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这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年头。
由于连年歉收，到了六一年，饥饿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我们这里的乡下，情况就更显得严重了。我们那些水土大量流失的黄土山地，就是好年景也长不起庄稼来。眼下由于连续不断的干旱，简直再不能指望收获到什么了。有的地块甚至连种子都怕要丢得一干二净。
按季节已经是盛夏了，但田野里那个景象真叫人惨不忍睹：土地一丝不挂地躺在炭火一般灼热的太阳下，皱巴巴的，像害着重病的老年人，没有一点生气。成群结队的鸦雀在荒凉的山洼里飞来飞去，远远看起来，就像秋末的蚊蝇那般失去了活力——它们在大地上再也寻找不到一粒粮食。
村子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喧闹。饥饿使所有的人都沉寂下来。人们多年来所有的积蓄都已经在去年的饥馑中荡然无存。灾荒消灭了农村的差别，大家先后都成了赤贫户，人们整天叹息着，咒骂该死的天气……不久，在村里几个老年人的倡导下，一些庄稼人便脱光了脊背，赤着脚片子，一窝蜂簇拥着“龙王爷”的牌位，开始向老天爷祈雨。大中午，他们光头顶着暴烈的阳光，跟着“龙王爷”的牌位，在龟裂的大地上狂奔呼号，那乱纷纷的赤脚片子在村外的田野里踢蹬起满天的黄尘。
这情况使得村里的党支部非常着急。不信神的共产党员们于是纷纷出发去说服阻挡迷信的庄稼人。但阻挡不住，一时也说服不了。人们已经饿得有点发疯了。本来大多数庄稼人已经多年不信神，饥饿又使他们妄想试试神的威力，不灵了拉倒，反正横竖是个饿！
不管人们怎样饿得发疯，可仍然还像往常一样，抱着收获的希望，继续在焦干的土地上无益地劳作。无论如何，总不能躺在土炕上等死呀。
好在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刻，曾经用血汗养育过中国革命的这块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关怀下从外省调拨来了一点救济粮。绝望之中领到了一份救命的吃食，这使得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开始露出了一点生命的笑影。谁也不再抬着“龙王爷”的牌位去求神拜佛了。
可是，这点粮食终究是很难维持长久的。先是村里几个病弱的人，由于缺乏起码的营养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接着，带有迷信色彩的各种谣言又在蜂起，使得本来饥饿的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精神的恐慌……
一九六一年，这可真是个难熬的年头啊！
不幸的是，我却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了县上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这的确是不幸的——尤其对父亲来说。他本来盼望我考不上。他大概觉得，要是我考不上的话，我的失学就只能怪我自己的不争气，而怪不到他无力负担了吧。要是在本村上小学或者在邻近的镇子里上初中，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吃饭，这好歹总能凑合的。而到百里路以外的县城去读书，对一个农家户来说，就是好年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眼下又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难道能带着野菜和榆树皮去学校吗？
当然，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我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我并不因此而对他懊恼。说起来又怎能怪可怜的父亲呢？我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他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在十几年并不轻松的生活中，硬是他一手把我拉扯了这么大。他害着那么严重的关节炎，为了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红利，好供养我读书，总是一瘸一拐在山里劳动，在家里操磨，连下雨天都不敢歇一歇的。我知道，他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要是有办法的话，可怜的父亲就是赔上老命也不会委屈我的。看看吧！眼下我们的光景都快烂包了。粮食已经少得再不能少，每顿饭只能在野菜里像调料一样撒一点。地里既然长不起庄稼，连野菜也不多的。父子二人全凭乱七八糟的凑合着过。
对农民来说，没有粮食，当然也就没有钱。我现在已经到了懂得讲究点穿戴的年龄，可几年前做的那身粗布衣服，早巳破烂不堪，上面缀满了我自己和父亲帮我缝纳上去的各式各样的补丁。
唉，就这个样子，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即使父亲有心供我继续上学，我也起不了身。
可是，一想到我从此就要辍学，心里痛苦得火烧一般。接连几天，我不想吃，也不想睡，夜深人静时，我从熟睡的父亲身边溜出来，出了门，在村外的野地里漫无目的地走；我走着，痛苦地用自己的脚踩踏自己的身影，可那黑色的影子永远在我身边跟随，就像那不幸的命运一样。
艰难的生活使人过早地成熟起来。我已经在认真地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了。我现在痛切地知道，眼前的情况，是我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我想：如果我能继续上学，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工程师或者文学家。这样我就会改变我的传统的贫困家境；同时也会实现我想为祖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的理想。要是我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我就不得不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堪的。从内心讲，我并不鄙视农民，从我的祖上到我可怜的父亲，就都是土地恭顺的仆人。但我决不满足继承他们的专业啊！我想我应该比他们更有出息，也应该比他们做更大的事业。的确，要不是碰上这么个灾荒年头，亲爱的祖国本来已经给我展现了这样的前程。现在呢……
正当我们父子愁眉苦脸的时候，本来因饥饿变得寡言的乡邻们，都纷纷前来我家提出忠告。少数人劝我休学。他们说这年头在家里总好凑合一些。再说，当农民苦是苦，但将来要是好好成个家，生儿育女，一辈子也照样活人哩。而多数人劝我父亲再咬咬牙，让我把高中上完。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的；等我考上了大学，也许就再不要花费什么了。有的人甚至说，按我的聪明来看，说不定日后还要“留洋”哩。总之，他们认为我前途远大，千万不能给断送了。他们甚至觉得，我所取得的好成绩，对于我们整个马家圪崂村来说，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呢！在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村里，历史上还有什么事这么荣耀地在全县挂上了号的呢？村里几个辈分很高的白胡子爷爷并且预言我将来要“做大官”。从这点出发，他们几个老人就不光是劝说，而是在训斥和指教我那可怜的父亲了。他们吓唬胆小的父亲说，要是他不供我上学，将来非遭“五雷轰顶”不可！
那几天，这几个在村里受人尊敬的老爷爷，经常瘦骨伶仃地坐在村头土地庙前的阳崖根下，怀着无限的感慨宣传说我将来的发展他们早就预料到了，因为他们年轻时帮忙搬挪过我老爷爷的坟墓，发现一棵老榆树网络般的根须，竟然把他老人家的棺材抬架到墓穴的半空中。他们对这件稀罕事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家(或者说是我们马家圪崂村)迟早要出个“贵人”。
“看看，”他们说，“这人恐怕就是建强！”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极其纯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终于答应继续供我上学，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们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还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几个玉米面馍馍，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声痛哭——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马家圪崂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又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走来的同样是贫困的青年。但我知道，正是这贫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我终于上了高中。
我意识到，这是我生活道路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当我背着那点破烂行李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比我原来所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当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但不仅如此。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的新悲剧在开始时，居然是由于我考了全县第二名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才被分到了这一级的“尖子班”——六四（甲）班。从此，一连串倒霉事就开始了。
这个班所以称“尖子班”，因为全是由今年升学考试成绩突出的学生所组成。学校领导敲明叫响说要“偏吃偏喝”，好在将来考大学时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以此和全地区其他中学竞赛。不用说，由于这个原因，分到这个班上的学生都因此而带着一种明显的荣耀的神气。
只有我神气不起来。别说神气了，我觉得自己在班上的同学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
这个班除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全班所有的人都是干部子弟，包括县上许多领导干部的儿女。尽管目前社会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我和这些人之间仍然太悬殊。他们有国库粮保证他们每天的粮食；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叫人看起来像个高中生的样子。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化子！
在家里时，四舍八邻都不富裕，因此谁也不为自己的贫穷而害臊。可现在一下子有了强烈对比，就明显地感到自己太恓惶了。我好像第一次站到了镜子前，照见了自己的这副模样是多么的寒酸。我羡慕我的同班同学们，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运。但我并不妒忌他们，我只是为我自己的寒酸而难过。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过错，谁愿意过贫困难耐的生活呢？
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很快笼罩了我的心灵。班上的同学们大部分对我还是很热情的。他们之中的个别人也许在暗暗嘲笑我的破衣烂衫，但也得尊重我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乡巴佬孩子竟然奋斗到这个“尖子班”！
但是，我也担心往后有人会因为我的贫穷而欺负我，所以心情一直很沉重。
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情况就出现了。尤其是班上那个好恶作剧的文体干事周文明——看来这是一个对人毫无怜悯心的家伙，而不幸我却和他坐了同桌。
每当下午自习，我就饿得头晕目眩，忍不住咽着口水。而我的同桌偏偏就在这时，拿出混合面做的烤馍片或者菜包子之类的吃食（他父亲是县国营食堂主任），在我旁边大嚼大咽，还故意吧咂着嘴，不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一下我的喉骨眼；并且老是在吃完后设法打着响亮的饱嗝，对我说：“马建强，你个子这么高，一定要参加咱班上的篮球队！”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知道我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还叫我去打篮球！
有一天，我们全班在校园后边的山上劳动，他竟然当着周围几个女同学的面，把他啃了一口的一个混合面馒头硬往我手里塞，那神情就像一个阔佬耍弄一个贫儿。
这侮辱太放肆了。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沉默地接过这块肮脏的施舍品，猛一下把它远远扔在了一个臭水坑里！
周文明吃惊不小，一绺浅黄的头发披散在额前，手足无措地停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同时用自己的眼睛告诉他：他如果要是再公开拿我的贫穷开心，我决不会对他客气的。
我的同桌从此便恨我了，但他再也不敢在公众面前公开侮辱我。
过不多久，更叫人难以忍受的事又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放在饭碗里的一个玉米面馍突然丢了。那个同学把此事反映给了班主任老师。
事情很快就在全班传开来，说我们宿舍出了“贼娃子”。不用说，怀疑的目光又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
啊，上帝作证，我连那个该死的玉米面馍也没见过！
我知道，人们怀疑我是正常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偷吃一个微不足道的玉米面馍，大概只有我这号饿死鬼才干得出来。
无数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了我的心上，这使得我神情沮丧，抬脚动手都变得不自在。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对我的怀疑更其加深。老天！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此刻这副样子在别人看来，大概也的确像是做贼心虚的小偷！
人们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而在背后我又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后来，连外班的同学也在指指画画议论我了。
但我向谁去辩解这个活天冤枉呢？我只能在心里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最令人痛苦的是，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谁也不当着我的面说我就是“贼娃子”，这比公开地叫我小偷更使人受不了。
