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楚鸿工作室的开幕酒会后不久,我便开始重新找房。
上海那么大,房产中介也很多,但我很不喜欢那些年轻着的外地来沪者中介。虽然他们走起路来很快,可说的话里十句有五句是假的,另外五句是夸大的。如果你问他们这房子到某某地铁口要多久,他们回答:“五分钟!”但这是车程,如果走路往往就要走上将近二十分钟,而且要过三条马路,等四个红灯;如果你问他们这房子大不大,他们回答:“蛮大的!”那么,房间的确不小,却堆满了房东的杂物且不肯搬走……而这些人在上海滩已经混迹了一段时日,学得一句叫做“清爽”的话。你问他这房间装修如何啊,他答:“清爽!”可想而知,等你紧赶慢赶地跟着他的脚步来到房屋面前时,装修、家具、电器,只能用“败落”来形容。更可气的是,他们有时候还会说:“这蛮有味道的呀!”
这些中介们往往并不是自己手上有房源的,他们需要通过网络来联系另一些真正的房产中介,那些人手中才握有房主的房源。成交后,租客缴百分之三十五的房租,房东缴百分之三十五的房租,两种中介便各拿一半,互不拖欠倒也合作有序。有时候,中介们会耍一些手段,先带你去看两三处十分糟糕的房子,然后跟你抱怨,你能出的房租太少了,这样价位的房租租不到好房子的!再然后三百、五百、八百地替你往上调整房租,最后你看看虽然的确价格高一些,但房子有了明显的改善,便想想算了租下了。可其实,原本并不用多出这点房租的,是中介在里面捣了鬼。那么那些同等价位的好房子都去哪了呢?全让他们租给那些原本想租更低一些价位的租客了。
在看了几处只能用“糟糕”来形容的房子后,我有些丧气了。毕绿提议让我和她还有艾贝蒂一起住,但我一个人惯了,没答应。最后,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顾姳让我试试那些开在小马路上的小中介公司。他们通常都是上海人自己开的,可信度比较高,而且拥有街坊邻居的稳定房源,要比那些所谓的“连锁中介”靠谱得多。于是,在一位上海老太太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处性价比很高的房子,就在原来住的地方往北走五十米。只看了一眼,我就付了订金,然后开始筹措搬家的事。
到了要真的离开那个小亭子间的时候,我心里自然地生出一些留恋来。那些窗台上纠结的爬山虎,那些一到半夜就在墙壁缝隙里穿梭忙碌的老鼠,还有厨房灶头上放着的那把因为大意烧穿了底的铝壶……还有,回忆。
摄影棚投入使用后,楚鸿明显比过去更忙了,顾姳也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广告客户的单子,几乎每天都在摄影棚里拍上一整天。我没有告诉他要搬家的事。事实上,我们连电话都很少通了,只偶尔一起吃个饭,然后各回各家。选好搬家的日子后,我开始有些烦恼小屋里的一张海报。那是那年夏天,我去兰州签售时书店替我喷制的,1.5×2两米开幅,挂满了一面墙。上面的我还是直头发,很长,垂在肩膀上,穿一条白底小黑点的吊带裙,笑。看着镜头笑。当然,摄影师便是楚鸿。当时把海报固定上去的时候,楚鸿费了不少劲,贴牢了墙面。可现在要搬家了,这海报却怎么都撕不下来。我一着急,哗,海报裂了。
搬场工人将我的家整个位移五十米的时候,我正把一个1.5×2米的自己塞进楼下垃圾桶里。塞进去后觉得心里很难受,便掏出手机来给楚鸿打过去。谁知道他一接电话便说,他在拍照,等下再说,掐断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不能再这么依赖一个男人,尤其当他不再是你的男朋友时。
那晚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听到楼下有垃圾车的声响。那个夏天,被带走了。楚鸿回拨我的电话,接连打了好几个,我都没有接。因为我知道,和楚鸿的那个夏天,一去再也不会回来。
就在这一年,毕绿和英飒的感情是最好的。英飒的个子并不高,却在年届不惑时还保持了良好的体形。他在公司时一年四季都穿西装,走路端直,说话稳重。在旁人眼里,即便是一个笑容都拿捏了分寸。可面对毕绿时,英飒却是另一副模样。他喜欢穿宽松的便服赤脚在家里到处乱走,喜欢吃早饭的时候听毕绿读报纸上的新闻给他听。他也会快速地说话,甚至结巴。而吃饱了,就地四仰八叉躺倒在沙发上。这个时候,毕绿心里会觉得很窝心。原来这样一个男人,在家里是这样的。他不再是那些谈判桌上不可接近的人物,也不是无数会议上发号施令的老板,他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她能够亲近,能够碰触到的男人。对他,她不是小女生的无限崇拜,也不是年轻女子的向往爱慕,而是作为一个女人想要和他紧贴着生活。所以一周里有三四天时间,毕绿是住在英飒的公寓里的。他们像所有夫妻那样周末上菜场买菜,做饭,然后看电影,散步,做爱。只是,每当英飒妻子和孩子们来电话时,毕绿都必须回避。
英飒的理由是,不希望毕绿难过。可毕绿心里很清楚,他是不希望妻子听见他身边还有其他的声音。英飒也很了解毕绿,一旦脾气上来,谁都拉不住,那么又有谁能担保,她不会在自己讲电话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扑过来对着话筒喊一声“亲爱的”?这种风险,他担不起。
所以,如果毕绿在家,英飒通常会把固定电话拔掉。他宁可拿着手机到走廊上打。有时候英飒想,这种生活还真他妈的累,两面都要防着,两边都怕得罪了,生气了,还得照顾孩子的想法。何苦呢?可对于妻子,他真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甚至即便是亲情,也因为长期的两地分居而淡化了。想起这个女人,他只能把她同“孩子他妈”联系到一起。她长什么样呢?头发是什么颜色?穿多大的胸罩?做爱最喜欢哪种姿势?他都忘了。他们在电话里说得最多的,也是孩子。但他不会离婚,这点从和毕绿在一起时,英飒就清楚地知道。因为离婚就意味着他前半生辛苦赚下的钱,拼下的人生要拱手让人,孩子也多半会判给母亲。即便判给他,他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去带吗?他又能够保证后来的妻子会对两个孩子好吗?而换一个妻子,五年,十年,十五年后,会不会和今天是一样的局面呢?如果是那样的轮回,他又何苦去离婚?只是这种心思,他最多是在心里想想。面对毕绿,英飒仍一方面重点申明和妻子感情的破裂,另一方面还要告诉她,自己一定会离婚。
刚开始在重庆时,毕绿并没有想过要和英飒有多久的往来。他们偶然在老火锅店里遇见,恰巧邻桌坐着,又那么巧两桌的酒水单错了,服务员连忙两边打招呼。他们便点头微笑示意,算是问好。离开时英飒问毕绿要了电话,再然后,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了。晚饭、酒吧、宾馆,然后是英飒的离开和无数长途电话里累积起来的感情。当时谁都没想过后来一切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到了今天,毕绿觉得自己一脚踏了进去,拔不出来,她没有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可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陷在淤泥里就更深一点。她劝诫自己不去想英飒离婚的问题,反正他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离自己远着呢。
这天,毕绿在英飒家中看见一份礼物,上面写着他妻子的名字:汪然。她打开一看,是枚海棠花的白水晶胸针。毕绿看着,心里很酸,想发脾气,却又忍住了,只站起来顺手就将礼物飞出了窗外。她知道英飒一定还会去买新的,可她不管不顾了,反正这些东西现在不能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其他的,她可以自欺欺人,当做没有。那么,对于那个叫做汪然的女人而言,是不是像毕绿这样的角色她早就心知肚明,只是故意忍着不捅破呢?因为管得了这一个毕绿,还会有下一个毕绿,她又何苦去管?只要现在不出现在自己视线里,挑衅妻子的地位,其他的,她也可以自欺欺人,当做没有。
是的,当做没有。生活中,又有多少女人,把“当做没有”作为自己的信条来自欺欺人?如此去想,那句“女人天生需要怜悯”的话也不无道理,因为她们不光会被男人骗,心甘情愿地被男人骗,还要为了男人来自己骗自己。而这一切,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贰
在顾姳的安排下,我又和Peter见了一面。Peter是一个标准的美国西部男人的长相,却穿了西装。不止一次,私下里我都和顾姳打趣,他要是换套牛仔服,再骑一匹马,应该就是西部牛仔啦!顾姳敲我的脑袋:“他可是曼哈顿文化圈里小有名气的代理商。因为这几年中国小说、电影在美国卖得都不错,所以他才打算在中国找几个还不算太红的青年女作家,引一些版本过去。”
