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突出洋枪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斗力外，薛焕在奏折中也没有忘记提及华尔对大清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对于借助洋兵“助剿”，那拉氏、奕訢虽已不像咸丰时那样保守固执，但仍非常忌讳。新洋枪队的士兵全部是中国人，且可以不依靠英法联军支持，独立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一点他们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所顾虑的主要是华尔等洋人。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尽管自古就有雇佣外国军事人才（“番将”）的传统，然而历朝历代留下来的相关经验也同时表明，这些“番将”的忠诚度并不一定可靠。不可靠就容易出乱子，有时还是大乱子，比如唐代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有些史家就认为它不是单纯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之间的内战，而是中国人和叛变了的“番将”及“外国”雇佣军之间的争斗。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向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之外全都是“外夷”，即便开明如奕訢、文祥，思想意识上也从来没有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衡量外夷是否忠实，由来已久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归顺，中国的文化典籍称之为“向化”“来化”“慕义”。
早在1861年，华尔就向道台府和美国公使馆提出申请，要求“归化”为中国臣民，以及改变“服色”，改穿大清官服。华尔当时这么做，主要是迫于压力，避免因违背中立而再遭逮捕和起诉，同时也让美国政府不能利用其国籍插手洋枪队内部事务。薛焕是个老官僚，中国官员常见的机敏、圆滑、谨慎等特点在他身上一个不缺，他自然不会傻到将这些背景和盘托出，他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的，是华尔对朝廷如何“真心实意地忠诚”，以及“抑制他‘向化’的忠诚似不妥”。
朝廷对华尔的主动“向化”显然感到非常满意，在诏令中称赞道：“（华尔）已由钦慕转向华风并怀有忠心，能干而顺从，确实值得敬佩。”按照薛焕的意见，华尔被授予四品顶戴花翎，继续负责训练常胜军，这意味着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得到皇帝特赐嘉奖的西方人。
高桥战役让何伯和华尔都尝到了甜头。何伯虽然预料这次军事行动最后终将得到上司的支持，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英法联军哪怕是以主动防御为名义对太平军发动进攻，也已经明显破坏了英国政府所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为此，他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特意做了掩饰，竭力说明所派出的数百名联军“并不是认真安排的”。
何伯自己是早就把中立政策扔到爪哇国去了，他仍一心想着如何进一步攻打太平军，“三十英里外围战”由此破炉而出。所谓“三十英里外围战”，是由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实施联合作战，对上海城外围三十英里范围的区域实施“清剿”。
1862年2月22日，何伯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写信，提出了“三十英里外围战”的计划。不过他把计划的发明权戴在了华尔头上，还说明洋枪队将在计划中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联军仅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
卜鲁斯早就倾向于清廷，但根据本国外交部的中立政策，仍主张限制英国直接介入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他一边有保留地对“三十英里外围战”计划表示同意，一边坚持联合作战期间，所攻克的城市都应由清军来守卫。
在“三十英里外围战”正式开始以前，英法联军、常胜军和当地清军对太平军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攻势，对太平军修有防御工事的的各个前哨阵地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减轻太平军对上海和松江的压力。在这些战事中，联军多数情况下仅担负后备军的角色，以及向联合部队提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炮火支援，在战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常胜军，他们作为散兵、攻击部队与追击部队，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活跃。
华尔毫无疑问是常胜军的灵魂人物，指挥作战时他不穿军装，不佩军阶标志，若用正规军人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举止极为随便，然而另外一方面，他的衣着打扮又十分讲究和引人注目。
华尔有一件紧身便装军大衣，乃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赐赠，一般情况下，华尔不是穿这件亲王赐赠的军大衣，就是穿一件热带居民所穿的紧身短上衣。除此之外的行头，还有一件厚厚的斗篷、头上所戴的宽边帽，以及嘴里叼着的方头雪茄烟。
华尔手中也从不握刀或武器，只拿一根马鞭聊作手杖，它的作用和其他行头一样，并不光是为了出风头，更有消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塑造自己战无不胜形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