每天晚上，我都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咬着被角偷偷地啜泣。此刻，我真想和什么人狠狠打一架，好把我满心的愤懑排解掉。
就在这时，有人给班主任报告说：在我的枕头底下发现了玉米馍渣子。
班主任听到反映，乘我不在的时候，带领几个班干部查看了“现场”。据说，我的枕头底下的确有玉米面馍渣子。妈的，我的贼名眼看就要落实了！可是同时，有人也发现我枕头底下还有一些荞麦皮。大家再仔细一检查，发现我的枕头被老鼠咬破了一个洞。我常饿得倒下就不想动了，从来也顾不得关心我的枕头。
事情总算水落石出：是可恶的老鼠把那个玉米面馍拉在这里吃了，并且捎带着咬破了我的枕头。真他妈的，人倒霉了，连老鼠也来糟践！
事情到此实际上还没有完。一些不明真相的外班学生间，这个误会还在传，所以我的“贼名”也还在继续地张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要是被扯进一件丑闻，哪怕事实证明他与此无关，但名声总还要受到损害。
入学一月多来，我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一切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但也只能默默地忍受。我自己知道，我的人格这样被践踏，并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仅仅是因为我家境贫寒！
痛苦已经使我如疯似狂。在没人的地方，我的两只脚在地上踢，拳头在墙壁上打；或者到城外的旷野里狂奔突跳；要不就躲到大山深沟里去，像受伤的狼一般嗥嚎！
啊！饥肠辘辘这也许可以熬过去，但精神上所受的这些创伤却折磨死人了。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物质上的短缺罢了；而对我来说，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难关。我本来已经够不幸的了，经常身无分文，那点可怜的“百家姓粮”也只能使我不至于马上饿死。可现在还要在精神上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缺乏吃的，但我更缺乏友爱。当然，班上大部分同学倒并不有意欺负我，这我看得出来；但我也看不出有谁想和我交朋友。不管怎样，我感觉他们大部分人还都是怜悯我的。而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让人怜悯。对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来说，再没有比被别人怜悯更伤人的自尊心了。
自从入校到现在，虽然只过了两个月，但我觉得比两年都长。我时刻处于饥饿和屈辱的夹击之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内心里和这些不幸的厄运拼命搏斗，艰难地维持着我的学生生活。
不过我从来也没想过因此就中止我的学业。不！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已经好不容易让我读了小学和初中，又在如此艰难的年头挣扎着把我送到这里；我的乡亲们一片深情厚谊把自己的救命粮送给我，对我抱着莫大的希望支持我来到了这里；而我自己为了来到这里，又进行了怎样艰苦的奋斗啊！难道我能因为这些困难，就卷起自己的铺盖卷灰溜溜地滚回马家圪崂村吗？
我不会退却的。我就是咬着牙，也要把这苦难的日月熬过去。虽然现在多灾多难，但我相信未来，也对整个社会和我个人都充满希望。
对眼前各种各样的歧视（包括行为和心理的），我都用沉默的态度抵抗——也只能如此。再说，一个饥饿的人本来也就不想多说话的，舌头和嘴要是嚅动多了，会把可怜的胃襄引逗得更不好受。
人们不大理睬我，我也躲避着人。除了上课、自习，我总是一个人消磨时间。
下午吃过晚饭（我只买一碗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经常饿得人心火缭乱。
饥饿本能地迫使我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下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都能看见些绿的颜色。
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透就又扒出来几口吞掉。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啊，果啊，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正如水和空气一样，不属于任何个人。除此之外，我决不会越“雷池”一步的。我已经被人瞧不起，除了自己的清白，我还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要是我真的因为饥饿做出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当太阳快要落在城西那些大山后面的时候，野菜野果也已经把我的肚子填得差不多。这时，我就满足地往回走。
我通常并不马上就回学校去。我先进了县城，然后穿过那条石板街道，出了清朝年代修起的那个破城门洞，到城墙根下面的小河边去。
这时候，小河里也没人洗衣服，幽静极了。我先在水里把染在手上、嘴上的那些野生植物的绿色浆汁洗净，然后便悄然地躺在岸边那个小石窝里。说起来，这个小石窝也实在是个好地方。它主要好在一点上，躺在里面，谁也看不见。我戏谑地在心里把它称为我的“别墅”。每次饱餐了野味，我非要到这里来静静地躺一会不可。此刻，太阳晒过一天的石板，还留着微微的温热，躺上去简直能叫人忘乎所以。
我心平气和地躺在这温热的石窝里，静静地谛听着下面琴一般悦耳的流水声；或者仰起脸来，望着纯净的蓝天和那延绵不断的群山。太阳在最后落下去之前，把那橘红色的光芒淡淡地、轻柔地抹在了对面的山尖上；而所有两山之间的沟坡都已经沉浸在阴影之中。不久，所有的山头从低到高，那点余晖便渐渐地抹去；大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过不多时，一切就都变得模糊起来。
我静静地躺着，怀着一种超脱的心情，望着大自然的这些变幻。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坐起来，目光急切地在苍茫中张望，寻找，希望能再见大地上那些绿的颜色。噢，绿色啊！在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里面，再没有比大地的绿色更叫人喜欢和留恋的了。我喜欢这绿色，是因为这绿色的生命一直在养活着我。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也就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在乡下度过的童年。那时候，每当冰冻的土地刚刚变得松软起来，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跑到田野里去，小手在解冻了的土地上刨啊刨
……当终于刨出一颗嫩绿的草芽时，大家就都惊喜得欢呼起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当时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而哭。我只觉得我的心在愉快地颤栗……
在我们这里，冬季是十分漫长的。一年中几乎没有春天。而夏天刚来不久，秋天也紧跟着到了。接着，内蒙古草地上的雁群就嗷嗷地啼叫着，排成队，飞成行，掠过刚收获过庄稼的光秃秃的山头，到遥远的南方寻找温暖去了。塞外吹来的寒风立即任性地扫荡整个黄土高原，田野里就再也寻不见一点绿的颜色。尤其节令到了三九四九，家家都冷得封门闭户，这对于乐趣永远都在田野里的乡间孩子来说，到了这时就只能闷头呆在家里了。严酷的冬天把田野变得丑陋不堪。等到一场大雪过后，土地立刻冻得像铁一般硬。坚冰覆盖了所有的河道，路旁崖岩上吊起了冰帘，像老头儿的白胡子一般。尖刀似的风把干活的男人们从地里赶回来了。人们只能整天坐在炕头上，抽旱烟，说古朝，拉搭一些庄稼人说了多少辈子的老话。
每当寒风把大地上所有的绿色生命杀尽以后，我自己的心在整个冬天也就枯萎了。记得那时，我常常幼稚地担心那些绿色的草呀，树呀，大概要永远地死去了。想到人将要在一个没有绿色的世界上活下去，心里既难受又害怕。因此，第二年春天，当一看见大地上又萌生起绿色生命的时候，感动和喜悦的心情常叫人鼻子发酸。等到清明节一过，村外小河岸边和向阳的山坡就冒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青草的嫩芽，蓝色的、火焰般的马兰花也在路径两侧怒放了。这时，我们这些孩子照旧穿着在冬天穿烂穿脏了的棉衣裤，手拉着手，在田野里奔跑、叫喊；拾些干柴火点起一堆火，把各自带来的干粮放在火边烤，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友爱地不分彼此……
我坐在黑暗笼罩了的石窝子里，一往情深地回忆起这些没有冷漠，没有歧视的童年的生活，眼泪忍不住一个劲往下淌。这更使得我对自己眼前的处境感到伤心。但是，我又想：生活不管怎样变化，母亲一般养育过我们的土地毕竟还是爱我的，现在她不是还继续用她绿色的奶汁喂养我吗！大地啊，你给了我们欢乐，你又把我们的愁苦溶解在了你那博大的胸怀里……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伊甸园，在夜幕的遮掩下回到学校。
远远望见那一排排灯火通明的校舍，我的心情又完全陷入了压抑之中。田野里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对我来说是亲切友爱的；而在人声鼎沸的学校里，我知道我会多么孤寂。
每次，在接近学校大门的时候，我都要拐到校门右侧的文庙牌坊下站一会。因为这时正是走读生们回家的时候，我怕班里的同学看见我。
我孤零零地站在黑暗中，望着一群一伙的同学们从校内拥出来，一路上互相热烈地交谈，亲切地说笑，有的甚至友好地手臂相攀，向灯火通明的街道走去。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想大哭一场！我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呼喊：啊，亲爱的同学们，我并不奢求你们的友爱，但你们也该让我平等地生活在你们之中吧！
渐渐地，我被大家遗忘了。这就是说，同学们已对我的贫困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不像刚来时那样地感到“新鲜”了。
按常理，一个人要是被周围的人遗忘，那可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求之不得的。谢天谢地，这也就好了。在我的位置上，我还再敢希冀什么呢？我只祈求让我的心灵能得到一点安宁，好让我全力以赴对付可怕的饥饿。
唉，说起饿肚子，那可的确是越来越严重了。父亲不久前托人捎来话，说他这半年是再无法给我送来一颗粮食了。这我早已料到。我知道，就是一月前送来的那十几斤高梁，也是他从自己的口里节省下来的。我虽然可怜，但好歹总还没断五谷，谁知道可怜的父亲现在拿什么糊口呢？
我毫不犹豫（也不需要犹豫），就把开学时带来的那点“百家姓粮”，再一次从每天的数量中压缩掉一半。这样一来，一天就几乎吃不到什么了。两碗别人当汤喝的清水米汤，在我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别人哪会知道，仅仅为了不使尊贵的头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我全身的其他部位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支撑啊！
饥饿使得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深人到名词背后的实物上去；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这情况终于导致了令人难堪的局面：期中考试时，我这个全县第二名一下子变成了班里的倒数第二(仅仅在周文明前面）！
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的！但真正面临这个现实，痛苦和震惊简直叫我目瞪口呆。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学习成绩还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那天下午公布完成绩，大家很快都走了。我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在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被粉碎了，这使我第一次真正产生了绝望。我知道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丧气地想：我要是在考试前能有一顿饱饭吃，我的引以为骄傲的学习成绩也许不至于一落千丈。考场上我头昏眼花，在紧要关头连一般的逻辑推理都乱了套。这确是事实。可是，能拿这样的理由为自己没考好而开脱吗？
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拼命往前追。
为了夺回过去的光荣，我重新开始了一番拼命的奋斗。晚上，我强迫自己从破羊毛毡上爬起来，赶到教室里去复习功课。只要不晕倒，就在课桌上趴着。为了再一次冲到前边，我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一下子就死在教室里呢！我对自己说：死就死吧，这么不争气，活着又干什么？生活的贫困我忍受着，但学习上的落伍是无法忍受的，这是真正的贫困。我必须在这个竞争中再一次名列前茅。我知道这样的“赛跑”对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因为我的腿上时刻绑着饥饿的“沙袋”；没有人为我鼓劲，我只能自己为自己助威。为了刺激学习劲头，我甚至为自己许了一个阿Q式的愿：等下一次考好了，一定饱餐一顿。随后又为自己给自己吹的这个牛皮而哑然失笑了。
可是不久，我却是真的遇到了一次饱餐的机会——但我宁愿被别人打一记耳光，也不愿意饱餐这顿饭！
国庆节到了，学校把自己喂的几头瘦猪杀了，准备下午会一顿餐，实际上只是免费给每人一勺肉菜。这年头，吃一勺肉菜不光对我这样的饿汉难得，就是对其他同学也是难得的。
上午，生活干事吴亚玲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班会。她告诉大家，学校灶上因会餐，做饭的炊事员忙不过来，要各班去一个同学帮灶；帮灶的人和炊事员一样，下午的饭菜不限量。她叫大家提名。
还没等众人说话，吴亚玲自己又宣布说：“我建议马建强去。”
教室里有节制地轰一声笑了。全班用这种形式一致通过了她的提议。
这又是一个侮辱。我全身的血轰地涌上头来，感到自己的意识和灵魂立刻就要脱离开身体，向外界飞去。我的两只手在桌子下面哆嗦着，急忙中想狠劲抓住个什么东西，好暂时控制一下自已。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什么时候离开教室的。老半天，我才感到桌子下面的两只手黏糊糊的出了汗。拿出来一看，原来是那支宝贵的“民生”牌钢笔在手里被折断了，蓝墨水染污了两手。
我感到鼻子口里喷着火一样的热气。我恨这个吴亚玲！本来同学们已经把我“遗忘”了，可今天她又使大家这么随意地嘲弄了我一次！
我决定还是去帮灶。不过，我心里想：谁要是抱着险恶的心理认为我终于接受了这个“肥缺”，那就让他等着瞧吧！哼！
户外的天气是非常好的，深秋的蓝天显得纯净而高远。被人踩得硬邦邦的大操场，在阳光下一片白光刺眼。也没有风，操场四周的几排小叶杨，，叶子干巴巴地蒙着一层尘土，静静地站立着。