Peter仍然重复了那些话。十年,我还是犹豫,没有很快地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坐在太仓路的“星巴克”里聊天,我找了个借口告诉他,因为身份关系已经在某机构,所以有这样的签约动作,还得要报批一下。Peter耸耸肩,表示无所谓,他可以等。
后来,戴方克说,那天他在“星巴克”里已经看到了我。
戴方克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和Peter见完面后,因为赶着去和毕绿、艾贝蒂吃饭,走得很匆忙。到了饭店,想给她们打电话,一掏口袋才发现手机没了,只好先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对方是个男人。
“对不起,我想我手机掉了。是你捡到的吗?”我问,心里有点忐忑,分不清对方是小偷还是好心人。
“嗯。刚才你把它落在‘星巴克’了。”他说。
“哦。”我心有些着落,又问,“那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可以,不过你得请我吃饭。”对面开始调戏了。
就这样,我和戴方克开始了第一次见面。也许那个时候,我就该预知到,这个男人身上有他随性的放纵。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地点还是在原来丢手机的地方。我和他约定好相互会穿衣服的颜色,然后在无数把巨大的遮阳伞下寻找。那也是一个夏天,我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T-shirt,一条黑色短裙。他则穿了一件蓝色衬衫,一条浅褐色沙滩裤,戴一副墨镜,远远地看过去,挺英俊的。原本在电话里那么被调戏,我是想赶紧拿了手机,请这个人吃顿感谢饭,随便他想吃什么,然后走人,谢谢,拜拜。可我承认,见了面后,自己心里动了点不一样的情愫,像是梅雨过后,长在毕绿家草编脱鞋上的霉菌,小小的,一丛丛的,毛茸茸的。心很痒。他谈吐温和,不似电话里那么轻佻,皮肤颜色健康,剃一个干净的板寸头,说话时两只手小幅度地比划。我们随便聊着,知道他是做咨询师的,每次一有项目便要出差,一个月,甚至几个月。
那次见面后,很快我们就在一起了。那也是我和楚鸿毫无联系的几个月。毕绿说得没错,走出一段感情的最好方法是,开始另一段感情。我和戴方克像所有热恋中的男女般,每天打很多电话,发很多短信。我们吃饭,逛街,看电影,做爱。我享受着他说出来的每句甜言蜜语,也享受着被人依赖的满足感。和楚鸿完全不同,戴方克的表达是热烈的。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于热烈的爱,往往消逝得也快,可当时,我并没有相信。
现在去回想,也许那些热烈的也不至于是欺骗,因为在爱中,能让女人跟理智扯上关系的太少太少。不然就不会有我,有毕绿,有艾贝蒂。可为何,大部分男人可以爱得很理智呢?他们即便说再多的情话,心里仍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别太认真。那是和戴方克彻底分手后,乔枫对我说的话。他说在男人的世界里,感情远远不是全部。即便当他们热爱着一个女人时,这种热爱也是有条件的。
戴方克正在洗澡的时候,瞿颖宁在楼下按门铃了。她将一长束头发扎起来,穿简单的一条长袖裙,站在我家门口,说顾骜不见了。
瞿颖宁和顾骜也是同居的,三年。在这个圈子里,有太多宁愿选择同居而放弃婚姻的男女。也许,那是因为未来对他们而言,太没有保障,也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有时冒异端的繁乱,性、爱、情、欲,甚至是一些激素影响下的游戏,才让所有人都会觉得安定是一种奢望。因为瞿颖宁和顾骜还算是简单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止一次地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她给我的回答是,还没有想好。
在很多旁人看来,瞿颖宁和顾骜是不般配的,因为一高一矮,站在一起差不多的个;一个不爱说话,一个废话特别多;一个喜欢外出旅行,一个喜欢在家做菜……但他们还在很努力地相互调整,比如瞿颖宁从认识顾骜后开始不穿高跟鞋了;在他说话的时候,她听;外出旅行也和他一起;他喜欢在家做菜,她就专心地吃,然后赞美。这些改变,在顾骜身上也有。可昨天,顾骜提出要结婚了,并且要买房子。问瞿颖宁的意见时,被她果断地拒绝了。拒绝的时候,瞿颖宁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坚决,也没想到当听到顾骜在描述他们的婚姻生活时,她会那么害怕,心生恐惧。那一晚,她和顾骜都没有睡着。
今天瞿颖宁去出版社签了下一本书的合约后回家,打开门才发现,顾骜留了一封信,然后搬走了所有的衣物。这下,她慌了。
因为楼上有戴方克在,我让瞿颖宁等我一下,然后上楼换衣,并告诉戴方克自己先睡。
他显得有些不高兴:“都晚上十点了,你怎么还出去?”
我也不高兴:“都跟你说了是朋友出了点事,我要陪她聊天。”便由他去嘟囔,噔噔噔地自己下楼,拉瞿颖宁去时光咖啡馆。
有时候,戴方克常会说我不够安生,不爱待在家里,特别是在他出差的日子里。可我自己却总觉得,最好的恋爱关系其实应该是: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不在一起;不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在一起。也就是即便两个人住在一起了,还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做些事,不互相干扰;而当两人分开了距离后,也还能因为心中有爱而贴得牢,塞得满,不至于疏离。可这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很难。因为戴方克的生活长久以来都在出差与归返中轮回。他的每一次到来和离开对他而言都是新鲜的,需要分享和陪伴。
瞿颖宁的脸上明显有呆滞的痕迹。她是慌了,乱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顾骜的手机一直不通。
她问我:“你说,同居其实挺好的,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结婚以后麻烦的事情一定还要多。他家里一定会逼我生小孩,可我不想要小孩。小孩是说要就要的吗?我们要对他负责任,要教他做人,不是给他饭吃就好了。养小孩又不是养猫!”
我点头,表示同意。
“可顾骜他本来就是个念家的人。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地说个没完,他其实是很想有个安定生活,很有家庭观念的。”我尝试着帮她分析,“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他那么做,只是想你紧张一下。当然了,也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毕竟一个男人提出结婚被女人拒绝了,面子上挂不住,更何况他还是个东北男人。”
我笑。瞿颖宁也跟着笑。
那一晚,我们在“时光”坐到了凌晨两点。当我回到家时,戴方克也不见了。他留了一张字条,简单的几个字:我不想一个人睡,先走了。晚安。
我给他拨去电话,已经转到了秘书台。于是我又发了条短信,说晚安。开了热水放满浴缸,我想泡一个澡。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晚,我的不安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后来想起这个日子还是清晰的。泡澡的时候我想念戴方克,可又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什么,不是那么亲近,哪怕平日里他说出来的甜言蜜语总很得我的欢心。
第二天醒来,阳光很好,透进屋子来灿烂得很。我站去阳台上刷牙,一低头,戴方克已经在楼下。于是,我们的一次不开心,又在那么戏剧的场景下被抚平。我想自己是一个渴望平静生活又同时需要戏剧场面人生的人,所以才会爱戴方克到那么深。这种爱后来甚至让人迷失了自己,也在一种臆想里的未来中久久徘徊不愿离开。
叁
顾骜和瞿颖宁和好了。当瞿颖宁在莫太168连锁酒店里见到顾骜的时候,哭了。
她安静地替顾骜整理好东西,把脑袋埋在他的胸口,说:“回家吧。”
这句话出口,顾骜也哭了。他说:“你都不想和我有个家,我还回去干吗?”
