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杀到武昌时，城里百姓早就逃散一空，能用于守城的只有千余兵卒。武昌周遭却有十九里路那么长，这一千多人撒开来，平均一个城垛只能勉强安一个兵，就这还不够分配。
陶恩培后悔莫及，可身为巡抚，他有守城之责，没有皇帝的准许，擅自逃走是要被问责乃至杀头的。这时幸好曾国藩已派胡林翼等人回援，然而让胡林翼意想不到的是，等他好不容易，快马加鞭地赶到武昌后，陶恩培却不让他进城。
陶恩培这么做，是因为他发现太平军并没有马上进攻武昌，而只是据武昌对面的汉口、汉阳以守。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没必要让胡林翼进城：你直接进攻太平军吧，此谓“以攻为守”。
胡林翼等人所率援军加一块儿，仅三千余人，武昌城外的太平军接近万人，而且士气旺盛，如何能够轻易击退太平军？更主要的是，陶恩培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太平军一样在守，其实人家只是蓄势待发而已。
太平军能够不断进行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在于他们可以“打先锋”（或称“打掳”）。所谓“打先锋”，不是军事上的派先锋出来打仗，而是四处征集粮草，夺取船只，包括扩充军队。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后最常用的战略战术，其好处是打到哪里就可以把饭锅端到哪里，这个地方空了，再跑别的地方去，一城一城这样打过来，便不愁没有粮饷。太平军不急于攻取武昌，除了等待后续援军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先锋”。
相比之下，官军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粮饷主要依赖朝廷和地方政府供给，虽然在缺饷的情况下，很多官军的军纪也一塌糊涂，但带兵官随时可能因此遭到地方官员的参劾，他们也不敢像“打先锋”那样把当地给席卷一空。湘军则更特殊，曾国藩在建军时就以“不扰民”为宗旨，粮饷除由政府调拨一部分外，都由地方上募集劝捐，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日子，一直比较困难。
胡林翼所部到武昌，既不能进城，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补给，兵单饷绝，别说打仗，就是不打仗，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呢。此时的胡林翼已升任湖南布政使一职，湖南布政使负责民政及钱粮赋税，可是战争期间，并没有一毛一厘的钱粮可供他调配或使用，而且布政使也好，按察使也罢，都没有巡抚大，人家是省长，得听他的。
上司再愚蠢，还是上司，不能不服从命令，攻是肯定要攻的，哪怕是注定失败。第一次，胡林翼感到前途茫茫，悲观至极。他在家书中留下了遗言，说自出黔以来，才一年的时间里，自己已由从四品（知府）升正四品（贵东道），又由正四品升正三品（按察使），再从正三品升从二品（布政使）。“我不过是一个迂腐书生，才四十多岁，就得以连升三级，位居大吏，就算死了也够本了，你们不用为我伤心。”
寄出家书，胡林翼操起家伙就向太平军发起进攻。这种进攻跟预料的差不多，属于搔痒类型，根本难以撼动太平军阵营，所幸只是他还留着一条性命。
很快太平军转守为攻，朝他的大营杀了过来，胡林翼顿时只剩招架之力，而太平军之所以可以开始投入进攻，是因为他们的粮饷已经筹足，后续援军也陆续赶到了。
虽然胡林翼拼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守住了自己的大营，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昌失守，陶恩培也以自杀了局。
协防武昌失去了意义，胡林翼被迫移师武昌以西的金口。谕令传来，他接替陶恩培，署理湖北巡抚一职。胡林翼曾经感慨其职务升迁之快，孰料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转眼之间，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升四级，特别是湖北巡抚一职，那是几个月前曾国藩得而复失的职位，这意味着胡林翼以湘军将领的身份，第一个跨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胡林翼能有如此好运，除了湖北军情紧急，咸丰客观上不能不赋以重任外，与恭亲王奕訢入主军机处也不无关系。
道光给咸丰留下的军机处班底，首辅是穆彰阿，但咸丰基本上不听他的，只听从老师杜受田。在穆彰阿被罢黜后，从未进入军机的杜受田更是在咸丰背后呼风唤雨，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杜受田虽没有大的才识，但他为人谨慎，机敏好学，尤其是非常爱惜人才，曾上疏荐举林则徐、周天爵，又曾保全向荣，做了不少实事。不幸的是，杜受田没过几年就累死了，在咸丰耳边絮絮叨叨的变成了新首辅祁寯藻。
祁寯藻号称道咸年间的“儒宗”，老夫子学问广博，动辄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兴致来了，有时能讲得忘了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咸丰为了表示敬师重贤之意，都不得不装出精神抖擞，越听越爱听的表情，只苦了那些站立听讲的其他军机大臣，个个叫苦不迭。
祁寯藻有学问倒是有学问，但在处理实务方面却非常迂腐无能。他认为湘军兴起不利于清室，因而时时排挤曾国藩。当初在咸丰面前说曾国藩坏话，导致曾国藩丢掉湖北巡抚，乃至在七八年时间里都有责无权的人，有的史料说是彭蕴章，还有的则说是祁寯藻。反正不管是谁干的，这两人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态度基本相同，属于一丘之貉，不分彼此。
和道光年间一样，若是和平年代，这类老爷子几乎是众望所归，连皇帝都得把他们抬出来充门面，然而到了战争或者形势复杂的时期，就明显不如原来那么吃香了。
到北伐的太平军即将逼近北京，咸丰可以明显感觉到军机处的不得力，乃至于不得不委任奕訢为军机大臣，帮自己掌管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