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包令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角落里蓄势待发，此人就是位居首相的巴麦尊，与包令相比，他才是一个真正奸猾到家的政坛老手，不然也不会有“政坛不倒翁”之称了。
包令倒霉，他绝不会上去拉上哪怕一把，因为他知道彼时的政治气候不利于出兵，他要拉的话只会引火烧身，这种事情他是绝不会做的，但是包令的报告显然让他倍感兴趣，并牢牢地抓住了其中的两个细节。
一是对叶名琛的评价，包令自然是把这个中国对手说到比世上任何一个坏人都更坏更糟糕，另一个是“亚罗”号事件中的“亵渎英国国旗”。
叶名琛究竟是好是坏，亵渎国旗到底是真是假，这些对巴麦尊来说都无关紧要，它们与包令一样，不过是老家伙手中可以利用的武器而已。
巴麦尊一直在窥测风向，看什么时候出手才会对自己最有利。1857年2月，有议员提出议案，继续对包令等在华官员滥用武力提出指责，该议案随即在议院得以通过。
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但巴麦尊却嗅到了另一股空气，那就是在休整一段时间后，英国人又有了打仗的本钱，殖民主义情绪也重新在国内呈上升趋势。
3月，巴麦尊抓住机会，请求解散议院，重新大选。在这次大选中，他把中国问题作为打击对手，提升己方人气的一个有效手段，包令提供的两个细节更被加量加价，在选民中进行大力抛售。
通过铺天盖地的演讲和宣传，叶名琛成了“集固执、背信弃义和残忍于一身”的“傲慢的野蛮人”，总之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超级恶棍，而“亵渎英国国旗”则变成“亚罗”号事件的代名词，以至于英国老百姓完全忘记了“亚罗”号其实是一艘海盗走私船，纵使在他们国家，也是要予以查禁的对象。
巴麦尊的这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做法固然很不地道，但在政治运作中却十分有效，选民对此很是买账。大选结果揭晓，巴麦尊的政敌遭到全军覆没，巴麦尊通过扭转英国舆论走向，取得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空前胜利，此次事件也被称为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
巴麦尊的大获全胜，并不能挽回包令的声誉，此君在英国已经臭不可闻，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过是巴麦尊的一个走卒而已，得势的首相根本就没有把他打捞上岸的意思，走卒多的是，这个不行，就再换一个好了。
4月，巴麦尊任命额尔金伯爵为特命全权公使，全面负责对华用兵。
额尔金的父亲曾参与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并劫走庙里的大理石雕塑，连英国诗人拜伦都称其是“苏格兰强盗”。老强盗抢得多，挥霍得也快，小额尔金出世时，能分到的财产十分可怜，他只好靠自己拼命往上爬，而他爬得也的确够快，才三十五岁就担任了加拿大总督，且表现很是抢眼。
在额尔金父子的身上，都有着打砸抢的强盗基因，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巴麦尊才选他接替了包令。
额尔金对被派去中国并不高兴，觉得自己是帮包令去收拾烂摊子的，一如当年的璞鼎查之于义律。当然更不高兴的是包令，巴麦尊成功上位，他不仅没从中捞到一点好处，还无形中遭到贬黜，驻华公使被额尔金取代后，只给他留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对次要的港督职务。
回英国无前途，留香港又郁闷，这些自然又得记在叶名琛账上。仇恨让包令已经提前进入了更年期，你现在就是让他演好人都浪费，额尔金还没来，他就急不可待地要施以报复行动了。
在下手之前，包令非常想弄明白的一点，就是叶名琛的虚实到底如何，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它还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假使对方真有很强的实力，即便英军大部队到达，要攻克广州也可能会变得困难重重。
最好能获取到相关情报，但在英军撤离广州后，叶名琛的反谍报措施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严密。他仿照当初对付洪兵围城的办法，下令给广州居民每人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这使得包令无孔可入，得不到任何信息。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叶名琛的反谍报战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永远没有一点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