瞿颖宁抬头看他,说:“那就去看房子吧。”
就这样,他们开始筹备婚礼。
瞿颖宁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每说一句话都要叹一次气。
我不明白,说:“你都想好了要结婚,还叹气干吗?”
她半天不吭声,又叹一口气才说:“我放不下顾骜是真的,可要跟他结婚,我怕。我觉得自己有婚姻恐惧症。你看我爸还有我妈,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小时候我多么渴望像别家的孩子那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饭。可我呢,回到家,迎接我的,只有他们无尽的争吵和打骂。他们互相打完了还不算,只要我有什么地方做得让他们看不顺眼了,那瞿颖宁就是一只瞿氏出气筒。别的孩子一放学都盼着回家,可我却怕。我怕回家。
“你以为我很想过现在这样的流浪旅行生活吗?如果不是遇到顾骜,在上海我停不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我爸爸再婚了,他现在有一个小儿子。我的妈妈一直没有再婚,可她却接二连三地从舞厅里带男人回来。我受不了,所以只能出去,去不同的地方看世界。世界原来很大,不仅仅只有一个家那么点地方。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
她看向我,又说:“你也是写书的,虽然我们两个人写的东西并不同,但我想,我们有各自敏感的共同点,虽然那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好事。唉。”瞿颖宁又叹了一口气,“曾经你在一本书里说,敏感的人,很难和另一个人好好地生活,但她却能够好好地爱一场。这点我很同意。爱和生活,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如果你能够把爱爱得粉身碎骨,也就不能和别人稀松平常地生活了。因为沾了生活,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俗气起来。”说完,她自己颤抖了一下。“俗气”这两个字像是一根针,扎进了身体。
我很讶异于瞿颖宁看过我的书。每次我们如果搭档签售或者开研讨会,都会礼貌地送对方一本书。但我一直都以为我送她的书就如同她送我的书那般被摆在书架上,再也不会被抽下来阅读。可我又觉得她也许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并不同意爱得深的人,不能和另一个人过平静的生活。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看。如果你对婚姻从一开始就报以悲观的态度,那么,你的婚姻一定会朝悲观的方向发展,因为我和你都是善于把所想所看所经历变成现实的。”我解释道。但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用,但对于她很难。一个童年有过深刻记忆的人,终会给将来的人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楚鸿是这样,毕绿是这样,瞿颖宁也是。
所以我也许应该庆幸,自己的童年完整而无波澜。虽然,那让我少了一些体验与感触,但我知道生活中不是什么事情都非得去尝试的。不是吗?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在童年,也许很多人,在一生中都没有惊涛骇浪的体验,却又能把稀松平常的生活过得很美满。
无风无浪的美满。
大芳是我的大学室友,本名不叫大芳,之所以管她叫大芳是因为她长得人高马大。大学时她还扎过两根粗辫子,像一首歌里的小芳。大学毕业后,她在某机关做一份内刊,算是公务员,但因为还属机密单位,因此和老同学来往得很少。一天,她打来电话说,要结婚了,问我地址,要寄请柬来。
婚礼上,看得出大芳为了穿婚纱好看减肥了不少,也算是丰乳肥臀有了曲线。她的性格很乐天,原先读书时成天嘻嘻哈哈的,所有人都很喜欢她。那时候,因为家离学校近,我并不常在学校里面住,但和大芳的感情却一直都很好。
大芳以前在学校里喜欢过高年级的男生,是个唱京剧的能手。大芳也喜欢京剧,他们俩在京剧社里相遇。可那个男生有女朋友,所以她只能把这种喜欢放在心里。大芳是那种在感情上想得要比做得多的人,被动。好几次,在学校里遇见那个男生和他的女朋友,她都默默地走开了。不开心一阵子,过后又像个没事人了。这种性格,曾经一度还让我挺羡慕的,因为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可后来某一天,我才猛然觉得,大芳之所以能那样,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拿起过。所谓不得到,也就无谓失去。
大芳的老公是她工作后相亲认识的,算是初恋。老公以前还谈过两个女朋友,都吹了。大芳对这些不大在乎。她觉得谁能没有过去呢,她也有,只是她的过去要“清白”些。
看见我和戴方克来,她摇着脑袋说:“夏天啊,你男朋友挺帅的啊!”
我笑笑,戴方克更是得意地立即伸手搂我。
婚礼的节奏紧张而有序。听大芳的爸爸致结婚词的时候,我还有些动容,想要落泪。记得我们大学快要毕业时,所有人都在学校里紧张地拍照,只有大芳坐在寝室里不说话。我问她怎么啦,她说觉得大学四年浪费了,没有恋爱。
我便敲她的脑门,笑她:“傻姑娘,那你可以把你的初恋留给你的老公,那多好呀!好多人想做都做不到呢。”
就这样,据说大芳在和她老公第一次相亲见面时,就把我和她说过的话对他说了。男方觉得她很实在,没多久便开始谈婚论嫁。
回来的路上,我对戴方克说,其实大芳身上有她很特别的地方。比如小时候,当老师问我们长大后要做什么,几乎所有女孩子报出的答案不是舞蹈家、画家,就是电影明星、歌唱家,稍微志向高一点,还会报出科学家、外交官之类的答案,只有大芳,大芳说她从小立志要做的就是相声演员来着。她爱听京剧和评弹,这些都是为了以后做相声演员做的准备。戴方克听我这么说,哈哈大笑。我说当初我们在寝室里夜谈,大芳这么说,我们也是哈哈大笑的。但现在想想,她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姑娘。
接着我又说,大学时大芳还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的时光,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喝酒,她酒量特别不行,却只要一喝就很贪杯,而且还会说不少浑话。一次,她喝多了,举着面镜子对着镜子笑。
我问她:“大芳,你在笑什么呀?”
她歪着语调回答我,对着我笑。我也对着她笑。
还有一次,她对着我看了半天,说:“夏天啊,我发现你变了。”
见她喝多了,我没理她。边上的同学又起哄问她,夏天怎么变啦。
大芳回答:“她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喜欢……晃!”
戴方克立即抓牢我的肩膀笑得不行,说:“你别说了啊,再说我就笑死了。”
因为喝了酒,我要求他背我。那时已经过了秋天,夜里很冷。我们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他耳边说一些以前读书时好玩的事。
我说:“你知道吗?那时候同学都觉得我老成,觉得我和她们不一样,所以很多话说不到一起去。只有大芳,她愿意跟我说一些知心话。她说:‘夏天啊,我看你以后一定得找一个比你大很多的男人,不然没法镇住你。’”
“哦?那我能镇住你吗?”戴方克问。
我不响,只在他耳边脖颈间哈一口热气咯咯地笑。就在那一瞬间,我想,究竟什么才是幸福呢?
我想,像大芳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爱一次,嫁一次,是多幸福的事!因为爱容不得比较,人也容不得。有时候你比较得多了,反而容易迷失自己,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简单一点的生活,有它安身立命的好处。
一天毕绿突然来找我。她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慌张,可这种慌张里遮藏不住期待已久的喜悦。
“汪然一定知道我和英飒的事了。”她说,说完整个瘫倒在我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半天,才又说一句,“夏天,你的天花板好高啊!”
