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两个凡是”的观点得到了纠正；陈景润进一步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高考制度研究生制度开始恢复；农业体制逐渐改革，实行保产到户；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帽子摘除；还有，下放农村十余年的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
这些消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到西南地区的汉谟混杂的沅西时，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刮起了一丝一丝的涟漪。
初秋的沅西正处在是一年之最美丽的时节——漫长的夏季刚刚过去，秋天的到来没有改变这漫山遍野的绿色，相反，只属于这个季节的特色渐渐露出了端倪。
水稻已经收割，明晃晃的水田里里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堆放的稻梗，稻梗是金色的，歪歪斜斜地扎堆捆在一起；田边的筒车安静地在夕阳中沉睡；沅西的地势跬步皆山，山脚下是一条生机勃勃的沅河。所谓的依山傍水，白色的河水映衬着层层的稻田，这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
那年的吴维以，刚刚三岁。
虽然小，但也记事了。越过水田，在山的背后，是一片一片长得高大的桐树林，一颗颗饱满成熟的桐子悬在枝头。男人挑着箩筐，女人背着竹篓穿梭其中。小小的男孩穿着看靛青色布料的衣服，坐在母亲背后的竹篓里面，仰头看着母亲手持竹竿精准地把一颗颗桐子打下来，拍拍手笑了。
三岁的小男孩眼睛又大又圆，皮肤细如白瓷，每个人看到都会惊呼，这么漂亮的小阿哥啊！抱住就不肯放手，只要手里还有一点可吃的，就会小心地喂给他。这样被人传来抱去，他也不认生，不论谁抱都对人甜甜一笑。长辈们捏捏他的鼻子，说：长大后不知道多少阿妹喜欢呢。
小男孩长得非常像母亲。
极其年轻的母亲吴月是远近数十个漠寨里最出众最漂亮的阿妹。她声音好听，唱起山歌时声音宛如云雀出谷，连鸟都不肯飞走；她心灵手巧，绣出来的花似乎都能闻到暗香；她身材纤细，体态柔软，走起路来身上的银饰叮当作响，就像她的步履一样轻快。
那个年代，沅西的漠族人受过教育的极少，绝大多数人连自己的汉族名字都不认得，在这种极度贫乏的认知下，人们只知道她等于漂亮。
人们形容一朵花，就说：就像古洞寨的吴月的笑脸那么好看。
人们看到天上的月亮，也会说：吴月这个名字还取对了，那个阿妹啊，就像月亮一样。
从吴月十六岁开始，求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包括寨主的儿子，队长的儿子。她坚定地一概回绝。大家说她的眼睛长到天上去了，她也承认。
因为她喜欢上城里来的年轻人蒋士明。
插队来的知青们住在五里外的农场上里，她每天走上两小时给他送鸡蛋，做饭，帮他洗衣服，帮他整理书架，看着他写字，给他倒茶递水。天冷了送炭火给他，天热了扎好蒲扇送给他。
吴月认识一些字，可是他写了什么她不知道，只知道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笔记上全是图和复杂的数字。据说蒋士明的父亲是大学里的教授，而他是大学生，学问很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知道。漠族的女孩子决不扭扭捏捏，天生就有股爽朗利索的气质，就像数学算式一样明确。她跟所有姐妹大声说，我就要嫁给他。
年轻姑娘主动表明心意，很难有人不被打动。父亲被打成了右派，眼看着回城无望，身边的人陆续和当地的姑娘结婚，生孩子，蒋士明也渐渐死了心，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吴月的心意。
毕竟，她是一个怎么都挑不出毛病的女孩。蒋士明之前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她身上有着一股天然的不经雕琢的美丽；而且聪明得让人震惊，他借给她看的书，她很快就能看完并且背出来，基本上过目不忘。
如果没办法回城的话，和她在一起过日子，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那个时候的吴维以的印象中，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像后来那么冰冷。父亲读书很多，非常斯文，总是微笑着的，对谁都彬彬有礼的样子。他戴着眼镜，薄薄的镜片后是一双聪明睿智的眼睛。有什么事情，所有人都会来找他商量。
很多个晚上，父亲把他抱在膝盖上，教他认字，较他算术。他很快地得出答案之后，他就亲他的脸，说：果然是我的儿子，这么聪明。
三岁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那么多，可他偏偏记得。根本忘不掉。
那是他跟父亲相处的最后一段时间。
记得那时候，父亲非常忙碌。他背着很多工具天天上山，深夜才回来，中午也不回来吃饭，母亲就给他送饭去，母亲很高兴地抱着他说：他在设计引水渠的路线。有了引水渠，我们就有更多的水田，种更多的稻子，大家就不会再挨饿了。
父亲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在桐油灯下画画写写。母亲心痛得直哭，却不敢让他看见，背过身去，悄悄往水碗里再加了一勺白糖，然后端给他。
他画出来的图弯弯拐拐的，但是很好看。大队队长看了不满意，说太费人力物力；父亲据理力争，拍着桌子说：不能改，再改的话，水流太急，会决堤的！
