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算耆英的把戏不被戳穿，英国人还待见他，他去天津谈判对中方也不会有什么助益——身为文臣的桂良、花沙纳哪里敢扮演什么鹰派，两人都是带着“抚”的想法去天津的，和耆英并无二致，咸丰的所谓进退策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
连天津百姓的胆子都比来自京城的官吏大。五年前，太平军兵抵达天津，那时他们就已见识过大阵仗，敢斗也乐于斗，见四国军舰停泊于海口，一些人甚至想集结盐枭海盗抢劫军舰。桂良一到天津，路边就有许多绅民争相谒见，请求率团练帮助官兵抵抗英法联军。
桂良哪敢碰抵抗二字，急忙用哄骗的办法把这些绅民给打发掉了。
1858年6月15日，桂良、花沙纳分别与四国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仅英国就提出了五十六项要求，是战前所谓修约要求的三倍多，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自由传教、内地通商等一大批新的条款。
桂良当然也想斟酌轻重缓急，能驳的驳，能否的否，可是英国谈判代表、为英法联军充当翻译的李泰国态度异常骄狠，非但不肯留下商量的余地，而且一个字都不让改。
桂良等人在外交方面都是门外汉，身边也没有熟谙世界大势或长于政经商务的人才，导致对所涉条款毫无研究和认识，加上缺乏实力后盾，谈判时的那种窘迫和煎熬之状就别提了。
勉强撑持了二十多天，桂良等人毫无所得。在给朝廷写去的报告中，他们说自己即便谈到舌敝唇焦也无济于事，只好建议对各国提出的条件“姑为应允”，以便能促使英法联军尽快退兵。
报告在朝廷之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等人都递上折子，要求撤回谈判代表，同时调用全国之兵，动用倾国之粮，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这其中又以僧格林沁的态度最为坚决，语气也最为激愤。
以前耆英曾几次当着咸丰的面奏陈英军可畏，应该多与之周旋，也就是委曲求全，被咸丰评价为贪生怕死，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僧格林沁认为桂良等人亦如此，左右都是尸位素餐之辈，谋求议和无非是全身家、保妻子，却忘了要以华夏的社稷和生灵为重，真是可恨可叹可笑可怜。
作为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僧格林沁也没给道光、咸丰父子留面子。他说道光生前就是误听谗言，才导致英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哪里料到皇上你又听谗言，以致隐忧社稷，遗祸子孙。皇上你这么做，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先皇呢”？
在折子的最后，僧格林沁用了四个字“泣血上奏”，这就是著名的“泣血折”。
写的人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全然忘了读的人会是什么心理感受。对咸丰来说，这些文句足以让他五味杂陈，难受到钻心。倘若此折是别人写的，有十颗脑袋也不够摘的，但它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是自家人，对于这位赤胆忠心、曾帮助他挽救国运的表弟，咸丰的感情完全两样。
事实上，咸丰自己也深感四国在天津谈判中的要求严重损害了大清帝国的尊严和利益，“万难允准”。他在桂良等人所上的折子中批道：“览此折不觉愤懑，尤堪痛恨，看来你们此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谈判结果反而还不如原约（指《南京条约》）了！”
可是不答应又怎么办呢？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主动要求率军出征，其实即使他不这么说，咸丰也早已倚之为对外的御敌主将，问题是前方刚刚打了败仗，炮台尚未修好，海防还未整顿，怎么跟人家打？
这次第，正如桂良所言，中方处于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困境，所谓“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除两害相权取其轻外，别无他法。咸丰最终被迫同意桂良等人与四方签约，同时他对僧格林沁和其他主战派的奏折都“留中不发”，当私信自己看看算了，既不公布于众，也不以此定罪。
1858年6月下旬，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在海光寺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就是五十六项要求的照搬，与法国所定条约的内容大同小异。美俄两约虽然有所区别，但根据利益均沾的条款，它们也可同时享有英法条约里的利益，总之一句话，全都赚得盆满钵满，就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偷偷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