我穿过操场向灶房去的时候，看见校园里红红绿绿贴了许多标语；各班的黑板报也换上了新内容，标题都用彩色粉笔写成各式各样的美术字。同学们三三两两在校园里蹓跶，互相嬉笑打闹。各班的文艺队也都在为晚会准备节目，这里那里传出了和谐的合唱声，以及吹得很刺耳的梅笛独奏曲。就是在这严重的困难时期，此刻毕竟也显示出了节日的气氛。这气氛也给了我一种感染，心情稍稍为之平复。
我走过操场中央，无意中看见吴亚玲和我们班长郑大卫，正站在外班一块黑板报下指指画画评论着什么。我忍不住停了脚，怀着一种刻毒的心理瞅了一眼他们得意洋洋的背影。
“不要脸！”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吴亚玲是全校瞩目的人物。凡是长得漂亮而又活泼的女性，到哪里也总是叫人瞩目的。我们的生活干事正属于这一类。她长得的确漂亮，会跳舞，会唱歌，学习也是班上女同学中最好的。加上她是我们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这就更显得她与众不同。她漂亮是漂亮，倒也不怎样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大部分时间只穿一身改裁了的男式旧军装——可这又比刻意打扮更独出心裁地引人注目。
不用说，班上的男同学都爱和她接近。尤其是文体干事周文明，要是吴亚玲和他说上几句话，一整天都会高兴得红光满面。但是，这位“校花”看来真正要好的男同学，倒只有郑大卫一人。郑大卫是郑副县长的儿子，是今年全县高中升学考试的第一名。他从里到外看起来都聪敏，平时戴一副白边眼镜，说活举止简直像一个老师。我隐隐约约听人说，郑大卫和吴亚玲的父亲在战争年代一同在我们县上领导过游击队，是老战友。据说他们的父母亲在他俩刚生下来时就订了亲；说他俩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同学，现在已经谈上恋爱啦！谈恋爱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还是一件相当神秘的事，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在同学们看来总是颇为新奇的。我知道，班上的调皮同学平时除议论我的寒酸，大概就是在议论他们俩的长长短短了。说实话，我对这种事毫无兴趣，我连肚子都填不饱，还顾得上关心人家谈情说爱哩！
当我的视线离开他们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猛然间又翻上来另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仍然在恨吴亚玲（这种恨也波及到了和她要好的郑大卫），但我又对自己刚才那种刻毒的心理有点后悔。我弄不清楚这种突发的情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到了灶房，我才逐渐把这种懊悔的原因理出了个头绪。这就是：如果不抱什么成见的话，说真的，在我看来，他们俩在一起真给人一种美的感觉。把他们的健美和漂亮，出色的学习，同等的家庭等等糅合在一起，就像同质料的大理石砌起来的弧线形拱门似的令人羡慕和赞叹。尽管我刚才在感情上反抗这种认识，但同时理性却很快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后来我便懊悔了对于他们的那种刻毒的心理——诅咒美是一种可耻的行径，我不应该低下到这种程度。
可是这样一来，吴亚玲给我带来的侮辱反而越发使我受不了。我现在可以不诅咒她，但我仍然要恨她：你们有吃有穿有幸福，我并不嫉妒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这样践踏一个可怜人的自尊心呢？
在学校的灶房里，我沉默地剁肉、切菜、淘米、揉面，根本闻不见饭菜的香味。我甚至看见煮在锅里的那几只猪头，似乎也在龇牙咧嘴地嘲笑我是为了吃它们而来的。妈的，我恨不得把这几只猪头捞在案板上用斧头几下就剁碎！
不，让这些东西见鬼去吧！哪怕是山珍海味，长生不老药，我今天也不会吃的！
开饭前半个钟头，我就从灶房里溜出来了。我连用自己的饭票买得喝一碗清米汤的欲望也没有。
我怀着愤慨的心情，默默地来到了学校后面的一个山坡上。腿软绵绵的，一下坐在一块刚收获过土豆的地里，忍不住把脸偎在松软的土地上，就像小时候受了委屈偎在妈妈的怀里，无声地啜泣。在人们的面前，我是坚强的，但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往往很脆弱，经常忍不住淌眼泪……
我睁开眼，看见美丽的夕阳正在西边的山峦间向大地微笑着告别。我知道刚才睡的时间有多么久了。我想站起来，但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胃囊在痛苦地痉挛着，饥饿像无数利爪在揪扯着五脏六腑。我的两只手立刻下意识地在土地上疯狂地刨抓着——因为我想到这块刚收获过的土地，说不定能寻找几颗主人遗下的土豆。
经过一阵拼命的挖掘，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在这个灾荒年头，人们的收获都是十分仔细的，轻易不会把能吃的东西遗留在地里。
但是，一阵喜悦终于使我兴奋得全身发抖，因为我的右手在土地的深处摸到了一个又圆又大的家伙！
我怀着一种幸福的心情，慢慢把这个宝贝蛋从地里挖出来，结果懊丧之极：原来是一个石头蛋子。
由于在泥地上睡得久了，湿气使我全身都在发痒，两只泥手忙了半天也没制止住。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旁边一个小洼里似乎有一棵土豆蔓子还牵在那里。这个吸引力立即使我轻快地站起来，像猎狗发现了兔子一般，一蹿扑了过去，用手扯了扯这干枯的蔓子：天啊，它真的还在地里长着！我刨出了五个又圆又大的土豆，捧在手里一个一个地看，傻呵呵地笑。
我用干枯的土豆蔓子点起一堆火来，开始了我自己的“国庆节会餐”。
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地下来，学校的大操场上传来了沸腾的人声，各种乐器杂乱的调音和一些未经调教的女高音那“啊啊咦咦”吊嗓子的刺耳声……同庆节的联欢晚会大概快要开始了。我才不管这些呢，我的下一个节目是：烧土豆吃。
我刚把那五个宝贝蛋小心翼翼地埋在火堆里，突然隐隐约约看见有一个人，正从苍茫的暮色中向这边走来。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刻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吴亚玲。
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下我可不能按我的方式吃这五颗烧土豆了。所谓我的方式无非像俗话说的“狼吞虎咽”罢了。
对她的到来，我感到愤怒，但一时又不好发作，只希望她是偶然路过这里的，别老呆着。但她竟然站定在我面前，并没走开的意思。看来她现在大概在好奇地研究我在这里干什么事哩。你要研究就研究吧，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对这个来访者不屑—顾，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存在。先前的恨加上现在的恼火，使我对她真正地厌恶起来。
我默然地坐在火边，克制着食欲，双臂抱着腿膝盖，尽量把自己的头颅抬高，做出一副傲然和冷漠的神情，望着山坡下县城的那些建筑物。此刻，县政府大门上为节日而装饰起来的一串串彩色灯泡，已经在黄昏中大放光明，耀人眼目了。往日，小县城一擦黑就落了市声，可今晚上却比白天都要嘈杂得多。四面传来的人声、乐声、歌唱声混合在一起，乱纷纷的。县政府上面就是武装部。大门口，用竹竿挑起的两个大红宫灯正在微风中轻轻地旋转；虽然看不见，但我猜想那上面大概分别写着“欢庆”两个黄字或者白字。我马上想到，此刻神秘地出现在我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从那里出来的。说不定她吃饱了节日的饭菜，为了消化的缘故到这里散步来了，可她此刻却正在妨碍一个饿汉吃他的几颗烧土豆哩。
“土豆烧熟了，你闻，喷香！”这是她的声音。
这个讨厌的女生！她已经知道我火堆里的秘密了。如果不是强忍着，我真想臭骂她一顿。
我现在凭感觉，知道她已经蹲在了火堆边，并且用什么东西在火堆里扒拉开了。
天啊，我现在对这个不速之客来光顾我的这顿晚餐，实在感到莫名其妙！生活干事是专门捉贼来了？还是偶尔遇见我饿得不顾体统，想再拿我开开心？或者……
“烧土豆可要趁热吃哩。呀，好香！能不能让我也尝一个？……不说话就是同意了。”
我忍不住扭过头，想看一看这个厚脸皮究竟要干啥。
这可真把人气坏了，我看见她正蹲在火堆边，用自己的手帕在揩我的那几个烧熟了的土豆，就像这土豆的主人是她而不是我！
我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嘣嘣地跳。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局面，准确地说，从没遇见过这么一个人！我为她感到害臊，真想站起来就走，让这个脸皮很厚的人去吃吧。
但我下不了这决心。说实话，我留恋我的那几颗可爱的烧土豆。我已经差不多一整天没吃饭了，不争气的肚子一直在咕咕地叫唤着。
现在，吴亚玲已经把沾在土豆上的灰分别用手帕揩干净，随后又把她的手帕铺在我的面前，把土豆放在上面。她两只手抓起两个来，一个给我往手中递，一个已经送到了她自己的嘴边。她笑盈盈地说：“不反对吧？我可不客气了……”她把土豆咬了一口，而另一只手一扬一扬地给我递另外的那颗，眼睛不眨地盯着我，神情像逗小孩似的，等待着我的反应。
啊！这可真把人难死了。我的两只手不知为什么有点抖。去接吧，精神上根本没这个准备；不接吧，似乎又觉得这个令人生气的人有一种执拗的真诚。其实，就在我思想上犹豫着是该接还是不该接的时候，我那该死的不争气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接住就接住吧。为什么不接呢？这土豆是我烧的，现在却反叫这个人把我弄成了一个客人——客人应该是她。
我仍沉默着，专心一意地吃着土豆。啊，好久没吃这样的美味了。真香！一个接着一个，我把余下的三个全吃了。
现在该走了。我决定不给她打招呼。打什么招呼呢？又不是我请她来的。我现在对她只有一肚子气。哼！在她看来，她给我照顾的那个“美差”已经使我的肚子里填满了大灶上的肉菜蒸馍了吧？
我很快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抬腿就走。可是，吴亚玲也跟着起身了，就跟在我身后。天啊，这究竟是怎么啦？
“马建强，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呢？噢，是这样的……”她在我身后绊绊磕磕地走着，说开了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斧头和斧头把子‘分家’了，你能不能帮我‘说合’一下？哈，你看我尽胡说！什么‘分家’‘说合’的，就是斧头的楔子掉了，你是农村来的，一定对这种活计手熟，能不能帮我弄一下呢？”
她见我不说话，又在后面絮叨开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如果还忙別的事，就算了。你不知道，我下午吃完饭就一直在找你，到处找不见，后来听人说见你到后山来着，我这才跑到这儿找你来了。你不知道，这把斧头是我们家的宝贝呢！打炭，劈柴，经常离不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不是嫌我吃了你的土豆啦？”她在后面咯咯地笑起来，“我开玩笑哩，别又恼了呀！”
我仍然沉默着，伹心眼却活动开了。真想不到吴亚玲是找我来帮忙的。而且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已经找了一下午，最后才寻到坡上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等事。我马上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事儿似乎包含着许许多多一时说不清楚的内容。我承认，我的心在一刹那间受了感动，她在不久前带给我的所有不愉快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已经到学校后面的大院里了。吴亚玲赶上来和我并排走着，在明亮的路灯下侧着头问我：“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嘛？呀，你这人真傲，和凡人不搭话！”
现在，我并不对她这刻薄的话生气了。我迟疑了一下，站住了，想对她说我愿意去，却又说不出口，只好不看她，对着一个什么地方茫然地点了点头。
她立刻高兴地笑了，一双大眼睛扑闪着莫测的光芒，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战胜了你。
学校离武装部并不远，我跟着她很快就到了她家。
吴亚玲把我引到了她父母住的窑洞（兼他们家的灶房）。她告诉我，她父母到郑大卫家串门去了，让我先在这儿呆着，让她到外面的柴垛上去寻那把坏了的斧头。
在我的想象中，武装部长的家并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家也平常极了，和我们公社一般干部的家庭差不多。砖砌的炉灶里正燃着很旺的炭火，上面一只铝锅哗哗地响着开水，四周胃出的热气使整个窑洞有一种暖融融的气息。炕上铺着双人绵羊毛毡，看来年月已经很久，磨损得软塌塌的。两块被子垒在一起，上面蒙着一块军绿毛毯；毛毯的一个破角补着一块黄布。炉台对面的墙下有两只箱子，一只是木的，红油鲜亮；另一只是棕箱，上面隐隐约约看见“汉中县制造”的字样。窗前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竖立着一排书，许多书背上都有“干部必读”几个字。一副茶色框架的老花镜没有人盒，搁架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炉台一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古旧的挂钟，钟摆在玻璃后面无声地摆动。和挂钟相对的另一面墙上，离那个红木箱子尺把高的地方有一个相框，里面的那个老军人大盖帽下的一双眼睛威严地正视着对面；肩章上标着中校的军衔——这无疑是武装部长本人的照片。
窑洞里的摆设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洋气”，某种程度上倒像一个较富裕的农家户。真的，我并且还闻到一股腌酸白菜的味道，但我不知道这种带有农家气息的味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正在我这样无聊地观察这个本县著名人家的室内情景时，吴亚玲回来了，手里提着那把坏了的斧头。
“你怎不坐啊？”她把手里的斧头扬了扬，笑笑，“我们城里人真是十足的笨蛋！你看，就这么个简单营生都做不了……噢，你拾掇，我给你倒水。”
我拘谨地从她手里接过斧头。斧头实际上只是楔子掉了下来，楔进去就行了。我真不相信武装部长或者他的女儿就连这么个简单活都干不了。
不用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把斧头弄好了。吴亚玲接过去看了看，也不说什么，漫不经心地把它丟在一旁，招呼着让我喝水。“不，我不渴。我走啦。”我摇了摇头，说。
“什么？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看水正开着，我就给你下饺子。我吃了你的土豆，你就应该吃我的饺子，礼尚往来嘛！再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
这真是笑话！难道我做了这么一点扯淡事就要吃你的饭？我立刻觉得心里怪不是滋味。我所做的这点事根本不应该得到这种“奖赏”。我开始后悔来吴亚玲家了。本来，我能为自己终于给别人帮了一点忙而感到心里熨帖，现在又被“吃饭”这两个字败坏完了。
“不！我已经吃过饭了。”我认真地撒了个谎，拔腿就走。我根本不知道吴亚玲怎么一下子就横在了门口，挡住了我。她几乎是叫喊着说：“不，你没有吃饭！没有吃！我全知道。我伤了你的心，你恨我……”
我愕然了。我吃惊地看见吴亚玲是那么激动，满脸通红，眼睛里似乎还旋转着两团亮晶晶的东西。
