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东战役中，淮军采取了与常胜军联合作战的方式。常胜军装备精良和战斗力强的特点，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加上又是不同于英法联军的中国军队，李鸿章逐渐视之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相应地，他与华尔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自重建常胜军以来，依靠战场胜利，曾经被上海洋人扫地出门的华尔声誉日隆。当然，他也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拜中国雇主所赐，而他在上海的洋人社区里依然势单力薄，要想继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进一步证明自己对中国雇主的忠诚，且尽最大力量将自己融入中国的体制之中。
在薛焕、吴煦、杨坊等人的保举下，华尔先是和白齐文一起加入中国籍，仅仅一个月后，他又决定娶杨坊的女儿为妻。婚礼按照中国的习惯操作，华尔身穿大清官袍，骑着马，完全是个中国女婿的打扮。
在那个年代，像华尔这样的涉外婚姻足以惊世骇俗。实际上，华尔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中国话，中国字是一个不识，新娘则对英文一窍不通。换言之，新郎新娘根本无法交流，他们的婚姻当然也不可能是爱情的产物，而不过是华尔希望更紧密地靠拢中国人的一个实际步骤。
华尔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官赐四品，恩准佩戴花翎，比如军队被赐号“常胜军”，比如官级随之升到三品。他在上海洋人当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以一个不入流的雇佣兵、前大副身份，不仅得以与外国商人、传教士结伴搭帮，还受到了各国驻华公使、领事等高级官员的青睐，在流亡中国的洋人当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者的典范。
问题在于，华尔毕竟是个外国人，在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掌握运用方面远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到位。他以为自己加入中国籍和成为中国女婿，就能够得到中国雇主的完全信任，殊不知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一套检验其忠诚与否的尺度，那就是文化归顺。华尔因为害怕被其他外国人嘲笑，一直拒绝剃发，平时也不肯穿华服。按照文化归顺的标准，中国政府就有理由对他的忠诚度表示怀疑。
除此以外，华尔傲慢不羁和喜欢夸夸其谈的个性也令中方感到不安。已离任的江苏原巡抚薛焕在提到华尔无可争辩的战功时，总是不忘批评他的不礼貌和不驯顺。实际主持朝廷政务的恭亲王奕訢有一次收到华尔的一份申请，华尔在申请中不但自夸其功，而且竟然要求朝廷授予他随意调遣军队的权力。恭亲王吃惊之余，不得不在批复中对他进行训斥，事后在一份文件中说：“华尔虽为中国出力，究系外国之人，性本不羁，心尤难测。”
常胜军是雇佣军性质，既有军饷也有赏金，二者加起来有时数目很惊人。按照恭亲王的说法：“华尔每收复一地，就要求赏金两万两，而收复青浦后他又额外要求一万两。”
杨坊时任常胜军管带，支出方面主要由他负责管理。如同一位熟悉华尔经历的西方观察家所言，“在华尔领导常胜军时，杨不想扣留军饷，就像他不想跳进黄浦（江）一样。”尽管如此，面对沉重的经济负但，拖欠军饷和赏金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会时常发生。每到这个时候，华尔就会朝自己的老丈人大光其火，而杨坊是个不讲究节操的市侩人物，他往往会“在华尔的一声怒吼中扑通跪倒……用头撞他的脚，同时答应一切要求”。
可以想见，类似传闻将令朝廷多么难堪，倘若换成其他人，恭亲王很可能早就向两宫皇太后提出建议，将华尔解职了。就是因为知道华尔能替朝廷打仗，所以恭亲王便只能一边装聋作哑，一边叮嘱李鸿章、左宗棠，要求加强对华尔的控制，并特别指出这是“爱惜将才之道”。
华尔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的新上司李鸿章既与其前任薛焕不一样，也没有完全按照恭亲王所说，对他实行严格控制。李鸿章在对华尔的军事才能深表赞赏的同时，对其小节之处毫不介意。他曾告诉曾国藩，华尔既未剃发，自他出任江苏巡抚后，也从未主动前来拜谒，不过“哪里有空与外国人争此小过节耶”？
华尔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充沛的精力、过人的军事才华以及战场上的勇敢精神——因为负伤次数太多，即便洋人圈子里都觉得华尔“是一个打不死的家伙”。
李鸿章向朝廷报告：“华尔拱卫松、青（松江、青浦），战功卓著，实为洋人之佼佼者。此夷酋至今留长发，亦不来臣府（指李鸿章的官邸）请安，然臣对夷人之不拘小节并不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