第二年开春前水渠终于修好了，大片的田地被开垦出来。母亲还来不及为他骄傲，他已经接到了返城的消息。本来都已经绝望，中央的命令层层下达到沅西，高音喇叭一座山一座山地喊过来：……知青按照工作调动处理，分批予以调回。调动遵循以下的原则……
大返城开始了。
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就是一辈子的生离死别。
父母是怎么生离死别的吴维以不可能知道，只记得父亲临走时说：我会回来接你们。
母亲没有像别人那么哭，她仿佛早就预料到了，微笑着回答：好，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两年半。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电报发了一份又一分，去二十里地远的镇上打电话，走了一趟又一趟，最后终于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地址。
有了地址就好办了，仿佛前景光明一片。漠族姑娘最不缺的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两三年攒下来的钱当做路费足够了，还可以换上两件新衣服。
吴维以平生第一次坐了火车，绿皮火车，车厢散发着新漆的味道。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人，大家提着笨重的行李，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但说话的口音却各不相同。
从西到东绵延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中国的风光一览无余，真是山河壮丽。
从来不曾出过远门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千里奔波，无论如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什么都要钱，偏偏最缺的就是钱。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说话别人也听不懂。城市那么大，街道太宽，路灯太多，商店太多，每样东西都没见过，墙壁上贴着大幅海报，听说那是电影；平时偶尔才能看到一眼的汽车现在满大街都是；小箱子里自动传出来一串一串的声音，据说那是收音机……起初觉得新鲜，一天走下来，看花了眼，迷了路，脚也开始酸疼。母子俩抱头坐在路边的公园里，沉默地看着夕阳缓缓沉下去。
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吴维以开始害怕，拉她的衣角，轻声问：阿妈，找不到阿爸怎么办？
不会的。能找到。
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女人挽着她的手。从容地走在公园中的小路上。那种从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表达了“我是这个城市的人”的那种姿态。
那是意料之外的一幕，母亲没有说话，死死盯着他，下一秒就冲了过去。吴维以傻傻看着。他们衣着光鲜，和他不一样。那是一个群体和一个群体之间的差距。他不知道母亲和父亲说了什么，只看到父亲伸手推开她，和身边的女人一同离开，背影消失在夕阳里。母亲蹲下去，捂着脸哭。
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母亲从来没有哭过。她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虽然寨子里人人都在私下议论说“命真苦，男人不要她了”之类的感叹，但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是那种任人轻贱的女人。
可如今她在哭。她瘦削苍白的面庞没有泪水，嘴一张一合，却没有哭出声音，那是绝望的干号。她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岁。
那种无助和撕心裂肺，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瘫坐在公园冰冷的石板上瑟瑟发抖，和他一般高。吴维以抱着她：阿妈，别哭了。你还有我。
母亲忽然不哭了，反手抱着他，亲他的脸：是啊，我还有你。我早该知道，一个人的人心变化起来，是连禽兽都不如的。阿妈不哭了。
第二天他们在他单位外又遇到了他一次。曾经的那个父亲从有着门卫的大院子里出来，嫌恶地看一眼站在路边的他们，只说了三句话。
我没这个儿子。我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里逗留三天后，没了钱，不得已回了沅西。足足两天两夜的火车，她一句话不说，一口饭没吃，甚至连水都没喝一口。
没有人知道她怎么撑着回了沅西。当天晚上她发起了高烧，什么都糊涂了，什么都说。最后终于累了，最后昏迷不醒，半夜的时候她在月光下，把正在熟睡的吴维以抱出了屋子，放在树下的大石块上。她倚门而坐，最后去灶台拿了把火，往屋子里一扔。她躺回床上去，看着火苗舞动起来，烧掉了屋子里所有的书，曾经是他的书。房屋的木架在她眼前轰然坍塌。
木质结构的屋子见风就燃，那场火没有控制住，烧掉了整个屋子，他在睡梦中差点被烧死，还是邻居家发现得及时，救回了他，却没有救回方圆三百里内那个最漂亮的姑娘。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洒进山寨，均匀洒落在每个角落，包括那间依稀看得出本来结构但已全部毁灭的小屋子上。
只有黑糊糊的残垣断壁和置身其中孤零零的小男孩。他伸手出去，碰了碰那张碳化的木床。
有东西轰然垮塌。炙热的烟尘迎面扑来。
什么都看不清了，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