我差点被她气死,说:“我还以为你有多彷徨难过呢,望着天花板不说话。”
她坐起身来,侧过来躺倒,一只手撑着脑袋,问我觉得英飒接下来会怎么办。我想了想,给不出答案。或者说,给不出她想要的答案。
在算准了英飒和汪然会在一起的时间里,毕绿发了条短信给他:亲爱的,我爱你,是你永远的宝宝!短信发出去,她觉得汪然一定会看见,因为这天是汪然的生日,英飒特地回的北京。当然,在他找不到那枚海棠花白水晶胸针后,他又买了一瓶宝格丽限量版的香水作为礼物。
毕绿觉得她和英飒的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必须要让他作出选择,因为已经够了。她忍的,吞的,已经够了。可事情却并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汪然没能看到那条短信,因为一回到北京,英飒就把手机给关了。他的手机有密码,汪然想看也看不到。第二天,他在去机场的路上开机,收到了那条短信。他知道毕绿多半是故意的,却也没怪她,因为也许任何女孩都会这样。谁让这是他英飒的软肋呢。既然不能和老婆离婚还和别人有染,就活该他两头骗着,累死。
不过回到上海后,毕绿却没有放过他。回来后,她翻天覆地地和英飒大吵了一架。她哭,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说话,说到后来几度呼吸上不来晕厥过去。英飒看着也很动容伤心。他紧紧地搂住毕绿,说:“你的难过我都明白。给我时间,但你要给我时间。”说完,自己也在心里忍不住骂,觉得真是畜牲啊,明明就是不能离也不会离,却还要这样说。可不这么说,他该怎么说呢?说我不能离吗?这话说出去,伤了毕绿他舍不得,是真心诚意地舍不得。
英飒和妻子汪然之间有一个约定,是从他们在大学里谈恋爱时就说好的,其他节日都可以不过,但中秋、新年和彼此的生日一定要在一起过。十多年来,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可自从几年前有了毕绿,英飒一直都在竭力地说服妻子每年自己生日时,就不回北京了。他这么说这么做,也是怕毕绿这么每年都飞来北京,终有一天会被汪然发现。
其实到了现在,英飒也知道即便往后每年生日都和毕绿一起过,只要他有事回北京,毕绿都会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会有些发疯,有些着魔。到后来,说不定不需要什么生日的理由,就直接买张机票飞过去了,等在通州他家的小别墅门口。
有时候毕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很陌生。她那么多次的歇斯底里,那么多次的反复纠结,全是因为一个男人。她在等他离婚,等他像他承诺的那般带她一起走进民政局,带她在北京的阳光下散步。可在心里,还是有另外一个声音时刻都在提醒毕绿,英飒在骗人!她心想,如果他在骗人,又为什么不能直接了当地告诉自己,就说不能离?不能离那我们就分手,我没必要再那么等下去。但转念一想,如果英飒真的这么说了呢?她能那么潇洒地离开吗?
毕绿问自己,问不出答案。
就在瞿颖宁和顾骜筹办婚礼的时候,我在大街上遇到了顾骜。遇见的时候我们俩都被对方吓了一跳,或者说是我被吓了一跳,而顾骜是被惊吓到了,因为他的身边还站着另一个女孩子。
顾骜没有跟我打招呼,拉着那个女孩的手很快地就走了。女孩子看上去年纪很小,还在读书的样子,一脸愁闷。
事后,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今天看到的事能不能不跟瞿颖宁说?”
我说:“能,但你要给我一个解释。那女孩是谁?”
其实原本别人的事,我不应该多插嘴,但瞿颖宁的心思我是明白的。她不乐意结婚,是怕结婚后会像父母那样不幸福,所以我不能看着顾骜还没结婚就在外面有个“第三者”,却由着瞿颖宁走上父母的路。那样实在于心不忍。
顾骜给不出答案。他只说:“我跟她说清楚了,以后不会再拉拉扯扯,不会做对不起瞿颖宁的事。”但这事,最后还是让瞿颖宁知道了。她之所以知道,不是我说的,而是那个女孩子直接找上了他们家。她告诉瞿颖宁,自己已经和顾骜好了有大半年,希望她能退出,成全他们。瞿颖宁把女孩子请进家来,把顾骜从暗房里叫出来,让他当着女孩子的面说话。最后,顾骜对那女孩子说对不起。女孩子走后,他又对着瞿颖宁说对不起。瞿颖宁给了他一巴掌,第二天却从家里取出户口簿,和他去民政局领证登记了。
我很诧异。我说:“你不是说害怕婚姻的失败吗?那么这是从一开始就存在欺骗的婚姻啊,你不怕吗?”
她看了我一眼,开始点烟,手在抖,说:“都已经到这份上了,难道分手。分手就无疑把顾骜往那个女人身边推。我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是现在,现在我放不了手。”说着,瞿颖宁哭了。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见她流眼泪。
她靠在“时光”的窗台上,看街上的人漫无目的地走,然后转过脸来又问我:“夏天,你说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真的幸福的呢?无风无雨无凄苦的幸福?”
我摇头。有风有雨有凄苦,并不代表不幸福,因为幸福是在一个人心里的。
对每个女人而言,千万别在分手的时候道,没有幸福了,因为幸福是你随身的行李,而男人,只是一间房子。有时候你遇见一个男人,一所好房子,便搬了进去,住下。房子可能不大,却将你的行李装得满满的,幸福感很强。可倘若有一天,这个男人对你说抱歉,这间房子不能再给你住下去了的时候,原因一定很多。这些原因,如果从他嘴巴里说出来,那你千万要去忘记,因为那些可能是你做得不好的原因,其实只是借口。你就权当是租约到期了,必须搬走。这时请不要说过激的话,也不要闹得不可开交。你唯一该做的,就是收起自己的行李,像刚来的时候那样干净地走,离开。但千万别落了任何东西在这间房子里,因为那都是幸福,你有责任带着它们。它们留下来的话,只会被下一个主人丢弃。你忍心看见自己的幸福被人弃之若履吗?所以无论如何,对女人而言,幸福不会没有了,只是暂时你将它们收在了行李箱里。等遇到另一所合适的房子时,打开行李箱,你一定会欣喜地感慨,呀,幸福都还在。
瞿颖宁的婚礼上,那女孩子送来了六只大花圈,很悚人。她穿着新娘晚装,站在众宾客面前,沉默。顾骜则有些暴跳如雷,他支使餐厅的工作人员赶紧将花圈搬走。我在餐桌底下拉着瞿颖宁的手,用了点力,想安慰她一下。可她回过神来,对我只是微笑。我想,在她心里很清楚,这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她赢了,虽然代价看起来有些荒唐。
最后,汤姆还是走了。走之前,艾贝蒂都不愿意见他。汤姆几乎天天去艾贝蒂的杂志社等她午饭,来她们家楼下等她出来说话。可她不见,她气得要死。但每次,我们出去,她的话题渐渐地由英昊开始转向汤姆。到汤姆快要上飞机前,干脆不谈英昊了,只说汤姆。
汤姆走之前一晚,给艾贝蒂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明天自己的航班,希望她能来送他,见他。后来,艾贝蒂去了。毕绿说她是早就准备好要去了,因为晚上三点,她还看见艾贝蒂房间里的灯亮着。这一晚,艾贝蒂根本睡不着。
到了机场,汤姆看见将近一个月没见的艾贝蒂,哭了。他抱着艾贝蒂,说:“相信我,相信我。我爱你。”
艾贝蒂也很动容,可她礼貌地推开汤姆,挽着他的手去办理check in,送他入关。站在关口前,艾贝蒂吻了汤姆。吻的时候她觉得喉咙口有东西哽咽住,心脏跳得很累。她想哭,很想哭,却忽然不知道怎么才能哭。最后,他们站在隔一面玻璃的关里关外,看着对方。艾贝蒂觉得汤姆渐渐地远去,如烟。她想伸手抓,却再也抓不住了。
回来后,艾贝蒂躲在房里大哭了一场,扔东西。但毕绿说她理智尚存,因为只扔不会碎的。
戴方克去长沙出差了,这个工程项目需要一个月的驻地时间。我便也离开市区,去郊区的疗养院做封闭。可这一个月里,除了看书和去河边采一些芦苇杆,我仍是一无所出。所以,有时候我又会想,是不是任何人都喜欢找借口,来解释一个除非自己去低头认错才能解释得通的事实?就好像我自己。其实两年来写作的停滞根本不关戴方克的事,写不出就写不出了,即便是因为这个人牵肠挂肚,那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怪谁呢?在感情中,亦是。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认是自己错了,自己没用,或者自己变心了,自己混蛋,而更愿意去寻这个或那个理由,甚至在对方身上找借口,来缓解自己心理上的内疚,自我催眠一下,心想,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不至于那么坏,我是无奈,更何况别人身上还有错。
因为放假了,疗养院里留下的作家很少,只有零星的几个。看门的大叔去附近农田拾了两条小狗来,成天转在脚跟边哈个没完。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中年女作家,她脸色一直都不太好,还经常披着一件大袄去食堂打菜,绝少出房门,也绝少和别人交流,唯一爱做的事,便是把吃剩下来的肉,分给两条小狗。所以它们只要一看见她的房门开了,便会撒腿跑过去。每周,她大约只有两三天住在疗养院里,往返市区都有车子接送。后来才听说,这个人就是《今日早报》主编的妻子,每周其他的几天,她都要去医院检查。
在疗养院的日子里,我和戴方克仍每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说些亲昵情话。有时候猛然想起,会觉得自己也和几年前不同了,变了,变得会去说一些心里其实并不是这么想,却知道说出来一定会让对方开心的话。但即便如此,大部分场合,我都那么去做了,去说了。哪怕心里其实很想关上手机,和外界暂时地失去联系,放空自己。
突然,有一天早晨醒来,我去疗养院后的河边晒太阳,手机落进了河里。我显得很高兴,似乎预谋了很久的离群索居生活终于慢悠悠地降临了。看着它渐渐下沉,直到看不见,我的心松去很多,显得很轻垮。初升阳光的金圈一盘盘打在湖面上,风一起,便散作一大把的碎币,几乎就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声响。后来的半个月里,我没有给戴方克打过一个电话。自己也很难解释这种行为,就是害怕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样子。对未来,无穷地恐惧。
也许,每个人都会这样,突然地,想从一种关系里挣脱出来。可我和大部分人一样,挣脱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什么好的或可期待的,便又在对于过去的种种怀念里,又心甘情愿地束缚回去,想安生地重新过回原来的生活。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人在挣脱了一下后,都能回得去的。所以后来,如果要劝诫身边的朋友,我往往会问她(他):你想清楚了吗?
