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祖传的“明宣德青花”插瓶最后一次在平安县城出现应该是个秋天。柳絮无法忘记，她十一岁那年秋天，叔叔柳馆长离开县城，将那对青花插瓶送往省博物馆。仅仅一周时间，青花插瓶的主人麦三便在县革委会安排下取代了叔叔在文化馆的位置，成为文化馆新一任的馆长。一个文化馆馆长并不是多么了不得的职务，但是，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来时，其在县城里各派别的夺权运动中却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地位，而且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县城里许多人的生活，也改变了柳絮的生活。
事实上，柳絮的人生波折也怨不得与她这样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毫无关系的麦三。当年母亲不负责任地把她送到平安县叔叔家里寄养，她的命运已经成了她既定的。
母亲将柳絮送给叔叔是迫于无奈。那一年柳絮的父亲死了，在一次地质勘探中殉职。母亲当时在地质队担任技术员，常年要到野外作业，她必须想办法给柳絮一个安定的生活。送柳絮来县城之前她是这么对女儿解释的。
后来柳絮想，这也许仅仅是母亲的借口。
母亲于旧时代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新政权建立之初，她的家庭隐约感受到了他们那个阶层的岌岌可危，便将家族的命运寄托在了她的身上。当时，母亲从北京那所在全国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毕业，以她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本可以留在北京的科研机构或者留校任教，但她在时代的感召下满怀激情地选择了奔赴大西北，来到一个从事卫星发射的军事基地，与在那里服役的父亲结了婚。母亲选择与出生农家且从小就参加革命的军人结婚，是他们那个时代青年女学生的时尚，也是服从于组织的崇高品德。当然，她的婚姻还包含着家庭所期盼的改变命运的筹码。不久，父亲因身体原因转业，他们一起回到父亲的家乡，被安排到地质部门工作。但母亲与父亲毕竟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巨大的差异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思想的障碍，也渗透于他们的琐碎生活中。刚开始两个人还能心平气和地忍耐，以为度过了三年五载的磨合期就会彼此适应。然后到了举世瞩目的“大革命”时代，母亲与父亲为他们各自信奉的理论陷入了喋喋不休的辩论与争吵，继而是漫长的冷战。没有人告诉柳絮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十余年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都选择了到野外作业来逃避家庭所带给他们的负担与责任。不久父亲死了，跌落在山谷中粉身碎骨，柳絮被送到平安县的叔叔家里寄养。然后柳絮来到沙湖村与年迈的祖母共同生活。然后母亲离开野外作业的地质勘探队调回到砂城地矿局机关。然后是母亲的再婚。一切都像编排好的程序——关于母亲的悲欢以及柳絮人生命运的程序。
在“大革命”笼罩下的那个乱糟糟的年代，柳絮被母亲遗弃在陌生的小县城里，年少的她茫然不知，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只是有点小伤感。但是，某个黄昏，孤独的她目睹了一个八岁小男孩面对失去亲人的空荡荡的院子无助地哭泣，她陪着他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对眼前的世界生出一种莫名的畏惧。
小男孩的祖父和姑奶奶刚刚于一场混乱中死去，他的父亲又被嘶鸣的警车带走了，是经过县革委会批准正式逮捕的。
在小小的县城里能惊动警车来抓捕人还是一件盛事。许多人都去观看了，十一岁的柳絮也拥挤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
小男孩的祖父罗崇文在县城甚至省城都很有一定的名望，他的意外死亡不能没有定论。不久，新任文化馆馆长麦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了罗崇文的若干罪状，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是：汉奸（他在“九·一八”事变后逃避参加救亡运动）；告密者（曾经在罗府的田庄里躲藏的西路军战士被马家军抓获最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竟然敢说人民群众麦老太太捐献的文物是假的）。小男孩的父亲罗新宇被捕是因为盗窃国家文物，罪证是馆长麦三带人在罗家院子里搜到的一只据说是周朝时期的陶罐，而对文物颇有研究的罗崇文已死，身为文化馆工作人员的罗新宇说不清陶罐的来历。按革委会的逻辑，这样的宝贝应该属于国家，罗新宇将其据为己有，当然有罪于人民。
陪罗新宇一起挨斗的是柳絮的叔叔。
这天傍晚，该吃晚饭了，被拉出去批斗的叔叔还没有回来。柳絮和婶婶坐在饭桌前等他。搭在煤炭炉子上的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里面煮着刚上市的新土豆。不知过了多久，窗外已经漆黑一片，炉子里的炭火早就熄灭了，叔叔才拖着沉重而呆滞的步子走进家门。他的脸上有好几处青紫色的淤血斑痕，眼睛也浮肿得很厉害，像是头部挨了一顿拳击。叔叔和婶婶都没有说话，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吃冰凉的煮土豆。尽管他们的肚子很饿，但都感觉到了晚饭的难以下咽。
这时，从对面罗家的院子里传来了小男孩的哭声。
叔叔看了婶婶一眼。婶婶起身到炉子前捞起一些土豆，装在一个柳条篮子里，示意柳絮送到对门去。自从罗家出事后，已经没有大人敢踏进他们的院子，何况叔叔已经受了牵连，即使他们想照顾那个男孩，也只能让同样还是小孩子的柳絮出面。的确，没有人会把一个不懂政治的孩子怎么样。
柳絮来到男孩身边，她理解他的哭泣——那哭声里充满了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他可能刚刚体验到在漆黑的夜晚家里凌乱一片、亲人不知去向的局面，这种恐惧是油然而生的。经历过数次家庭变故的柳絮已经克服了这种恐惧，她站在罗家幽暗的院子里，想给哭泣的男孩一点安慰，想以自己的微弱之躯给他一点点微弱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她在黑暗中伸出稚嫩的手指抹去男孩脸上的泪水，将柳条篮子递给他。
男孩没有接篮子。他看着站在眼前的比他高出一头的女孩朦胧的身影，似乎找到了某种安全感。他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哭泣。
柳絮说：“这是新煮的土豆，你饿了吧？”
男孩说：“我不饿，我害怕。”
柳絮说：“怕什么？听说现在砂城比这里闹得还厉害，不仅大人要拉出去斗，小孩子也要陪斗的。”
男孩说：“我怕他们再也不回来了，我怕漆黑的夜晚独自待在家里。”
柳絮说：“不怕，我留在这里陪你。你们家的灯呢？怎么不开灯啊？”
男孩说：“昨晚灯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换下坏灯泡就被带走了。”
男孩说的“他们”是指此刻还没有回家的父母。
许多年里，柳絮常常沉浸在那个秋天的夜晚。夜深了，男孩的父母没有回来，十一岁的柳絮坚守自己的诺言，留在那个漆黑的院子里陪男孩。他们相拥着靠坐在一棵冰冷的槐树下睡着了，一直睡到旭日东升。然后她看着他醒来。他叫了她一声姐姐。也许，她心里对他产生的朦胧爱意就是在他睁开眼睛叫她姐姐的那一刻萌发的。
后来男孩的母亲回来了，他的父亲罗新宇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她的叔叔柳馆长则留在县城里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某天，自叔叔遭受批斗以来就一言不发的婶婶突然不知去向，无人照顾的柳絮只好回到乡下祖母家里——离砂城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叫艋县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叫沙湖村的偏僻村庄。罗家男孩以及被“赦免”了的男孩的母亲也去了那里，他们由此知晓了一个由动词描述的新事物——下放。也就是说，罗家母子这一去就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了。此时已经到了“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