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纪事）
金盆打了，分量还在。——中国民间格言
—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襁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
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
乡村在动荡中……
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碰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明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迅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嘴巴这武器不得力了的时候，就开始扛肩胛，动拳头，直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和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和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明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室的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城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处，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在一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便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
他现在住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一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动。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竟忘了折转身，便一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一样。随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了许久，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一个破洞里，取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画起来。
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移到墙壁上了……而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
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侶，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拥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怎个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同时也都向他拥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水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思念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块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些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
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遇。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党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呢？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信有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
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所有的时间，他都用来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草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墙壁为止……
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准备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画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
突然，外面监狱大门上的铁锁“吭啷”一声，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很快将地图和铅笔塞进棉祆的破洞里，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神色坦然，像做完了一件事，又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
门开了。囚室里先后进来了两个人。
先进来的四十多岁，胖、高、黑，一部络腮胡子从两鬓角一直延伸到衣领里边。他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渣渣的，像团起来的刺猬。眼睛不知喝了酒还是熬了夜，红得要淌出血来。整个形象使人马上想到神庙里的凶煞。他叫金国龙，是“孙大圣”的队长。“文化革命”前，他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资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当年他的案子是马延雄一手抓的。不用说，前犯人对现犯人的仇恨是刻骨的。
后进来的那个只有二十岁左右，长相和金国龙正好相反：痩、矮、白。俩人在一起，就好像凶煞旁边立着个庙童。这小子很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两股凶狠的光。残酷的表情似乎和他的长相很不协调，但这种生理的美和神态的丑硬是统一在这张脸上了。他叫周小全，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拿造反当营生了，天不怕，地不怕，红总专门把他选出来当了“孙大圣”的副队长。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红总让这两个来看管马延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们对他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两个人每天都要来审问和折磨他。今天又例行地来了。这种审问有时根本没有内容，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他们的总司令和政委指示的。他们纯粹是为了折磨他。像抽烟和喝酒一样，打人成了他们的嗜好和癖性。
“走！咱们再去拾掇拾掇那个老家伙去！”金国龙每天都要这样招呼一声他的“副统帅”，口气像是饭后招呼一个人和他一同去散歩。
现在，这两个一高一矮的凶神恶煞站在马延雄面前，龇牙咧嘴地看着他。
金国龙歪着他的刺猬脑袋，开言道：“呔！你这个老东西！坏东西！前几天我倒忘了给你说啦，你晓得不？老子当年坐禁闭正好也就在这个号舍里！哈哈哈……”他笑得肚皮一拱一拱的，“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个“呀”的颤音很快变成了咬牙切齿。笑容一敛，他换上一脸杀气，肥大的右手一把揪住马延雄的领口，狠劲摇扯着这个瘦弱的身躯，嚎叫开了：“你给老子平反！平反！平不平？”随即就狠劲地打了马延雄几个耳光。
“平不平反？”金国龙继续吼叫。
马延雄喘息着，眼光掠过金国龙的刺猬头，透过铁窗的空隙，望着窗外那一小块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上浮动着的白云片儿，缓缓地说：“这话，你问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也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给你平反的话。你犯罪是事实，党和政府判你的刑没有判错。”
金国龙鬓角的血管像两条蚯蚓在急骤地蠕动着，红眼睛瞪得像两盏灯笼：“你们这是什么党？什么政府？”
“共产党！人民政府！”拳头打在了他的胸脯上、两腋下！
这时候，“庙童”上来把凶煞推开来点，两手叉腰站在马延雄面前了。他牙齿咬着嘴唇，凶狠的脸扭弄得皱纹巴巴的。他的声音慢、低、狠，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那么，你这个党和政府，为什么把我这个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呢？说！”
马延雄抬起头来，两道温和的目光落在这张年轻而蛮横的脸上。他恨不起来这张脸。尽管他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从内心里不记恨他。他和他的儿子一般大小！他诚恳地说：“小全，我个人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可是我没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做好，把你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把你们这些小将打成了反革命，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你什么时候叫我检査，我就什么时候检査……”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连一声的打鼾声。周小全吃了一惊，赶忙转头向炕上看去：只见金国龙四肢大展，已经舒服地躺在土炕上睡着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老金！老金！”周小全走过去，一只手在金国龙肥囊囊的胸脯上狠狠揉搓了几下。
金国龙停止了打鼾，睁开两只红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坐起来了。
周小全讥讽地说：“哈呀，这倒像是回到你家里了！老金，你在这土坑上睡了五年还没睡够吗？”
“放你妈的屁！”睡了一两分钟的金国龙精神却来了，哆地跳下炕，两条胳膊向空中一举，伸了个懒腰，一身的骨关节发出咯巴巴的响声；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站在地上的马延雄。
这个挨打的人脸上被手掌掼下的红印子已经退了，又恢复了蜡白，一绺毡片一样的头发紧贴在额前。
“走吧。听见你打鼾，我也瞌睡了。”周小全对金国龙说。
“走？”金国龙对周小全瞪起血红的眼睛，“今儿个就这样便宜他呀？”他扭转刺猬脑袋，两只手几下就把马延雄的上衣扯扒下来。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胛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痂，干痂的四周流着黏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茄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肩窝和下腰部有两个地方的肌肉萎缩成坑状——这是四七年胡宗南匪兵留下的枪伤；大腿上也还有这样一个坑和一个刀痕。
金国龙对周小全头一摆，然后自己先跨出了门槛。周小全莫名其妙地跟他出去了。
不一会儿，金国龙从外边的院坝里抱回来一块几十斤重的石炭，然后狠劲地把这块毛渣渣的石炭压在了马延雄千疮百痍的脊背上。
马延雄惨叫一声，趴倒在地上。
似乎有一丝人性的光影在周小全蛮性的脸上闪过。他看了看石炭压着的马延雄，犹豫了一下，对金国龙说：“这样会把他弄死的，是不是……”
“你他妈的在走资派面前卖好？段司令还说你小子造反精神强哩，强个屁！”金国龙呵斥着周小全，吼叫道：“走！”两个人啪地关上房门，扬长而去。
囚室里渐渐昏暗下来了。
那血一般的残阳此刻大概正在西边的群山中沉落。秋风带着入肤的冷意，吹过高墙，吹过铁窗，吹醒了这个苦难的人。
没有血色的脸，没有血色的嘴唇，紧贴着泥土地。只有在他出气的时候，才能感到些微颤动，才能感到那黑色的石炭下压着一个活着的生命。
他咬紧牙关，想爬起来，想掀掉他背上的重负。但，他又一次昏过去了。苍白的嘴唇上留下两颗殷红的血珠。
夜色笼罩了山川大地。没有灯光的囚室里传出了一声声悲惨的呻吟……
快来救救这个人吧！他也许再活不了几个小时了。而这个人是不应该这样死掉的——他在留锁锁头的时候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劳作了二十多年；他身上有敌人留下的枪伤、刀伤。革命能离开这样的人吗？
可是，谁来救他呢？
在这里，所有的党组织都被夺了权。政府更不存在了。法律呢？法律像垃圾一样被倒在了城壕沟里！现在，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又由造反派头头说了算。他们现在既是立法的议会，又是执权的政府。这是些胆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风雨刚席卷过社会，他们就露出了头角，站在这场革命的前列冲冲杀杀。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能打比方的话，可以这样说：要盖一座房子，他们也许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们会比谁都拆得又烂又迅速！在以后的历史中，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经过反复，或迟或早终将勇敢地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仰，成了很成熟、很有头脑的公民。但他们之中的另外一部分人，在眼前和以后的历史中，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些民族的罪人！
……黑夜笼罩着大地。悲惨的呻吟继续在这凉飕飕的秋风中颤抖着。谁能听得见这声音呢？
突然，囚室的门哗地被掀开了。一道眩目的手电光首先照在了黑色的石炭上，然后又移到了那张垂死的、白蜡一样的脸上了。只听见“啊呀”一声惊叫，一个人很快进了房门，啪啪地打着了打火机，点亮了炉台上的煤油灯。
灯光显出了这个人的面貌：高个，大背头；脸白净而透红。上身不穿外套，白衬衣上套着驼色的毛背心。粗看像三十刚出头，细看额上头纹很深，够四十来岁了。
这人很快把那块石炭从马延雄身上抱起来，扔到了墙角里；然后蹲下看了看这个脊背，脸吓得煞白。他站起来，两下把炕上的铺盖打开；然后用两条很长的胳膊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抱在炕上，摸索着给他穿上上衣，让他半靠在被子上。
现在他张开嘴一迭声喊着：“老马！老马！老马……”
这个“救命菩萨”是谁呢？他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
这真叫人奇怪！当全县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戴着纸帽子，挂着黑牌子，敲着破铜烂铁游街的时候，这位县委的副书记怎能轻而易举地来到这个黑暗的囚室呢？而且看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没受什么损伤。
