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家都相信一场空前血战无可避免的时候，天时无常，从1862年1月26日起，上海突然下起大雪，雪停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从1℃下降至-20℃，《北华捷报》称：“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
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而且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天之久。对上海的洋商洋兵来说，这种不期而至的气候简直是“上天佑助”：暴雪和酷寒重创了太平军，由于对此缺乏心理准备，他们没有足够冬衣用以御寒，多数时间无法外出行动，按照李秀成的说法是“我们动弹不得”；河道被冰块阻塞，在河中巡逻的军舰和船只全都行动受阻，但太平军水师也因而行动困难，不能负起配合其陆军行动的职能。
依靠天气帮忙，何伯总算把危机应付了过去，当然他知道这只是暂时应付，天气一旦转暖，太平军仍会继续进攻上海。他于是决定彻底放弃英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为了表明这么做有理有据，他宣称：“太平军不单是反对皇帝的暴乱分子，而且还践踏人间与神灵的全部法律，将他们从通商口岸驱逐出去完全正确。”
上海地区的清军包括绿营和勇军，绿营不用说了，早已堕落为乌合之众。上海地方政府自己招募的勇军也并不比绿营更强，英国情报机构汇报说，用来“保卫”上海地区的三万名勇军每个月都要耗费几十万元，可他们不是没有战斗力，就是对政府不忠诚——勇军名义上虽属江苏地方长官指挥，但地方长官其实根本不能予以控制，有人干脆称之为“市井无赖”。
在何伯眼里，清军都是废物点心，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自家的英法联军又数量有限，无论防御还是进攻都很吃力，于是洋枪队就成了他唯一能够发掘和利用的军事资源。
至1862年1月，洋枪队达到了一千多人，部队装备齐全，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同时在经过几次较小规模的战斗考验后，华尔也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部下已能适应进攻性作战。倒是中国的地方官僚受先前老洋枪队惨败的影响，认为新洋枪队再怎么训练，毕竟和受过实战锻炼和检验的英法联军不同，难以承担起主动进攻的责任。苏松太道吴煦就担心华尔过于轻视太平军，贸然出击会削弱上海的防守力量，甚至导致上海被攻陷。他在一封信中质问上海道台，说到那时即使“食华尔肉”，又有什么用呢？
事实证明，吴煦的担忧是多余的。洋枪队首先在吴淞告捷，其所属的一个支队击退了一大批太平军，接着在清军的援助下，洋枪队又于广富林击败太平军数千人。2月上旬，太平军开始重兵集结于松江周围。松江不但是洋枪队的基地和老巢，也是上海的门户，华尔急忙派约五百人出击，在清军的及时援助下，将太平军赶出了其所在营地。
洋枪队的动向终于引起了太平军高层的注意和重视。太平军直接对松江发动了进攻，但这次进攻也遭到挫败。洋枪队最新配备的大炮在此番攻守战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太平军死伤达两千多人。洋枪队在击退太平军后，又追至广富林，俘获七百多人，并夺得大量船只。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天气寒冷，给养不继，太平军只得撤除对松江的包围。
洋枪队在这一系列战事中取得的胜利，令其身价倍增。何伯忙不迭地邀请华尔会谈，希望洋枪队能够与英法联军合作，共同对太平军发动攻势。
昔为阶下囚，今作同盟者。华尔没有忘记当初正是何伯将他变成了囚犯，他在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久郁于心中的一丝愤懑，同时要求何伯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过去抓捕他那样的事件。何伯立即答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已步入坦途，并将得到我所能给予你的全部支持。”
华、何一拍即合。1862年2月16日，两人化装成猎人，对位于浦东半岛顶端的高桥进行了侦察。五天后，英法联军出动四百多人，洋枪队出动六百人，对高桥展开会攻。
在高桥战役中，洋枪队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不仅将据守外围工事的太平军予以击溃，而且攻陷了约有一万人守卫，虽无城墙但工事坚固的太平军前沿阵地。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连对洋枪队一贯持批评态度的上海新闻界也一反常态地表示认可。
在新洋枪队成立后，以江苏巡抚薛焕为首的地方官员一直未敢向朝廷汇报相关情况。这时觉得时机已到，薛焕立即写成奏章，将高桥战役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同时对华尔及其洋枪队给予了很高评价，夸口说只消少数洋枪队就能战胜众多太平军。
薛焕建议：“因洋枪兵勇甚为得力，（所以希望能）取名常胜军。”他的建议得到批准，从此洋枪队获得了中国官方所授予的合法地位，并正式开始使用常胜军这一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