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答应援助上海，钱鼎铭就住在安庆不走，而且每次见曾国藩，必然哭着哀求，那样子真的跟申包胥哭秦庭一样，反正只要曾国藩不松口，就决不打算还乡。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既与曾国藩是同年，自然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是同年。得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和学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钱鼎铭又亲自登门拜访李鸿章，请求帮助劝说曾国藩。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帮助积极劝说曾国藩立即派兵助守上海。
这一期间，大学士、江苏常熟人翁心存以朝中元老的身份，上疏称：“苏州、常州一带的绅民一边结团自保，一边急切盼望曾国藩来援，其心情就如同盼望自己慈祥的父母前去解救他们一样。”他请求朝廷敦促曾国藩，赶快派出一名擅于跟太平军作战的将领驰援。
朝廷接受了翁心存的意见，随即颁发谕旨，命曾国藩速遣大将东下江南，“以慰民望”和解除政府的南顾之忧。至此，上有朝廷的谕旨，下有官绅的恳请，加上李鸿章等人的劝说，曾国藩开始对东援方案进行重新审视。
自从曾国荃攻下安庆后，攻夺江浙及其南京便已成为湘军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由左宗棠入浙起，从西向东一个个依次解决江浙沪，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则是分兵援沪，在援沪的同时以上海为基地，加强东线的进攻力量，从而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的有利态势。
经过认真考虑，曾国藩终于痛下决心拨兵援沪，钱鼎铭一行这才高高兴兴地回沪报喜。
在大计已定的前提下，派谁领兵援沪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湘军集团当时被公认最能打仗的三员大将，分别是多隆阿、鲍超、曾国荃。多隆阿智勇双全，但唯一能调动他的湘军主帅只有胡林翼。胡林翼死后，多隆阿大有伯乐已去之感，不愿听从曾国藩的调遣，而且他正在皖北与陈玉成部的太平军作战，就算是硬调也调不过来。鲍超倒是肯听从曾国藩，不过江西、皖南战场也缺不了这位宿将坐镇。
三大将中只有曾国荃能用。因为攻克安庆，曾国荃声名大震，连朝廷也把他作为了援沪的最佳人选。此时曾国荃已奉命回湖南增募新营，朝廷因此在谕旨中问道：“贼匪（指太平军）攻陷杭城后，势必将窥伺淞、沪，曾国荃募勇是否已经回营？”
按照朝廷指示，曾国藩须催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人援沪，同时曾国荃的职责不仅是防守上海，也包括乘虚袭进青浦等上海周边县城，从而为进一步克复苏常两郡做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两次致书在湖南募勇的曾国荃，与他商量援沪一事，但曾国荃一心要攻夺南京，并且认为攻南京对援沪乃至克复苏常也非常必要：“金陵为贼（指太平军）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
见曾国荃志不在此，曾国藩只得另择良将。李鸿章发现机会来了，立即主动请缨。在曾幕之中，李鸿章是抱负最为远大的一个，每次谈及中外形势，均有收拾天下，舍我其谁之概。鉴于他在投入湘军前就有多年征战经历，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好高骛远的书生，所以曾国藩对他也极有信心，认为李鸿章做事从容不迫，今后定能肩负重任。
在此之前，曾国藩已把李鸿章作为重要的储备将才，通过各种机会和场合予以打磨，如今也确实到了将他推上前台，一试锋芒的时候了。曾国藩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安庆这里少了一个左膀右臂，怎么办？”他两次上疏奏保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才大心细，静气内敛”，请求以之替代曾国荃东援。
朝廷旋即回复照准。胡林翼生前曾建议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后，应大胆地派李元度、李鸿章统兵分别进军江浙，如今除了李元度易人外，这一建议基本都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