“你不能走，马建强同学，你一定得吃饭……”她的声音低了些，但仍然很激动，“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看法。其实，我让你去帮灶，完全是一片好心，想不到结果会这样，伤了你的自尊心……但事后我很快变意识到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后来问了灶上，知道你没吃饭，心里很难过，就到处找你。我知道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把饺子给你包好，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把你引到我们家。怕你拘朿，我还把我爸我妈支到大卫家去了……”她说着，一直在眼里旋转的泪珠终于挂到了脸上。
啊，原来是这样！
我的噪门眼早已被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堵塞了。我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哆嗦，只是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我只简单地对她说：“吴亚玲，请你原谅我。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匆匆向院子的大门口走去。止不住的热泪在脸颊上刷刷地淌……
一夜寒风就把不凉不热的秋天吹走了。讨厌的冬天追随着最后一批南迁的大雁，降临在了黄土高原上。浪涛起伏般的千山万岭，很快变得荒凉起来。县城周围的山野，光秃秃的，再也看不见一星半点的绿色。
早晨或者晚间，城市上空的烟雾骤然间浓重起来，空气里充满了一股难闻的炭烟味——这说明闲置了一年的各种取暖炉子，现在又都派上了用场。
日月在流逝，时序在变换，我基本上仍然是老样子。自国庆节后，吴亚玲又主动找了我两次，说她要帮助我一点什么，但我都躲开了。我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躲避着她的关怀，和她更疏远了。除了乡巴佬的拘谨和胆小，主要是我还不习惯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尽管我看出来她是诚心的，但我既不是她的亲戚，又不是她的熟人，凭什么要接受这种帮助呢？而严格说来，她对我还是个生人——在国庆节之前，我实际上和她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再说，她还是个女生。一般说来，我们这种年龄是怕和女生接近的。
但吴亚玲的行为无疑给我的精神投射了一缕阳光。人要是处在厄运中，哪怕是得到别人一点点的同情和友爱，那也是非常宝贵的。品格低下的人会立即顺蔓摸瓜，把别人的这种同情和友爱看做是解脱自己的救命稻草，一旦抓住了，就会拼命不放；即使叫别人沉没，也要让自己跳出苦海。而对一个稍有道德教养的人来说，就不会是这样。我珍惜这种美好的人情，同样以高尚的心灵给予回报。
我现在越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害臊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首先把思想的焦点强烈地凝聚在这一点上。是的，我的学习已经到了这般落后的地步，我怎配让人尊重呢？
在这个新的强烈的精神刺激下，尽管饥饿常使我天旋地转，但一旦坐进教室，趴在自己的课桌上，面对课本和演算本，全身就像弹簧一样紧紧地压缩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松懈。然而一经离开教室，精神稍一松弛，这“弹簧”就会嘣的一声散开，立刻感到浑身所有的关节都已松脱，软得就像一摊稀泥……
好在城郊秋收的时候，我曾在那些留下庄稼茬的土地上，捡了一点土豆和十几穗并不丰满的玉米棒。我当然不能把这点干粮放在宿舍里，我把它藏在了学校后山上一个被生产队遗弃了的破砖窑里。每当晚上复习完功课，我就摸黑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拾点干柴枯草，打一堆火，烧几颗土豆；或者在火里爆一把玉米花。我不能想象再有比这更好的晚餐了。这样稍稍恢复了点精神之后，我就在黑暗中背诵当天新学的数理化公式；或者在心中打着作文的底稿，嘴里念念有词……啊，破砖窑呵破砖窑，你又成了我的“冬季别墅”了。小河边那个安乐窝我现在是再不能去了，因为一到冬天，河道里的风特别硬，叫人受不了。而这个新的地方既避人，还能遮挡点严寒。
不久，期中大考开始，我怀着充实的心情应试。
考试的结果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各门平均的分数是全班第一。聪敏好学的郑大卫不得不屈居第二了。我的同桌周文明和上次考试一样，仍然是全班倒数第一，不过和体育、唱歌的分数拉起来，还算勉强及了格。他又到处抱怨说文体干事的工作耽搁了他的学习。
成绩一经宣布，我默默地走出教室，像胜利了的拳击手一样，疲惫不堪中带着说不出的欢欣。
到了大操场上，激动的情绪进一步高涨起来。尽管两条腿饿得软绵绵的，但很想走动走动，甚至想跑一跑。
我一个人来到学校后院的大墙下，踏着那些衰败的枯草，独自蹓跶。沿墙根的几棵老梨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灰白而洁净，在初冬的寒风中静静地挺翘着。其中有一棵树的树梢上，竟然还奇迹般地留了一片硕大的叶子，被寒霜染得一片深红，旗帜似的在蓝天下索索地招展着。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只手掌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吓了一跳，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郑大卫。大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转身来到我面前，说：“建强，你真行啊！我真没想到你能把物理试题的最后一道完满地解决了。那的确很难，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们还没有学过的。你不知道，咱们物理课的王老师曾说，这次物理考试他断定不会有人得满分。我不服气，结果这道题还是没能答出来。可你让王老师的话落空了！这真叫人高兴。尽管出这样的难题同学们有意见，但我是很支持王老师的。这样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已经是高中生了，得逼着多学一点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不瞒你说，这道题我现在还不会。王老师说下星期上物理课时专门讲解。我不想这么现成地接受，在这之前非靠自己解了它不可。我想讨教于你，但请你千万不要对我说出解题的步骤，你知道我需要的是启发……”
普遍受同学们尊重的班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用如此真诚的谦虚态度来向我请教，使我在吃惊中对他涌起了深深的敬意。真的，大卫也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虽然原因和我不一样。他聪敏、刻苦，又很有涵养。以前，我对其他同学是躲避，而对他却可以说是敬而远之。现在，他主动为这一道试题费心来找我，这同时又使我非常钦佩这个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有志气的人才会在学问上这么谦恭和一丝不苟。
我告诉他，不妨看一看《物理疑难题五百解》，那上面有一道题和物理考试的这道题很类似。我还告诉他，这本书是我在大天才从书店买的。他当然不知道，我是拿当月仅剩的几毛钱菜金买回这本书的。大卫高兴地说：“太感谢你了。今天是星期六，书店关门早，我得很快去！”他刚要走，手却又在我的肩头抓了一把，说：“看你冷得直哆嗦，快回去加件衣服……我走了，有空到我家里去玩。你很孤僻，常躲人，为什么？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就在体育场后面的人委家属院，第一排，第四、第五两个窑洞。”
他匆匆地走了，健美的身影在二年级教室的拐角处一闪，就不见了。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我觉得我的心情从来也没有今天这样愉快过。
好久，我才感到我的身体已经冷得有点麻木了。我想起郑大卫刚才说的话，得“加一件衣服”。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我的思想立刻又回到了己的不幸之中。我意识到，随着冬天的到来，我又面临着新的困难：寒冷。饥饿不好熬，寒冷更难熬。我除了单衣，就是一身老粗布棉衣。至于线衣、绒衣、毛衣，所有这些过渡性的衣服我连一件也没有。当然，现在棉衣是肯定不敢往身上穿的，因为天气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一旦到了这样的时候，我又不像人家一样再有一件大衣套在上面。这套棉衣就是我抵挡严寒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为了驱寒，我想在原地跑跑步，但饥饿又使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我哪里跑得动呢？
天气还早，我想又是星期六，干脆到街上转一圈去。
出了校门，我顺着那条碎石路面的小巷，来到了街口。
据说是清朝末年铺设的石板街道，现在已被几代人的脚片子磨得凹凸不平。街口上立着几座年月很旧的老店铺；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和那新建筑起来的商店、食堂、药材公司、邮电局、银行等等排成一行，就像上早操时我站在班上的队列里一样显得寒酸。紧靠着铁铺的老房子，就是前两年才盖起的县国营食堂。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里面就餐的人。我尽量克制着不往那玻璃窗后面看。我想到新华书店走走。听语文老师讲，最近出了一本叫《创业史》的书，很不错。听书名像历史书，可又听说是长篇小说。厚书我当然买不起，只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
正在我准备去书店的时候，无意中瞥见食堂玻璃窗后面的一个大桌子的四周，坐着吃饭的人像都是我们班的同学。
的确是的。瞧，那不是周文明吗？看他正端着几盘子菜往桌子上送哩。那些局长和部长的子弟们正吃在兴味上，嘻嘻哈哈，边吃边打闹。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又刚考完。要好朋友们该在这里乐—乐。
我鼻根一酸，一转身又折回到来时的小巷里。我觉得我不应该到街上来。这使我想起我先前给自己许下的饱餐一顿的那个空愿是多么的荒唐！
我走呀走的，走到了学校后面的半山坡。我的“冬季别墅”正在向我招手。
我气喘吁吁来到破砖窑的洞口。在我一猫身准备钻进去的当儿，发现脚下的草丛里躺着一个锈铁盒子。仔细看了看，是过去那种装过染料的小方铁盒，扁扁的，上面的绿色油漆已经磨损得斑斑驳驳，四角的铁边也锈上了红斑。这东西躺在垃圾堆里倒也不起眼，但落在眼下这千黄的枯草间却怪引人注目的。
我一条胳膊抱着柴火，另一条胳膊伸下去把它捡起来，反过来正过去看了又看，也没多大用处，正想随手扔出去，好奇心驱使我要看看盒里装的是什么，我用大拇指把盖儿掀开了一线缝，斜眼看去——不看不打紧，这一看叫我目瞪口呆，一屁股就塌在了地上！
我惊慌地把这铁盒子先放到一边，脑袋下意识地在脖子上转了当我发现周围确实没有别人，才又像拿一颗定时炸弹那样把这个小铁盒战战兢兢拿起来。
我手指索索地发着抖，重新揭开了盒盖：老天啊！这里面的确是一摞钱和粮票！
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我竟然一下子拾到这么多钱和粮票，简直就像神话一般。
我眨巴眨巴眼睛：蓝天，白云；荒山，秃岭；枯黄的草，破败的砖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的手里捏着一把钱和粮票，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时候，我的眼前猛然跳出了国营食堂大玻璃窗后面那些食客的身影。接着，馒头、菜、汤、所有吃的东西顿时在眼前搅成了一团。这些意念立即使我的胃囊开始痛苦地抽搐，抵抗饥饿的意志被手里这个魔术般的小铁盒瓦解了；本能的生理作用很快就把理性打得一败涂地。不知什么时候，饥饿已经引导着我的两条疯狂的腿，腾云驾雾般从山坡上冲下来了；前面和左右两边的景色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些汤呀，菜呀，馒头呀，在眼前旋转着，旋转着……
直到十字街口的时候，我才渐渐放慢了脚步。
我先站在铁匠铺后面的墙角里，心怦怦直跳，一边喘气，一边朝食堂的玻璃后面张望。班上的同学们已经不在了。
我一只手在衣袋里紧紧捏着那个铁盒子，兴冲冲向食堂门口走去，一颗心依然在胸膛里狂跳。
在食堂门口，我又停住了。因为我突然模模糊糊觉得，我这样做似乎不很妥当。为什么？为什么呢？
很快，强大的理性开始起作用了。一个我和另一个我在内心里激烈地展开了问答——
“你来这地方干什么？”
“我来饱餐一顿。”
“钱从什么地方来？”
“拾到的。”
“这说明钱并不是你的！”
“是的，是别人的。但别人丢了，我拾到了。”
“拾到别人的钱该怎办？”
“该怎样？”“该交出去。”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
提问题的“我”立刻问住了回答问题的“我”。我啊我！我只感到脸上又烧又痒，如同什么人在头上浇了一瓢滚油！
我站在那里，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那般矛盾。理智告诉我，我正在做着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而眼下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幸的是，此刻食堂里那诱人的饭菜的香味，正在强烈地刺激着鼻子的感觉，五腑六脏都在剧烈地翻腾着，竭力和理智抗争，希望解除对它们强烈需要的束缚。啊，我可真抵抗不了这个诱惑！
我站在那里，既前进不了，又难退出身来。这时候，欲望与理性像两个角斗士在我的精神上展开了一场搏斗：一方面，理性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逼着欲望后退；另一方面，欲望却用自己的盾牌拼命地抵抗，以求得酣畅，求得满足。
这场内心的搏斗是极其残酷的。说实话，要我放弃吃这顿饭是十分痛苦的；同样，要我心安理得去吃这顿饭，也照样是痛苦的。
怎么办？
我只好对自己妥协说：还是先到一个什么地方呆一会，等心情稍微平静一下再说吧。
于是，我便折回身，抬起沉重的脚步，穿过街道，出了南城门，向体育场走去。我知道那里最安静，没什么人去锻炼身体。困难时期谁有多少体力到这里来消耗呢？
我来到体育场，解开脖项里的纽扣，在一根很长的平衡木下面坐下来，开始“平衡”自己的情绪。
我双手抱住腿，头无力地低抵着膝盖，纷繁的思绪闪闪烁烁。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日脚下依傍着几块宁静的暮云；云边上染着好看的绯红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吴亚玲的面容突然在我的眼前闪现；我似乎看见她带着那么惊讶和惋惜的神情在看着我……我把朝天仰着的脸一下子埋在了胳膊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难言的羞愧像火一般烫着我的心，同时我也为自己的灵魂尚未彻底堕落而庆幸。我这时也想起了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想起了他对我的那些一贯的教导：“咱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不吃不义之食……”
我爬起来，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泪痕，把手伸进衣袋摸了摸。嗯，那个硬硬的家伙还在。
我把脖项里的那道纽扣重新扣上，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就向学校走去。