不要奇怪。李书记也是个造反派，是县委常委里的造反派。他在去年就“杀”出了县常委，向红总表了态，站在造反派行列里了。红总所编的《马延雄三反言行（之一）》和《马延雄——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两份材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
那么，他现在来干什么呢？而且竟仁慈地把这个“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从死亡中救出来了？
这个谜还得由李维光本人来解开。
上面说了，当李维光把马延雄抱在炕上后，便一迭声地叫开了“老马”。
他这样叫了好一阵，马延雄慢慢睁开了眼睛。当他看见站在身边的竟是李维光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吃惊了。但脊背上刀犁一般的疼痛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索更多的问题。他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喘息着，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里吐出来几个礼貌性的字：“维光，你来了……”
“来了！是我来了！”李维光连忙接应。似乎马延雄的痛苦表情也感染了他，他脸上的表情也蒙上了一层痛苦，眉头皱成一个疙瘩，像是对马延雄，也像是自言自语说：“他妈的，‘孙大圣’这些龟孙子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了！”（他敢骂造反派！）接着他又补充说：“要斗思想嘛！怎能斗身体哩？”
“维光……你来干什么来了……”马延雄仍然闭着眼睛，喘息着问。
李维光躬下身子，脸几乎凑到马延雄脸上，说开了：“啊呀，老马！这对你来说，可真是个特大喜讯！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因为高兴而激动得太厉害了。你身体不好。你听我给你慢慢说。”
他眉头中间的疙瘩散开了，右手上去摸了摸头发，说：“自从夺权以后，红总总部接连开了两天两夜常委会。忙得连屙尿的空都没！他们让我也参加了。你大概不知道，地区红总这一派的人已经把军分区大量的武器弹药夺取了，已经把地区红指那一派的人赶出了城。地区红总指示各县这一派的人很快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两天红总的常委会集中就讨论这事呢。尽管有分歧，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决定让你站出来亮相表态，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哩！其他都没麻烦了，县武装部胡政委已经公开表态支持红总了。现在是三缺一。这事也不复杂，只要你公开表个态支持红总就行了。书面也行，口头也行。”
马延雄闭着眼睛听着。现在，思考压住了疼痛。从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认真听李维光说话的。李维光看见，他的话还没说完，马延雄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容。
啊，他大概真的为这“特大喜讯”而激动了！是嘛，从此再不受这苦情了，他能不高兴？
李维光说完后这样想着，正想说“你别太激动了”时，马延雄已经睁开眼睛，仍然带着笑意，喘息着说：“维光，你不是早已经站出来亮了相吗？怎还‘三缺一’呢？”
“我？”李维光像针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扎了一下，不自在地避开马延雄的目光，说，“人家红总看上个咱？咱算个老几？人家看上你了！只要你站到红总一边，全县的农民就都站到红总一边了。将来这县革委会总不能光领导红总的那些人吧？全县十三万人口，就有十二万多农民哩！现时农民大部分还没观点哩，但都是保你的！这样一来，他红指还能不垮？咱算个啥？咱不想捞什么稻草！只指望你将来大权重握时不扣掐咱就行了……”
马延雄听着这些话，渐渐明白了李维光今天来的用意，也明白了红总破天荒叫他“站出来”的目的。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强忍着疼痛，把上身竖高了一些，问：“维光，你是自己要来的，还是红总的领导人派你来的？”
“当然是红总常委会委托我来通知你的！段国斌司令和侯玉坤政委亲自给我安顿的，要不我怎能进了这院子的门呢？……你到底是怎个态度？我好给头头们回话！”李维光追问。
马延雄回答说：“你回话去吧。你告诉国斌和玉坤，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小孩！我要对全县的人民群众负责。红总、红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也肯定都有一些坏人。不论怎样，两派大多数的群众都是好的。我不能因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任何一方群众受到损害。你用你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要用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也是我的原则。我不准备对任何群众组织表态，我只给党表态。我更不会站在任何群众组织的一边，去反对另外的群众组织；我只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
马延雄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然后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息。苍白的脸上，汗珠一串跟着一串滚落下来，滴在了瘦弱的胸脯上。
他最后抬起头，对木然呆立在炕边的李维光说：“就这，你回话去吧！”
他闭上眼睛，头无力地歪靠在了被卷上。
“不必回话了！我们都来了！”门外传来一声苍老的话音。接着，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门外走进来。
这两个人正是红总的段司令、侯政委。段司令一进门就开口道：“你们二位的对话我们都听清楚啦！”声音是洪亮而有力的。刚才门外那个苍老的声音显然是侯玉坤发出的了。
马延雄睁开眼看看他们，说：“国斌，玉坤，你们来了……”
说完就又喘息起来。喘息中带着细微的哨音。
李维光先是对这两个人的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随即咧开嘴明显讨好地笑了笑，问：“你们俩早就来了？从哪里来的？”
“来处来的！”段司令叱咤风云地回答。他不看李维光，一眼盯着仰靠在被卷上的那张蜡白的脸。这脸安详而平静，但也坚毅而神秘！段司令紧闭着嘴巴，眼光死死地看着这张脸，像是在看一件自己看不明白的东西，显得严重而吃力。
段国斌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台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
这个人前不久还仅仅是县电影站的放映员，一年多就出息得成了本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扼杀生命。他有资格制定法令，也有权力废除法令；可以叫原来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变成自己的二等马弁。
侯玉坤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吋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愤怒了，一般说话都很软绵。
可是，俗话很对：人不可貌相。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风暴的世界；那干瘪的胸膛里经常汹涌着激浪。他是原县委秘书。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正当段司令他们苦于找不到“三反分子”马延雄的“罪行”时，他在县委机关举起了造反大旗，把县常委会的记录像炮弹一样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造反前线。他并且做工作让县委副书记李维光“杀”出了县常委会，向红总表态亮了相。他还很快帮助段司令把分散的同派观点的人统一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社会的大动荡既产生帅才，同时也就产生谋士。如果说段国斌是一把锋利的刀，侯玉坤就是使这把刀的强手。
红总“解放”马延雄这一“战略性”举动，就是侯玉坤谋划的。他在那两天两夜争吵的常委会上反复地说服“鹰派”：“咱造反派如今夺了党组织的权，就成了执政党哩！能闹着玩吗？执政党要执政，就要争取民心哩！这道理国民党都解开哩，咱革命造反派反倒成了些糊脑松？明说哩，马延雄农民拥护嘛！咱就把他往出抬！争取民心，压垮黑指，咱们掌权，此乃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等咱的政权稳了，再把他扔掉还不行吗？”
“鹰派”们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一致同意了他的方案。会一结束，他就把李维光打发来。李维光一走，他又把段国斌拉来站在囚室门外，听里边李维光和马延雄的谈话……
此刻，他背靠着窗台漫不经心地抽着烟，只见他悠然地吸进去，又悠然地吐出来；然后脖子略微向前一伸，把吐出来的烟重新又吞进嘴里。最后，才通过两道鼻孔慢慢地让它们飘散出来。
段司令现在把目光从马延雄的脸上移开了。他两手揣在裤兜里，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踱起了步。踱了一会，脚步又停在马延雄躺着的炕边，黄眼睛盯着他蜡白的脸，用洪亮而有力的噪门说：“马延雄！你到底向我们造反派表态不表态？你说嘛！你听见了没有？‘孙大圣’把你的耳朵也打塌了？咹？”
马延雄睁开眼睛，望着那一双黄眼睛说：“国斌，该说的我都给维光说了，你们也都听见了。我这人正如你们所说的，顽固不化。这些你们也都知道。另外，我还想不通哩！昨天，你们还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怎么今天我又成了个‘革命领导干部’呢？”然后他嘲弄地补充说：“你们成立革委会需要干部，维光不是个现成的人才吗？”
他说完，眯缝着眼睛又看了看窗前抽烟的侯玉坤，就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窑顶。窑顶上，一只黑色的甲虫正在慢悠悠地爬着。
李维光坐不住了，咳嗽一声，走出了房门。门外黑暗中又传来一声很用劲的咳吐声，脚步就渐渐远去了。
段国斌躁了，手从裤袋里抽出来，两条胳膊狠狠交叉放在胸前，眼珠子一瞪：“老实告诉你！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打倒，同样，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就要叫你当‘革命领导干部’，非当不行！”
马延雄不说话了。他再能说什么呢？他眯缝着的眼睛继续望着窑顶。那只甲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飞掉了。
这时候，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开腔了：“老段啊，你看你！老马已经成了咱们自己人了，你怎还一吹胡子二瞪眼呢？往后，不，很快就要一块在革委会里工作嘛！咱革命造反精神强，老马有经验。咱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老马的经验搭配在一起，又有人武部胡政委支持，这个三结合，肯定能把咱县的革命搞好哩！叫黑指在一边干瞪眼吧……”他说着，痰在气管里响着，边慢悠悠地走到马延雄身边，躬下干痩的身子，故作吃惊地说：“啊呀！老马瘦成这个样子了？”
他扭过头来，像自己临时决定的样子对段国斌说：“老段！我看叫老马今晚上就回家吧！咱先不和他谈叙站出来的事了。先叫老马回家养几天身子，到医院看看病，罢了咱再说。你看行不行？”
段司令立刻说：“可以！”然后又带着施舍者的神气看了一眼马延雄，补充说：“你可别忘了革命造反派的恩情！”
侯玉坤又关切地躬下身子问：“老马，要不要派人把你送送？”
看再没有什么回答了，两人便互相递了个眼色，一前一后出了房门，走了……
马延雄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穿上自己的破棉袄，用枯瘦的手按了按那个装地图和铅笔的破洞。
这时候，只听见外面的大铁门哗啦一声响，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喊叫说：“马延雄，快往出走！”
他呻吟着下了坑，靠在墙壁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便一步步挪出了囚室。
他挪过了院坝，来到监狱的大铁门前。
他把自己火辣辣的头靠在冰凉的铁门框上，歇了好久，然后才又一步步挪出了监狱的大门。没有什么人监视，看来这是真的放他出去了。旷野中第一口清冷的空气灌入了他的胸腔，使他感到一阵阵令人陶醉的眩晕。
现在，他站在监狱的外边了。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像一个流浪汉。明亮的月光映照出了他的脸庞，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
他眯缝着眼睛，贪婪地瞭望着远方群山的剪影，顺着古城墙下边的条小路，蹒跚着向家中走去……
深秋的夜晚，除了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冈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
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路！你将通向何方？
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起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群众运动都会出现些不正常的现象，但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下，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么办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儿。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保护人民群众，他不能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再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率率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
他伸出两条枯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
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子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了，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糨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颤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狗崽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和惊怕中度过童年。
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枯瘦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吗？”
“咣！咣咣咣……”
