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奎的女儿周皇后倒是深明大义，但她长居皇宫，一者对父亲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并不能拿老头子怎样。左右为难之中，她只好瞒着崇祯，把自己的五千两积蓄交给周奎，让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连女儿的私房钱都要坑，给他五千两，只认捐了三千两，其余两千两都给他一个人吞没了。
崇祯一轮劝下来，只募到二十万两，都不够打一场仗的。
北京城陷后，李自成可不像崇祯这么客气，他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从百官手里一下子搜罗到了多达几千万两的银子，着实捡了一个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无赖，却没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给他上夹棍，周奎哪受得了这个，被逼交出白银七十万两，后起义军又从他家里抄出五十多万两，合计共百万两，此后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将李岩赶出府第，变得无家可归。老铁公鸡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当北伐军接近北京时，咸丰同样拿不出这笔军费。王公大臣们赶快开会集议，按照家产分配捐额，以为皇帝分忧。
轮到户部尚书孙瑞珍时，大家分摊他捐银三万两，孙尚书脸色都变了，说我跟你们说老实话，我的全部家产合起来，不过七万两。三万两，差不多是家产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脸。孙瑞珍说得也大抵不差，他长期在京城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对照曾国藩在京城当侍郎时的境况，他所能捞到的油水实在没别人想象得那么足，与崇祯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孙瑞珍越是哭穷，众人越是不依，对立双方从口角甚至发展到举拳相向。孙瑞珍被迫脱口而出：“我真不骗你们，若是有半句虚言，便是乌龟王八蛋！”
孙尚书也是堂堂进士出身，儒学之臣，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了。
幸好还有个僧格林沁，没有让大臣们的募捐打了水漂。孙瑞珍老脸丧尽，见财政这项工作又如此棘手，于是很快就告老还乡，回家歇着去了。
让王公大臣们献爱心毕竟是被逼出来的主意，并非长久之计。明末的时候，崇祯除了动员官员集资外，就是不断地增加赋税，以补充军费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谐音，把崇祯叫作“重征”。崇祯的措施，咸丰什么都可以跟着学，唯独这一点他却学不得，因为不加赋税，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历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勤政而言，这一群体堪为第一。从开国到末代，只要还能让他处理政事的，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除了节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哪一天会辍朝，其敬业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涂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几条街。
就是体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数一数二。清代开国以来，赋税本来就不高，遇到灾年必须减免，甚至每逢节庆大典，皇帝还要把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算是取悦于老天爷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时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赋税是田赋和人丁税的合称，康熙过六十岁生日时，公布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旨意，规定今后人丁税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总量算，当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税，对今后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户农民家有三口人，后来变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征税。
雍正比他父亲更为激进。执政初期即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把人丁税总额全部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实际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税。在田赋方面，同样宣布“永不加增”，现在税率多少，将来还是多少。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家，在厘金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商业税，就是有也很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赋税，人丁税消失后，就单靠一个田赋。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赋总是那么多，所以国库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约为四千万两。如果丰年或者太平无事，做皇帝的再节俭精明一点，钱是够用的，有时还能略有盈余，所谓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时，户部存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这是好的情况，倘若不巧碰到水灾、旱灾、战争这些不可抗力轮着来，就得抓狂了，以至于把老本倒贴进去都不够。道光和咸丰的运气不好，什么糟心事儿都让他们给赶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么刻薄自己，也实在是情非得已。
咸丰更倒霉，按照清代惯例，新君即位后都要免掉当年未交的赋税，刚上台的咸丰自然也不能破例。这么一免，一大笔可观收入就没了，可是紧接着却是用钱高峰的到来。
退一万步说，即便可以增加田赋，在造反者已经不绝于途的情况下，亦无异于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生活艰难，你再“重征”，若是短时期内没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马镇压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这样，崇祯也实际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给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