要想清楚的,是你对这段感情的控制力,和对与你共处这段感情的人的判断力,他(她)是什么样的人,爱你多少,又能够捱住多少寂寞与冷落。
戴方克回来后,并没有问过我那半个月的行踪。对于他那半个月在长沙的生活,他也遮盖得很好。可我还是以女人的直觉发现了异端,而这种怀疑,首先是从一张便利的小票开始的。
自从我们同居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起居,我请了一位姜阿姨来做钟点工。她是四川人,个子不高,手脚却很麻利,也能做出比较地道的本帮菜。姜阿姨有一个好习惯,每次洗衣服前都会把衣服裤子里里外外掏个干净,然后放在一个塑料小碟上让我自己整理。正因为这个习惯,戴方克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就在那个塑料小碟上看到了长沙某便利店的小票,上面有一个日期,是戴方克出差的日子;还有三件物品,两盒杏仁露露,一盒三枚装的杜雷斯。
看见这张小票的时候,戴方克正好打来电话。他像往常那样,问我晚上怎么吃,在哪吃,几点。我没有理他,直接掐断了家里的电话,关了手机。呆呆地看着,愣住了。
愣住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很多话,想要去问,也有很多话想要问自己,却坐得纹丝不动。姜阿姨走后,关上铁门,我哭了。这是第一次,我用眼泪来表达对戴方克的失望,也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一年之久的拉锯战。这场战争中,从一开始我就输了,输在太爱他,又不肯全盘委屈自己,也输在过于敏感的神经线上。一直到最后,我才不得不承认,瞿颖宁说我小说里写的那句话,原来是真的。
人总是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道理,但发现的时候,早就让残酷的现实实践了一回,遍体鳞伤。
小票事件让戴方克开始了第一次的哭泣与忏悔。看着他,我还是很呆滞。他说我那半个月,杳无音信,他的工程又出现了问题,客户也在拼命地刁难他的团队。他很想找人诉苦,可……也许在过去,无论是英飒、英昊还是顾骜,两性里的背叛都不让我觉得有多意外,但这次,这次的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问戴方克:“你爱我吗?”他低着头,只是拼命地捶自己的脑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点头,狠狠地点头。现在回想,我竟有些后悔当时将这小票事件告诉了毕绿与艾贝蒂,因为她们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大骂了戴方克一顿。戴方克还嘴了,龃龉得不可开交。
最后,在毕绿、艾贝蒂和戴方克之间,我选择了戴方克。我对毕绿和艾贝蒂说:“先回去吧,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毕绿显得很伤心,艾贝蒂则有些生气。她们来我家原本是陪我安慰我的,恰好碰见戴方克回来才起了冲突。可现在我撵她们走,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在她们听来,这话里的意思就是,用不着你们多管闲事。
戴方克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从小他都是由父亲一个人带着长大的。戴方克的父亲是严父,小时候只要一调皮,便会挨打,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个渴望深陷温柔乡的人,讨厌所有的严厉与约束。他喜欢女人,喜欢无拘无束,可内心,又很向往家庭的安定,是个非常自我矛盾的人。而三十岁之前的戴方克,因为长相瘦小,在人群里并不起眼。二十九岁那年,他换了一间咨询公司,职位一路做到了项目副总监,人也开始微微发胖起来,却分散着落得刚好,整个人英俊体面了起来。很多大学里的老同学在路上遇见他,都不敢认了。“是瘦猴?”他们怯生生地问一句。而戴方克自己,则对这些惊羡的目光,和公司里年轻女子们的爱慕,心觉受用。他的自信天平在三十岁那年彻底地重新添置了砝码。也许正因为如此,戴方克内心从来不曾真正安定过。他永远都沉溺在被很多人女人关注歆慕的喜悦里。如果有一天,当他发现,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爱他,宠他,愿意和他在一起时,不安感会吞噬掉他所有的自信。
戴方克在外留宿了两夜。他回到家的时候下巴已经长出了青胡茬,蜷成一团,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像一个楚楚可怜的孩子。有时候我怀疑,像我这样的女子,如果没有遇见戴方克,也许该是个被男友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姑娘。可偏偏,我爱上了一个年长我许多,内心却像孩子那样惧怕孤独与疏远的男人,所以对他,我的另一面过早地被激发了,那便是母性。
我原谅了戴方克,他主动写下保证书,上面说,再犯就裸奔。看到保证书的时候,我笑了。其实表面上来看,原谅一个人很容易,在心里大部分时间原谅也很容易。可难就难在,怎样去遗忘这件事,因为大部分女人的记忆力都太好了,所以她们心里存了芥蒂后,要去抚平就很困难。这于我,也一样。
我们如往常那般,他上班,我坐去电脑前写作,但大部分都是给杂志的专栏和报纸的约稿。我很少接《今日早报》的采访来做了,只在家里买一些书,想用阅读来打发时间。戴方克每天必定会打两个电话来,一是午饭时间,会告诉我在和谁吃饭,二是下班时间,会告诉我几点回家。因为我的父母来过我住的地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他们,现在房子里多了一个男人,也再也没让他们来看过我,只按时每周末回家吃一顿饭,说说最近的情况,留下一些钱,然后回来。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想要独立,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你不可能再一有什么事就和他们说了,因为他们老了,需要的是好消息,而不是抱怨哭诉或者一个颓废丧劲的女儿。
后来,戴方克又照常去出差了。刚开始,他会很警觉地每天在电话里汇报行踪,并且反复允诺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口头上告诉他不必这样,不必如悉汇报,但心里却又很迫切很想知道,他在另一座城市的每一天里到底在干什么,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只是这种想,我压抑在了心里,告诉自己,他如果不说,我也不问。因为既然说好了要相信,就要说到做到。我给毕绿和艾贝蒂打电话,想约她们出来,但她俩好像还在生我的气,说有些事,这阵子都没空。挂了电话,我也有点生气,小女孩的生气。想起念中学的时候,有几个要好的女朋友,一旦对方生自己的气,自己也会故意不理她们,存了心地疏远。那时候还不懂得去爱男孩子,成天只纠缠在小女孩的感情里了,简单,却又很复杂。
面对毕绿和艾贝蒂的冷落,我给顾姳打电话。我说:“戴方克出差去了,想找你吃饭。”
她说:“那你来我家玩吧。乔枫正好回美国了,我妈妈也在。妈妈说我们两家搬开后,很多年没有见过你了。”
我说:“好呀,那我过去。”
挂了电话,我想找一件体面又合时宜的衣服出来穿。对着镜子比划的时候,看到这一个自己。心想,在顾妈妈的记忆里,我应该还是那个剃着游泳头,胳肢窝里挂了个泳圈,躲在他们家门楣处的夏家“阿囡”吧。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每天下午都冲着他们的客堂间叫一声:“姳姳姐姐,游泳去伐?”