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了地下。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己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出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
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
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验。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汗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站，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给这些人记着账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
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放在马延雄的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掉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了。挨打受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
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感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土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瓷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米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
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
马延雄光着上身趴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家里种地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
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放开声哭了。
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她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哭声戛然而止。
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
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升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浑身舒坦，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
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睡着的马延雄，肩膀上扛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咚地掉在了地上。一张粗糙的脸因吃惊而剧烈抽搐了。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着来人。两个人几乎同时叫起来：“老马！”
“秉奎！”
这个黑胡巴茬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而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在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
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坑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室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如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叫我劝说住了，我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子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哩！”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了。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如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
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如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
“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都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
“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漾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地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抹了一把黑胡渣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找见你！”
“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
门掀开了，进来一个戴眼镜的人。
就像一盆子水泼熄了一堆火，满窑里霎时死气沉沉。
戴眼镜的人一进来，傲然地在窑里扫视一圈，然后对惊呆了的柳秉奎说：“你出去吧，我们有事要谈。”又转身关切地对炕上的马延雄说：“晚上才把你放出来的？”
马延雄对他点点头，转脸对就要走出门的柳秉奎说：“秉奎！你回去给大家说，我不要紧，叫乡亲们别操心……”
柳秉奎一步一回头，沉重地说：“你……多保重！”他恋恋不舍地跨出了门槛。戴眼镜的人现在坐在炕边上了。
玉兰和小梅惊慌地给他冲茶、递烟；他两手连连摆动，一一拒绝了。
他先是轻淡地对马延雄说：“关于黑总决定放你的消息，我们的‘内线’中午就把情报送到了总指挥部……”
他把眼镜取下，掏出手娟揩了揩镜片，又重新戴上，语气激昂了：“这是黑总一个十分恶毒的计划！他们企图利用你来压倒我们。嘿嘿，狗头军师侯玉坤想得是美。但是，难道我们就是吃干饭的？我们要让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他的右手在空中狠狠一挥，几乎把炕上的煤油灯扇灭，好像“阴谋”在这一击之下就“彻底破产”了。
这个前县委宣传部干事、现在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高顺，从炕沿上下来站到了地上，像做报告似的给马延雄讲起了本县两派当前的形势。
“当前，”他把这两个字先搁到一边，伸手从炕上拿起刚才拒绝了的纸烟，用打火机点着，喷了一口，才又说，“我县革命与反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区黑老总最近抢了军分区的武器弹药，准备在全区向我红指进攻。估计不久，有一部分武器弹药就会运送到咱们县的黑总手里。在这一形势下，黑总的‘狗头军师’侯玉坤策划了一个恶毒阴谋。一方面，他们企图用武力打垮我英雄的红指；另一方面，准备‘解放’你来争取农民，也是要孤立和压垮我英雄的红指。用战略眼光看，他们总的目的是要一派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一派掌权。针对这一形势，我们也要用革命的两手来粉碎他们的反革命两手！我们革命的两手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我们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决定把总指挥部机关和我们所有的骨干力量转移到石门公社去。那里山势险要，易守不易攻。在万一情况下，也有退路：东渡黄河，到山西省去。第二，我们要把你也带上。我们也要解放你，是货真价实的解放。希望你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就是这些。什么时候行动呢？就在今天晚上，就在现在！”
高顺演说完，把烟屁股轻轻一丟，两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眼睛透过近视镜片，看着马延雄。
玉兰和女儿已经在灶火旮旯里大声哭开了。
从高顺的突然出现，马延雄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兆头。现在他听了这个自信而又自负的总指挥的话，感到一切比预料到的还要坏。
当两派批斗他的时候，为了显示各自的造反精神比对方强，他们比赛着看谁把他批得更狠，斗得更凶。而现在他们为了抢着掌权，又争先恐后地比赛着看谁把他“解放”得更“彻底”。而这种“解放”对他来说，比斗他、打他更可怕！把他斗死、打死，死的是他一个人；而眼下这状况再发展下去，谁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呀！他想到将要出现的群众互相残杀的局面，心头不禁一阵颤抖。
他对高顺说：“高顺同志！你们两派之间的事我不能说什么，但你们把我带走是不合适的。你们批我，斗我，我都接受。但我不能跟你们去，这样一定会加深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我是靠边的当权派……”
“那么，你准备像李维光一样，给黑总表态呀？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老板呀？”高顺咄咄逼人地问。
“高顺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让我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你们这方面的革命群众。同样，我也不能站到你们这一边，伤害了那一方面的革命群众……”
“算了，算了！”高总指挥不耐烦地摆摆手，“你说什么也不顶事了。为了你，我们的‘千钧棒’已经把南城墙控制了。兵贵神速。我们的第一批人马已经出发了。我是专门留下奉陪你的。快收拾一下起身吧！黑总那面对我们的计划已经有所察觉，晚了会出大问题。快点！今天你好走也得走，歪走也得走！”
小梅跳上炕，扑在爸爸的怀里，大声嗛啕，嘴里一股劲喊：“爸爸！爸爸！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
马延雄嘴唇哆嗦着说：“高顺同志！不能这样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高顺扶了扶眼镜，朝门外喊：“来人！”
七八个“千钧棒”的勇士破门而人，并且还抬进来了一副担架。
高顺指着担架说：“我们知道你走不动，特意为你准备了这东西。怎么样？对你够意思了吧？快走！”
马延雄还想说什么，只见高顺手一挥，四五个“千钧棒”已经奔到炕上来了。他们有的抱腿，有的扯胳膊，把马延雄生扯硬拉抬下炕，放进担架，拿军用皮带把他和担架捆在一起，然后抬起就跑……
玉兰一头晕倒在灶火旮旯里了！小梅哭着追到门边，又哭着跑回来扑在了妈妈的身上……
就这样，马延雄从狼窝里出来，又落进了虎穴。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能安安稳稳睡一个晚上的觉，但他连这么一点点的权利和资格都没有！
三天以后。
秋雨刷刷地下着。细密的雨丝在天地间织起一张灰蒙蒙的幔帐。地平线消失了。褐黑色的云朵依傍着山冈，天很低，视野也只有极狭小的一圈……
县城在一片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度过白天和黑夜。“孙大圣”们手里提着从体委库房里拿出来的垒球棒，腰里别着从县机械厂拿来的三棱子刮刀，在街巷里巡逻，在城门洞口盘査行人。
街道房檐下的墙壁上，刷满了赫然的大标语：“血洗石门！全歼黑指！活捉马延雄！”
一张故弄玄虚的“通缉令”立即从县印刷所飞出来了，在省城和全省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交通要道口上张贴，上面盖着“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碗口大的印章——
通缉令
我县死不改侮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原县委书记马延雄，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晚二时左右畏罪潜逃。希各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以使我们尽快捉拿罪犯归案。
该犯特征：身材痩小，脸苍白。身上有三处旧枪伤和一处刀伤。
罪犯潜逃时，上身穿旧黑咔叽中式夹袄，白粗布衬衣；下身穿发白的旧劳动布裤子，膝盖处和屁股后面都补有大补丁。脚穿本地农村的“实遍纳”鞋和一双驼色绒线袜。
各地如有捉拿到此犯者，请立即通知我部解押。捉拿时如遇罪犯负隅顽抗，可以立即就地处决！
此令！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早晨，红总在县人委礼堂召开全体大会，传达“中央首长重要讲话”。
从昨天晚上半夜里开始大起来的雨，一直没有小下来。黎明以后，县城笼罩在一片水雾中。
街道上，朦胧的雨雾里走过一队队的人影；哗哗的脚步声和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在风雨中传荡着。
为了壮威，每次开会，红总都要将所属各系统的“战斗兵团”统统集合到河边的体育场，然后再一队跟着一队，喊着口号，穿过本城的主要街道，才进入会场——半山坡上的人委大礼堂。
今天雨大，侯政委企图说服段司令是否免了这个老规程。但段司令咆哮着反对：“今天的会议不同寻常，別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按老规程办！”
现在，一队又一队的人马，像一根绳子一样，不断头地从体育场往人委礼堂的门里伸去。
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礼堂建造得早，除了后来新修的舞台，几乎没有什么水泥材料。墙壁是用青砖砌起的；顶部由一些粗大的木料川大铁马横接起的巨大三脚架来支撑。十五个大三脚架等距离间隔排列。没有天花板。从座椅上仰头看，屋穹上巨大的木料横七竖八扭接在一起，像一些正在厮打着的巨人的胳膊腿，而且好像眼看就要塌到你的头顶上来。总之，这座建筑物所有构成的线条都给人一种粗鲁的感觉。
礼堂两壁的窗户，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打得七零八碎，潮湿的风呼呼地对流着。舞台在礼堂的西头。台上唯一的一道紫红幕布扯在两边，露出了后台墙壁上两派企七竖八用各种颜色涂写的各种大标语。如果从礼堂东头的门里进来，整个舞台活像古戏里一个龇牙咧嘴面目狰狞的大花脸。
再没有比这个建筑物更能和这个会议相协调的了。在这个构造粗鲁的建筑物里，将要开一个同样粗鲁的会议。
当红总的大队人马进来以后，各战斗队之间立刻就互相拉歌、唱歌了。喊声和唱声混成一片巨大的声响，简直分不清哪是唱，哪是喊。
正当这巨大而杂乱的交响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一阵像钢铁互相撞击似的喊声，从礼堂门外传来了。这声音压倒了礼堂里的所有喊声、唱声，甚至使这些声音渐渐停息了。满礼堂人竖耳静听：妈呀！是“孙大圣”来了！
现在，“孙大圣”的队伍进了东门。
阅兵式的步伐伴着震天动地的口号，骄傲地穿过礼堂中间的走道，向台前挺进！因为是内部会议，他们没带垒球棒和刮刀。但每个人脸上的杀气和这支队伍的蛮横劲，比拿着武器更叫人望而生畏。
这四十来个“特种兵”，坐在台下最前边为他们专门准备的两排“特座”上了。
他们的屁股刚一挨板凳，队长金国龙就张开毛渣渣的嘴巴向他的这支队伍命令：