当我把那个小铁盒放在我们班主任的办公桌上，局促而嗫嚅地说明情况以后，李老师一双眼睛在瓶底子一般的近视镜后面困惑不解地眨巴着，老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凝视了我好一阵，又把那铁盒打开，数了数钱和粮票，一对“瓶底子”又对准了我的脸：“这么多钱和粮票！”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我的那身破衣烂衫，用另一种恳切的语气补充道：“噢，建强同学，你真是一个好青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生活这样困难，还能做到这一点，这太不简单了！”他的两只瘦弱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非常亲切地看着我，然后转过身，在旁边桌子的一个抽屉里匆匆忙忙翻起来。
不一会，他便把一把饭票递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你拿去吧！这是学生和教师分灶的时候剩下的，我也没顾上换。你就别客气，拿去用吧！我知道你生活非常困难。是的，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困难。我看到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在挨饿，心里很难过。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党一定能领导我们渡过这困难关头的，因为我们的精神和整个的社会风尚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严重的困难。建强，我从你刚才的行为里具体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点饭票，你就拿着吧……”
我缩着手，退后一步，赶忙说：“不，李老师，我有饭票。我还有事，我走了。”
我生怕李老师强迫要我接受他的馈赠，赶忙侧身退出了他的房间。
现在已经临近了黄昏，外面校园围墙下的那一片小树林影影绰绰，校园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
我在大操场上走着，心情非常宁静。我不知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忍不住站在了一块黑板报下。我猛然又想起了我的“冬季别墅”。
对，到那里去！那里有我的土豆和玉米。我几乎在黑暗中笑出声来：好呀，我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吃那些东西了。此刻，我已经饿得有点麻木，除感到眩晕以外，胃的绞痛已经变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并不像先前那样尖锐了。
我在渐渐昏暗下来的天色中，摸索着爬上了中学后面的山坡。
我怀着一种难捺的热烈感情走到砖窑的洞口前。我一下子又惊呆了：我看见里面已经燃起了一堆火，并且还看见火堆旁坐着一个人！
这是谁？
我壮着胆子把头探进了洞里。原来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正瞪着一双惊慌的眼睛看着我。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孩子已经睡熟了。看来这是母女二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牺惶。
我心里忍不住一酸：她们是讨饭的。
那妇女一边惊恐地看着我，同时操着外乡口音说：“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做坏事的。你听我给你说：我娃他爹在前年殁了，我娘母子少吃没喝，就出来讨吃来了，走州过县的，直跑到了有火车的地方。前一晌碰见我们那地方的一个老乡，说咱政府又发下来了一批救济粮。我寻思，不能再讨吃要饭了，该回乡去，要不给咱政府和共产党丟人哩！再说，母土是热的，就是死，也要死在本乡田地啊！今晚走到这里，没个落脚处，就瞎摸到这破窑来了，图它能挡个风寒……你是公安局的？我可不是坏人呀，从来也没做过坏事……”
我赶忙走过去，对她说：“婶子，你别怕，我是学生。”
我接着问她：“你们娘母子吃饭了没？”
“没……大人不要紧，娃娃……”她无力地垂下头，马上泣不成声了。
我默默地走到后墙根下，把藏在土里的那些土豆和玉米棒子统统刨了出来，拿到火堆边，对这个哭泣着的妇女说：“这些东西，你们赶快烧着吃吧！”
她抬起头，看看放在地上的土豆和玉米棒子，又看看我，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哆嗦着，哇一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拍着怀里的娃娃说：“我娃遇上好人了，亲蛋蛋，快醒来，给你这个好干大磕上一头！”
我又急又臊，几乎是拉着哭腔说：“好大婶哩，快不要这样了，我这么小，怎能当娃娃的干大哩？我也是个娃娃啊！”
我告别了这母子俩，跌跌撞撞下了山坡，重新又回到了学校的大操场。
天上早已一片星光灿烂。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甚至能听得见远处河道里水的喧哗。什么地方传过来一阵拉得不熟练的小提琴声，虽然不成曲调，但那轻柔的颤音使人的心也不由得顿动起来。
折腾了一天，到现在我还没有吃一口饭。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自己在什么地方已经美餐了一顿……
星期一，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破例召开了一次班会。会上他非常动感情地把我“拾金不昧”的行为大大表扬了一番。但我觉得很不自在。我不愿意让人家把我当英雄看待。因为从根本上说，我自已最愿意过的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大家相互宽容，坦诚、不歧视、不妒忌。就是准做了天大的好事，也不要大惊小怪地张扬；相反，要是谁遇到了什么不幸就给予真挚的友爱和支持。我曾读过许多小说和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那些优秀的人们，他们哪个不都是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的呢？我们就是当个平凡的老百姓，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才对……尊敬的李老师，你可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本来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啊！
不用说，这件事以后，我的形象已经在班上的同学们眼里得到了改变，大家一般说来，都不再用嘲讽的眼光看我。我想起我入校以来的境遇，现在才感到精神上有了很大的慰藉。但周文明等少数几个人，仍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除了在公布考试成绩时不小看我，平时照样对我摆出一副傲然的神态；爱在我面前扬起手腕，夸耀似的看手表；或者谈论他们吃膩了哪些食物。甚至放出流言说，我拾钱交公是为了叫老师和学校表扬。
我仍然尽量躲避着一些不友好的人，同时也躲避着吴亚玲和郑大卫他们，虽然他们对我是友好的。
打这以后，我就再也没到我那“冬季别墅”去。这倒不纯粹是那个亲爱的破砖窑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吃了；主要还是那天晚上母子俩的不幸情景给我留下强烈的刺激。我怕到了那里会触景生情，想起那些令人难受的事来。
但是每天晚饭后，我根本不愿待在宿舍里。我不想和同学们交谈什么，也不愿妨碍他们什么，要是我过早地躺到我那破羊毛毡上去，不光自己别扭，也使别人不自在。
我很苦恼，不知自己该上哪里去。到外面的野地里去蹓跶吧，天气又实在太冷，我穿得太薄。
想来想去，我觉得唯一的去处还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破砖窑。
这天傍晚，像过去一样，我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又独自无精打采爬上了后山坡，走向我的久违了的“冬季别墅”。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那个砖窑口，我竟然又捡到了钱和粮票！
一只破旧钱夹，几乎和上次的那个破铁盒一样，丟在同一个地点。
我疑惑了：天底下哪有这等事！
猛地一个想法像闪电般掠过我的脑际：天啊，是不是有人故意把钱放到这里让我拿呢？我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是的，我现在断定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大概为了帮助我，又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
这是谁？
我立刻搜索所有熟人的名单。我很快确定了——这是吴亚玲干的。是的，肯定是她！
这时候，我的心马上沉浸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里，并且夹杂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个人没有友谊是痛苦的，可友谊一旦来得太突然，太巨大，也能令人不安。尤其像我这样在生活中受惯歧视的人，接受一个在我看来很有身份的人的友谊，真有点受宠若惊，就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突然来到火星子乱爆的打铁炉旁，又生怕烫着一样。
但不论怎样，我得很快选择处理这事的办法。要么立即找吴亚玲去，把钱当面交给她；要么就仍然交给李老师。反正这钱和粮票我是不能拿的。.
我又想，冒冒失失去找吴亚玲，可能不合适，事情仅仅是我自己的猜测罢了；要万一不是她，岂不是自找难堪吗？
那么，这样看来，我只得把这些东西再交给李老师了。对，还是交给他最合适。不过，这次可千万不能再叫李老师在班会上表扬我了。如果他再这样做，我简直忍受不了。再说，同学们也会猜疑这里面是不是另有文章，为什么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两次碰上这种事，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谁也没法解释清楚的。当然，我也要把自己对这事的真实看法告诉李老师，让他侧面问问吴亚玲，看这个“魔术”究竟是不是她耍的。我想：要是这事的确是她做的，她一定会承认，因为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我要釆取的措施，就这样决定了。但我的心情是不能很快平静的。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事都可以看成是极不平常的遭遇。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竟然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震惊，感动，我觉得愉快，又感到忧伤……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真想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来。
当我敲响李老师的门，并且激动地喊出一声“报告”之后，听见里面
回话的是一个女高音，她说：“请进！”
我踌躇了。我想李老师可能正和旁的老师一块研究什么问题哩。而要是有另外的老师在场，我真不好意思开口说我的事。但既然人家老师已经叫你进，就不能退了。
我来不及多想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
一进门，我不觉大吃一惊：哪里是什么女老师，原来是吴亚玲。屋里只她一个人，李老师不知干什么去了。她咯咯地笑着，然后舌头调皮地冲我一吐，说：“我真不害臊，冒充起老师来了！”
我站在地上，留不是，走不是，脸憋得通红。
吴亚玲嘴一抿，眼光带着一点揶揄的意味瞧了瞧我，突然说：“怎么？是不是又拾到啥东西交公来了？”
我的心一紧。
我忍不住拿目光斜视她：天啊！她此刻手里正拿着我上次交给李老师的铁盒子。我认定事情是她干的了。
我于是很快掏出了刚才拾到的那个钱夹子，放在她的面前，对她说：“吴亚玲，你……你再不要这样捉弄我了……”
她立刻惊讶地看着我，说：“捉弄？哎呀，马建强，我真难过！我想不到又伤了你的自尊心，请你千万不要见怪……这事是我做的。我深深知道你这人的脾气，我明白这样做也的确不很恰当。但我想帮助你，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我要当面送你这些东西，你肯定不会收。后来，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去咱们学校后边的那个破砖窑，就……唉，你这样下去怎办呢？你看你的脸色成了啥啦？真怕人，就像得了绝症的病人啦。你不知道，我们家就三口人，饭量都很小，我爸工资又高，钱粮都是有余的。建强，我求求你，你就把这些东西收下吧！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喜欢和饮佩你的毅力，你的人品，你的学习精神，我想你不至于认为我这样做是侮辱你的人格吧？我是班上的生活干事，我有责任关心有困难的同学……你就把这些收下吧！”她从桌子上捡起那个钱夹子，连同手里的小铁盒一起递给我，两只眼睛对我真诚地望着。“不。”我固执地说，把头扭到一边去。
她又转到我的正面来，同样固执地把这些东西再一次递给我，甚至有点生气地说：“你非收下不可！你这人脾气怎这么怪！”停了一下，她又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行不行？这些东西就算是我借你的，你以后有了办法还给我就是。”
“不……”我又把头扭到另一边去，两颗泪珠忍不住已经从眼角里溢出来了。
我听见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坐到原来坐着的那把椅子里。这时候，李老师回来了。
我赶忙擦了擦眼，嘴唇发着颤，正想开口说明，但李老师抢先说话了：“你别说，我都知道了。”他转过头对吴亚玲说：“咱们商量的意见，教导处几个领导都同意了。”他扶了扶近视镜，又转过头对我说：“马建强同学，学校已经同意每月再给你增加两元助学金。想再多争取一点，可按国家规定，这已经是最高一级了……”
我明白这也是吴亚玲的主意。这是我无法拒绝的。我的感情汹涌澎湃，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默默地对李老师点点头，就很快从他的房子里出来了。
我在学校的大操场上走着。寒风吹着尖利的唿哨，带着沙粒、枯树叶向我脸上打来，但我丝毫感觉不到冷。黑暗中我把自己的一只拳头堵住嘴巴，我怕我忍不住会哭出声来。
当我沿着校园路边矮矮的砖墙走着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堵在了我面的，黑暗中我一时辨不清这个人的面容，但凭身形的轮廓我判断是她。
是她，因为她已经说话了。
“……马建强同学，我再和你商量一件事，你看行吗？是这样，武装部最近有些零碎活准备雇人哩，你愿不愿意用课外时间或者在星期天去做做？这活并不难，他们想粉刷一些旧窑洞，想雇人先把旧墙上的泥皮剥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回去给我爸爸说一下，你去做。如果你做的话，我也想做哩。咱俩干脆把这活包下来得啦。你不相信我也会干这事吧，其实你还不完全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有时候挺疯的。我想，我这么大了，从来还没花过自己挣的一分钱呢！我想要是拿自己挣的钱买个什么东丙一定很有意思。对于你来说，这个收人一定能解决不少困难哩。这钱可不是谁送你的，是你自己劳动挣的！这你也反对吗？……你说话啊，究竟愿不愿意去？”我听见她的声调都有点哽咽。
我是再不能拒绝她了。而且，我先前就曾有过做点零工挣几个钱的打算。
