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英法联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经表现活跃，但在李秀成率主力进兵后，却逐渐选择按兵不动，消极应付。朝廷一度很是惊疑，甚至猜测洋人是不是已经暗地里与太平军达成了某种协议。李鸿章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洋人既非与太平军私通，也不是要故意坐观成败，而是慑于太平军之兵威，不敢出战。
1862年7月7日，英国公使卜鲁斯收到了外相罗塞尔的训令。这份训令实际上早就从伦敦发出了，只是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才寄到卜鲁斯手中。当时罗塞尔获悉了太平军攻克宁波并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于是代表英国女王，批准了何伯关于对太平军采取攻势行动，用以武装防守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计划。
何伯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但英法联军的指挥权已掌握在士迪佛立手中，而士迪佛立又不敢出战。两人在是否要再次出兵进攻太平军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谁也拿不出一个令双方信服的方案，结果便造成在1862年的整个夏天，英法联军几乎毫无动静。
在英法联军暂停作战的这段间隙，他们所留下的空缺被淮军和常胜军完全填补。
先前李秀成所发动的春季攻势，其战事主要集中于浦西，但在浦东方面太平军仍占有优势，不过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营官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率先改变了这一局势。
与湘军将领多为投笔从戎的书生不同，淮军营官中仅李鸿章的门生潘鼎新一人为举人，其余营官，张树声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没有一个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由于李鸿章所长者为事功而非学术，所以他的择才观也与曾国藩不同，他偏爱的淮军将领，第一当然是程学启，其次便轮到了刘铭传。
其实刘铭传和李鸿章并无旧缘。当年李鸿章在庐州办团练时，刘铭传还在做着私盐生意，直到李鸿章逃离安徽后，他才举办团练，就是后来投身淮军，也是靠了张树声的大力推荐。
最初李鸿章下令潘鼎新和刘铭传共同驻防浦东，从这一安排来看，实为潘主刘辅，即以潘鼎新为主，刘铭传为次，但刘铭传的光芒很快就超过了潘鼎新。
太平军在浦东的重镇包括南汇、川沙、奉贤、金山等，其中南汇城高池深，积粮颇多，就算潘刘要强攻，也很难拿得下来。令人奇怪的是，南汇守军却屡次托人向他们请降。潘鼎新担心对方使诈，搞假投降，不敢答应。刘铭传多了个心眼，他派人到南汇城探听虚实，终于弄清了实情：南汇守将吴建瀛曾遭李秀成养子李容发的凌辱，其他将领的部属又有半数是兵败后投降太平军的勇军和绿营，皆为身在曹营心在汉之辈。
确定吴建瀛等是真心投降，刘铭传毫不迟疑地率军抵达南汇城下。在他的要求下，城内一万多太平军全部剃发，呈缴印鉴及兵器，整个过程没出一点差错。
南汇是淮军在浦东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虹桥之战后，李鸿章乘太平军新败，挥师向浦东发起进攻。在新的战事中，刘铭传同样令李鸿章眼前为之一亮：此人打仗虽然有些天马行空，但“有血性，有狠劲”。
综合刘铭传收降吴建瀛的表现，李鸿章认为他“颇有应变之才”“潘（潘鼎新）之得众尚不如刘，打仗奋勇亦较逊”。刘铭传由此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在原籍皖中的诸营中，李鸿章待之最厚的便是刘铭传的“铭字营”。
在战争中考查将官的同时，李鸿章自己也遇到过危险。有一天，前线的弹药都快要打光了，阵地上的太平军仍支撑不退，部队陷入了进既不得，退亦不甘的尴尬境地。李鸿章见状，便立马桥头，用望远镜进一步观察敌情。不料此情此景正好被太平军某将看在眼里，于是举枪瞄准，准备将李鸿章射于马下。
李鸿章的坐骑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了惊，突然向敌阵奔驰而去，用缰绳拉都拉不住。李鸿章身后有一支三百人的卫队，他们为了保护李鸿章，急忙朝敌人猛冲过去。卫队队长手持盾牌率先冲入敌阵，发现某将正朝李鸿章举枪瞄准，立即一跃而起，一刀将其砍翻在地。其他卫队成员也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搏战高手，一大半人皆能飞檐走壁，一个打对方好几个都不在话下。队伍势如潮涌，竟然一下子就把太平军给击溃了。
事后李鸿章才知道，若不是卫队队长力斩敌将，不但难以将敌人击溃，连自己也差点死在太平军枪下，不禁悚然，连忙对这位队长表示感谢并给他记了一大功。
至1862年7月中旬，淮军先后收复川沙、奉贤、金山，浦东半岛上的太平军势力被全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