“全体起立！唱林副统帅语录歌！一、二，唱！”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
要敢于牺牲。
(喊：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
枪声一响，
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
唱完后，金国龙吼了一声：“坐下！”两排人就像按了一下电钮，刷地落座了。
这时，大家看见侯玉坤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从台角幕布后面慢慢踱出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吐出一口烟来，然后脖子向前一伸，又把吐出来的烟吞回去。
现在他两道鼻孔里飘散着烟雾，站在了空旷的舞台前，两条痩胳膊抬起扇了几扇。
等全场完全静下来，他苍老的声音开言道：“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开会前，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地区红总，今天派来了三位革命造反派战友，来出席我们这个会议。”他拿纸烟的右手向台角幕后边招了招，三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就走到台前，脚跟一并，举手向全礼堂致敬——姿势像篮球场上犯规的运动员一样。礼堂里响起吼雷一般的掌声。
接着，和刚才“林副统帅语录歌”完全不同调子的歌声在全礼堂亲切柔和地响起来：
革命战友你们好，
革命战友你们好，
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那三个人一边招手致意，一边倒退着回到了幕后边。
侯玉坤又习惯性地抬起两条瘦胳膊下扇了两扇，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请我们的总司令段国斌同志，给大家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精神！”
掌声中，侯玉坤转身往幕后走，威风凜凛的段国斌来到了台前。
段国斌两手摇在裤子口袋里，黄眼珠子把大礼堂里的一片脑袋扫视了一遍；又从这一片脑袋扫视到穹顶横七竖八的梁架上，最后才把目光又落到台下的一片脸上。
他挺硬站着，像倒栽起来的一台碌碡。全身不动，只有嘴巴动开了：
“战友们！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了根本的转折！据红都来电说，不久前，‘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号召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这个精神说出了我们造反派的心里话！江青同志真是和我们造反派心连心！
“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他背诵完这段恩格斯语录，扭转头向台角幕后面喊：
“老侯！老侯！这段语录在恩格斯的哪一篇文章里？”
幕后传来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在《论权威》里面……”
“对！在《论权威》里面！”段国斌兴奋地叫道，接着又说，“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也谆谆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这个精神，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我红总要立即转入战时状况。从现在起，所有的战斗兵团，所有的工作都要进入军事道路。总司令部已经把机构重新弄成了四个部：武卫部、后勤部、宣传部、组织部。会议尾巴上，侯政委将宣布各部的成员和正副部长的任命。”
现在，他脸上严峻的神态换上了欢欣鼓舞的表情，精神振奋地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的形势是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大家知道，黑指已经在二十三号晚上狼狈逃窜，钻进石门公社了。他们的内部现在江河下日、分离崩析！”
当他一连说错两个成语之后，台下传来一片哄笑声。段司令以为是他的精彩演说鼓舞了大家，立刻又加添说：“而且是暮穷日途！”
哄笑声此起彼伏，快把礼堂顶子给掀了。
段司令更来劲了。他两只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粗而短的腿有力地跨前一步，两条胳膊在胸前不协调地一上一下扇着，嘴里学着电影里列宁的语调说：“安静一点，战友们！安静一点，战友们！……”等哄笑声停下来，他像开头一样，眼珠子从会场扫视到屋顶，又从屋顶落到会场。脸上的表情从欢欣鼓舞又变成严峻的了。他开口说：“虽然黑指快要灭亡了，但是他们一定要垂死挣扎的！另外，据我情报人员侦察，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已经公开表态支持了黑指，现在正在石门公社为黑指坐镇指挥，准备向我英雄的红总反扑，梦想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战友们，今天这个会议就是血洗石门，活捉马延雄的誓师会！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准备武装斗争！”说到这儿，他声嘶力竭，唾沫星飞溅，“地区红总今天来了三位战友，他们说马上就给我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们要用武力解放石门，在全、县建立革命政权！我们一定要把三反分子马延雄活捉回来！因为他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他一跑，就等于我们的大方向跑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捉回来，把我们的大方向捉回来，要把他最后推到革命的断头台上，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全体起立！跟我呼口号！”
全礼堂的人哗地站了起来。
段司令振臂高呼：“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全礼堂呼应。
段：“全歼黑指！”
众：“全歼黑指！”
段：“活捉马延雄！”
众：“活捉马延雄！活捉马延雄！……”
口号声震天动地，会场的爆炸气氛达到了高潮。
当大家喊完“活捉马延雄”，正准备接应段司令的下一句口号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只见段司令刚才举起的拳头还在空中举着不动，刚才张开的嘴也还大张着，眼痴瞪，脸煞白，直挺挺地僵在了那里——这是一种只有发了猛病的人才有的现象。
全场人都愣了，望着他们痴呆了的司令，不知他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什么事。
是心脏病犯了？是胃溃疡穿了孔？
侯玉坤急忙从台角里跑出来，刚走几步，得，也僵了。
天啊！这是怎么啦？
渐渐地，大家才从台上这两个僵立着的人脸上看出，似乎是大家的身后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
于是，肃静中，一大片向西的脸纷纷转过来向东看：啊？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啊！
全场人都目瞪口呆地看见：他们刚刚呼喊着要“活捉”的马延雄，现在就站在礼堂的门口！
他站在礼堂门口，穿着正如“通缉令”所描述的那一身衣服，只是浑身透湿，糊着黄泥糊子。两只脚是两个泥疙瘩，看不清到底穿没穿鞋。蜡白的脸上带着倦意，一绺湿淋淋的头发零乱地挂在额前，右边耳朵下的一个地方，似乎还带着一片擦伤的痕迹。
他从哪儿来？他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站到了这样的地方？
啊！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能发生！
现在，且让我们先搁下这个鸦雀无声的会场，逆着马延雄的脚印往回走，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门口的……
夜，黑沉沉的。雨，淅淅沥沥。
马延雄垂着头，在灯前的土地上来回走着。墙壁上他高大的投影晃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他一头撞在门板上了！他猛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门，望着门缝外边的那一把大铁锁，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抖索起来……
这已经不是在县监狱里，而是在石门公社的兽医站了。
宝贵的自由他只享受了几小时就又失去了。他甚至没有能好好看几眼他亲爱的玉兰，也没来得及向她问问儿子的情况——可怜的孩子！为了有他这个爸爸，现在正在白眼和辱骂声中提着糨糊桶子……
可是，比这更大的痛苦是：他不知道全县的形势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家之长，他只为三个人负责；作为县委书记，他要对全县十三万人民负责。
可是，现在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眼下，两派就像两扇疯狂转着的石磨，他像这两扇石磨中间的一颗豆子。如果能使这两扇磨不咬在一起磨擦，他这个“豆子”就是粉身碎骨，磨成面，他也心甘情愿，乐而为之。可是，他这颗小小的豆子能隔开这两扇磨吗？能使他们不贴在一起互相磨擦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动乱潮流，他个人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样看来，他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一颗“豆子”呢？是不是应该从这两扇磨中间蹦出去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不能“蹦”出去！他可以蹦出去，但不能蹦出去！他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县委书记，他不能离开这暴风骤雨，去为自己寻找避风的港湾。也不能像李维光那样，为了给自己找一顶保护伞，不惜卖身投靠，使两派群众的矛盾冲突加深。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头顶在门板上，从门缝里惆怅地望着黑漆漆的雨夜。没有哪个上级领导能够给他直接指示什么。省委、地委和县委一样被砸烂，被夺了权。他听不见广播，看不上报纸，党中央对目前运动的所有精神他都不能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共产党员的觉悟来判断眼前的一切。他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他是一个单兵在作战！
这处境，这状况，眼前也不是他马延雄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处在这样的境地中：一切要靠自己来领导自己，指挥自己。这是一场肉体的考验，更是一场灵魂的考验。是纯真的还是卑鄙的？是崇高的还是低下的？是为党和人民勇于牺牲还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投机取巧？两条路只能走一条，每个人都必须选择。
严酷的现实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灵都赤裸裸地袒露在它面前。门外面飘着轻风细雨，马延雄的内心里却掀起了狂飓激浪……现在，他从门板上抬起了头，额上冒着热气，苍白的脸上汗渍。
他来到油灯前，用袖子揩了揩脸，坐在炕沿上。灯光映出紧张思考而发过烧的脸颊，苍白中带着一点淡红色。
他这样坐了一会，突然像记起了什么，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
摸了半天，手无力地垂下了，破棉袄没有带来！地图、铅笔，这两件宝贵的东西不在他身边了！
他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
叹息之余，他似乎听见门缝里传来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任何一点响动都能牵动他的神经。他刚开始以为是蚊子发出的响声，但一想现在已是深秋，哪来的蚊子呢？
他又侧耳细听，这下听清楚了：天啊！这竟是一个人的声音！谁？他的心一缩。没听见院外开大门的声音，怎么会有人出现在他的窑门口呢？
他紧张地走到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个黑糊糊的身影半蹲为了看清那人的脸，他也在门后半蹲下来。当他眯缝着的眼睛和门外黑暗中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对在一起的时候，惊诧得几乎使他跌倒在地上。啊，是柳秉奎？这人正是柳秉奎。
他怎能像天兵一样降在这个地方呢？秉奎现在正轻轻往上抬着门。乘这个当儿，我们先来交代几笔——马延雄被红指拉走后，柳秉奎第二天在县城的街道上像一个丢了钱财的人，前街跑到后街，又从后街跑到前街。
县城一片杀气腾腾，红总正积极准备攻打石门。一场恶战眼看就要爆发，重新陷入囹圄的老马性命难保！
他满头大汗在街道上颠了一天，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他又怕他们村的黑三碰上他。要是叫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看见，叫来一群“孙大圣”把他踩不死才怪哩！
他赶忙进了街角的公共厕所，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才拿定了主意。
他先拿自己随身带的一点钱，在城边一个村里冒雨买了几担干柴担到马延雄家里；又把他家大小水瓮全部担满。二十五日，他又到北边一个小镇上找一个有名的老中医，给病重的马延雄的老伴抓了一服中药。二十六日，乘没人时，柳秉奎在街角上揭了一张“通缉令”塞到怀里，便急急忙忙冒雨向石门赶来了。
他要营救马延雄！残酷的现实在几天之内把这个农民变得像“绿林好汉”—样。
到了石门公社，天还没黑。周围山头上到处都有红指挖工事的人。
看来他们也准备硬打了。老马凶多吉少！
在一个山洞里挨到天黑，这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像贼一样溜到了公社下面的兽医站附近——他半路上打听说老马关在这里。
大门上有人站岗。
他从前墙根溜到后墙根，攀着一棵老榆树上了墙头。他把老蓝布腰带解下，拴在老榆树的一个枝杈上，把自己吊到兽医站的院子里了。刚—落地，他就连滚带爬来到了这个门前……
现在，秉奎已经把一扇门轴轻轻从轴凹里抬出来了。
他从抬开的门旮旯里轻轻挤进来，又轻轻将门抬进轴凹里。
他用两只庄稼人粗壮的胳膊搂住了马延雄的瘦肩膀，紧张地看着他，激动的泪水汪满了他的眼睛……
他把马延雄拉到灶火旮旯里，从怀里掏出那张“通缉令”。
灯光照不到这里，马延雄几乎是把通缉令蒙在自己的眼睛上看。看完后，他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把自己胡子巴茬的嘴紧贴在马延雄的耳朵上，急促地说：
“老马！红总为了捉住你，马上就要进攻石门了。红指也正在山上挖工事哩。情况非常紧张，赶快跟我往外跑！跑出去到咱柳滩去。你知道咱村后崖沟的半山崖上，有四七年老百姓躲胡宗南的崖窑，你藏在那里边，我们给你送吃喝，保险他那个瞎熊也找不见你。快走啊，老马！”
马延雄抬起头望着他说：“秉奎，你先别紧张。你告诉我，这几天城里再有没有人遭殃？”
“没听说什么。我就听说红指把你拉走后，红总把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关了禁闭，怕红指再来抢哩。噢，我在来石门的路上碰见党校的老杨来着，就是党校的杨培民校长，我上过党校，认得他。”
“老杨？”马延雄的一只手一把抓住柳秉奎的胳膊，使劲摇着问，“他怎啦？快给我说！”
