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兄弟将华尔和常胜军拒之门外，并不说明湘军在天京外围的境遇乐观。
曾国藩原计划让多隆阿参与攻打天京。多隆阿在攻克庐州，促使陈玉成被杀后，失去了作战目标，完全可以在天京外围承担打援任务，但令曾国藩感到无奈的是，多隆阿依旧不愿听从调遣，他先是选择了按兵不动，而后又自请援陕，在湖广总督官文的举荐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径自率部赴陕西督办军务去了。
多隆阿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但也有其偏狭和俗气的一面。在他看来，自己在安庆战役中之所以出力颇多，可论功行赏时却落在曾国荃之后，乃是曾氏兄弟和湘军故意排挤所致。
你们兄弟令他人出力，自己坐收其功，我在安庆时已经吃了你们一次亏，还会再上当吗？面对曾国藩的一再请求，多隆阿干脆把话挑明：要我来打金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不能再屈居于曾国荃等人之下，必须以我为主帅！
虽然明知胞弟亦不肯相让，然而出于大局考虑，曾国藩还是答应一旦多隆阿兵临天京，即以其为统帅，到时“各路无不听命者”。到此双方算是已经谈妥了，不料天意弄人，多隆阿北上后，陕西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多隆阿一时难以脱身，就算自己想来天京都不可能了。
在湘军的顶尖名将中，除多隆阿外，能够担纲重任的还有鲍超、李续宜。可是鲍超正在皖南对付杨辅清等军，李续宜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用以进攻皖北捻军以及割据一方的苗沛霖，二人暂时也都无法抽身。
由于缺少友军的配合，曾国荃必须同时进行围城和打援，日子比安庆战役时要艰难得多。曾国藩一面竭尽全力为其筹集军火粮饷，一面叮嘱曾国荃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旨，要他在“自固”的前提下，能不出战尽量不要出战。曾国荃言听计从，自扎营天京城下起，便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法，日日“以挖壕筑垒为能事”。
在曾国荃军营垒初成之际，天京太平军即出动三万之众予以攻击，力图趁曾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或驱逐。曾军虽然兵力数量不及敌方，但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传统战法使他们占据着有利位置，加之安庆战役以来，因屡获大捷，部队士气十分旺盛，官兵作战时均能以一当十。太平军出师不利，铩羽而归。
首次解围失利后，天王洪秀全急催李秀成赴援，同时令李世贤速还天京。李秀成正与淮军、常胜军相持于淞沪，后顾之忧不除，自然心结难消，而且他不光是为了确保苏福省，更是因为看到曾军营垒坚固，若强攻的话，牺牲巨大却又难以得手。
天京城阔墙坚，当初江南、江北大营以七八万之众，合围天京数年，天京依旧岿然不动，相比之下，曾国荃军人少兵单，要想攻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秀成之前曾数次成功解除天京之围，以他的经验来看，天京城内只要储备充足的粮草弹药，坚守几年都不成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李秀成决定对曾军采取“避其锋锐，击其惰归”的战法。为了争取洪秀全的支持，他上书分析道：“清军之锐，湘军为最。现湘军乘胜下安庆，破芜湖，而围天京，其势正盛，不可与战，须坚守以待其疲，方可一鼓破之。”
洪秀全早就诏令李秀成、李世贤亲自率兵回援，可是始终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内心已经很是不快，李秀成的上书犹如火上浇油，令他勃然大怒，当即下诏加以斥责：“三次下诏要你回救天京，为什么还不启程？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你再不按诏行事，就是公然违抗命令。天国之法俱在，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作为天国领袖，洪秀全不但治国无方，而且驭将无能。关键时候，他那种对于李秀成既要戒备防范，又急于利用的心态都分分秒秒地写在脸上，可以这样说，他连怎么拿好话哄住部下都不会。
李秀成非常郁闷，不由得摇头叹息：“京中五王十将，有众二十万，不能自卫，非要调疲于奔命之师解围，这是自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862年7月12日，李秀成派对王洪春元引兵数万，自苏州回援天京。洪春元将其部分出二十余队，每队以一个曾军的营垒为目标，对各垒进行牵制，然后用主力猛扑曾军长壕。
曾国荃凭壕据守，等到太平军靠近，便令部将刘连捷实施反击。刘连捷在吉安时期即曾国荃追随左右，是曾军的一员虎将，洪春元作战不利，只得退入天京城中。
其后，洪春元部与来自浙江的援军、天京城内的守军合兵一处，以四万人的规模突击长壕。曾军长壕既宽又深，太平军无法越过长壕，只得隔壕用枪射击。曾国荃瞅准时机，出壕猛击，太平军铩羽而归。
7月中旬，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被鲍超赶出宁国，避至天京附近。二王集结所部两万人，与天京城内各军一起夜袭曾军军营，但这次攻击又再度宣告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