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出逃热河，“巡幸木兰”只是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当然木兰围场本身也是优质狩猎场，咸丰刚去的时候也时常外出打打猎。不久，北京和议结束，英法联军自北京撤退，咸丰又将京城宫廷里的戏曲演员召至热河侍奉。
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原有宫舍二百余所，当时完好的也尚有七十余处，里面收藏着乾嘉时期的服饰器用以及梨园行头，正好可供演员们取用。据宫廷档案记载，行宫内每隔两三天就要演一场戏，有时上午演完，下午还要接着演，每次演什么戏目，都由咸丰用朱笔亲定。
住在热河的咸丰自号“且乐道人”。这位“且乐道人”不仅喜欢看戏，自己对戏曲也有研究，甚至艺人给太监授艺，他也会在旁边观看。一天，艺人陈金崔教唱《闻铃》一戏，戏文里有一句“萧条恁生”，“恁”应作去声，陈金崔读作上声，咸丰听后立即予以纠正。
皇帝与艺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经混得很熟了，咸丰的性格又很随和，所以陈金崔没有你说什么就什么，他坚持自己是按旧曲谱唱的，没错。咸丰也急了，竟然不顾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起来：“旧谱上面本来就是错的啊！”
倘若国泰民安，会画画懂戏曲或许还能锦上添花，给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风采，可这个时候就只会引来非议了。臣民私下的评论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大船已经漏水了，你还在高声欢歌，房子已经着火了，你还在痛饮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马上要沉，房子马上要完吗？
对于咸丰来说，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经是一回事了。和议一成，恭亲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请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丰却以外使亲递国书一节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对他进行要挟为由，拒绝返京。
和议之前，大臣们多数像咸丰一样，表面蔑视洋人，其实内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与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甚至扣留巴夏礼和洛奇等人作为人质，他也是提议人之一。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不知外交为何物，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抚，从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来看，他应该属于剿夷派。对奕訢这样一个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议和是一个可怕和屈辱的过程。参加签约仪式的一名法军军官观察到，奕訢“非常疲惫，甚至是迟钝，总之，总体的外观表明亲王的身体非常糟糕、虚弱”。
当然洋人们也没有忽略亲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恭亲王通常被认为非常机智，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精明和狡猾”。这一点在签约仪式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指参加仪式的英法军官）惊讶于他（奕訢）眼中不时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精明能干，让奕訢在和谈期间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