心急如火的柳秉奎只好咽了一口唾沫，喘着气悄声说：“老杨昨夜晚被一个看守监狱的红卫兵学生偷偷放出来了！那红卫兵的父亲就是这石门公社一个大队的书记，困难时期他上过几回党校，交不起伙食费，都是老杨给垫的。他念老杨的恩情，因此，到城里硬逼着儿子偷偷把老杨放了。他准备亲自护送老杨过黄河，从山西转路把老杨往关中老家送。我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哎呀，你可不知道，老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眼镜片和眼镜腿都用胶布粘着，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路上都是那个农民拿胳膊架着。老杨听说我来寻你，泪珠子直淌，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救出来。说把你救出来后，千方百计送到他们关中去……”
马延雄长长出了一口气，手在脸上痛快地抹了一把，激动地对柳秉奎说：“秉奎，你带来了坏消息，也带来了好消息。你听过老杨的党课吗？听过？老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光咱们县再没有第二个，就是全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他一直多病，是全县中层干部里身体最差的一个，我一直担心他经不住折磨，这下可就好了！”
门外的铁锁被风吹得咣当一声，柳秉奎打了个冷战，两只手紧张地捉住马延雄的一只手，使劲摇着说：“好老马哩，咱赶快走吧，再不敢耽搁时间了！”
马延雄一只手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狠狠拧了几下，突然扭过头轻声问：“能出得去吗？”
“能！”柳秉奎铁一样的下巴朝门外扬了扬，说，“咱翻墙过，我的腰带还在榆树上拴着哩！”他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马延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又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两眼盯着他，右手狠狠地拧着自己腿上的肌肉，紧张使他的身体像一台发动了的拖拉机，急剧地颤抖着。
马延雄突然转过苍白的脸，向柳秉奎坚决地做了个走的手势。
柳秉奎粗壮的身子顿时伶俐得像一个运动员，呼地蹿到了门口。
他趴在门缝里向外看了看，然后麻利而不出声地把门轴从轴凹里抬出来。
现在，他们来到院子的墙根底下了，柳秉奎两条粗硬的胳膊将瘦小的马延雄一把抱起，一举手把他放到了墙头，他自己也揪着腰带上来了。
他从树上解下腰带，两把缠在腰里，顺树干先溜到了墙外。他又在墙外举起胳膊，把马延雄轻轻接了下来。两个人影很快就消失在雨夜里……
两个人摸索着跋涉，谁也不敢说话。好在马延雄对这些地方很熟，他走在前面，拉扯着路生的柳秉奎，上坡下沟，跌跌爬爬，已经穿过了好几个村庄。
马延雄在黑暗中一边走，一边急促地喘息着。他们从路边摸下去，来到一个大石崖下。他们紧挨着坐下了。这里既避雨又避人，好地方！
石崖下边的小河涨水了。细细听起来，雨夜是一首动人的乐曲：轻柔的风雨声使人想起二胡的鸣奏，叮咚的小河水叫人觉得像三弦在弹拨。
柳秉奎紧挨马延雄坐着，兴奋的情绪使他非常想抽一袋烟，但不敢划火柴。他掏出布烟袋凑到葬子前，狠狠闻了几下。他打了一个喷嚏，
摸了一把毛渣渣的脸，揉了揉鼻子，带着笑音说：“老马！赶天明咱就能走到寺河村。那村里有我个姐姐，明天白天咱就在那儿住上一天，天黑再起身。赶后天天不明准能到柳滩。”
他又将布烟袋凑到鼻子前闻着，一伸脖子准备再痛快地打个喷嚏——但没有能打出来，因为他听见马延雄说：“秉奎，你回家去吧，我准备回县城。”
柳秉奎吃惊地叫了：“啊呀，好老马哩！你怎敢进城去？城里能藏得住吗？还是藏在柳滩保险！”
马延雄平静地说：“秉奎，到城里我也不藏。我直接找红总去。”
“啊？……”像一股冷风灌进了柳秉奎的腔子里。他的胡渣嘴在黑暗中大张着，说不出话来。
半天，他才惊恐地发出一连串的问话：“为什么？老马，你疯了？你寻着往虎口里走吗？你这是为的什么？你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你原来不是要跟我到柳滩去的吗？”
马延雄尽量压着自己的情绪，仍然语气平静地说：“秉奎，我这不是现在才决定的；在兽医站的窑洞里就决定了，就是为了这我才跑出来的。当时时间紧迫，没办法给你说明……”
愍厚的秉奎这一下子才明白了过来，他在黑暗中大叫着说：“老马！这可万万使不得啊！人家正要捉你哩，你怎能寻上门叫人家捉呢？”柳秉奎急得站起来，又缚在了马延雄的对面，两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胡渣子脸快要凑到他的脸上了。
马延雄伸出两只瘦弱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捉住了柳秉奎的两条粗胳膊，情绪激动地说：“秉奎！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永远忘不了你的一片深情厚意。我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同生死，共患难！你叫我藏在柳滩的崖窑里，这样的确安全，可是不能这样做。我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在这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下，我能为了保全自己离开前线吗？打个比方说，你们村里有两个人打架，秉奎，作为大队书记，你能为了自己安然就躲开，就不去劝架捉架吗？不能吧！你必须要冒着准备挨两个人的拳头去劝，去捉。尽管两个人都因为有了你而没把对方打美气，可能当时都怨恨你。但也许过了很久再回想起来，他们会从心里感谢你的……当然，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两个人打架，而是两群人。两个人打架好捉，这群架难捉。捉这架得准备脱皮掉肉，甚至掉脑袋！两个人打架往往是因为私事；天啊！这两群人打架他们竟然说是为了革命！这牵扯着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呢！秉奎，你说这架该不该捉？”
柳秉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头倒勾着，半天抬不起来。他再能说什么呢？黑暗中，眼泪在他胡子巴茬的脸上流淌，吧嗒吧嗒地滴在了脚下的石板上。三天前，他还在柳滩的河湾里打坝。听说县委书记被人关了禁闭，他掼下镢头，背上粮食来城里“探监”。三天以后的现在，他蹲在这个黑暗的石崖下痛哭流涕。他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看见亲人落了水，根本没考虑自己的生死，就跳下了水，毫不畏惧地去救人，竟然也创造了奇迹，竟然也胜利了。可是这胜利的火花刚在他眼前一闪，就又要熄灭了。他抬起老泪纵横的脸问书记：“老马，你自投到红总的门上，就能把这架捉开吗？”
“唉！这也难说。”马延雄捋着头发上的水说，“但我不回去，这架肯定要打，马上就要打。我回去以后，红总的矛头就会对准我，红指眼下还没力量主动去进攻红总，所以架不一定就在眼前打起来。拖一段时间，说不定党中央就会把武斗制止住的。”
“那如果你不回城里去，红总知道你不在石门公社了，还去打吗？”柳秉奎似乎抓住了什么希望。
马延雄在黑暗中苦笑了，说：“如果我不回城，他们没见我，就相信我不在石门了吗？”
柳秉奎彻底绝望了。他重新低下头，两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大腿上的肌肉！
马延雄慢慢站起来，黑暗中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秉奎……咱们……就……分手吧……你不要再送我了。你不知道，前边就是大店寺，过了大店寺就上了公路，万一碰上红总的人就不好了。你在石崖下等到天明，从万家山公社那里抄小路回去吧，千万不要再跟我一块走了。我不怕，我专门去寻他们哩。可他们抓住你，一看你和我在一起，肯定要整治你的。我已经连累了你，不能再连累你了……”
“不！”柳秉奎两只手紧抓住马延雄瘦弱的肩头摇撼着，“不！我一定要和你一块到城里去！”
“秉奎，不要这样。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万万不能去！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我就对不起大嫂，也对不起柳滩一村人了！赶快回去吧，好好把工作抓起来。叫大家不要担心我，就说我不要紧。要相信红总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再说，说不定这次红总看我主动投上门来，也不会怎样整治我呢！”
最后这句话既是对柳秉奎的安慰，也是他自己的一线希冀。
柳秉奎放开他的肩头，双臂无力地垂下了。
他们上了石畔。
雨大起来了。整个大地响彻了一片雨点的敲击声。脚底下绵囊囊的，踏下去，像踩在了棉花包上。
三岔路口，俩人相对而立。四只手摸索着握在一起，摇了好久好久。
“快转路回家去吧……”
马延雄说完，坚决地把手从柳秉奎的手里抽出，一侧身便消失在黑喑中。滂沱大雨里，那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柳秉奎站在大雨地里，双手蒙住脸，孩子一般抽泣了！
雨下得正紧……
黑漆漆的大地是沉静的，又是嘈杂的，没有其他声息，只有雨打大地。空气里混合着一股土腥味和植物的腐霉味。地里的水已经饱和了，雨不能再渗进去，就在地面上随意漫流着。
马延雄顶着风雨走。
路不知道在哪里，每一脚踏下去，就好像要踏入万丈深渊。衣服湿透了，越走越沉；鞋一层层裹满了泥浆，重得抬不起脚来。
咕咚一声，他仰面栽倒在水洼里了！
他呻吟着，半天爬不起来。饥饿、疲劳、寒冷、伤痛，使他本来就垮了的身体极度虚弱。他简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了。
他趴倒在泥水里，任哗哗的大雨无情地浇泼着。
他趴着，枕着自己的泥胳膊，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七年艰难困苦的游击队生活：那时候，也经常在这样的雨夜里行军，但身边总有高正祥或者其他人和他在一起。在泥泞滑溜的雨夜里行军跋涉，想着不久就能在老乡家里换一身干衣服，跎蹴在热炕头上喝热乎乎的米汤，心里总是很甜蜜的，不觉得有什么苦。那时候，他也正年富力强，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掼倒了就起不来……唉，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他又挣扎着往起爬，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胳膊上，牙咬得咯嘣
。
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站着喘了一会儿气，准备迈步走。可是，脚在泥浆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咬住牙往外拔，身子不由得晃荡了几下，又一次栽倒在水洼里。
他伏在泥水里，意识一阵阵失去控制，又被脊背上刀割般的疼痛拉回来……
“啊，有一点吃的就好了……”他喃喃地对自己说。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在黑暗中紧张地搜索起来，似乎面前真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的确！他似乎发现前面不远处，隐隐约约有一片密匝匝的庄稼。啊！那说不定是晚玉米呢？如果能啃几穗生嫩玉米，该多好！这样，他也许会重新有力气的，也就会重新走向前的。
他咽了一口唾沫，两只手枢着泥地往前爬。他身体犁着泥水往前爬。
爬到一块玉米地边，他摸索着扯下一穗玉米，手颤抖着剥去皮，不管嫩不嫩，就塞到嘴里啃了一口：真甜！可是，他刚嚼了一下，两个腮帮子和牙床就猛地一紧缩，疼得嚼不动了！好久，口腔才松弛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了。
俗话说：吃一颗黑豆爬一架山。他啃了几穗生嫩玉米，身子明显感觉硬朗起来。吃完了，他像孩子吸吮了母亲的乳汁，两只手亲昵地抚摸着土地，两大滴饱含着感情的热泪和雨水一起淌在了大地母亲的胸脯上……
现在他又启程了，顶着哗哗的风雨，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向县城走去。他想：天明后一定能走到城里的。到城里去！眼前他只考虑这个目标。城里将给他带来什么，他现在甚至连想都没想。
雨啊，停一停吧！看他向前走一步够多困难啊！他饥饿，他劳累，他寒冷，他脊背上的伤像刀犁一般疼……
雨啊，再不大些吧！把他拦挡住，不要叫他再往前走了。要知道，他往前走一步，就向苦难靠近了一步！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他继续踉踉跄跄向前走着；跌倒了，再爬起来，再向前走……
现在他来到大店寺的村头了。
他不敢从村子中央的道路上穿过。他准备绕到村子下边的河湾里，然后从村子的另一头再拐到架子车路上去。
正在他摸索着要下河滩的时候，冷不丁从黑暗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抱住他，大喊一声：“马……”后面的话却再也没说出来。
马延雄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吃一惊！接着他便感到有两只索索颤抖的手在他的脊背上摩挲着；紧接着把头贴向他怀里，无声的抽泣立即剧烈地震动了他瘦弱的胸脯。啊，这是谁呢？是秉奎又转回来了？但这不可能！秉奎这一带路生，摸不到这里！
“你是谁呀？”马延雄在黑暗中摸着贴在他胸前的那颗水淋淋的大脑袋，问。
那人从黑暗中抬起头来，喊叫着说：“老马！我是刘家坪的刘蛮牛呀！你记不得了？那年你来我们村时，我三十八岁还光棍一条，是你给我说的媒，才和虎山那个寡妇成了亲。如今已经有了两男一女。这如今听说城里一些坏蛋要往死里整治你，我们庄稼人都急得眼里滴血哩！老马，你不要怕！你有我们庄稼人哩！谁敢叫你有个一长二短，我们就和他狗日的拼命！”
马延雄想起来了——他记得刘家坪这个一顿吃半升米的莽汉，当年找不下媳妇，急得在他面前像娃娃一样哭哩……蛮牛他现在黑天半夜来这里干什么呢？
他正想问问，蛮牛却说开了。他告诉马延雄说：今天下午，大店寺的支书刘海山跑到各村来说，他护送县党校杨校长回关中老家，可老杨走到半路上死活不走了，叫刘海山回来串联老百姓，让大家赶快到石门去救你。老杨说城里的红总马上要进攻石门，你的性命肯定保不住。刘海山还对大家说，他和老杨在半路上碰见一个姓柳的人，说那人会飞檐走壁，已经单身匹马去救你了，叫大家赶快行动。大家一听说要救你，一下子就聚起了一千多人，现在都集合在大店寺村后的山神庙里。刘海山他们正在村子里绑担架，准备把你抢出来后，和老杨一起抬着过黄河哩！蛮牛说，他刚才是下村来看侦察情况的人回来了没，想不到却意外碰上了老马；他说他听走路就知道是老马……
站在黑暗中的马延雄听蛮牛这么一说，疲劳、饥饿全都消失了，他的精神立即处在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
他在黑暗中忧虑而沉痛地想：情况更复杂、更严重了！在这个紧火时刻，这么多老百姓聚在一起怎么了得呢？红指要是知道他跑了，又知道这里有这么多人，一定以为他在这里，肯定要打过来的；或者老百姓不知道他出来了，先跑到石门去抢人，那也要打起来的！这要死多少人哩！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叫这些老百姓趁天黑各回各家去！
他准备亲自去山神庙让大家赶快散开。可又一想，如果这些人见了他，硬要把他抬着过黄河可怎办？要说服他们肯定得费许多口舌，这样又会耽搁他回城的时间；要是他不能及时赶到城里，那红总和红指又可能很快打起来，这也要死许多人的。天啊，这可该怎办呢？
他急中生智，侧过头对旁边的刘蛮牛说：“蛮牛，你现在赶快到山神庙去，对乡亲们说，我已经安全脱险了，叫大家趁天黑赶快各回各家去！快！”
蛮牛站着没动。他发愁地说：“老马，大家要不见到你，谁也不会相信你安全出来了。最好你能和大家见见面，眼见为实，大家也就歇了心。你不知道，大家为了救你，都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连饭也没吃一口，还有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都跑来了。”
马延雄急躁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心情痛苦而又焦灼：蛮牛说的是实情话，看来非他亲自去不行了。两派在抢他，农民们也来抢他了。农民抢他，他不惧怕，说心里话，他自己何尝不想马上就扑向这千千万万的亲人们中间去呢？但眼下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石门公社这些农民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将要付出多少血的代价！事情决不能再迟疑了！如果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为了他而受到什么伤害，他就是粉身碎骨也赎不回自己的罪过！