我对她说：“我愿意去。”
她高兴了：“这太好了。明天下午你就到武装部来吧，我等着你！”
就在吴亚玲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一道手电光从侧面照来，先在吴亚玲的脸上晃了晃，又在我的脸上晃了晃，接着，就听见周文明那阴阳怪气的音调：“咦呀，我当是谁格来，原来是你们俩！”
“讨厌！”吴亚玲骂了一句，折转身走了。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十八岁的哥哥……”周文明胡乱哼着歌，手电一晃一晃地也走了。
我站在黑暗中，感到嘴里有一股咸味，大概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真正的冬天到了。
西伯利亚的寒流像往年一样，越过内蒙古的草原和沙漠，向长城以南袭来。
从中学地理书上看，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山脉阻挡南下的风暴。这里就是第一道防风线。毫无遮掩的荒山禿岭像赤身裸体的巨人，挺着黄铜似的胸脯，让寒冷的大风任意抽打。要是天阴还罢了，天气越晴朗，气温反而越低。凜冽的风把大地上的尘埃和枯枝败叶早不知卷到了什么地方。风是清的，几乎看不见迹象，只能听见大川道里和街巷屋角它所发出的尖厉的嘶叫和呜咽。太阳变得非常苍白，淡淡地像月亮那样发出清冷的光辉，不能给人一丝儿暖意。
冬天啊，你给这个饥饿的大地又平添了多少灾难和不幸！
我那点单衣薄裳在寒风中立刻变得像纸一样不济事了，浑身经常冷得缩成一团，而且肚子越饿，身上也就越冷。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能忙着就穿棉衣。我的棉衣要到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才敢上身。
我把除棉衣以外的所有其他衣服都裹在了身上，结果由于这些不同季节的衣服长短大小不一，弄得捉襟见肘，浑身七扭八翘的很不自在。
但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现在终于有了一条出路：我可以用课外做点零活的办法来补贴一下生活了。这可不是嗟来之食，我将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亏得吴亚玲为我找了这么个差事。吴亚玲可真是个好人。
这天下午，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了武装部。
碰巧在大门口就碰见了她。我一怔：只见她穿一身改裁的打了补丁的旧军装，头上戴一顶男式军帽，头发全拢在了帽子里，像个男孩子一般，她正给一辆架子车鼓劲地打气。看来她真的也要当“临时工”了，我原来还以为那晚上她是随口说说的呢。
她看见我，几下打完气，直起腰喊：“呀，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她从架子车那边走过来，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说：“先到我家里烤一烤火去。”
我说：“不了。我就去干活，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也好，干起活来就不冷了。瞧，下边那一排窑洞。梯子，镢头，铁锨，我都准备好了，还找了一辆架子车，好往外边运泥皮和土。来，你把架子车推上。”我们来到下边那排窑洞，很快就干起来了。这活并不难：把墙壁上那些损坏了的泥皮用镞头挖下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装进架子车拉到外边的垃圾堆里倒掉。我在墙壁上挖，吴亚玲拿架子车往外运。
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生在一块干活，感到很别扭。可吴亚玲倒不。
她似乎也看出了我的拘谨，就寻思着和我拉扯一些闲话。“你喜欢唱歌吗？”她在我背后问。
“喜……欢。”我站在梯子上，胆颤心惊地回答。
“可你不常唱。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共鸣不错。我觉得，唱歌也要内在一些好。像周文明吧，嗓子还可以，可一唱就像驴叫唤，难听极了。你大概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想让我担任文体干事，可你那个赖皮同桌硬要当。为什么哩？还不是为了出风头……”
她滔滔不绝说着，我很少对答。一方面是拘谨，另一方面是因为饿。
“哎，马建强！你现在能不能唱支歌？随便什么都行，让我听一听。学校最近要排一幕歌剧，说不定你能当男主角呢！”
我立刻有些生气了：这个人，话怎么这样多！人家饿得心火缭乱，还有什么心劲唱歌哩！
看来她还在等着我唱哩。我只好说：“我实在……”我猛然感到一阵眩晕，身体摇晃了一下，就一个筋斗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我听见吴亚玲一声尖叫，接着就感觉到两条并不有力的胳膊从背后往起扶我。
我挣扎着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一种触电般的惊恐使我忘记了身上的疼痛，靠在炕栏石上，只顾擦头上的汗水。
“啊，我知道了，你是饿的！”她把头上的帽子抹下来，紧紧抓在手中，飞一般跑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窑洞。
我靠在炕栏石上，一边喘气，一边猜想：她大概是回家为我取什么吃的东西去了。不，我不会吃的。
吴亚玲很快就回来了。她并没拿来什么吃的，却把几张人民币塞到我手里，说：“这是你今天和明天的工钱。我的一份我已拿过了。你快拿着到街上买点吃的吧！”
我看了看手中的钱，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啊！我怎能相信两天的工钱就有这么多呢？
吴亚玲生怕我把钱再塞回到她手里，已经退到了门坎上。她一边继续往外退，一边回头对我说：“明天下午你可还要来啊，你别忘了，明天的工钱你已经预支了。”她狡猾地冲我一笑，拔腿就跑。
我呆呆地捏着这一沓钱，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自己根本不拿工钱，而把两个人的都给我一个人了，甚至说不定还把她家的钱也塞进去了。她用这种办法，仍然把她的钱给了我，又使我无话可说！
我拍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出了窑洞，来到院子里。忽然，我听见上
边院子里传来了郑大卫的声音——
“亚玲，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害得我满学校找你，尽叫同学们笑话！”
“找我干什么？”这是吴亚玲的声音。
“哎呀，你这人！你怎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说好了的今下午到我家吃饭吗？我们全家人都等着哩。”
“哎呀，我倒真的给忘了……你急啥哩，要是你们家有好吃的，我天天都得去！”
“但愿如此。”
“哈哈哈……”
“嘻嘻嘻……”
听着交织在一起的充满感情的愉快的笑声，我也笑了。我为吴亚玲高兴，我为郑大卫高兴，我也为自己高兴。青春、友谊和爱的花朵，就是在饥寒中，也在蓬勃地怒放着。
我向国营食堂飞跑。我感到浑身的血液像是在燃烧着一般沸腾，长期凹下去的胸脯骤然间就隆起来了。
我破天荒，餐了一顿，感到心满意足。就在我放下碗筷的时候，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回头一看：是周文明。
又是他，这真是活见鬼！不论我到哪里，偏偏会碰上他。周文明狡黠地咧洌嘴，说道：“没什么。兄弟，你吃你的吧，你交了好运啦。不过，可千万小心郑大卫扇你的耳刮子！”我满肚子不高兴地离开食堂，刚才的兴致全没了。
在吴亚玲的帮助下，我的生活好过多了。我用打零工得来的钱，买了一身绒衣和棉鞋，并且还买了点菜票。
我知道，我使用的这些钱里面，有许多是吴亚玲自己给我的。每当想到这一点，我便感到惭愧。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和一个女性有过这样的亲近呢。当然，在我和吴亚玲之间，除了她对我的关怀和我对她的感激，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我自己最清楚。但我总觉心中不安，不知道这究竟为了什么。我想人在经历一些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时，不管事情本身是好是坏，大概免不了有些紧张吧。
但说实话，我真不愿失去这新的生活。钱对我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收获。人活在世上，最可贵的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吗？尤其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这种友爱不是更难得吗？
每天傍晚，我都去干活。活路已经很熟悉了，我和吴亚玲也配合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干的多。她告诉我，武装部有的是零活，一时干不完的哩。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在她面前不再像从前那样拘谨了。我有时也敢哼一首歌子。但哼的时候，从来都是脊背对着她的。即使这样，我准知道她一定在静静地听。有时，她还把自己清亮而柔和的女高音加进我的低沉的歌声里。每逢这时，我总唱不下去，不是变声变调，就是戛然中止。
她呢，她也会停住，吃吃地笑着冲我说：“我的声音大概像老虎？”
啊，生活也有这样令人快活的时刻！对我这个让人歧视的乡巴佬来说，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像梦境似的不可思议。
啊，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却又是一个温暖的冬天；这是一个贫困的冬天，却又是一个充实的冬天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冬天啊！
由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了转机，连我自己也感到自己变得“神气”多了。我自觉我的腰背直了些，脚踩在地上也稳稳当当的，甚至思路也变得敏捷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不久，一种不祥的气氛出现了。我感到，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和吴亚玲。尤其是周文明，给同学们比比画画，挤眉弄眼，似乎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非常痛苦，倒不在于同学们对我怎么样，而是为吴亚玲不平。我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欺负，但她平白无故的，能忍受得了吗？
我现在才清楚我原来那模糊不安的心情究竟为什么。全是由于我的缘故，现在却使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我的心如刀绞。
事情还远没有完。过不多久，又牵连到了第三个人——郑大卫。
大卫和亚玲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谁都知道的。我自己也经常朦胧地感到，像亚玲和大卫这种关系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恋爱”吧。
看得出来，那些风言风语传进了大卫的耳朵。幸灾乐祸的周文明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吗？
有一天早上，我有事提早到教室去。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不得不站住了。我听见里面有两个人在说话——听声音是郑大卫和吴亚玲。
“大卫，你这么早把我叫来总有什么事吧，为啥又不说了哩？”
“亚玲……我……很苦恼！你和马建强究竟是怎回事？”
“啊，原来你是听周文明造谣了！你不看看，马建强他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人，他现在够牺惶的了。我只是想帮助他解决点困难，让他到武装部干点零活，挣两个钱……”
“那你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帮助他吗？比如赠给他一些……你们家要是没有宽余的，我们家有……罢了，这事由我来办。”
“你可万万不能这样！大卫，你根本不知道，马建强是个自尊心忒强的人，他决不会接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个人困难到这样的地步，而且要正直地生活下去，除了宝贵的自尊心还有什么来支撑他呢？”
“那你也不能老让他到武装部去嘛！”
“武装部怎啦？他又不是个坏人，为什么不能去！”
“不是这……你这人呀！你就不看现在多少同学说闲话？”
“让他们去说吧，真可笑，我不怕！”
“这叫我受不了……”
“想不到你也这么可笑！这是我自己的事，和你不相干，你别管！”
“你……”
“我怎啦？”
“啊……”
啊！我赶快离开那儿，向校园西南角那个落光了叶子的小树林跑去。我感到难受、羞愧，我已经给别人带来了这样的烦恼！
我的手在衣兜里捏住那一沓菜票，就像捏着一把葛针，身上的新绒衣和脚上的新棉鞋也叫人感到刺眼极了。
从此，我不敢再看大卫的眼睛。我觉得他应该恨我，我对不起他，他的烦恼不论怎样，都是我造成的。
大卫看来也真的完全陷.了一种深深的苦恼之中，平时连话也不说了。他的平静的内心和惬意的生活完全被这件事情打破。以前下午放学，他总是和吴亚玲一块离开学校；现在，他总是一个人低着头悄然地走。虽然他看来比一般同学要老练，但实际上他也还是个远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啊。
谣言越传越凶，全班人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不但我，吴亚玲，连郑大卫也都成了攻击的对象。平时，我们三个在班上学习最好，经常受老师表扬，有些人或多或少心怀猜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缺口，能不尽情渲染、攻击一番吗？这些倒也罢了，最糟糕的是，我们三个无辜者之间的尴尬局面造成了一种极难堪的嫌疑。由于大卫的苦恼，别人真以为我和吴亚玲的关系说不清楚。而吴亚玲又一是个生性倔强的人，根本不愿向大卫的这种态度屈服。至于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误会正是由于我而产生的，我除了痛苦和沮丧，实在一筹莫展。
我想，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但我起码还可以做到：再也不去武装部了。而且今后要远远地躲开吴亚玲，我应该仍然回到我自己的孤独中去。
第一场大雪终于来临。
雪连续下了一天一夜。落雪的白天和夜晚，都没有起风，天气并不怎样冷，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暖意。雪花一直在静悄悄地飘落，大地很快就被白雪所覆盖。
雪是在第二天早上停的。但天仍然没有晴。下午起了风，满天的云彩骤然间像撕碎的棉絮一般飞散开来。苍白的太阳从云缝中斜射出微光，大地白得耀眼。远处的地平线上，覆盖着白雪的山峰失去了往日的峥嵘，似乎变得平缓了，模糊地显出许多柔和美妙的曲线。傍晚，风向变了，天空重新罩上一层铅灰色的云帐。
雪景是一种壮观。尤其在黄昏，大地上那种单纯的、无边无际的、模模糊糊的白色，会使人的内心变得非常恬静和谐。感情丰富的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产生诗的联想，画的意境，音乐的旋律。
