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自从在羊栈岭败于鲍超之后，就对鲍超心有余悸，见到总是绕着走。听闻鲍超回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避战，先前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祁门落败的消息，又让他产生了江浙归路可能被切断的担忧，于是不等与隔江相望但音信不通的赖文光取得联系，便下令全军原路东返。
日后李秀成被俘，审问者问道：“你的部队已打到鄂省南境，再进一步就可使武昌动摇，甚至解安庆之围，为什么一听到鲍帅（鲍超）来援，就不战而退呢？”
李秀成是这样回答的：“开始我的确想通过攻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但后来知道安庆之围难解，又听说鄂兵（即指鲍超的霆军）太强，所以才不战而退，此乃天意。”
除了李秀成自己承认的闻鲍则退外，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李军占领武昌县后，李秀成的部下曾在武昌县附近截留了一批英国人的丝麻，希望以此与英方交换枪支弹药。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为此登门交涉，将这批货物要了回去。有人推测，金执尔交涉时，可能又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哄骗威吓陈玉成的故技，导致李秀成最终放弃了进攻武昌的计划。
安庆战役期间，天王洪秀全曾发布诏旨称“替朕调拨交玉胞，业颁诏旗印四方”，似乎赋予了陈玉成以调拨军队的最高权力，但是这种授权被打了很大折扣，干王洪仁玕和洪秀全的那两个脓包哥哥全都位居陈玉成之上。
退一步说，就算是洪仁玕等人不干涉陈玉成指挥，凭陈玉成一己之力，要想再形成天国早期军事上统一指挥的局面也难如登天。当时天国已封了十多个王，与陈玉成、李秀成封王时起到积极作用不同，自此开始的大封诸王可谓弊端众生，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军封王太滥，诸王各不相下，不受节制，故行军难有统帅；上游仅恃陈玉成，下游仅恃李秀成，非有节钺之尊也。”
缺乏“节钺之尊”，就得像李秀成一样，全凭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调度军队，但根据湘军掌握的情报，英王陈玉成除与干王洪仁玕的关系不错外，和其他王包括忠王李秀成在内，全都是貌合神离，各王对陈玉成也是“表面敬畏，内心嫉恨”。
天王的猜忌狭隘，诸王的各怀心思，令陈玉成的指挥权十分有限，每战他都必须与各军首脑协商，一些部队拒绝合作、不听指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陈玉成到桐城后，召章王林绍璋前去开会研究作战方略，林绍璋竟以“粮草罄尽，官兵惶恐”为由拒绝与会，还擅自移营鱼塘冈（据考证应为雨坛冈）。陈玉成致信林绍璋，批评他身居王位，却反复不定，导致将官不能用命，而且“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轻举妄动，自惑军心”。
这封批评口气极其严厉的书信后为湘军所得，曾国藩看了很是高兴，说通过它就知道太平军诸王不合，各自为战，不相上下，湘军胜利有望。
林绍璋是个草包王侯，他的作用与李秀成无法相比。从安庆战役期间湘军缴获的太平军“伪文”（作战命令、通报等文件）来看，陈玉成曾通过天京方面给李秀成下达命令，让他北渡援救安庆，但命令并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李秀成直接过江救援安庆，如果他能在湖北坚持进攻武昌，或在皖南坚持进攻祁门，甚至在江西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牢牢盯住南昌打，也间接具备了为安庆解围的性质。祁门、武昌、南昌，这三个地方，只要痛击一地，或同时痛击其中的二地、三地，必将导致湘军更大规模的分兵，到时解安庆之围还会困难吗？
可惜的是，李秀成和李世贤相似，关键时候私心太重，苏浙是他们的根据地，无论参加西征还是沿途招兵，首要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苏浙根据地：战局顺利或实力增强，就要回去经略浙江，实现他们把苏浙根据地联成一片的计划；战局不顺或北路西征军需要直接支援，往往就畏畏缩缩，保存实力，乃至拒绝施以援手。
李秀成等人的自私和心不在焉，使得湘军在赣鄂两省重新占据了主动，鲍超跟着李秀成一直追到江西，李续宜、刘岳昭等部合力进攻仍坚守于黄州、德安的北路西征军，武汉已经安如磐石，湘军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围攻安庆了。
自李秀成进攻上海受挫，英法联军即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军提供武器补给，但粮食并不在此例。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中国向列强开放了内河通商，载运粮食的洋船更可以在长江上畅行无阻。在不少洋商看来，安庆缺粮乃是一个极好的商机，正好可以将他们船上的粮食卖个好价钱，因此不顾官军劝阻，一直与安庆城内互通贸易，向太平军出售粮食。湘军水师虽控制了近城江面，可是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听其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安庆被围一年多，城内却依然没有弹尽粮绝的原因。
倘若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城内接济不断，哪怕再围个一年也不会有什么成效，“安庆永无克复之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曾国藩思考了整整两个月，之后突然开了窍。