他再不说什么，立即让刘蛮牛带路，急匆匆向村后的山神庙赶去。
在大店寺村后面的山神庙内外，浑身透湿的老百姓们，黑压压挤了一大片。小小的庙窑里只能站少数人，大部分人都站在黑暗的野场地里淋着雨。庄稼汉们除了单衣就是棉衣，不像城里人在换季的时候有个毛衣、绒衣套在里边。眼下当然还不到穿棉衣的时候，他们穿着一身单衣薄裳，站在冷风冷雨中索索发抖。但他们谁也不离开这里，而且还有人继续赶来。他们把各自村子里的“造反派”和有可能走漏风声的人，不管是自己的户族还是亲戚，统统都锁到大队部或者仓库房里，然后从各种只有他们才熟悉的神秘小道上摸黑向这里奔来了。他们带着毛主席的语录本，带着庄稼人的良心来了。他们不准备打人，但得防备挨打。防备挨打的“武器”就是他们经常不离手的劳动工具或家庭用具——有的拿着镢头，有的握着铁锨，有的操着斧头，有的扛着磨棍。老年人扛不动大家具，就拿着棒槌、擀面杖、杀猪刀子。他们知道将要做的事情有危险，心噗噗地跳着，但他们并不准备退却。要是单个人，他们本来大部分都是胆小怕事的；可现在这么一群人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他们什么事也能干成功。再说，这是去解救亲爱的马书记呀！他们在风雨萧瑟的黑暗中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只要侦察情况的人一回来，他们就会像决了堤坝的水一样向石门公社的兽医站拥去！
这座小小的山神庙，不知什么年代就断了香火。“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店寺村里的老百姓怕惹麻烦，没等城里破“四旧”的红卫兵来，他们自己就把里边的泥神像碰了个稀巴烂，连墙皮都剥了个一干二净。现在，农民们站的地上，到处都扔着涂过颜料的墙皮和泥神像的断臂残腿。庙里的房梁上挂一盏不知谁从饲养室提来的马灯，远处看不见亮光，只模糊地照出庙窑内的场地和庙门口的一角。
当马延雄突然出现在庙门台上的时候，人们一下子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摩拳擦掌准备要去解救的这个人，现在就站在面前。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人群立刻骚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前来，喊着他的名字，一双双硬茧子手纷纷向亲爱的书记伸过来。能握手的就握手，握不上手的就在他身上摸着，争着问他是怎么跑出来的，受伤了没。窑门口射出来的灯光，映照出一双双泪光闪闪的眼睛。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已经哭出了声音。每个人顿时都像见到了自己死而复生的亲人，感情实在无法控制，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表达。
人们争着要拉他的手，争着要和他说话。他们七嘴八舌叫书记的名字，也向书记报自己的名字，纷纷向书记提念起他曾为自己办过一件什么事，解决过什么问题。庄稼人最看重良心，他们连赶集在书记家里喝过一碗开水也念念不忘。挤不到前面去的人在后面喊叫着让大家静一静，叫马书记赶快给大家说说，这如今的世事为什么乱成了这样？什么时候世事才能太平下来？啊！他们认为马书记还是全县的最高领导人，他会知道一切的，也能回答一切的！
马延雄两只手同时握着纷纷伸来的手，嘴唇哆嚓着，不知道向亲爱的人们说些什么。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打骂屈辱之中，和农民群众是隔绝的。现在猛一下置身于这汪洋大海一般的深情里，感情再也控制不住，泪花子在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扑闪闪地旋转。他左顾右盼地接应四面八方的话，侧转身子的时候，微弱的马灯光照出他满脸斑斑的水迹——那是雨水还是泪水？
这时光，有一个老汉豁开人群，两只手颤巍巍地抓住了马延雄的胳膊，老泪纵横地喊着说：“老马，你可是咱老百姓的父母官呀！我是堰子沟的张大，你还记得不？那年你在我们村下乡，正碰上我那个独苗儿得了急症，你跑了五里羊肠路，到公社给咱县医院打电话，叫来了救火(护）车，才把我娃的命保住了。有人看见你跑到公社时，累得吐了一口血！我旧社会生了九个娃娃，一个也没存住，这传宗接代的一条命根子是你救下的呀……命根！命根！你在哪里呢？快过来！”老汉转过身，大声呼叫着他的儿子。一个壮实的后生挤过来了，老汉把他往马延雄身边一拉，说：“快给咱恩人磕头谢恩！”说着父子俩一下子都跪在了马延雄的面前，慌得马延雄赶忙扑倒在泥水里扶他们起来。老汉一站起，便转身对黑压压的人群吼叫说：“乡亲们！现在有人存心要把马书记往死里整，咱得赶快把马书记藏到咱农村里去！不论他有多少错误，也不能让人把他整死，得允许他改。比如他前些年割咱的资本主义尾巴，把咱越割越穷，我看这就不对。可是咱得让他改嘛。这如今时兴什么军管，看来管不到老马头上了！那咱们就农管吧！”
“农管马书记！”不知谁在黑暗中大喊了一声，人们就当作了一句口号接过来，一千多人拳头举向夜空，一哇声吼道：“农管马书记！农管马书记！”
这炸雷一样的吼声一下子震醒了马延雄。他立刻意识到他刚才感情冲动，竟然忘记了他到这个山神庙干什么来了。他悔恨和责备自己把这一群人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等天一明，说不定红总、红指和农民三方面都会为了他而在这里火并，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万分的紧张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等大家稍稍静下来，尽量放大声音对他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人们说：“好乡亲们！大家对我的一片深情，我马延雄至死忘不了。几十年来，我一直就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离不开你们……”说到这里，他哽咽得停住了。他回味着方才那农民说的割尾巴越割越穷的话，心上一震，觉得这也许是自己从未听到过的一句真心话。他向前走了一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等呜咽声从喉咙里咽下去以后，才继续说：“这些年来，我给大家办的事太少了，许多乡亲们直到现在还少吃没穿的，我对不起乡亲们！可大家却这样关怀我，我心里有愧。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我只求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各回各家去。你们知道，县上两派因为我正准备武斗，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大家要是把我藏起来，这更会火上加油。你们也知道，县上两派群众组织中，都有你们的兄长和子弟，我们千万不能叫他们互相残杀流血呀！至于我，请你们放心，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我不会辜负父老乡亲们对我的信任。今黑夜我还有紧事要去办。我请求你们，我的好父老乡亲们，不要为我操心了，你们现在赶快回家去吧！千万再不要留在这里了……”
“你赶快跟我们走呀！……”
人们喊叫着，请求着，谁也不离开。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拥到庙门前边，争着要背他走了。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鸡叫。马延雄不禁浑身一颤。面对眼前的局面，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他突然想起刚才那个老汉和他儿子给他下跪的情景，急得扑通一声，也双膝跪在了泥水地里！黑暗中的人们一下子被县委书记这个举动惊得发呆，一个个在黑暗中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马延雄跪在泥水斑斑的庙门台上，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綹披散在额前。他大动感情地对惊呆了的人们说：“乡亲们呀，我央告你们，快走吧！如果乡亲们为了我有个一长二短，我马延雄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我的叔父们！兄弟们！你们要是不离开这里，我就给你们一直跪下去……”他已经泣不成声了！人们呜咽着，纷纷离开了山神庙……
历史啊，请不要忘记：一九六七年，一个深秋的雨夜，在中国北部这块山地上发生了怎样令人心酸的事情！
……就这样，他告别了要保护他的人们，又向要捉拿他的人们走去。他冒着瓢泼大雨，走着，滚着，爬着，从黑夜走到黎明，从石门公社的大山深沟里向县城走来，向县人委这个大礼堂的门口走来……
现在，他终于站在这礼堂的门口了。
—路上他苦挣苦扎，此刻，浑身大汗淋漓，热气在糊满泥水的衣服上蒸腾。远看起来，这坚毅的、冒着热气的躯体，就像火山爆发后抛出来的一块岩石。是的，这块燃烧着的岩石，咚一声落在这个礼堂的门口，把一个乱哄哄的世界震得鸦雀无声。
此刻，他站在这里安详而又宁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他原来还担心天明时赶不到，现在他赶来了。他看到眼前这会场的阵势，知道箭已经搭在了弦上，但还没有射出去。他知道，只要他晚来一步，礼堂里这一群狂怒的人即刻就要拥向石门，一场群众相互残杀的悲剧马上就要发生。但现在由于他站在了这里，事态将向另一方面发展。
眼下他成了唯一的靶子了，他怎能不为了这一点而庆幸呢？就在会场沉静了一阵以后，第一个从痴呆中反应过来的是金国龙。这个凶煞像一匹饿狼发现了猎获物，一丝狞笑在脸上一闪，接着便大撒腿奔过走道，向门口扑来。
他来到礼堂门口，从背后扯起马延雄的两条胳膊，一个“喷气式”，跑着把他往台子上推去！
金国龙像一根导火索，首先点燃了会场前面的“炸药”：“孙大圣”们高呼起了“打倒马延雄”的口号；他们之中还跑出两个人来，帮助他们的队长把马延雄往台子上推；一边推，一边拳头像擂鼓一般捣着他受伤的脊背。
会场顿时喧哗得像一锅沸腾了的水！
公正一点说，坐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对于传说马延雄竟然跑到石门公社为红指“坐镇指挥”，企图打垮他们，感到无比愤慨。如果他们在石门现场捉住这个“黑手”的话，他们都会起来，用各自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愤慨的：心狠的会打，心软的会骂；就是自己不打不骂，也决不会反对别人打骂的！可是现在，不知有一种什么东西和这种情绪稍稍有些抵触，竞使他们不能一下子愤怒地跳起来，向这个仇人进攻。某种程度上，大部分人的脑子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又被前头那两排“炸药”的爆炸声震得头昏眼花，一个个瞪着大眼，张着大嘴，不知道该怎样表示。
段国斌几乎是和金国龙同时从痴呆状态中醒过来的。他正想点燃自己这根“导火索”来引起全场的爆炸，想不到金同龙已比他先一步咝咝冒烟了。他从内心里赞叹这个英雄的造反派！在金国龙把马延雄“喷气式”扭送上台来的这个过程中，段国斌脑子里很快闪过“应该把金国龙提拔成总司令部常委”这一念头，并且差点从嘴里嘟囔出来。
侯玉坤脸上的表情是复杂的。简单说来，就像一个睡得正香并且做着好梦的人，突然被窗外照射进来的一道强光给弄醒了：既顾不得回忆甜蜜的梦境，又一下不知该怎样诅咒这光芒。他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烟屁股烧到手指头为止。
金国龙带着抢头功的劲头，一眨眼工夫就勇猛地把马延雄“活捉”到段司令和侯政委面前了；以致这两个首脑甚至来不及避到幕后去，交换—下如何处置眼前这种状况的意见。
段、侯二人在众目注视下交流了一下眼光，一时也难猜出对方的主意。
段司令以“第一把手可以当机立断”的神态跨步走向台前，“批斗”这个主旋律已经在脑子里鸣奏了。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声音宏大地首先发出了这个呼号，然后非常熟练地广播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传达、誓师会，变成批斗会，狠批猛斗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要把他批深、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先勒令三反分子马延雄交待他如何操纵黑指，企图向革命造反派反扑的罪恶阴谋！”
“说！”
“交待！”
前面那两排“大炮”怒吼了。
马延雄由于两条胳膊在背后被扯到最高度（再高一点大概就要折了），头几乎垂到了膝盖上，从台下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一团湿淋淋的头发往地下嘀嗒着水珠。
侯玉坤走过来，瞪了一眼刚刚直起腰来的马延雄，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交待吧！”
马延雄闭着眼睛喘了一会气。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他把两条腿叉开了一点。他苍白的脸对着台下的一大片脸，缓缓地说：“……同志们，我是来接受大家批判的。我没有指挥红指……”
“黑指！”金国龙在旁边张开毛渣渣的嘴，吼叫着打断了他的活。马延雄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我要向同志们反扑，我为什么还专门来接受大家的批斗呢？我想同志们是……”
“探子！”
“间谍！”
前面那两排“大炮”的吼叫声立刻淹没了马延雄微弱的声音。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这两排“大炮”的吼叫声，全会场只零星地发出几声“爆炸”来应和这吼叫；而整个会场笼罩着另外一种庄严的肃静。
现在人们似乎逐渐地清楚了：他们所愤慨的这个人来到这个会场本身，具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性质。而这种感觉明显地征服了那愤慨的情绪，以致使他们觉得台上那个瘦弱的人，似乎对自己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和一种很难抗拒的征服力。
这也就是弄醒侯玉坤做好梦的那一道光芒；这灼灼光华对他是刺眼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耀眼的！
请相信，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在这派性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丧失了正常的理性和人性。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的理性和人性还是存在的。当崇高的和低下的同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能分辨出来，并且能很快将自己的感情交给理性去支配。他们现在紧张而肃静地坐在这里，看着事态的发展。这时候，在段国斌的指示下，六七个“孙大圣”已经把一群“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押到会场来给马延雄“陪斗”了。为首的是县长高正祥；在他后面的是几个副县长；再后边是县法院院长，县公安局局长，文教局长，农工部长，宣传部长……共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红x的黑牌子，被拳打脚踢拥到了台上，和马延雄并排站在一起。
段国斌解开外衣的钮扣，双手叉腰站在台子上，向整个会场讲话：“造反派战友们！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态度十分顽固，拒不交待他操纵黑指向造反派反攻倒算的罪行！现在，我们对他要新账老账一齐算！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把三反分子交给大家，谁有什么说的，都可以上台来。”
人群中一阵骚动。只见这里那里挤出来那么几个人，前拥后挤扑上台来了——他们正是刚才发出“爆炸”声来应和“孙大圣”的那些人。
