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军重臣中，左宗棠的自高自傲是出了名的。当初受“樊燮案”所困，他曾表示愿到曾胡手下做一名营官，杀敌以自效，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激愤无奈之语而已。在左宗棠的内心里，他连曾胡都瞧不上，尤其认为曾国藩打仗不行，太过“钝拙”。有人把左宗棠和曾国藩、胡林翼相提并论，认为是抬高他，不知道在左宗棠看来，恰恰是让他掉了价。
然而当被派到战场上指挥军事时，左宗棠却绝不敢存有一丝一毫的骄傲麻痹，他自己精心拟订的作战计划，只要发现已不符合实际需要，可以随时推翻。他这样向别人解释：“我过去以一举人的资格欲办天下事，心气不高能行吗？现在朝廷如此倚靠信任和重用我，自然应当放低姿态，认真地为国家谋划，哪里还敢自高呢！”
在成功地解衢州之围后，楚军实力大增，已经有了与太平军主力一拼高下的底气，而情报又显示李世贤在杭州部署的守军其实并不多，兵力仍然集中在金华，这样左宗棠便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战略也随之被调整为“先金华而后严、处”。
1862年8月11日，左宗棠率部自衢州东向进攻龙游，金华战役的帷幕被徐徐拉开。一个月后，蒋益澧部八千兵勇到达前线，攻城范围又扩展至兰溪、汤溪。左宗棠对军事地理学研究极深，他在奏疏中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须先攻下两城，廓清后路，而后才可取金华；兰溪通过水路直达严州，必须先攻下兰溪，而后才可取严州。
一开始的战事并不顺利。太平军依靠各城及其城外的防御工事拼命固守，一看到攻城部队扑上来就开炮，导致楚军攻得越猛伤亡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时常发出“攻坚之难如此”的感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停止进攻，收队回营，但他同时又非常清楚攻下龙、兰、汤三城的重要性，所以依然坚持强攻。
恰在此时，曾国荃开始加紧围攻南京，奉洪秀全之命，侍王李世贤率七万余人离浙赴苏北援。金华一带的太平军的兵力大减，在与楚军的对垒中失去了数量优势，但他们仍按照侍王留下的“密嘱”，凭借“龙、兰、汤为犄角，严、处为爪牙”的防御体系，继续进行顽强抵抗。
楚军进展缓慢，伤亡却不断增加，其中龙游一战伤亡近千人，汤溪一战也伤亡了包括一名副将在内的三百余人。就在左宗棠焦灼不安，深恐攻城战旷日持久，会影响和拖累整个战役进行之际，外围突然传来的一份捷报终于改变了这一尴尬处境。
在外围，左宗棠的大将魏喻义负责驻守淳安。魏喻义原本隶属于曾国藩，新近才由湖南调到浙江前线，归左宗棠统辖。他曾率部参加过阻击石达开的宝庆战役，具备一定的作战经验。
按照左宗棠“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原计划，楚军主力本来要自淳安出发，进攻严州。计划变动后，主力前去参加大会战，魏喻义部成了孤军，但幸好太平军也把重点放在金华战场，并没有主动前来进攻。
运气这么好，似乎应该躲在淳安城里偷乐才是，但魏喻义的打算竟是趁太平军不防，独自攻取严州。部下们听了都吓一大跳，魏部一共才两千人，守一座淳安城都觉得兵力单薄，去攻打主力也未必拿得下来的严州，会有多大把握？
魏喻义颇有左宗棠式的气魄，他大手一挥：“定全浙必拔要域。”随后拔营起寨，沿着小路一步步向严州移动，最后到达了距严州仅六十里的铜关。
浙东钱塘江上有一个独特的营生，叫作“江山船”，实际就是妓船。魏喻义在侦察严州动静的过程中，认识了“江山船”一名姓王的妓女，又通过王女与当地民团首领林三结识。太平军严州守将与林三有仇怨，准备夜袭林三所据的地盘。林三得到这一情报后，忙派王女向魏喻义报告。
魏喻义正苦于严州守敌势众，硬攻难以得手，获悉严州太平军要倾巢出犯，不由得眼前一亮。他当即挑选出千名兵勇，亲自带领奔袭严州。
与龙、兰、汤不同，严州城的太平军守备相当松懈，城头除了更夫断断续续地敲一下梆子外，篝火等照明设备都一无所有。敢死队员以夜幕为掩护，用梯子登上西门城楼，继而砍断了西门铁锁。魏喻义率部一涌而入，与城内的留守官兵展开巷战，猝不及防之下，太平军毫无斗志，不久就被击溃。
前去夜袭林三的太平军主力因对方已有准备，只得返回严州城，半路上他们望见火光，便知道大事不好，在确证楚军已经入城后，只得不战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