肆
顾姳的家在西郊的一个别墅区里,是一栋并不算大的town house。因为学艺术出身,又在美国做了这么多年的艺术经纪,她的家装修得非常西化,而且简洁实用,曾经上过不少时尚杂志的家居版。顾妈妈很早就坐在客厅里等了,听见外面出租车停车的声音,首先跑出来开了门。我一边付钱,一边对着她招手。我用上海话说:“顾姆妈,侬好。”她穿了件洋红色的羊毛衫,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笑,冲我点头。等我下车后,走过来拉我的手。手很温热。她像小时候那样摸摸我的脑袋,说:“小姑娘长大了。”而顾姳就站在门口替我拿拖鞋。
顾妈妈问了我家里的事,问我父亲现在是不是还在原来的食品厂里工作。我说早不工作了,提早退休,现在专心在家里养鱼。又问我母亲是不是还在原来的玩具厂里上班。我说也不做了,她现在在读一个老年大学,专门学习画一些山水虫鸟……将家里情况问了一遍后,她又开始问我,比如,在哪里上班啊。我说我不上班,我在家里。
她说:“哦,你结婚了?家庭主妇?”
我摇摇头:“没有,我在家里写作。”
她又问:“你有男朋友吗?没有的话,我给你介绍。我那些小姊妹的儿子们可都一个个是光棍,三十好几了,有车有房呢!”
说到这里,顾姳“哎哟”一声推开顾妈妈,说:“妈,你烦不烦啊!你自己看会儿电视吧,我带天天去我房里参观。”
在顾姳房里,她递给我一罐汽水,说:“快点谢谢我,救你出困境。”
我说:“谢你什么呀?你妈妈要给我介绍金龟婿呢,你还坏了我的好事。”
她斜眼看了我一下,问:“你和戴方克怎么了?”
我摇摇头:“没怎么,他就是出差了。”
我并不想再多复述一遍我和戴方克的事,因为那会让人很累。一些事情既然想好了要去忘记,重复叙述只会加深记忆,而且我怕为了这事,和顾姳会像和毕绿、艾贝蒂那样不开心,所以选择了沉默。
吃晚饭的时候,顾姳的儿子乔奇善下楼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乔奇善。他长得很白,高个,瘦瘦的,戴一副眼镜,看见顾姳、顾妈妈和我,也不说话,不打招呼,只和他们家的保姆说了声盛一碗饭,然后坐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顾姳有点生气,但忍住了,只停下筷子来说:“George,你没有看见在座的还有其他人吗?起码的礼貌,你懂不懂?”
乔奇善装作没听见,继续端着饭碗专心地吃着。
“你……”顾姳刚想开口再说什么,乔奇善突然啪地丢下饭碗,径自上楼回房去了。房门关得很大声。
顾姳气得有点颤抖,但忍住了,继续夹菜,往顾妈妈碗里夹一块,又往我碗里夹一块。我不吭声,不知道怎么去说,说点什么。
倒是顾妈妈开口了,她说:“姳姳啊,人家都说后妈难当,你就让着点他吧,别计较。”
这话不说还不要紧,一说顾姳立即火了,她说:“我怎么没让着他?我是饿着他还是冻着他了?我把他当祖宗供着,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要他来操心。他倒好,二十岁的人了,连一点起码的礼貌都不懂!”
乔枫是顾姳到美国后的第五任男友。他们认识后没多久,就同居了。那时候乔奇善还跟着他母亲,一个日本女人一起生活。每周乔枫就去看一次儿子,带他出来玩,吃东西。从一开始乔奇善就对顾姳很排斥,但这也是顾姳早就猜想到的。
乔枫大顾姳二十岁。他们刚好的时候,乔奇善才十一岁,是个眼睛很大,圆圆胖胖的孩子。顾姳从心底里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因为好看。她看见小孩清澈的眼睛,瞳孔那么黑圆,就觉得很心疼,想拉一拉孩子的手,可乔奇善无论如何都不肯让她碰一下。他总是躲在爸爸的身后看她,也不笑,不说话。乔枫和妻子在乔奇善还没有满周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后来他也尝试着相处过几个女朋友,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可她们都接受不了乔奇善的性格,甚至于到后来,还有些害怕他,因为渐渐地,她们发现乔奇善清澈的眼睛里,有冷漠。这种在天真孩童眼睛里透露出来的冷漠,比成年人的更令人骇怕。当时在美国已经二十多年的乔枫一直都在画画。他的画卖得不好不坏,刚够自己一个人生活。顾姳的公司当时新签了乔枫,派由顾姳全权代理。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并且恋爱了。
在乔枫之前,顾姳在美国有一个犹他州人的男友,据说长了一双宝石蓝色的眼睛和深褐色头发,很像长大成人后的哈利?波特。当时顾姳刚到美国,还在读硕士学位,换过好几个男朋友,那个男孩子是她的同学。他们像所有学艺术的年轻恋人那般看画展、弹吉他,一起画画。她还记得一次吵架要闹分手,第二天一开门,却发现那个男孩子守在门口一夜,裹了件单薄的风衣,怀里是一把吉他。看见她,他便弹了一首Johnny Cash的《cause I love you》,唱得顾姳眼泪汪汪。有时候,放假了,他们还自己开车去海滨,在无人的沙滩上做爱,由潮水一浪又一浪地卷来,扑进鼻子里,是咸的。可热恋过去了,文化和认识上的差异,像退潮后的沙滩,一片狼藉。顾姳一直都说自己不好,她觉得和那些男孩们热烈的爱,像一团团纱布围困住自己,找不到出口的方向。
最后,是顾姳先出轨了。她在工作后爱上了乔枫。那个男孩子知道后还曾经来找过乔枫,要求和他决斗。可乔枫却像一个爸爸般,告诉那个男孩子他的路还很长,如果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女人犯了错,以后会后悔的。
“那他就走了?”我问顾姳。
她点点头,说自己就一直躲在乔枫的房间里不肯出来。当时是真的害怕,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那个男孩子走了。很多年以后,我在犹他州见过他。在一次画展上,他带着他的女朋友,看见我和乔枫礼貌地打了招呼。但我最好的想法是,永远都不要再见他,因为羞愧。我觉得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无情而懦弱,不知所谓。”顾姳说。
其实,不仅仅男人在面对旧爱新欢的时候会表现得无奈而软弱,女人也会。是人,都会。
三年前,顾姳和乔枫决定回国。走之前,乔枫通过美国律师,将孩子的抚养权要了回来。打官司之前,他问了顾姳的意见。顾姳说都可以,既然她自己不愿意再生孩子,那么有个孩子的家会比较完整。
“其实我同不同意,乔枫都已经想好了,他问我只是尊重我,也是走个过场。如果我不同意,那么,我们的婚姻一定会出现一条大裂缝。”顾姳说。可她自己也很清楚,乔奇善并不能充当一剂她和乔枫婚姻的粘合剂,并且,很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这条原本只是细浅的裂缝,会经过时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但这一切都是将来的可能,人没有必要为将来的可能去过多地担心。
“不是吗?”顾姳这么问一句,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好像是告诉自己。
顾妈妈和保姆在楼下收拾碗筷,我和顾姳坐在她房间里说话。我靠在顾姳房间里的贵妃榻上,隔壁乔奇善的屋子里传来轰隆隆的摇滚乐声。他还喜欢在房间里打篮球,震得地板嘭嘭嘭地响。我看着顾姳,忽然很难想象,像她这么一个外表看起来强势的女人,也会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对感情懦弱的时候,而且还为了爱为了婚姻做出了让步。
但,两个人在一起,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合拍。为了合拍和生活稳定,学会去让步,是一种能力。它有时候比起爱——这种能力,还要关键。
在汤姆离开中国后半年,艾贝蒂又和英昊在一起了。只是这时候的在一起,表面上看来,好像回到了过去,却又有了本质性的全然不同。