这里面有金国龙的同案犯、百货公司前门市部主任贺崇德，有城关小学因调戏女学生被开除党籍的教师许延年，有机械厂因贪污而下台的干部高建华，有柳滩大队的投机倒把分子黑三等，还有一位苍头老干部——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县委曾因他和投机倒把分子合伙倒贩国家物资，给过他撤职降薪的处分。
这些人加上金国龙和“孙大圣”的一些人，在台子上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马延雄团团围定。他们前拥后挤，大声喊叫，大声质问，口里白沫子乱溅，手指头恨不能变成锥子，戳到他们共同的仇人脸上：
“给我回答！”
“给我交待！”
“给我平反！”马延雄眯缝着眼睛，平静地扫视着眼前这一群人。任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喊，他嘴巴紧闭，不吐一字。等这些人叫喊得嗓子有些发哑的时候，他才平静地开口说：
“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但可以不可以让我到台前给群众去说呢？”
“让开，叫他去说！”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口角里喷着白沫子嚷道。包围圈很快张开了一个八字口，马延雄走到台前来，站定。台下满场的人都用吃惊的眼光看见：此刻站在台前的他，胸脯高挺，头颅高扬——他的个子也并不低呢！
他苍白的脸上带着冰霜一样的冷峻，平时老爱咪缝着的眼睛也睁得滚圆滚圆，有魄力吃钢咬铁，这些有能力的领导人所具有的特点，此刻都出现在他身上了！
他情绪显得很激动，声音出奇的洪亮，说：“同志们，你们大家造我的反，我满心眼里高兴。不管你们对我怎样看，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胜利进行下去。你们批我，斗我，真的，我从内心里高兴。高兴什么哩？高兴人民群众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我想，全国人民通过这次大革命都会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不管今后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就会胜利发展下去的。就因为这些，我对大家对我的批判，满心眼里高兴。我今天来到这里，仍然诚心接受大家对我再一次进行批判。不管你们怎样看待我，我都接受。但我也想对你们说，你们可以仇恨我，但你们所有的革命群众之间，不要互相仇恨，不要流血。我可以死，但你们不应该……”
“少卖狗皮膏药！”
“老实交待你的问题！”
台上的那一批人七嘴八舌叫喊起来。
“让他把话说完！”
“为啥不让人说话！”
台下也有人愤怒地叫喊起来了！
台上的人吃惊地看台下的人：妈呀！那么多愤怒的目光似乎不是对着“走资派”，而是对着他们的！这些战友们是怎么了？
马延雄向台上的那些人扫视了一下，又开始说了，洪亮而铁硬的声音在整个大厅回荡：
“但是，他们这些人和大家不一样！他们有的犯过严重的错误，有的我敢在这里大声说：是坏人！他们要翻案，叫我平反，这不是光对着我马延雄的，而是对人民和共产党反攻倒算！说句实话吧，他们就是把我的头割了，我也不会答应他们的！不会的！就是有人给他们翻案，历史也会重新审判他们！……”
“打这个三反分子狗日的！”
“打！”
“打！”
台上这群人发狂似的围了上来，拳头和脚乱踢。马延雄很快被打倒在地上了。打倒后他们还在继续争先恐后挤上前去踢；挤不上去的急得在圈外乱喊乱跳，飞脚甚至踢到了同伙的屁股上。
这时候，在旁边“陪斗”的高正祥，戏剧性地把他的纸帽子一把摘下，发疯似的甩到了这伙乱踢乱叫的人堆里。他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地大声吼道：“土匪！国民党！王八羔子们！”
他高大的身躯站在这伙人面前，破口大骂，威风凜澳，简直成了这个舞台的主宰！
正在脚踢拳打马延雄的这伙人，被高正祥甩过来的纸帽子和他炸雷一般的声音吓了一大跳。他们一看这个“走资派”像吃了豹子胆，竟敢在这样的场合中如此嚣张，立刻放脱已被打倒的马延雄，纷纷围过来打他。这个高大的人很快就被踩在乱脚之下。
尊敬的高正祥同志！他是为了叫马延雄少挨点打，主动地引火烧身的。现在，他高大的身躯倒下了，鼻子口里流着血。
“不准打人！”
“不准打人！”
“什么造反派！土匪！”
“把打人凶手拉下来！”
人群骚动了，愤怒的吼声雷一般响彻了整个大礼堂！
台子上那一群暴徒，在这雷一般的吼声中，先后畏缩地收回了自己的拳头和脚片子。他们的眼睛惊恐地看着台下的“战友”们：天啊！这是怎么啦？
在这吼声中，侯玉坤在台角的幕后边转圈圈。右手食指神经质地弹着烟灰，连吐出来的烟也不再重新吞进嘴里了，脸像死人一样难看。段国斌几乎是跑着冲到台前，大声嘶叫：“造反派战友们！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孙大圣’的战士们请注意！请注意！请立即将捣乱会场的阶级敌人押出去！”
话音一落，台下前边的那些“孙大圣”们，立即向礼堂骚乱的地方奔赴而去。
“不用你们赶！我们自己走！”
一个比段国斌更大的声音从礼堂中间的座位上吼起来。
声音如此之大，竟使奔跑着的“孙大圣”们惊呆在走道上了。全礼堂的视线也都被这个大噪门吸引了过去。
大家一看，原来是红总常委、“工交兵团”的造反派头头鲁常林。
高大的鲁常林高高站在椅子上，手里拿个小纸片，身体向四周转动着呼号：“声明！声明！工交兵团声明：鉴于红总坏人掌权，实行法西斯暴行，我工交兵团全体战士一致决定：从即日起，退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他说完，从椅子上跳下来，蒲扇大的手一挥，礼堂中间哗地站起一片人来，纷纷来到走道上，很快排成二路纵队，唱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首语录歌，哗哗地走出了会场。
“孙大圣”们立即在前面有节奏地反复喊：“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并且也唱起了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可是，这一处，那一处，又纷纷传来了“声明！声明！”的呼号，一队队的人前拥后挤，唱着语录歌，纷纷退场了。一霎时，偌大的礼堂空出了三分之二的位子！
段国斌、侯玉坤站在台子上，茫然地望着这个土崩瓦解的局面，束手无策。
正在这时，从礼堂东门里跑进来一个年轻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飞一样奔过走道，从台口扑上了舞台，把一张油印的传单塞到段国斌的手里。
段国斌和侯玉坤赶紧展开“侦察员”送来的这张传单，头挨头看起来。看着看着，两张死灰一样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欢欣鼓舞的笑容……
段国斌和侯玉坤看到了以下的文字：
告全县人民书
十月二十六日夜，三反分子、死不改侮的走资派马延雄潜逃回县城，向反革命组织黑总表态亮相，企图和这群牛鬼蛇神成立伪革命委员会。
对于三反分子马延雄这一罪恶行径，我红指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彻底摧毁“马记”革委会，把三反分子马延雄押上历史的断头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近日，地区黑老总已经把大量武器弹药运送到我县黑总手里。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英雄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已于近日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境内养精蓄锐。一旦力量壮大，我们一定挥师西渡，光复全县！
打倒三反分子马延雄！
红指必胜！黑总必败！
红色造反总指挥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于石门段国斌和侯玉坤看完这张油印传单，像贫血的人输了一管子血，浑身立刻又有了劲。退出去多半礼堂人算个屁！让“工交兵团”的叛徒们将来后悔去吧！县革命委员会将不会给他们半个席位的。
他俩一人拉着年轻探子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台后，叫他赶快详细来。
年轻探子得意洋洋地报告说：
“今日临天明，黑指的人发现马延雄不在了，顿时乱作一团。马延雄这张牌一失掉，又加上咱们的武装强大，黑指好多人认为大势已去，纷纷跑出石门，到省城和外省投亲靠友去了。老保头子高顺众叛亲离，好不容易才挽留下二十来个‘铁杆’，印了这张传单，就跑到山西去了。”
年轻探子最后手舞足蹈地欢呼：
“黑指完蛋了！”
侯玉坤听完，嘴大张着喷出一口浓烟来，又狠狠一口吞进去，两股白烟箭一样从鼻子里射出来。他的瘦手在膝盖上一拍，叫道：“天助我也！”
段国斌早已扯大步走向前台，向礼堂里剩余下的“铁杆”们宣布了这个“特大喜讯”！
会场上又一次沸腾了。
“孙大圣”和台上的这一批人，本来已经有点灰，这下精神又大振起来！
金国龙和几个打手提来几桶水，泼在昏倒在地的马延雄和高正祥身上。
醒过来的这两个人，差不多都只剩了一口气。
高正祥身体结实些，被金国龙扯着衣领口从地上拉了起来。
马延雄呢？坐了几个月禁闭，身上伤痕累累，二十多个小时没吃饭，又在雨夜里挣扎了几十里路，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些野蛮的手不可怜他，照样抓住领口提他站起来。他被扯起来，摇晃几下又摔倒了。
金国龙龇牙咧嘴走过来，狠狠踢了他一脚，又一把把他提起来，毛渣渣的嘴一努，两个“孙大圣”心领神会，过来一人架住他一条胳膊，强迫他站住。
段国斌这时从幕角里匆匆忙忙走出来，对金国龙说：
“国龙！你先主持着继续批斗，我和玉坤到后面化妆室商量个事！”
“你放心走你的！弟兄们便宜不了他！”金国龙咧开毛渣渣的嘴巴，狞笑着向总司令保证。
段司令亲昵地在他肥囊囊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拧转屁股走了。
过了一会儿，刚才送传单的那个“探子”从台后跑到台前，大声喊：“周小全！周小全！请到后台化妆室来！总司令和政委有请！”
他叫了好几遍，没有人应声。
奇怪！这个“孙大圣”的副队长哪儿去了呢？今天这样显示造反派脾气的场合怎不见他了呢？他不是和马延雄有刻骨的仇恨吗？他到哪里去了？
他在这里——会场后排角落中的一张椅子上。
在马延雄讲话时被一群人打倒后，坐在“特座”上的周小全就到台上给金国龙请了假，说他肚子痛得要命，要到后排上去休息。
现在，他靠着椅子，头仰天枕在椅背上，两眼紧闭，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在脸上淌个不停，沁湿了鬓角的一些头发。看样子，他的肚子痛得真不轻。
其实，周小全肚子一点也不痛，脑子却痛得像要爆开一样！当马延雄出现在礼堂门口的时候，周小全的精神像礼堂里所有的人一样，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一刹那间，反映在他脑子里的观念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敌人！
是的，这个人明知道这个场所是把他作为牺牲品的一个祭坛，他却勇敢地把自己的头颅献上来了！没有伟大心灵的人，能产生这样的行为吗？
当金国龙把马延雄“喷气式”扭到台子上的时候，他觉着马延雄简直是个英雄，而金国龙活像个小丑。他继而想到，他就是这个小丑手下的小小丑！
一种羞耻感使他低下了头。那就是说从路线上看马延雄是个“三反分子”，而从人格上看，他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管他今天来的目的如何，他能来到这个场合就表现了一种非凡的献身精神。
和这样一个敌人作斗争，自己也应该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精神来。可是，用的照样还是那野兽一样的拳头，狗一样的吠叫……
在批斗马延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抬头往台子上看。在马延雄讲话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战胜国的代表，在进行胜利的审判；而自己却是被告席上的一员。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看看马延雄所攻击的他的这些战友们。他突然发现：金国龙、贺崇德、许延年、高建华、黑三，还有苍头的“革命领导干部”奕国泰这些战友们，怎么一个个长得这么难看？原来他们不是好像还有各自的仪表和风度吗？
他的心神开始烦乱了，头也有点眩晕起来。
他站起来到台上向金国龙请了“病假”，来到这张椅子上，闭起了自己的眼睛。
他躺在这里，感受着会场的暴风骤雨，内心里翻腾着惊涛骇浪……他脑子里萦绕着马延雄刚才讲的话。
他感到他的话是诚心的。而细细想起来，他以前在每一次批斗会上讲的话似乎也都是诚心的。
从“讲话诚心”他又想到这个人的其他方面：身上的枪伤、刀伤，少一个趾头的脚，由于思考而发白的两鬂，由于劳累而瘦弱的身体……他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反革命？逻辑上推理不下去。为了革命？可正是他派出的工作组，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
想到这里，他的心脏突突地狂跳起来：我现在睡在这里假装肚子痛，竟然对斗争这个人发生了动摇，这是不是背叛了革命路线？他惊慌地抬起了头。
可是，他抬起头吃惊地看见：到处都在宣读退出红总的声明；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兵团”唱着语录歌，退出了这个乱哄哄的会场……
啊，看来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发生动摇了！而这些人不是和自己一样喊了一年多“打倒三反分子马延雄”吗？他们现在怎么竟然和他一样发生了动摇？不，比他还严重，他们已经宣布退出红总了。
他怎么办呢？他也声明退出红总吗？
可是，他很快又想：我和他们毕竟不同，马延雄没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可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那么，他是否现在应该走上台去，像他以前一样，和金国龙他们一起去“狠斗猛批”这个人呢？
他也没有勇气站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他嘴里呢喃着，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牙齿快要把嘴唇咬破，肚子也真的开始疼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大汗淋漓！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在进行一场非常严重的内心斗争。
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在肯定着自己和否定着自己，在灵魂的大搏斗中成长或者堕落。
周小全无力地软瘫在椅子上。他暂时不想思考什么了，他想安静地闭一会眼睛。
但不能，他一闭眼又想到马延雄。
他想：……是的，是马延雄派出的工作组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可是，是马延雄自己想出派工作组的主意吗？不是的，是上面叫派的！就是说，马延雄仅仅是个执行者，他当时也许认为他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是革命哩。但以后上面又说是错了。那么，我现在说我是筝命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就保证不会错吗？比如说：.你为什么打他呢？在每次批斗会上，他不是诚心诚意向你做了检查吗？他错了，就检查，就改正。你错了呢？你有勇气检査和改正吗？他承认错误和今天来这个会场一样是勇敢的。是的，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敢于和自己认为的错误斗争。他不投机，从来没有为了自已的皮肉少受点罪，就向金国龙这样—些人承认他整他们整错了，没有承认过……
他转而又想到金国龙和台上的那些“战友”们。他面对他们今天的表现，第一次认真地想到了他们的历史——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光彩！而他，一个年轻人，就因为运动初期受了些委屈（而且很快就平了反），就和这样一些人混在一起“革命”吗？啊！周小全！你成了个什么东西！……
