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告别我的民工生活，因为我已想好了我未来要走的路。
四个月前，为了不致饿死，我不得不栖身民工队伍。
四个月后，我已经决定离开给了我生存机会的工地了，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曾经花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现在，只用了四个月，就找到了我未来要走的路。
这四个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出路，是在工作当中寻找的，而不是坐在那里想出来的。
如果我不当民工，我就不会知道桥架这玩意儿，更不会知道它能给我带来收益。
所以，我们不应该抱怨工作的好坏，有工作就不错了，要想发展，还得自己在工作当中留心机会。
要离开了，还真有点儿舍不得。
不是我喜欢这个职业，而是这里很随意。虽然苦一点儿累一点儿，但大家的境况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悬殊，没有地位上的贵贱差别，高兴了就哼几句不成调的歌，不高兴了粗话张口就来。
大家平等相待，没有心理负担，踏实。
然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当民工，连弟弟都不知道。
假如我的父母知道我在工地当民工，会带给他们怎样的震撼？
还有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我的那些视我为骄傲的亲戚，我要对得起他们曾经馈赠给我的恭维话。
一个合格的民工显然够不上让他们骄傲的分量，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我想一个人悄悄地离开工地，但是，我割舍不下和工友之间的这种兄弟情谊。特别是老刘和小张，我们就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冲锋陷阵，我们之间，有感情。
还有老陈，如果没有他，我进不了这个工地。他是我的恩人。
我决定请他们吃一顿饭，表达一下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选在一个离工地较远的餐馆——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
我通知了小玉，小玉特意向她所在的餐馆请了一会儿假，不一会就过来了。
大家坐定，我先恭恭敬敬地给老陈敬了一杯酒，感谢他帮我找到这个工作，接着又给老刘和小张分别敬了一杯酒，感谢他们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借钱给我。
我的郑重让他们有些纳闷，于是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了。”
老刘张大了嘴巴，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得罪我了。
善良的老刘总是第一时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真是种美德。
我摇头说不是。
小张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啊？是不是家里有事？如果有啥困难，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小张的话让我鼻子有些酸。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期待着有人对我说这句话，我终于从工地的一个工友口中听到了。
我突然有一种倾诉的冲动，便向他们讲述了我从一个总经理过渡到民工的经历。
我说：“我其实很留恋工地生活，只是我怕，怕有熟人知道。”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小玉坐在我旁边静静地流着眼泪。她蛰居在这里，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逃避。所以我的这种心情，她懂。
老陈的眼睛有些湿润。他说当初在工地看到我时，我脸色发白，他还以为我是个吸粉的，没想到我有这么复杂的经历，不容易啊。
老刘突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声说：“兄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总经理既然能当民工，民工也一定能当总经理！”
夜里，我们都烂醉如泥。
今天，我又找赵均预支了部分提成的钱。我想先搞定我的婚姻。
婚姻不是用钱可以搞定的，但是，你不能否认钱在婚姻当中的润滑作用。
另外，我没有一技之长，除了钱，我凭什么让周媛看到希望？
晚上，我把周媛约到一个茶楼，想开诚布公地和她谈一谈。
在茶楼谈感情，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但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家庭，这点儿奢侈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仍然向周媛隐瞒了我当民工的事实，但强调了我已经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我说了，我不想离婚。婚姻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没有人能预知下一次婚姻就比现在的好。
既然无法预知未来，不如就把握现在。我是个现实的人。
当然，我也不会赖着这个婚姻——我穷，但不等于我没志气。
周媛事实上是个没主意的人，我并不指望她能给我什么答复，我希望她回去和她父母商量一下。
周媛明显地消瘦了——没主意，并不代表心里没焦虑。
我给了她5000块钱，这是过去三年来我第一次拿这么大一笔钱给她。她迟疑了一下，拿过去默默地揣在兜里。
过了两天，她打电话问我这段时间到底在干什么，在哪里挣的钱，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就让我把钱拿回去。
我说：“你放心，这钱是干净的，是我做生意挣的。”
周媛问我到底是做的啥生意，我说是帮别人卖桥架，并且跟她说了桥架厂在哪里，卖给什么地方。
周媛见我说得有鼻子有眼，便不再追问，轻轻地挂了电话。
今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妈炖了汤，让我回家去吃饭。
我知道，我和她们家的冷战总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