以前，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爱一个人默默地踩着绒毡一样的积雪，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走动，心中充满了喜悦。我常常在黄昏里面对白皑皑的山峦不由自主地微笑；或者故意在村前小河积雪的冰面上徜徉，好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陶醉在一种难言的喜悦之中……
现在，我呆立在校门外右边的那座高大的石牌坊下，面对着同样是黄昏中的雪景，再也产生不了过去的那种情绪了。雪也似乎不像过去那般晶莹可爱，看上去惨惨白的，又经黄昏色彩的涂抹，心头泛起的却是凄凉之感。
我不再去武装部干活了。我真的又回到了自己的孤独中。眼下的孤独全然不同于往日。我曾短暂地闯入过另一个生活领域，而当这个插曲像流星一般逝去的时候，心中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虚。我吞惯了生活的苦汁，一旦尝了些许甜头，那味道却永远地不能消失。反过来觉得眼前的苦，具有更大的苦味。我怀疑这是命运的捉弄。我虽然不是处处相信命运，但也还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我呆呆地望着学校下边武装部的院子，那在静静的雪夜里闪烁着的灯光，正像她的眼睛一般亲切、温暧。
她还在那尘土飞扬的窑洞里干活吗？她额头上的汗水还像珠子一般在流淌着吗？
那肯定是不会的了。她以前是为了我才去干那个苦活的。现在，她帮助人做了好事，却受到了诽谤。这多不公平！我自己受这种煎熬是可以的，为什么把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吴亚玲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经认出是她，浑身一阵哆嗦。
“到处找你找不见……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干活了？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她的手斜插在衣袋里，两只眼睛严厉地盯着我。我感到无比的惶愧。
我怎样对她说呢？她应该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我怎能再让她承受那些压力呢？
我想分辩一两句，但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她毫不在乎地又来找我，那勇敢坦荡、正气凍然的禀赋，使我一下子受到了巨大的震惊，就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我的灵魂，我猛然觉得我从这个女性身上看到了一种完全陌生而又非常令人惊奇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我后来慢慢细想，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种脱俗的精神。而我身上所缺乏的正是这个。我以前尽管够得上是一个刚强严谨的人，但带着一股乡巴佬的小家子气。雪夜黄昏，这位女同学用她精神上的闪光照亮了我的缺陷。尽管当时我没能很快领悟她的这种气质，但给我以后的整个生活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故事里将不会叙述这些了）。
我站立在石牌坊下，只是受审似的面向着她，不知如何是好。
或许是她的这种坦荡的胸怀感染和鼓舞了我，于是我抬起头大方平静地望了她一眼。雪地上的微光映出了她清秀的脸庞、倔强的额头、一双美丽清澈的眼睛。嘴唇是微微翘起的，浮着一丝亲切的笑意，显示出了她性格的另一方面：温柔、真诚、恬静。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她望着我，下巴朝武装部的院子扬了扬。
感激之情在我胸中奔突，我用哭声对她说：“亚玲！我再不能连累你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你是个好人！我像姐姐一样尊敬你……”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睛，热辣辣地淌到冰凉的脸上，又掉在了雪地上。
她笑了，说：“我比你还小一岁哩，不敢的。”
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说：“那今晚上就不去了，明晚上可一定要去呀。你知道，咱们可是包工活，剩下的我一个人干不了！”她冲我诡秘地一笑，转过身没入了茫茫的雪夜里。
我也向学校走去。一路上心里翻腾得厉害。我刚踏进学校的大门，就看见周文明背着个黄书包，从院子那边大大咧咧走过来。他大概在教室坐不住，回家去的。
我想躲开他，不愿和他打照面，但来不及了，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
他棉帽的两片耳遮耷拉着，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脸上堆起讥笑，学电影里日本人的腔调说：“又到武装部干活干活的去了？八路给你米西米西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我没有出声，一扬手就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我立刻惊呆了，我怎么能打人呢？
周文明也惊呆了。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把书包一扔，猛扑上来。
我们扭在一起，都倒在了雪地上。
一旦打起架来，我哪是这个家伙的对手！他终于把我按倒在雪地里，骑在我身上，揪住我的头发，直把我的头往地上碰。
我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好在地上积雪很厚，头没有被碰破，但他还不肯罢休。
突然，我感到周文明猛地从我身上跌落了，先是咚的一声响，紧接着“妈呀”“妈呀”地叫开了。
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周文明也正爬起来。我看见他的手背揩着嘴角上的一丝血。
我发现郑大卫就立在周文明面前，皱着眉，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我明白了，刚才是大卫把他打倒在地的。
文明看见大卫满脸的阴沉，慌忙地从他身边绕过去，撒开腿跑了。
他一边跑，一边骂道：“郑大卫，大熊包，老婆让人家拐走了！”
大卫嘴唇哆嗦着，把自己掉在地上的书包捡起来。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场面。
我犹豫了一下，走近他一步，还没容我开口，他把书包往肩头一挂，望了我一眼，那眼神反映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复杂情绪。他迅速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雪地上，望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心里难受：他无意和我说话，这个生活的幸运儿！不过他对我分明深有成见，仍然助人危难，这说明他为人刚直。啊，大卫呀大卫，难道你就看不出来我和亚玲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吗？你能相信那些生造瞎编的谣言吗？请你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吧。
第二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去上课了。我连假也没请，就离开了学校。在学校的四堵墙里，我感到非常压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
可是，上哪儿去呢？
从校门里望出去，只见四野茫茫，路断人绝，看不见任何飞禽走兽。城市高低错落的建筑物全埋在厚厚的积雪里。屋脊上的烟囱飘曳着—缕缕灰白的烟，融人了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冷飕飕的小北风夹着细小的雪粒迎面打来，像无数枚针刺着一般疼。
我出得校门，穿过那座石牌坊，在没有路的地面上随意向旷野走去。一不小心我滑倒了。滑倒就滑倒，我索性也就不爬起来，闭住眼躺在雪地里，专心地、痛苦地思考着唯一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亚玲横遭非议，郑大卫强忍痛苦，周文明火上加油，全班同学在看笑话……而这一切都是由我才引起的。我现在甚至憎恶自己的存在。
可是，吴亚玲痛苦，郑大卫痛苦，难道我就不痛苦？难道我已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一种委屈的情绪使我鼻根发酸。我赌气地想：我现在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境地，说到底，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挣工资和吃国库粮的爸爸！我贫困，但我并不眼红别人富有，也从没抱怨过什么，只怪自己的命运不济。本来，我自己是可以咬着牙默默地生活下去，把高中的学业完成的。可是，却偏偏出了个吴亚玲……难道我又能怪她吗？
不！她是高尚的。她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我，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了我友爱和温暖。她帮助了我，却为此付出了名誉的代价——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名誉并不是可有可无、可好可坏的。
我也想到了郑大卫。也许他看得出来，吴亚玲和我是清白的，但众人的舆论使他难以忍受。他良好的品格使他在诽谤面前得以容忍，但也因此而越发加深了他的痛苦。
诚然，我更多的还是从吴亚玲的角度看问题。我知道，亚玲心里热爱大卫，她看见他痛苦，肯定会百倍地增加她己的痛苦。我们中间，最苦的还是吴亚玲。
我抓起一把又一把雪，狠狠在自己脸上搓；我在雪地上打滚，揪自己的头发，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野兽。
已经到中午了。从早上到现在，我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但并不感到饿。
我从雪地上坐起来，双手抱住膝盖，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感到浑身疲乏。我迷茫地遥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
远方有两座山，在那两座山的中间，是个像瓶颈一样的沟口，从那沟口进去，不就是通往家乡的路吗？
此刻，马家圪崂的乡亲们也许正坐在炕头，老头们在捻毛线，男人们倒在枕头上打鼾，女人们怀里抱着饿得睡不着觉的孩子们，嘴里低吟着古老的歌谣：“鸡呀鸡呀不要叫，狗呀狗呀不要咬，妈妈的命蛋蛋好好睡觉……”
父亲呢？也许正在那黑得像山洞一般的土窑洞里，蹲在炕头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或许并不在炕上，而将那把祖父手里传下来的长方形的黄铜锁锁住冰窑冷炕，拖着瘸腿，一拐一拐在山洼里寻找寒风没有摇落的野酸枣。要么，干脆在村头碾谷场上，扫出一块干净的空地，支一只草筛子，撒上一把谷糠，扣它一两只贪嘴的麻雀。我好像看见他躲在老远的柴垛后面，两只手正拉着栓着筛子的绳子，眼睛盯着那块空地，等待着，等待着；积雪落满了他的双肩，落满了他苍白的头发……
要是他今天能吃上一只烧麻雀或者几颗干瘪的野酸枣，他就一天不会动烟火了，而把那省下的一点口粮托人捎给我……我双手蒙住脸，忍不住哭了。
雪又开始密了，大了，飞舞着的雪花把天地间搅得一片迷蒙。地平线在视野里消失。一片两片的雪花，钻进了发烫的脖项里，融化了，变成冰冷的水滴向脊背上流去，叫人不由得打寒颧。旷野里静悄悄的，我的哭声只有我自己在听。
啊，我是多么害怕自己在心里已经做出的那个决定呀！但我又必须去这样做：为了解脱所有其他人的痛苦，我决定要退学了。
这无疑等于自己扼杀自己。我知道，我的一切美好的理想和无数未来的梦都被打碎了。为了今天和将来，我已经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现在正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却遭到了挫折，而这挫折竟是这样没有料到的原因所造成！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又不能不这样做。对于我这样的年龄、这样的性格、这样的社会处境的人，遇到这样的事，要想在道德上成全自己，只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我没有那种既能排除别人的误会和痛苦，又能使自己灵魂安宁的力量。我只能使自己承受加倍的痛苦，去换得别人的不痛苦。
一种油然而生的豪侠气，使我的精神变得爽朗。我丝毫也不懊悔自己的决定。这也是我的良心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对另一颗高尚心灵的回报。
雪越下越大，被风吹斜的雪花，像白色的无边无际的瀑布向大地上倾倒下来。
此刻，欢愉的情绪在我的周身漫延开来。这是由于心灵的纯净而产生的情绪，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有所体验的。
正在这时，我感到有一个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落在了我的肩头。我抬起头：呀，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搭在我肩上的正是他的手。
李老师就蹲在我身边，眼睛透过瓶底一样的厚镜片看着我，问：“建强同学，你病了？”
“家里出了什么事？”
“没有。”我回答。
“你自己有什么事？”
“……”我语塞了。
“是的，我看你好像有什么事，最近你情绪不太好。是不是又没粮了？你下午到我宿舍来，我还有一些剩下的饭票，你拿去，不要客气。我胃不好，吃不了多少……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不论怎样，还是要好好学习，要想着祖国的未来。你是个有前途的青年，千万不要耽搁学习。今天，你旷课了，连假也没请……还是周文明同学告诉我，说他看见你在这里……”
李老师拍了拍我身上的雪。我站在他面前，冻僵了的腿直哆嗦。我不敢看那对有着许多圈圈的镜片，只是低着头，手在脸上无意识地摩挲着，缓慢地说道：
“李老师，我很感谢您，我……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为什么？”李老师高大的身躯弯下来，近视镜都快挨到了我的脸上，迷惑地看着我。
我再也忍不住，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把头伏在李老师宽厚的胸前，哽咽得再也说不上一句话来。
李老师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头，另一只手轻轻在我肩背上摸着，说：“建强同学，你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孩子，怎么能因为困难就退学呢？就是你回到家里，也照样是缺粮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等你将来后悔了，就来不及了……”
“不是因为这……”我抬起头来，犹豫了一下，竟然一口气把所有的心事都向李老师倒了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过世事的长辈，他的人品也完全值得我尊敬和信任。再说，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应该对他说明我退学的原因。这并不是为了让他把我挽留下来。不，我已经决定要走，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