当一个人从这样一些角度去考虑问题时，事物还不会在他的面前渐渐地明晰起来吗？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周小全好像摸索着穿过一个很长很黑的山洞，现在已经看见了一缕亮光，他来到洞口了！
“小全，你今天怎不在台子上冲锋陷阵，坐在这旮旯里千啥？”
一个声音在旁边怪亲切地说。
周小全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睁开眼一看，原来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已经挨着他坐下了。
这位“革命领导干部”在造反派开大会的时候，总是积极列席的，今天不知有啥事，现在才来。
李维光的驼色的毛衣外边披着四个兜的黑咔叽棉袄，背头梳得很整齐，嘴里咬着个玉白色烟嘴，笑盈盈地看着周小全。
周小全敌意地瞪了他一眼，讥讽地说：“我今天没冲锋陷阵，你今天怎也来迟了？一反常态！”
李维光从嘴里拔出烟嘴，仰头大笑了：
“哈哈，真是造反派的脾气！”他耸耸肩膀，把快要溜到背后的棉袄重新拉到肩上，轻松地说，“我忙着整理马延雄的第二批三反言行哩！刚毕。这批材料一出来，可是一颗氢弹！”
“这样看来，他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周小全反问了一句。
李维光噗地把烟嘴上的烟头吹掉，很激动地说：“玉坤真是异想天开，企图叫这个人表态亮相，还说是要通过他争取农民，我当时就说没门！再说，革命造反派成立红色政权，还非得要农民支持不可吗？这又不是抗日战争搞统一战线哩！看看，现在事实怎样？”
周小全下巴朝台子上扬了扬，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你看看这事实怎样？”
李维光抬起头来，看见台上那一批人正在乱叫乱嚷。两个打手分别拧着马延雄的两条胳膊。整个会场只有几十个人了，而且有些看来还是些马延雄的“同情分子”，大概是留下给金国龙他们“记账”的。
李维光脸色惨白，不敢再看了。他扭过头向周小全汕笑着说：“这，真像是一幕戏。既是一幕悲剧，又是一幕喜剧，想不到马延雄眼看就要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可还没当哩就又被打倒了……”
“打倒了你当嘛！你当了，这幕戏不是就更有意思了？”周小全恶意地对上话茬说。“哈哈！你看你这后生说的！咱没那野心。咱只要能给你们造反派当好马前卒就行了。不过，他马延雄就能行吗？我看也未必！他是个什么人？‘三反言行’一大堆；十几年又卖力地在咱县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且又死不认罪，就像你们造反派说的，真正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手中的玉白色烟嘴在周小全面前一挥，断然地说。
“那么作为一个人来看呢？”周小全突然问他。
“人？”李维光很迷惑地看定周小全。
“嗯！”周小全也看定他。
李维光现在才突然发现周小全眼里有两道凶狠的光芒。他认定这个造反派是嫌自己没把马延雄的坏处说全面，赶忙回答：“我看他不是个人！是个猪！比如今天，是自寻送死哩……”
啪！啪！啪！三记耳光像三道闪电，击在了李维光的脸上！
周小全转身穿过走道，从台子右侧的门里进去，绕过台子上那群乱喊乱叫的人，向化妆室走去。
李维光缩着脖颈，双手捂着自己的腮帮子，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啊，这个世界全疯了！
舞台化妆室里也不平静。
这个过去粉黛施面的地方现在很肮脏。地上铺着一层尘土，乱扔着一些瓜皮纸团。屋角里甚至有小便的痕迹，满房子一股尿臊气。白粉墙上糊着鼻涕，涂抹着一些污秽的骂人话。狭长的室内只有一盏50支光的电灯泡，光线很暗。镶在墙壁内的一排大镜子已被打得七零八碎，只剩下一两块完整一些的。一张三斗桌和几把椅子就摆在这两块完整的壁镜下，上面也蒙着一层尘土，印着几个屁股坐过的印子。
看完红指的《告全县人民书》，侯玉坤就把段国斌拉到这个“临时密室”中来了。
两个人一进来就开始了一场精彩的“对口词”——
侯玉坤：“国斌，你看这局势怎么办？”
段国斌：“怎么办？办着办！批！斗！”
侯玉坤：“我看应从长计议，还是按原方案进行为妙：如今黑指不打自垮，对马延雄更应想办法哄他、骗他，用怀柔政策降服他，叫他给咱表态亮相，以争取农民。咱们又有武装部胡政委的支持。此一来，全县的政权就唾手可得了。等政权一稳，咱再设法除灭他还不容易吗？”
段国斌：“你这个想法好倒是好，妙倒是妙，但实在是个美梦！我不会再听你的这些梦话了。实际证明，你在前几天出的那个计谋，不是放线钓鱼，而是放虎归山！马延雄险乎成了黑指手里的一张王牌！现在既然他自投罗网，我也是从长计议：不断头地批！不断头地斗！文攻武卫加上斗走资派，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了。”
侯玉坤：“权，权，权，命相连！抓不了政权，大方向屁都不顶！”
段国斌：“有了大方向，老子就什么都会有了。”
侯玉坤：“你是井底的蛤蟆！”
段国斌：“你是吞象的毒蛇！”
侯玉坤：“你是个蠢猪！”
段国斌：“你是条癩狗！——你妈的！”
侯玉坤：“你妈的！”
段国斌：“呸！”
侯玉坤：“呸！”
红总两巨头摩拳擦掌，眼看就要在这个肮脏的化妆室里厮打起来了！
这些大革命新产生的许多“政治家”就是这样：“风雨同舟”地狠斗别人；“同舟”上也凶狠地互相斗争！
正在他两个准备首先实践一下“文攻武卫”的时候，化妆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两个人先后落下架式，都扭过头去看：是周小全来了。
段国斌顾不上对付侯玉坤了，转身对周小全急促地说：“你钻到哪里去了？请了你几回都请不来！咱马上要实行军事化哩，你这个‘孙大圣’的副队长都这么松松垮垮还行？”他背抄起手，粗而短的腿在尘土地上飞快地走了两匝，又站定说：“据侦察员报告，黑指溃逃时，留下几个骨干准备组织狗屁‘留守兵团’。据信，这几个人目前还藏在石门公社附近。总司令部决定派你带一个‘孙大圣’小分队，立即前去搜查！本来想让国龙去，但国龙正主持批斗会，离不开。”
侯玉坤走过来，两只瘦手狠狠在空中一抓，捏成两个拳头，为段司令补充说：“速战速决！斩草除根！”
“对！”段司令赞赏地对侯政委点点头。
两巨头很快又并肩战斗了：
周小全右脚在地上神经质地踏着拍子，带着一丝矜持的笑意听这两个人下完命令。
现在他收起这矜持，俊气的面孔变得庄重而严肃。他决断地说：“很遗憾。我不能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为什么？”段司令瞪起黄眼珠子问。
周小全平静地说：“从现在起，我已决定离开你们。永远离开！”
“什么！”
段、侯二人同时吃惊地喊起来。
周小全笑了笑，继续平静地说：“运动初期，我起来造反，这我现在不后悔。但那以后我为了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犯了许多疯狂的错误，甚至犯了罪。我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已经醒了。我决心要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这是一。其二，我现在对眼前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比如武斗，还有其他……”
“你这是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段国斌举起胳膊，手指头用劲地向天上指了指。
“那你准备投靠黑指去？”侯玉坤的脸上露出恶毒的讥讽。
周小全斜视了他一眼：“你真可笑！”
段国斌逼上一步，问：“那么你准备到哪里去？”
周小全诚恳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去参加黑指吧？至于我将要走的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侯玉坤突然由恶毒的讥讽转为痛心疾首了。他苍老的声音发着颤：“啊呀呀，好我的小全哩！年轻人脑子太简单了，你怎能把自己光荣的造反历史给断送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一来，就给你的历史留下了污点？将来一翻档案……”
“请你别吓唬人了！”周小全打断了侯玉坤的话，“你知道，我是高中六七级学生，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侯玉坤阴险地笑笑，杀气腾腾地转过脸，对段国斌说道：
“把这小子逮捕起来，押到禁闭室去！”
段国斌没理侯玉坤。他带着大政治家的风度看定周小全，老半天才咬牙切齿地说：“我剥你的皮，要你的命，很容易，但这样你会嘲笑我段国斌气量狭小，没政治家风度。再说，我们终究也并肩战斗了一回，看在这个分上，只要你不是去投靠黑指，那么，你要滚就滚你妈的蛋吧！不过，在我们庆祝胜利的那一天，我不希望看见你来向我们摇你的狗尾巴！”
段司令说完，黄眼珠子鄙夷地看了一眼这个“叛徒”，扭转身急速地在尘土地上兜圈子。
侯玉坤丧气地盯着踱步的段国斌，对这个只有“政治家风度”而没有“政治家头脑”的总司令，竟然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吃惊不小。要知道，这个“铁杆”的叛变，将会给红总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啊！
周小全漂亮的脸上含着一种骄傲的微笑。他的大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两个人，轻松地说：“好，祝你们胜利。我走了！”他敏捷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
他开了化妆室的门。一缕淡柔的光线衬出了他年轻健美的身段。
他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昏暗下来的化妆室死一般的寂静。
段国斌和侯玉坤低着头，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一个急匆匆，一个慢腾腾，各自踱各自的步。
化妆室的门咣的一声又开了，像是谁拿老锤碰开的！
接着，门外连滚带爬跌进来一个苍头老汉，嘴里连喊着：“国斌！玉坤！国斌！玉坤！……”
两个人慌忙迎上去，一看是奕国泰。他俩急着问：“怎啦？怎啦？怎啦？……”
这个受过处分的下台的前物资局长，气喘吁吁，惊慌失措地说：“金……国龙……把……马延雄……弄……”段、侯二人小跑着出了化妆室，来到台子上。现在，礼堂下面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台子上围着一圈人。贺崇德、许延年、高建华、黑三这一帮打手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金国龙一个人正在舞台左边，脸背着这一圈人，专心致志地关一扇窗户：使劲关上了，又使劲拉开；再使劲往上关。嘴里还嘟嚷着什么，好像这是一扇坏了的窗户，但又必须要关上；好像他是一个专门管关窗户的人，礼堂里发生的什么事他都不知道。
段国斌和侯玉坤豁开人群，走进了圈内。
马延雄蜷曲地侧躺在地上。湿衣裳完全成了泥片，上面印着各种式样的鞋底子印。他头的右边太阳穴附近有一道裂开的口子，血像泉涌一样胃着。这道伤口不像是刀子砍的，而是什么很钝的东西撞击的。
侯玉坤的眼睛透过人群缝隙，去看正在继续专心致志关那扇窗的金国龙。当他的目光从金国龙的头上一直扫瞄到脚上时，他看见金国龙右脚那只翻毛黄皮鞋的鞋头上，染渍着一片血。他明白了，这血，正是马延雄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县委书记马延雄死在医院里消息在当天就传遍了全县。
暮色降临之前，上千农民呼喊着“捉拿凶手！为马书记报仇！”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县城。
红总顿时鸟兽般溃散了。段国斌、侯玉坤带着金国龙等二十来个“铁杆”，仓皇逃到了邻县。
第二天天不明，扛着镢头、举着铁锨的农民，继续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向县城拥来！
县人民武装部胡政委带着两个干事，站在街头一遍又一遍宣读关于不准农民进城武斗的通告，但没有一个人听这宣传——他们不是进城武斗，而是捉拿武斗致死人命的凶手！
与此同时，县人民武装部曹部长却率领县中队的战士加人了农民的洪流，和农民一起在街道：游行示威。
至此，本县驻军公开分裂了。
浩荡的西北风携带着乌黑的云彩，向东南方向滚滚而退。连绵几天的阴雨停了。
县城泥泞的大街小巷，很快就被千万双脚片子踏干。城市上空，扬起了满天的风尘。
雨后灿烂的阳光透过医院病房的玻璃窗，洒在马延雄平静的、瘦削的、苍白的脸上。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能安安稳稳睡一个晚上的觉。现在，他永远睡着了。
眼下，全县没有因武斗而造成任何群众的死亡。但他死了！他用自己的死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武斗。这个党的忠诚战士，当年战争的炮火没有夺去他的生命，现在却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倒下了。
无数的庄稼人还在继续从四面八方向他的身边拥来。他们聚集在他的身边，为他的死悲痛、愤怒，同时又对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感到多么的迷惘啊！
县医院从昨天晚上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弯腰弓背的老百姓们，流着眼泪，从安放他遗体的窑洞前走过，透过玻璃窗户，向亲爱的县委书记做最后的告别。
城里的街道上，河边的体育场上，以及一切的空场地上，到处都挤满了人群。整个城市成了农民的世界。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人在讲说这个死去的人做过的好事。这些事早已众所周知，但讲的人仍然激昂慷慨，听的人仍然津津有味。不识字的庄稼人讲起他的事来，口才都像城里的自来水一样流畅。时不时有身强力壮的后生背着一些老年人从人堆里穿过，向医院奔去。这些老年人是从边远山寨，被儿子连夜背来看望死去的县委书记的。
有人提出要赶快为书记伸冤抱屈，可大家一时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出这口恶气。有些偏远地区来的老乡，建议赶快向地区的“中级法院”报案，法院不是管人命事的地方吗？而城周围的老乡马上告诉他们说，地区法院早砸烂了，听说中级法院的院长也被一群前科犯关了禁闭。
啊，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无天了！
中午时分，全城的农民们突然传开了一个消息，说“红都”来了“电”，“电”上面说，“红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县委书记被人打死了，马上要派“直升飞机”来解决。不知哪个天真汉幻想的这个消息，立刻被所有天真的庄稼汉们当成了真事。于是，一张张紫红脸纷纷向雨后深秋的蓝天望去！
人们仰脖子直望了一个下午，那惨淡的太阳都快要跌入城西那一列大山的背后去了，可天上还连一只鸟也没有飞过来！
于是，在太阳落山前后，成千上万失望的人们就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们的县委书记举行了本县史无前例的葬礼。
当一些浑身糊着泥巴的庄稼人把棺木从县医院大门口抬出来的时候，全城立刻响彻了一片呜咽之声。棺木由一些当年和县委书记一起打过游击的老兵们抬着，沉重而缓慢地走过石板街道，成千上万的人紧撵在棺木后边。秋风萧瑟，黄叶飘落；秋风落叶里，有多少滚烫的泪水在
人们抬着茶红色的杜梨棺木缓缓行进着。棺木盖上，按乡下古老的传统放了一只老公鸡；棺木前头，按城里现代的方式挽结着一个素白的花圈；花圈中间，嵌着不知哪个无名画家按照片临摹的他的一张炭笔肖像——肖像极为传神：他瘦削的脸颊上带着严峻而又慈祥的神色，一双
微微眯缝着的眼睛，正厚爱地望着城市和远山，望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在太阳西沉的时候，人们把他安葬在城东最高的一个山冈顶上。山野里，鲜花已经在前几天的风雨中凋谢了。人们就折了许多山梨树的枝叶堆放在他的墓前——风霜染红的叶片，在残阳夕照里血一般殷红，火—般耀眼！
马延雄同志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他的死，对于发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而严厉的评判——这是一定的！
—九七八年九月写于西安，一九八〇年五月改于北京
(原载《当代》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