艾贝蒂不再执拗于英昊究竟会不会与水晓君分手,也许她是心里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问了,也是白问;逼,还不如不逼。自己摆好了心态,开心就在一起,不开心,就拜拜。何必你欠我一个承诺,我还你一个等待呢?可这种想法只有在刚开始的时候才能奏效,起到说服自己走回头路的目的。最初,艾贝蒂能那么想,是因为她心里还装着汤姆。汤姆也隔三岔五地从南非发来e-mail,里面字字句句都透露着深情。可渐渐地,汤姆的e-mail少了,艾贝蒂和英昊的来往多了。一切都好像绕过了汤姆这一段,又回到了过去。
一段日子里,艾贝蒂会经常想起小俞。她常在我们面前说起以前在大学里和小俞的事情,说那时候他们都没有钱,就去面馆花三块五毛钱吃一碗牛肉拉面。还有快毕业的时候,小俞在操场上踢球,因为平日里他最烦操场北侧的那个大喇叭,想一脚狠狠地踢过去,看它以后还吵大家睡觉不!可刚一拔脚,艾贝蒂尖叫了,叫声大得让她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当时是心慌啊,怕小俞这一脚出去,踢坏了操场上的喇叭,也很有可能踢掉了自己的文凭和学位。要知道,有多少快要毕业的学生,就因为想着念着快要毕业了,做了点出格的事情,挨处分,弄得连学位都丢了。而那一声尖叫,也足可已想见当初她对小俞的感情。只是这感情,到后来,怎么就慢慢地没有了呢?
毕绿要换工作了。换工作前,她做东,请我们一起去吃“豆捞”。那时候上海刚出现“豆捞”店,开在离报社不远的地方,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伍。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一张桌子,刚坐下,就发现了英昊和水晓君。过去,在公开场合,英昊很少会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出来,更不用说是在报社附近。艾贝蒂是第一个看见的,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向英昊,脸上带着温和而又极具深意的笑容。毕绿像看热闹,牢牢地盯着英昊的脸看。我则想站起来跟过去将她拉回来。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没几步路,艾贝蒂就站到了英昊的面前。
“英主任,好久不见!”艾贝蒂打招呼,不等英昊回话,又侧过身去对着英昊的女朋友说,“你就是某某某吧?久仰久仰。”这三个某某某,艾贝蒂是真的就那么说了,因为她一时忘记了水晓君的名字,也是故意说出来惹刺的。
“水晓君。”英昊立即接口道。
我快步走到艾贝蒂身边,朝那个叫水晓君的女孩子点头笑笑。在艾贝蒂的后腰处轻轻地捏了一把,然后帮着打圆场:“毕绿辞职了,我们来陪她吃散工饭。”
和英昊聊了几句后,我就拉着艾贝蒂回自己的桌。那一顿饭,艾贝蒂吃得都很沉默。我偷看了英昊几眼,他们吃得也异常冷静与缄默。
谁都没有想到,那次见面过后,英昊果真向女朋友提出了分手。
看别人的事,别人的情,别人的恨,往往因为抽身其外,会觉得并没多么复杂,就一眼仿佛便能看穿。好比我看艾贝蒂,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像英昊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轻而易举地和女朋友分手的。更何况,他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患难与共的故事,哪怕可能在英昊心里,这些患难与共并不是双方面热爱的。但这次,英昊的决定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有人的意料,包括艾贝蒂。
英昊给艾贝蒂打完电话后,她愣住了,呆呆走进毕绿的房间里。毕绿正在写辞职申请,手边还有一罐刚才在澳门豆捞没有吃完的芭乐汁。艾贝蒂只说了一句“英昊说他跟那个水晓君说分手了”,然后又自己愣愣地走回房。在她心里,从重新和英昊又扯上关系那一天起,她都提醒自己,不要再去幻想他会跟女朋友分手,不要再去等。如果有什么好男人,比如像汤姆这样的,就赶紧脱身。想着这么过每一天,每一天倒也还能甘之如饴。想英昊了,想和人做爱了,便约着去玲珑饭店,做完走人,拜拜。
第二天,英昊提着行李过来了。他告诉艾贝蒂,其实那天,他带水晓君出去吃饭,就是想要跟她提分手的事,没想到恰好遇见了我们仨。这次艾贝蒂重新回到他身边,让他有了失而复得的喜悦,也加深了一种依赖。也许正因为曾经失去过,他才会记起很多艾贝蒂的好,比如艾贝蒂说话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和他聊得来,都喜欢打牌,喜欢运动,还喜欢做爱,充满激情地做。可他女朋友呢,她偏静,只喜欢看碟看漫画,在床上也不太热情。这种不热情是天生的,骨子里的不热情,怎么装也装不会。
英昊问艾贝蒂:“我能在你这儿借宿一段时间吗?”却没想到被艾贝蒂一口回绝了。
艾贝蒂带着英昊到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小饭店开了间房,让他安顿下来,并且告诉他,除非分干净了,否则他们的关系,还跟原来一样,是偷情,不是恋爱,更不用说同居。
“你说他想从一个家搬去另一个家就搬去了啊,他他妈的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艾贝蒂这么对我说。
我点头,同意。
“可他这么来‘投奔’你,你将其拒之门外,好像过于残忍了吧?”我看向她,说。
“其实,他说的原因我不信。说水晓君不热烈,人家不热烈能为了他私奔来上海?”今天的艾贝蒂神情和过去完全不同,简直可以用神采奕奕来形容。
现在的她,终于在和英昊的拉锯战中占得了上风,她期待已久的上风。
毕绿把这事第一时间就跟英飒说了。她说的时候带了点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这已经是她跟英飒在一起的第四年,她也等了足足四年。现在的毕绿早已不是三年前刚到上海时的毕绿,她有了自己的朋友、社交圈、工作圈和人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坚持着一份爱,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自己再这么无端地把青春耗费下去。其实换工作,是她动的第一步。被动太久了,她需要一点主动的权利。
英飒对于英昊闹分手的事情也很诧异,后来才知道,是水家人闹逼婚发的端。那个水晓君在得知英昊要离开自己时,选择了自杀。她割脉,但不是躺在家里,而是选择在居住小区的中心花园里。可想而知,保安很快就发现了她,将她送去医院。水家的人也第一时间赶来了上海。在医院里,英昊被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水晓君也在病床上哭得天昏地暗。第三天,水家一行人把水晓君带回北京了,并且警告英昊以后走着瞧。
就这样,仅仅一周的时间,英昊便结束了旅馆寄居的生活。他回到和水晓君同居过的地方,一开门进去,傻眼了。房间里是一片狼藉,能砸的几乎都砸坏了,不能砸的也被泼上了食用油。水家的人,把恨发泄到了极点。
英昊将行李放下,反锁了门,一个人慢慢地整理房间,把该丢的全都丢了,该洗的也彻底地清洗一遍。墙上还有他和水晓君一起的宝丽莱相片,上面的人笑得挺开心。忽然之间,他觉得整个生活失重了,艾贝蒂如今的态度又让他看不懂。以后该怎么办?这事情到这儿是结束了吗?他心里,完全没底。
快过年了,毕绿打算把外公外婆接来上海过年。他们两个老人家自出生起,就没有出过四川省。毕绿觉得,是该让他们享福的时候了。可一到年关,那些讨债的又开始猖獗起来,他们学港台警匪片里那样,挂一把铜锁在铁门上,以示再不还钱可能还要锁链条泼汽油。艾贝蒂一打开房门,被这情形吓了一跳。
“铜锁春深锁二乔啊?”她招呼毕绿来看。
毕绿一看,有些心烦了。这外公外婆都是年纪大的人,这样可怎么受得了?于是,她给房东王伯打电话,跟他说已经被讨债的骚扰得不行,必须要他自己回来处理。
王伯在电话里打太极,说正在越南沉香厂里标香呢,标得下这一块黑棋楠的话,他下辈子就不用愁了。艾贝蒂抢过电话来发了狠话,她说王伯你就别装了,你再不回来处理这事儿,我们下个月起就不缴房租!
