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还好打发一些，缠着李鸿章不放的是洋人。
按照近代西方社会的观念，战场上主动投降者的生命应该得到保障。纵使投降者罪大恶极，也应先将对方送上战争法庭，对其履行相应的司法程序和进行公正的审判，包括人犯亦拥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只有经过这一系列法律程序，判定有罪后，方可施以惩罚。
四王四天将是协议投诚，而且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已经口头承诺将予以赦免，如此情况下仍被杀害，自然最容易引起西方人的不解和反感。上海英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在华洋人，集体签署了一份决议，对此事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声称“这件事很可能使西方国家对清帝国事业失去同情，使迄今一直在帮助他们的豪侠军官撤回援助”。
戈登就是“豪侠军官”中的干将。他原本与程学启的合作非常密切，他对程学启也很欣赏和敬重，认为“程将军是改革中国军队的最佳人选”。至于李鸿章，更被戈登描述为“清帝国最先进的实权人物”“我遇到的最睿智的清廷官员”。李鸿章身上所展现出的充沛精力、才干、学识、决断力，以及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无一不令其赞不绝口。
杀降事件发生后，戈登二话不说，先宣布和程学启断交，接着又盯上了李鸿章。湘淮军中传闻，戈登天天拿着手枪到军营中去见李鸿章，想要杀死他，李鸿章避而不见，于是戈登便率常胜军绝尘而去。还有人说，李鸿章的部下幕僚预先得知戈登要杀他，向李鸿章进行报告并为之筹划，问是否要先发制人，把戈登抓起来。李鸿章长叹一声道：“我自己不修德行，乃至招来了外界的怨尤。洋人刚直豪爽，随他去吧，我不怕。”戈登听到李鸿章的这番话后，隐隐然对其心悦诚服。
传闻虽非事实，但戈登确实给李鸿章制造了不少麻烦。他的第一个举措是计划逮捕李鸿章，发现行不通，就径直携郜永宽的首级及其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回昆山。走之前留书一封给李鸿章，要求李鸿章立即退出苏州，引咎辞职，否则的话，他将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得城镇，再把这几座城镇重新交还太平军，以作为对其背信弃义行为的补偿。
李鸿章倒不怕和常胜军干仗，常胜军除了西洋开花炮特别厉害外，野战能力其实不及淮军，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产生内讧，能想方设法把戈登安抚住，乃是解决事情的最佳方案。
令李鸿章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戈登怎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应？这显然已不是一句“刚直豪爽”解释得通的。想来想去，他只能认为戈登是在借题发挥闹情绪。
戈登在对常胜军进行革新时，曾提出取消攻城后的赏金，但常胜军过去拿赏金拿惯了，攻克苏州后，不少官兵重又要求给予赏金。戈登为了稳定队伍，便向李鸿章提出补发两个月军饷。李鸿章开始不同意，后经磋商，改为补发一个月共计一万两白银的军饷。
这是杀降前发生的事。在当时中国官员的习惯性思维中，洋人都是唯利是图，一心钻在钱眼里的角色，李鸿章便猜测戈登是因“索重赏”未得到满足而泄愤。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原因，就是戈登可能希望获得入城之功，但在入城的关键阶段，他和常胜军却被调回了昆山。
在常胜军的历任统领中，戈登曾经最得李鸿章的欢心。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如此评价道：“自戈登掌帅印以来，该洋将老成勤谨，讨逆之志尤坚，窃以为尚能秉承调度，哪怕花四五十万两白银何足惜哉。”
四五十万两都不在乎，多出个几万两又能如何？李鸿章固然很会算细账，但需要投入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吝惜，在他看来，只要能把戈登劝住，增加赏金的事完全可以再商量。至于战功，他其实也并没忘记戈登，已经在奏疏上为其请功了。
李鸿章把这层意思告诉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让他们向戈登进行传达。与此同时，他又派在淮军中任炮队教习的英国人马格里专赴昆山，对戈登进行解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