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天早上,从郑州驶来一列火车,当大口喷吐蒸汽的机车在桥头缓缓停稳之后,一群身穿黄呢大衣神情严肃的长官从车厢里走下来,然后径直登上大桥视察。等得到消息的蒋师长连忙赶上桥时,人群已经走到大桥中央指指点点。一个面容瘦削的中年长官独立桥头巍然不动,强劲的河风不时撩起他的黄呢披风,使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一尊雕像。
蒋在珍认出来,他就是令人敬畏的蒋委员长。
原来这是蒋介石专程前来视察黄河大铁桥。由于事先保密,许多第一战区将领都蒙在鼓里,他们紧跟在委员长身后,对委员长的来意不免浮想联翩。他们猜测委员长的突然驾到一定同北方战场的形势有关,也许还同他们脚下这座大桥的命运有关。但是答案并未写在领袖脸上,因为委员长除了令人生畏的严厉表情外,还有就是一如既往地莫测高深。
这时候意外敌情忽然发生了。
一架日本飞机从河边钻出来,这架低飞的敌机紧贴着大桥横梁呼啸而过,机翼掀起的巨大气流竟然将一个哨兵刮下河去。幸好这是架侦察机,没有空袭和扫射投弹,令桥上的人们虚惊一场。众人旋即簇拥委员长返回桥头堡。在新八师指挥部,蒋在珍进行简要汇报,委员长未作指示,倒是总参谋长何应钦提出几个有关桥北敌人活动的问题,蒋师长一一作答。何总长是贵州人,他听出蒋师长地道的贵州口音,得知新八师来自他的贵州老家,态度顿时亲热起来,临走还拍着蒋师长肩头说些鼓励话。
后来蒋介石一行来到黄河南岸桥头,这里竖有一座清光绪年间的铸铁纪念碑,刻有纪念碑文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必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蒋介石表情沉重,短暂伫立于铁碑跟前,旋即登车离去。
很快大本营下达炸桥命令,人们的猜测部分地得以证实,委员长果然决心放弃黄河以北地区,他是来同这座“天下第一桥”告别的。一队工兵在桥墩上安放新式的“TNT”炸药,由于桥墩太过坚固,第一次爆破竟未倒塌。工兵只好再次进行爆破,才将黄河大铁桥彻底炸毁。无桥可守的新八师暂时原地待命,师长蒋在珍随即离开驻地京水镇前往武汉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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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清明刚过,笼罩大别山区西马寨的千古宁静就被一声巨大的爆炸打破了。一个放羊娃亲眼看见一架翅膀上涂了膏药的日本飞机像只黑色大鸟掠过明亮的天幕,然后拖着长长的尾巴撞在山头上。当得到消息的村民赶到后山时,飞机已经摔得七零八落,树林里到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村民找到两个驾驶员的尸体,他们都变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但是其中一人手腕上牢牢锁着一根铁链,与铁链相连的则是一只完好无损的黑色皮包。
村民惊讶之余都感到兴犹未尽,如果这两个日本人没有摔死的话,他们应该开口对大家讲点什么,比方飞机为什么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要到哪里去?那只黑皮包为什么要锁在手腕上?如此等等。一个村民当众砍断铁链,当他打开那只神秘的黑皮包时,人们不由得大失所望,因为皮包里面除了几张写满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日本字的薄纸片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飞机撞山的消息很快传到山下乡公所,乡长大人亲自坐着滑杆赶进山来,他责令村民把死人和战利品统统都送到县里去。西马寨距离县城足足有一天路程,村民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人和一只飞机尾巴抬出深山老林,半道上有人想起那只黑皮包,于是又从草丛里捡出来交给政府。
村民获得一笔抗战奖金。
日本人发现飞机失踪后,立即派出侦察机到处寻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失事飞机的下落。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本人扫荡大别山区,才因汉奸告密在西马寨找到失踪两年的飞机残骸。残暴的日本人对村民进行血腥屠杀,并将村子夷为平地。
武汉大本营十万火急派来专家对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进行检查,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原来这架意外坠毁的日本飞机竟然是一架信使专机。抗战之初,无线电通讯易遭监听破译,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飞行信使专门传递,那个把自己同公文包锁在一起的日本人就是一名来自东京的飞行信使。当时徐州会战还在激烈进行,东京大本营向中国前线发布一道绝密命令,内容为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两大派遣军各自巩固战线,不再扩大战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汉。
中国大本营如获至宝。经情报机构分析鉴定,确认文件属实,排除敌人投送假情报的可能性。战略家一致认为,这道东京命令至少说明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是日军战线过长,战力疲软,暂时无力发动新攻势。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谈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内部仍有和谈的声音在起作用。日本人这一最新动向无疑给激战正酣的中国战场带来种种变数,透露出某种战事趋缓的微妙迹象,中国高层透过硝烟看到一线停战希望,有人甚至开始对战争前景恢复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