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罗泽南走后，曾国藩遵照他的嘱咐，指挥水师发起湖口战役。在石达开缺席的情况下，湘军一举占领湖口，并夺回了曾被太平军缴获的特大型拖罟船。
但湖口战役也有得有失，统领内湖水师的萧捷三被炮弹击中，当即阵亡。一支水师不能没有统兵将领，曾国藩急召在湖南衡阳的彭玉麟。
经过胡林翼的调和，彭玉麟与杨岳斌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短期内总是觉得尴尬，于是彭玉麟就以养病为由，选择了请假回家。
接到曾国藩的信函时，湖南到南昌的水陆通道都已被太平军阻断，如果安全起见，就得从广东福建绕路，但这样至少得走一百天才能到达南昌。
一百天，就是三个多月，哪里来得及，彭玉麟便化装易服，“芒鞋徒步”，大着胆子从太平军的封锁线穿越。他整整走了七百里路，竟然得以蒙混过关，安然到达南昌大营。
彭玉麟的仗义相助，让曾国藩的一颗心暂时落了地，但这只是就水上而言，陆上则越来越糟。
塔罗不在，曾国藩靠塔齐布的接班人周凤山打仗。要说曾国藩一向看人都很准，可这回选择周凤山显然是看走了眼。
周凤山出身绿营行伍，对治军条令背得很熟，然而他并非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同时还有着绿营军官通常都有的一个致命缺陷，即平时不像塔齐布那样平易近人，能与士卒打成一片，尤其用人方面喜欢论资排辈，导致真正勇敢善战的人上不去，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便大打折扣。
周凤山完全没了塔齐布在时的风采，他很少能打胜仗。仓促之下，曾国藩又没有其他大将可恃，只好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罗泽南攻下武昌后赶快回援。
问题是武昌一时半会又攻不下来，曾国藩怕这时候召罗泽南回来会贻误大局，正好湖南方面计划再派六千湘勇到江西，他也就强自忍性，不提这茬了。
可是仅仅一个月过后，曾国藩就再也憋不住了，原因是江西战局已恶化到极其严重的程度，石达开大破周凤山所部，并一度迫近南昌省城。
曾国藩再也顾不得许多，他上奏咸丰请调罗泽南，说我先前让罗泽南回援武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九江迟迟难以攻下，而现在遥遥无期的却变成了武昌。既然武昌也打不下来，那就不如先让罗泽南来挽救垂危中的江西。
曾国藩考虑得倒也周全：“武汉两岸有三万余官军，想想缺一个罗泽南也能凑合。江西不行，他再不来，这边就挺不住了。”
其实就算曾国藩不上奏，鉴于江西局势的岌岌可危，朝廷上下也已议论纷纷，很多朝臣都主张尽快将罗泽南部回调，但咸丰俯瞰全局，认为武昌攻守正进入关键阶段，这个时候不能抽走主力。
在上奏的同时，曾国藩又先后五次派人或去函，敦促罗泽南回师。湘军的这些将帅，是真正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一群人，所谓“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上了战场，也是胜则举酒让功，败则拼死相救。尤其罗泽南和曾国藩之间，更有很深的私人情谊，绝不可能置对方安危于不顾，因此在接到曾国藩的信函后，罗泽南很是为难，但他又实在不甘心功败垂成。
了解到湖南方面又派了四千湘勇去江西，罗泽南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围攻武昌。他告诉曾国藩，今年攻武昌，跟去年攻九江完全不同。去年攻九江时，九江的周边全是太平军，就算是攻下九江，也不过是守着一座空城。今年攻武昌，不仅周边太平军的据点都给扫荡一空，而且武昌城也已被围得跟个铁桶差不多了。
罗泽南预计武昌不久就可攻下，到时他再与曾国藩会师九江，在此之前，他只能勉励对方再坚持一下：“事在人为，你决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
话说得有多洒脱，人心里就有多难受。罗泽南念及“曾公艰危，义同生死”，几乎每一天都想着要赶紧把武昌打下来，好抽身增援江西。明明围困需要的是时间，他的优势和特长也是“以静制动”，但他又不得不打破这一规律，不断想办法怎样尽快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