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到寓所后，正要收拾行李出发，胡林翼已派人赶到寓所，邀请他到英山大营再住几天。李鸿章起初还拿腔拿调地不肯，经胡林翼竭力挽留方才答应下来。
胡林翼本想劝李鸿章继续回祁门，但看对方正在兴奋当中，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李鸿章把酒言欢，两人都不再提及前事，直至尽欢而别。不过等李鸿章一走，胡林翼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李某（李鸿章）终究会自己明白过来的，到时还是要引导他前进，用好此人，可以增强我军的力量。”
李鸿章前往江西，在兄长任职的地方住了一年，也闲了一年。这闲置下来的一年可把他给愁坏了，说到底，李鸿章的人生理想还是“拼命做官”，哪里是个闲得住的人。
一天，李鸿章兄弟在友人处遇到了一个九华山的和尚。此僧擅长相术，他先见到李瀚章，称李瀚章是贵人，且“不出十年，将为封疆大吏”，继而又见李鸿章，更是预言其未来前程超过乃兄：“贵不可言。令兄能够显贵，也都是由于你啊！”李鸿章回去跟母亲一说，老太太大喜，次日就让李鸿章给和尚送钱，希望能问得更详细一些，但和尚已经走了。
李鸿章晚年任两广总督，被调入京居住于贤良寺。一名九华山寺僧入京迎请藏经，依靠一些九华山老香客的关系寻到李鸿章门下，想请李鸿章为他的庙宇题字。李鸿章尚记得当年那位擅相术的和尚，问此僧认不认识。九华山的庙宇及和尚不知有多少，这僧人哪里认得，但他很会看人脸色和奉承巴结，马上顺着李鸿章的意思说：“您见到的高僧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九华山确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所以僧人的胡诌也并非毫无依据。李鸿章听了十分高兴，不仅题了字，还命贤良寺住持代为陈说，让九华山寺僧得以早早就领到了藏经。
李鸿章对“地藏王菩萨”的念念不忘，验证了当年他那颗按捺不住的名利之心有多么急切。他终于如同胡林翼所说的那样明白过来，领悟到一旦离开湘军和曾国藩，确实没办法“进身”，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放到现实之中，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的大话空话而已。
正在犹豫彷徨之中，李鸿章接到郭嵩焘的一封来信。郭嵩焘劝他说，你“崛起草茅”，现在的根基还很浅，必然须由贵人相助。试问今日之天下，舍曾公（曾国藩）之外，你还能依靠谁呢？就算原来与曾公之间有过不愉快，你仍要赖之以立功名，所以还是去投曾公为好。
郭嵩焘的信可谓来得恰逢其时，李鸿章读后怦然心动，于是便趁着湘军收复安庆的这样一个机会，写信向老师致贺。虽然他在贺信中并没有明言想回归湘军大营，但其心情和愿望已是跃然纸上。
说实在的，李鸿章当初离开祁门大营，确实让曾国藩很伤心很失望。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身边多一个得意门生和幕僚的支持，就意味着多一份力量。以后当听到有人说李鸿章才气无双时，他总是叹息着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是胡林翼的及时来信提醒了曾国藩，曾国藩自己也认为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乃未来不可多得的将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气也慢慢消了下去。毕竟李鸿章主要还是为了替李元度仗义执言，而不是因贪生怕死借故逃离，再者说，李鸿章当时只是一个既无官职在身又无兵权的幕僚，即便没有师生争吵的这件事，老母寄居于邻省，提出辞职回家奉养母亲，难道不行？
曾国藩一向非常珍视与朋友弟子的友情，他不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同时自胡林翼去世之后，他也深知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所以更有一种视才如命的紧迫感。看到李鸿章的信后，他即亲自复书一封：“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等的就是曾国藩的这句话，当下便从江西来到安庆，曾国藩不仅重新邀其入幕，而且待他比从前还要好，凡军政要务，都要与他进行筹商。
有人爆料说，其实曾国藩当时是这么回复李鸿章的：“足下的行踪也太让人捉摸不定了，以前祁门危急的时候你走了，现在安庆这么安全，你为什么不来？”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即就算让你回来，但抓住机会该挖苦也要挖苦，只是它低估了曾国藩的胸怀，而且从李鸿章见信即行以及曾国藩嗣后对他的态度来看，也显得颇不可信。
没有曾国藩的胸怀雅量、胡林翼的远见卓识，以及李鸿章自己的磅礴才气，李某重新回归湘军这段故事就不可能发生，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湘军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并呈现出越来越不可遏制的强盛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