“啊，原来是这样……”李老师听我叙说完，轻轻说了一句，然后就在雪地上踱步。
他在我面前的雪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来又坐在了雪里，两只手微抖着从衣袋里摸出一支困难时期出的“经济”牌纸烟，点着后一口接一口抽起来。
踱了好一阵，他停下来，用两只手捧起我的头，厚镜片对着我的脸，满怀激情地看了看我，缓缓说：“咱们回去吧……”
一路上，我的老师什么话也不说，我根本猜不出来他对我的这些事是怎么看的。
进了学校，我要回宿舍去，但李老师不让，叫我跟他到了他的宿舍。他肯定有什么活要对我说。
李老师让我坐着，然后在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子里摸索了半天。我看见他摸出两个鸡蛋。这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存下的，大概舍不得吃，放了好久，蛋壳上都蒙了厚厚一层灰。他把鸡蛋洗了洗，放进火炉上的铁锅里，才坐到我对面。他扶了扶近视镜，默然了一阵，开口说：“我今天很激动。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事深深触动了我，使我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噢，本来我不该把自己这样的事告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可是……”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便又缓缓地说起来。
“……这已经过去多年了。那时，我还年轻，快大学毕业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深深喜欢上了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是可以考虑婚姻问题的。那位我所喜欢的女同学对我也不错。”
“可是不久，我才知道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已经追求这位女同学多时了。如果没有我，他们是完全可结合的。由于那位女同学对我表示了更深的好感，使得我的朋友陷入了极大的痛苦。”
“我当时懊丧极了。我虽然喜欢那位女同学，但看见我的朋友那样痛苦，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
“就这样，在毕业分配时，我终于放弃了留校的机会，自动要求到你们这里来了。你知道，我们那里离这里几千里路。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远远地离开他们，让他们结合……后来呢，他们果然结婚了……”
李老师站起来，开了柜子上的锁，在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看见，那上面是笑得甜甜的一男一女，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小男孩。这无疑是李老师的朋友一家了。
“后来我在生活中再也没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女同志，因此直到现在，拿你们本地的活说，还是光棍一条……”李老师淡淡地笑了笑，又说，“但我现在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的作为。人在世界上，难道不应该活得更高尚一些吗？当然，你的事和我不一样，但从精神上说有共通的地方，因此使我激动。”
李老师平静地叙说着，但神态是那样的庄严。
我也静静地听着。我第一次听见这样令人感动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不过，建强！你难道就非得退学不可吗？这似乎是不必要的。让我来做做你们所有人的工作吧！你，亚玲，大卫，文明……请你相信我能做好你们所有人的工作。”李老师站起来，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等待着我的回答。
“不！”我抬起头望着亲爱的老师。他刚才给我讲的他自己的经历更使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和决心。我对他说：“李老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您越做工作，影响越大，说不定会闹到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件事。这样，对吴亚玲同学的压力就更大。我已经决定了，非退学不可。我回去可以自学，我决不会丟掉学业的。我现在只要求您，对同学和学校领导说我是因为家庭困难才退学的，千万不要说出真相。在我离校之前，也请您保密，让我悄悄地走……”
我的喉咙堵塞了，再也说不下去，两只手抱住头，一下子趴在了桌子上。
当我抬起头来时，见他把一封信递到我面前。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老师扶了扶近视镜说：“我尊重你的决定和对我的要求。这封信，是我给咱们邻县中学的教导主任写的，他是我的朋友。你们那里到邻县和到咱们县城距离差不多，我建议你到邻县中学继续上学。那里只是环境生疏一些，说话口音和咱们县不一样，慢慢就会习惯的。你先去联系一下，如可以，你再来补办个转学手续。”
我感激地拿起了这封信，不知说什么是好。
“我……尽量这样争取吧……”我站起来，向李老师告别，他却一把拉住我，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硬塞到我的衣袋里。
第二天上午，我就办完了退学手续。这一切很容易，因为在这困苦的年月，退学的人几乎每天都有。至于行李，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想：明天一早，在打起床铃之前，我只消把铺盖一卷就可以起身了。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所碰见的班里的人都告诉我，吴亚玲在找我。
其实，有几次我已经看见了她，故意躲开了。我想，她大概又是要找我到武装部去干活。别了，永别了……
我决心在我走之前，再不看见吴亚玲。晚上，我有意没在宿舍里，到高年级教室后面的大墙外消磨掉时间。
很晚了，我才回到自己的宿舍。
同学们都已经睡熟了，灯还亮着。我在地上怔怔地站了一会。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明天啊，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也就是说，我将要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道路，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我也可能去邻县的中学继续上学，但怎能再折腾得起呢？我想我多半要剃个光头，春夏秋冬，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土地。劳动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要求。当个农民，对于土生土长的农家儿女来说，这样的命运是很平常的，无数的人都这样走完自己生命的历程，就像一棵平凡的树苗，从土地上长出来，最终又消失在土地
我打开铺盖，发现被子里夹着几本书，一看，是《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
我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很快把书翻了翻，果然还夹着一封信，正是吴亚玲的。
马建强同学：
我中午去教导处开会，听老师说咱们班一个同学退学了，刚办完手续。我赶快问他这个同学是谁，一问才知道是你。我难受极了，下午和晚上到处找你，也没有找见。你肯定在躲着我。我知道你退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没有想到我的好心却给你带来了恶果。我很痛苦。不论怎样，我认为你根本不应该退学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送你两本我爱读的书，你也一定会喜欢的。我想，不论国家和我们个人眼前遇到多大的困难，遭到多大的不幸，我们决不应丧失信心。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勇于牺牲，手拉着手朝前走，使我们的青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这三本书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走向生活……
吴亚玲
我把这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就像开水锅一样翻腾着，久久不能平息。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拉灭了灯，一个人又出了宿舍，来到学校的大操场上。
天已经晴了。暗蓝的天幕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星星。一轮明月挂在高空，清冽冽的光芒照耀着白雪皑皑的大地。
我长久地徜徉着，似乎想了许多许多，又像什么也没想。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涌动，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有，想笑，又想哭……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早晨。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升起来，给积雪的大地涂抹上一层淡淡的红光。整个黄土高原这样一装扮，气势顿时显得异常的雄壮。冬季里满眼的荒凉都被厚绒绒的白雪遮盖了；大地上所有的高低错落和参差不齐，都变成了一些单纯的互相衔接的曲线。一切都给人一种丰润和壮美的感觉。
瘦骨伶仃的我背着行李，出现在原野里，走进这样一幅大自然的图画中。
出了县城，穿过平展的田野，进了大山夹着的深沟——山路立刻变得崎岖险要起来。
我艰难地跋涉着。为了不掉进深涧，思想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脚下。
为了避开同学们的目光，我是在天还不明的时候就悄悄离开学校的。没有睡觉，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像猫爪子抓着一般。眼睛发黑，腿在打濒，十几里的路上已经记不清摔了多少跤了。
在一个可以避风的石崖下，我连人带行李一起倒在了一块没有落雪的土堆上，闭住眼大口大口地喘息。
我倒在这里，再也起不来了。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控制了我，寂寞、灰心，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记得在夏末初秋的时候，我正是怀着美好的心情从眼前这条路上走向县城，走向我向往着的新生活的。现在，却从相反的方向回来了。这也许是我整个生活转向的起点。
尽管如此，我对我的行为并不后悔。不，一切过去的都已正如父亲所说的：“咱们的祖坟没有埋着好风水！”
“爸爸，你说得对……”我闭着眼睛，头枕着铺盖卷，喃喃地念叨着，不知是瞌睡还是昏迷，感觉到意识无法控制，渐渐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梦见我死了，尸体放在一块冰上，骨头都被冻裂。甚至还在梦中我就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死了，为什么我还能觉得冷呢？噢，原来我并没有死。但是，怎么啦，周围的冰仿佛变成了热的，使得我身上渐渐暖和起来。并且，我好像还听见有谁在很遥远的地方呼叫着我的名字……
我醒了。睁开眼一看，身上盖着一件棉大衣，郑大卫正缚在我身边。这比梦境更叫人不可思议。
“建强！”大卫叫了一声，用手背抹了抹镜片下面的泪水，嘴唇哆嗦着。然后，他从身上的挂包里掏出一把饼干，双手捧到我面前。
我立刻意识到眼前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一阵颤栗闪电般传遍全身。以前所有的嫌隙顷刻间化为乌有，充满眼前的是净化了的真诚。我从大卫手里接过了饼干，也接过了他对我的崭新的情谊。
“我对不起你，没想到把你逼到了这步田地。我听亚玲说你为此退了学，感到揪心般难受，就跑来追你了。你一定要回学校去！我们已经重新给你在教导处报了名，你一定要回去。同学们听说你退了学，还捐助了许多粮票和钱，大家都在等待着你。李老师还把我和亚玲、周文明叫去谈了话，他俩也来了，在后边……请你原谅我吧……”
他把掉在地上的棉大衣披到我身上，像大哥一样，胳膊亲热地搂住了我的肩头。
我在他的胳膊弯里哭了。幸福、喜悦、委屈，所有的感情都一齐涌上来了。
大卫也在抹泪。这时候，我们都像孩子，又都像大人。是的，我们正在离开孩子的时代，走向成年人的阶段。在这个微妙的，也是美好的年岁里，它将会留给我们多少难忘的回忆啊！
这时候，从我们身后响起了一声喊叫：“追上了！追上了！”
这是周文明。在他后边，是满身糊着雪粉的吴亚玲。她看见了我，猛地站住了。喜悦的笑容绽开在她的脸上，眼睛里绷着一层泪花。
周文明三跷两蹦就来到我面前，一改平时的骄横，脸上泛起红潮，直率地对我说：“很对不起你。李老师已经批评了我，我给亚玲和大卫道了歉，现在也要向你道歉。我耻笑过你，伤害过你，请你原谅。你实际上是一个有骨气的好人，不好的是我。我这人毛病是太多了，从小在巷子里打架长大的。我记起了你的许多好处。旁的不说，每次考试，我不会，总要偷看你的几道题；你明知道我偷看，也不告给老师，还有意让我看哩……嗨！不是你，我恐怕今年下来要留级了。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向你们几位同学学习。建强，你回去吧！以后缺什么就说，我们家什么都有。我们拜个干兄弟吧！你以后在学习上多帮助我……你能原谅我吗？”
周文明的话使我深受感动，我对他说：“我永远不会记恨你的。你很聪敏，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赶上来！”
亚玲走上前来，对我说：“快回去吧，李老师也在后面赶来了。咱们快点往回走，好让他少跑点路。他是个深度近视眼，别让他跌一跤，把眼镜给碰掉了！”
我们都笑了。大卫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犹犹豫豫的，还有什么要谈判的条件吗？”
我却认真地对他说：“那你……一定要和亚玲好！”
大卫的脸刷地红了，亚玲的脸也红了，文明却背起我的铺盖卷，大喊一声：“咱们开路开路的！”他喊着，走在前头，又转身对我们说：“路不好走，咱们四个人干脆一个拉着一个。我走头，开路开路的；建强拉着我，大卫拉建强，亚玲拉大卫，空气拉亚玲！好不好？”他向我们做了个鬼脸，大卫和亚玲相视一笑，都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手拉着手，踏着我们来时踩出的脚印，跌跌爬爬，嘻嘻哈哈，在白雪皑皑的峡谷里行进。走在前面的周文明吹起了响亮的口哨；口哨吹出的旋律是我们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我、大卫和亚玲，忍不住和着文明的口哨声，轻轻地跟着哼起来。我们的父兄们当年就在这些山野里哼着这首歌，战胜了无数的艰难和闲苦，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这不朽的歌曲同样使我们的感情沸腾，激励我们在困苦中热情地生活，坚定地前进！
我拉着伙伴们的手，唱着亲切的《游击队之歌》，走向县城，走向学校，走向未来；我浑身的血液在激烈地涌动，泪水很快蒙住了眼睛，两边那耀眼的雪山逐渐模糊了，模糊了……
一九八〇年冬天到一九八一年春天写于西安(原载《当代》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