“黑棋楠,他以为黑棋楠是给他那样的人标的吗?十来万的赌债都还不了,要躲出去,还有钱去标黑棋楠?放屁!”艾贝蒂气坏了,从冰箱里掏出一枚血红的西红柿来啃。
在大学里,艾贝蒂选修过品香课程。她知道一公斤黑棋楠的价格,差不多五十万美金呢。王伯能标,谁信!况且这东西,因为有短暂的迷幻作用,是能随便就带入境的吗?正说到这里,家里的电话又响了。是英昊。
毕绿把电话递给艾贝蒂,她却摇摇头,张着嘴巴变化口形,告诉毕绿说自己不在。
毕绿说:“英昊啊,艾贝蒂刚才出去了,好像是去什么地中海餐厅拍片子。我等她回来后让她给你回电吧。手机?噢,她手机可能没电了,所以关机。”挂断电话,毕绿撅着嘴斜眼看艾贝蒂。
“你干吗要去躲英昊?”她问。
艾贝蒂不响,继续啃一口西红柿,径自往屋里走。这西红柿太酸了。
艾贝蒂之所以躲着英昊,是觉得他有时候显得太窝囊。这种窝囊甚至于动摇了她爱他的决心。艾贝蒂是那种喜欢说一不二的人。她自己有一套强悍的标准理论和行为模式,不管错与对,都是鲜明的,要清清楚楚坦坦荡荡。刚开始和英昊在一起,她自己也有些犹豫,那是因为小俞。后来小俞走了,她没有立即逼迫英昊分手,是因为她心里也知道分手对一个女孩子意味什么,尤其是他们还同居了那么多年。可爱都是自私的,艾贝蒂的爱,更是占有。她不会像一些女孩那样矫情,觉得爱是放手,是要让对方幸福。在她的理论世界里,爱就是要让两个人幸福,如果只一个人幸福,那也不算是爱。
可这个道理,英昊不懂。在汤姆之后,艾贝蒂尝试着交往过不少男人,有餐厅老板、摄影师,甚至是男模。但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和耐心去和一个陌生男人从完全不相识,到了解,再到喜欢,到相互融洽。或者说,还没有哪个男人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她那么沉下心来与之交往。通常,她都是直奔主题而去的,先上床,上完床后再看感觉。有一些男人,床上的感觉不错,可一到白天,开口一说话,阳光下一散步,就好像是夜鬼立即露了原形。而有一些男人,床上的感觉就不行。做爱的当口,艾贝蒂真想一把把他们从身体抽走,让其立即滚蛋。有一次,在昏沉的酒精里,宾馆房间的灯光也很暧昧,那样的灯光中,艾贝蒂恍惚在身体上的这个男人背后看到了小俞。他靠墙站着,一脸轻蔑的微笑看着她。一闭眼,艾贝蒂流泪了。
在接连很多天找不到艾贝蒂的情况下,英昊决定上门来等。他坐电梯上来的时候恰好遇见那几个讨债的小混混,他们正往艾贝蒂家门口的墙壁上喷漆。英昊见状和他们吵了起来,吵到后来,动手了。毕绿在屋里听得外面嘿哈的打架声,吵得震天,心里很害怕,从猫眼里望出去,发现竟然是英昊在挨打,便立即尖声叫艾贝蒂出来。艾贝蒂往猫眼里一看,那还得了,马上拉开了铁门,冲了出去。
“再打我就报警了!”她几乎是整个人扑了上去,盖在英昊身上。
那里面原本就有点喜欢艾贝蒂的小混混首先住了手,其他人也愣了下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电梯下楼。电梯门关起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还对着英昊挑衅地竖起了中指。
英昊回神过来一看,发现原来艾贝蒂在家,他马上明白了这几天找不到她的原因。刚才在楼下,他还打了电话上来问,毕绿说她去什么地中海餐厅拍片了。现在全都明白了。英昊直起腰来,一把推开艾贝蒂,摆出一副你少管闲事的姿态,自己从地上捡起已经碎掉一张镜片的眼镜。擦着眉骨上疼痛的地方,出血了;又伸出舌尖来舔舔嘴角,痛。他大喘一口气,飞快地走过去按电梯钮,想要离开。一下两下三下,然后几乎是用拍打的,使劲地揍那个小圆点,再然后大吼了一声。这一声让艾贝蒂和毕绿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但电梯还没有来。
有隔壁邻居开门出来看,望一眼,骂了句十三点,又关门回去。英昊转过身来看艾贝蒂。他喘着气,胸口似有一把熊熊烈火燃烧着。他再次看了看电梯,还徘徊在三四楼之间,于是便自己朝楼梯房走去,噔噔噔地跑下了楼。
艾贝蒂和毕绿对望着。她觉得后背因为刚才挨了小混混的一拳还有些痛。电梯上来的时候,她将地上啃到一半的西红柿踢开,追了下去。在马路上,英昊走得很快。艾贝蒂喊他:“英昊!英昊!”可他不理她。她跳上去抱他的腰,却被他猛力地甩开。英昊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前回过头来对她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扬长而去。
第二天,英昊买了张机票回北京过年去了。
戴方克在放假前两天的早晨给了我一个惊喜。他把两份机票和两本护照叠在一起放在床头柜上,早晨一醒来我就看见了。打开护照,上面有一个泰国的签证,机票是年初二晚上去去曼谷的,还有从曼谷转机去苏梅岛的票。我显得很兴奋,伸手在被窝里挠他。
我说:“你快点醒一醒呀,圣诞老人有时差,礼物送晚了!”
他一抬头,其实早醒了,笑得也很灿烂,俯身上来亲我,说:“亲爱的,希望你这个新年能快乐。”
就是在这样的许多次感动里,对于戴方克和他表现出来的爱,我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未来是怎样的?他伸手拉我,我就跟着走了,却从没有想过倘若有一天,这个男人的手不再伸向自己时,那我的未来,又将在何处。
除夕那天晚上,戴方克回常州了。我回父母家,舅舅舅妈还有表妹也在。
饭桌上,我问母亲:“还记得顾姆妈吗?”她说:“当然记得。当年,她还很喜欢你呢。”
我这才把这些年和顾姳持续不断联络的事告诉她。她显得很兴奋,立即给顾妈妈去了个电话。两个十年没见的老邻居在电话里约着初四去顾姳家的town house拜年。
对于顾姳一家,我的表妹小芹显然已经没什么记忆了。顾姳走的时候,她才十岁大,现在早已出落成标致可人的青春少女。
她插话问我:“顾姳是谁呀,顾姆妈又是谁?”
母亲停下手中的碗筷说:“初四反正你表姐不在上海,我带你一起去玩好了。”
我看看小芹,她脸蛋红扑扑的,真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