫狗吠的村落……
不论怎样，我眼下无法想象五叔为什么睡在这里。
我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先出了候车室。我想还是让他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再睡一会儿，等我找好住处再来叫他吧。今晚，我要让他和我住在一起。他大概是不想掏住宿费才在那里凑合的。
我在F市委招待所包了一个两张床位的房间，把东西放好，连脸也没擦一把，就又急匆匆地来到了火车站。
五叔仍然睡在候车室的门口，似乎连动也没动一下。我在他旁边蹲下，轻声唤他：“五叔！五叔！”他一动也不动。
我又一边叫他，一边用手掀他汗淋淋的身体。
他慢慢地睁开眼，似乎竭力要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而眼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一刹那间，他认出了我。
五叔一下坐起来，叫了一声：“君娃？”
我对他点点头。
他先害臊地两把将衣服裹在赤身裸体上，把枕在头下的两只鞋穿在脚上，说：“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他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亲热地用汗涔涔的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显然相当激动，像在外国碰见我一样。
我在他身边的一块半截砖头上坐下来，问他：“你在这儿干啥哩？”他不知为什么，脸一下子通红，说：“唉，跑一点小生意……”
“给集体还是给你？”
“集体？还有集体吗？集体早散伙了！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子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
“你做什么生意哩？”
“零七碎八……”
他自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是我的五叔。
“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他问我。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
“我怕误了火车的钟点。”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不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
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
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了几两白酒。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起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养院里的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双醉意蒙昽的眼睛，感到心情沉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
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闲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我不知该说什么。
他直楞愣地望着房顶的天花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高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进，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高？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进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高？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个要饭吃的一样，流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道，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子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
他说完，一下子翻身矶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无法安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出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哭一会儿吧！我尤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长久地徘徊着。此刻，沸腾了一天的F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吹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热气，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爽快。
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我长久地肴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出了我的眼睛，从烫热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
我去拘留所看罢五叔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五叔突然来到了我的家里。
他神色有些沮丧，但因为从拘留所放出来又有些高兴。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甚至显出了某种老态；多时没刮剃的胡楂乱蓬蓬地在皱纹脸上围了一大圈。
我高兴地问他：“放出来了？”
他百感交集地用手指头揩去眼角的两颗泪珠，说：“放出来了。判了个免于刑事处分……”
我和我爱人立刻忙着给他炒了许多菜，招待他吃饭。我们都留他在我们家多歇息几天。
五叔说他不准备住了，已经买好了明天回老家的长途汽车票。
当天晚上，他就在我们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送他去长途汽车站。一路上，他不说其他，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唉，真丟人！以后我再怎领导张家堡大队的工作呀……”得了吧，五叔！你怎么还能领导张家堡的工作呢？你自己先应该回到土地上老老实实地劳动，用汗水好好洗刷一下你自己，你身上积起来的污垢已经太多了。
我怀着一种极其悲哀的心情，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长途汽车站剪票口的后面。
当我转身走上宽阔的街道时，曙色已经染红了东方的地平线，城市从睡梦中醒来，到处都是沸腾的声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走在上早班的人流里，心头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因为我从五叔们的衰败中，看见中国正挺起朝气蓬勃的胸膛走向未来！
(原载《钟山》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