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4月8日，李鸿章率首批两千淮军到达上海。上海人平常所见到的英法联军、洋枪队皆着华丽制服，就连绿营和勇军也都穿得像模像样，唯淮军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足蹬草鞋，显得土里土气，路人行人见了，都笑指他们为乞丐。
李鸿章对此倒并不是很介意，也不急于用战绩来证明自己。在加入湘军之前，他可不是这样，那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无论是跟随吕贤基、福济作战，还是在庐州办团练，经常脑子一发热，就会跑出去和人作战，即所谓“专以浪战为能”。
在加入湘幕后，曾国藩特地把他调到曾国荃军的营务处待了一年，以学习军事。这一年让李鸿章取到了真经，他告诉别人：“湘军善战，我原先以为他们是有什么神奇的战略战术，现在才知道其战略战术也无特别之处，就是发现敌人来了，马上去‘站墙子’！”
按照湘军营规，部队是半天走路，半天筑营，官兵们一到宿营地后，就必须立即修建营垒，待营垒修成后方能休息。湘军的营垒为圆形，最外面一圈是鹿砦，中间有内外壕两条壕沟，最里面一圈是土墙，分为内侧的子墙和外侧的正墙。正墙高两米多，子墙的高度只是它的一半，士兵可以站在子墙上，依托正墙顶部挖出的枪炮眼，向外观察和射击，这就叫“站墙子”。
“站墙子”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和办法。一般在凌晨四点，也就是敌军最容易偷营劫寨的时候，营垒中的官兵要全部起床，其中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七点以前，再派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的其余时间，也要派一成士兵“站墙子”唱更，彼此轮换。
在曾国荃营中，李鸿章亲身体验到了“站墙子”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认为“半日行路，半日筑营，扎稳脚跟，劳逸结合”，乃湘军很少打败仗的秘密法宝。
其实不光是“站墙子”，稳扎稳打和时时防备的军事思想也早已渗入湘军的血液之中。就在李鸿章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特别告诫他不要急于求战，而应先练就精兵，站稳脚跟，他还针对李鸿章急躁任性的性格弱点，以“深沉”二字进行戒勉。其他好友如李续宜等人也纷纷以“从容”“勿急”等字相赠。对于师友们的这些劝诫，李鸿章都铭记在心，表示“当奉为枕中秘”。
淮军到上海后，洋人屡屡要求他们出兵“会剿”，与洋兵共同作战，李鸿章都不肯答应。李鸿章的这一态度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后者在来函中指示：“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功夫。”
这时，朝中恭亲王、文祥等人也主张淮军即刻参与“会剿”，借洋兵之力打击太平军。那拉氏难以决断，专门为此征询曾国藩的意见。
在回奏中，曾国藩以科举打了个比方。一个读书人如果具备一点功底，文章也能写出个大概模样来，那么在他报名应试时找别人将自己的文章适当润色一下，虽然是作弊，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果他既不能写文章，又不赴试，只是一味找枪手顶替，则无论最后是否会被录取，都会令父兄蒙羞。
曾国藩说淮军就好像是那个报名应试者，而专借洋兵之力，则就相当于单纯地以枪手顶替。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淮军尚未能够练成精兵的情况下，一味想靠“会剿”投机取巧，若不能取胜，必然贻笑外邦，有辱国格；若侥幸取胜，又后患莫测，洋人会以为中国无兵，从而更加轻视中华。
曾国藩同时致信恭亲王等人，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淮军所面临的困难：李鸿章一军，惯战者不过两千人（指编入的湘军精锐），其余都是刚刚才集结起来的士兵，操练未精，胜败难料。
曾国藩认为应分三个阶段使用淮军：第一个阶段是专心训练，等第一个阶段完成，初步具备战而能胜的实力和把握了，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出战而不“会剿”，与洋人各“剿”一处，但尽量靠近一些，以进行战略战术的配合；在第二个阶段中，如果淮军表现优异，洋人也发现淮军确实可用，不再嘲笑了，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与之“会剿”。
“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曾国藩所思考和归纳出来的这套办法最终得到了朝廷的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